二 百年前中国内部的情形

中国在十八世纪，是清政府文治武功极盛的时代。（乾隆帝即位于一七三六年，禅位于一七九六年，他在位的时期，正值英法争雄于欧陆和印度、北美殖民地；北美联邦共和国的成立，也是当他在位的后期；法国的大革命，起于他在位的末期。嘉庆帝时代，则为拿破仑第一称雄时代。蒸汽机的发明，在乾隆二十九年，到了嘉庆十二年，已应用它造成汽船了。）就中国的学术思想说，此时也算是放了一点光彩。清代最有名的汉学中坚人物，所谓戴、段、二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及其子引之），皆会萃于此时。（戴为乾隆时举人，曾任四库全书馆纂修；段为戴之弟子，亦乾隆时进士；王念孙为乾隆时进士；引之则嘉庆时进士也。）他们治学的方法，也是一种极有科学精神的方法；可惜他们的科学精神，全用在故纸堆中，他们的工作还只能比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工作，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生活，未能发生若何的影响。其中第一个重要人物戴震，算是很能注意于实用方面（戴氏曾著有《勾股割圜记》等书），但终为旧时代所谓“王政”的观念所拘，未能突入近代自然科学的核心；戴氏的哲学理论，也很与西方边沁派的功用主义相接近，但当时一般人多只注意他的考证，罕有人注意他的哲学上的理论；因此盛极一时的所谓汉学，全没有与西方同时代新文化潮流相抵抗的效能。（咸同时代，中国人且有“天下不乱于长发贼而乱于汉学”的诬说。平心而论，谓天下乱于汉学固属诬说，谓汉学没有抵抗西方文化潮流的能力则属事实。）并且在乾隆奖励学术的用心，与其说是启道民智，毋宁说是想把优秀人士的聪明才力锢蔽于故纸堆中，帝开四库全书馆，与明太祖用八股文来锢蔽民智，差不多是同样的手段。他一面开四库全书馆，一面颁布禁书令，凡明末清初有关于满汉民族消长的著述，皆称为逆书，一律销毁；由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销毁所谓逆书凡二十四次，被销毁之书达五百三十八种，共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犹恐未能禁绝，到五十三年尚严谕陆续搜禁。乾隆五十八年（即一七九三年），英国派来中国的特使马甘尼（Macartney）归述所见，说中国的科学知识远不如他国；说招待他的赵大人，看见他从衣袋中取小盒自来火擦之而燃，大为惊异；说他在热河与各大臣会见时，于欧洲各种发明物中特述氢气球一事，劝中国备置一球于北京，并劝中国宜聘用西方各种专门技师，传授各项专门学术，各大臣皆不注意他的劝告；说乾隆帝虽意气盛旺，自负心极强，诸事不欲落人后，但实际所见不远，还不及康熙帝的通达，只知道防止汉民族的活动，不知启导民智。我们看马甘尼所述，便知道当清代文教极盛的朝廷已为西方人所轻视了。

再就政治的组织上说，此时可称为名实相符的君主专制政体。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本是从秦汉以来几千年相承不替的；不过到了清代，组织上更为完密。我们要懂得清代后期政治势力的变化，不妨在此处将清代几种主要的政府机关，略略加以分别的说明如次：

一、内阁与军机处 清代中央政府的重心，最初在内阁，到了雍正、乾隆时代，完全移于军机处。但是清代所谓内阁，与现世君主立宪国的所谓内阁，完全不同；内阁的阁员称某殿（如保和、文华、武英等）或某阁（如文渊、东阁、体仁之类）大学士，满汉各二人乃至六人不定；以外又有协办大学士、内阁学士等。大学士的职权，在清初除了接受各处章奏上之皇帝、替皇帝撰拟谕旨并批答奏牍外，还参与重要机务。经康、雍、乾三朝屡次用兵平乱，产生军机处。军机处本是专管军机秘密事情的，后来因为作军机大臣的人就是作内阁大学士的人（如乾隆时之鄂尔泰），内阁大学士的权就被军机处吸收去了。乾隆中期以后，内阁大学士，不过是赏给有功大臣一种特别荣贵的头衔罢了，他的职掌，除了谕旨奏牍的收发，几于别无所事了。军机大臣，也是没有一定的员额（起初没有满汉并立的规定，但事实上总是满人。洪杨之役以来，渐有汉人充军机大臣的），随皇帝的意旨于皇族内阁大学士或各部尚书中选充，与皇帝最亲近。他的职权，凡政务的裁决、官吏的任免黜陟、用兵时的军事方略，无不参与。但有两点最宜注意的：一、无论内阁或军机处，都没有特别独高的首长，首长就是皇帝；二、无论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都没有向各部或各省督抚直接发命令的权，向各部或各省督抚直接发命令的，只有皇帝——就是上谕或谕旨。

二、六部 清代的中央行政机关，在预备立宪以前，只有吏、礼、户、兵、刑、工六部，这是沿袭前代的旧制。各部的主要人员，从清初就定为满汉二人并立（对于重要的各部，有时特派皇族为管部大臣）；各部通常的长官称尚书，次官称左右侍郎，通称曰堂官。但是有最可注意的二点：甲、六部虽为中央行政机关，对于各省的政务可以核议准驳，但各部的长官却没有向地方长官（督抚）直接发命令的权（要向督抚发命令就要以皇帝的谕旨行之）；乙、尚书与侍郎，各有单独的上奏权，尚书与侍郎意见不合时，除了两方相互奏请皇帝裁决以外，别无办法。然则就中央与各省言，六部不能算作总辖全国的行政首长；就尚书与侍郎言，各部并没有统率全机关的唯一首长；无论对地方或对本机关，最后的解决，也只有问皇帝。

三、都察院 都察院是清代的总监察机关。它的主要职员有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所属有给事中二十人，监察御史四十四人；给事中监察京内官府，分为各科；监察御史监察地方官府，分为各道（给事中及监察御史总称之为科道官）。这些科道官虽然因处理事务上及地域上设有分界，但是他们的监察权在性质上并无限制；无论什么阶级的官，他们都可以参劾，无论什么性质的事，他们都可以举发或反对；大小官府的陈奏，他们固然可以指摘，就是皇帝的谕旨，他们也可以拒驳；不能上奏的小官，可由他们代奏，百姓有冤抑，也可由他们代伸：总括一句，国家政务的全部无不受他们的监察。但是有几点应该注意的：甲、这种监察权的行使，不是用都察院的机关全体去行使，是用都察院各员的官衔单独去行使，从都御史到所属各科道官，各人都有单独的参劾上奏权，并不要经过全体机关的取决；乙、这种监察官的选任，并不必要有政治或行政经验的人，也不是一种有特别保障的终身官，随时可以改任或升迁，一旦作了普通官，同样的要受他人监察，有特别权势的人可以暗中干涉他们的进退；丙、这种监察官自身的责任问题，全以皇帝一人的意旨为断，皇帝喜欢容纳直言的，对于他们的诬劾诬说，也不问他们的责任，倘若触犯了皇帝的私好偏爱，就是参劾得确实，也要受谴责。

四、各省督抚 清代的总督、巡抚，也是沿袭明代的旧制（在明初皆非常设之官，但是后来总督、巡抚的职权性质都渐次变了）。总督大约是兼辖两省（晚清的东三省总督兼辖三省），但也有单辖一省的；辖两省的所属有两个巡抚，总督初无直辖地；辖一省的则以总督兼授巡抚衔，其下不别设巡抚。原来总督、巡抚的职权本不相同，依雍正即位时的上谕说：“总监地辖两省，权兼文武，必使协和将吏，辑绥军民，乃为称职；巡抚则凡一省之事，察吏安民转漕裕饷，皆统摄之。”乾隆时修的《大清会典》上也说：“总督统辖文武，诘治军民，巡抚统理教养刑政。”但是，后来督抚的职权都有变化（变化大都起于洪杨之役，此后总督、巡抚的职权渐次无有差别）。督、抚不受内阁、军机处和六部的直接命令，上面已经说过，但是还有一点应该注意的：就是总督还兼一个右督御史衔，巡抚还兼一个右副都御史衔，都有单独的参劾权及上奏权；总督固然可以参劾巡抚，巡抚也可以参劾在他上面的总督；他们是地方的行政长官，也都是全体政务的监察官；督、抚意见不合时，也和六部的尚书和侍郎一样，除了相互奏请皇帝裁决以外，别无办法。所以在形式上督、抚仿佛有上下从属的关系，实际上还只有皇帝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人。

就上面所说明的几种机关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两个结论：一、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没有一个机关可以宰制别一个机关；二、无论甲机关与乙机关，就一个机关内部的甲人员与乙人员，都有互相监视、互相牵制的意味，要想保持权位，除非取得皇帝的信用，博得皇帝的欢心。所以说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到了清代，组织上更为完密了。但是这种完密的君主专制的组织，须得君主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方能运用如意；若遇着一个庸主，必使机关的全部失去它的重心。乾隆帝确是能运用这种机关的人，所以在乾隆时代的政治，可称为名实相符的君主专制政治。自嘉庆帝以后，“一蟹不如一蟹”，加以外力渐次侵入，于是这种最完密的君主专制政治的组织，渐有“捉襟见肘”之势了。

上面是专就政治的机关上观察。再就乾嘉时代的政治实质说，乾隆帝确是很厉精图治的，在位六十年，年纪已满八十五岁，始禅位于嘉庆帝，对于重要的政务，嘉庆帝还是须禀命而行。当乾隆帝年逾八十时，他自诩为古来罕有的皇帝，自作《御制十全记》，叙述他十全的功绩。所谓十全，就是当他在位期中，平定准噶尔两次，平定回部一次，平定金川两次，平定台湾一次，降缅甸、安南各一次，受廓尔喀之降二次，合之为十大武功。但是他的武功虽盛，终究掩盖不了他内治的弱点；他信任一个贪黩不堪的和珅达二十年，援引许多贪黩的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郝硕、伍拉纳之徒，赃款累累，动辄数百万，在他尚未禅位的时候，已经屡次发生赃贿的大狱；这些赃贿案，实际都是由和珅在内隐为驱迫而成；但是乾隆帝至死不知道这些赃案的根源所在，他的监察人员也终究不敢触动到这个根源上。直到乾隆帝死后，嘉庆帝方把和珅处以死刑，抄没他的家产共计一百零九号，约值八万万两。（当时查抄其家产金额列为一百零九号，内中已估价者仅二十六号，约占金额四分之一，计银二二三八九五一六〇两，故其金额约为八万万两云。）当时人为之语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因为当时中国国库岁入额并不甚大（每岁不过七千万两上下），和珅二十年宰相所蓄的八万万，超过了国库岁入十年的总额。因为有这么一个贪黩的宰相在内，驱使一班贪黩的地方大吏在外搜刮，无所不至，于是民力凋敝，到嘉庆帝一即位，地方的乱事就起来了。在乾隆六十年，已有湖南、贵州红苗之变；到嘉庆元年，白莲教之乱起，蔓延及于五省，经过八九年的长时间，耗去军费二万万两，才告平定；同时，海寇蔡牵等以安南为窟穴，侵扰两广、闽、浙各处，到嘉庆十五年才平定；天理教的李文成、林清等扰乱山东直隶，至于震动畿辅官禁之地；到嘉庆末道光初，边境又有回部张格尔的乱事，官军大举征伐，经过七年的长时间，才告平定：这些乱事，大都是在乾隆后期已经酝酿潜伏着，到嘉庆时才陆续爆发的。所以，乾隆帝的十全大功，可以说就是嘉庆以后的民乱种子。

在白莲教乱当中，清朝的政治，还暴露一个大弱点，就是军备已经失了作用。清朝的所谓经制兵即常备军，原有八旗兵与绿营两种；到嘉庆时代，这两种常备军都已腐败不能作用。当嘉庆民乱，有记述当时情形者，谓：“交战时以乡勇为先锋，汉人之绿营次之，其素称骁勇绝伦之旗兵在最后，贼军亦驱难民以当锋镝，真贼在后观望；乡勇与难民交战，而官兵则与贼兵不相值。乡勇伤亡，则匿而不报，或稍得胜利，则冒为己功；然与贼会之时甚稀，惟尾追而不迎击，甚至地方村民备粮请兵，拒而不纳，常求无贼之地以驻军。军中费用之侈，骇人听闻；有建昌道石作瑞者侵渔五十万两，皆耗于延请将帅之宴饮，尝于深菁荒麓间，供一品值五两之珍馐，一席至三四十品之多；有某尚书初至营中，得贿珍珠三斛、蜀锦一万匹，他物称是……”军纪这样腐败，所以白莲教乱，延到八九年。白莲教乱的平定，并不是这种常备军打平的，乱事蔓延到无可如何的时候，采用两种政策：一、坚壁清野；二、团练乡勇。坚壁清野的政策由德楞泰建议，就是令地方市镇坚筑堡垒，不给贼以掠夺机会，待其自灭；此法初行于湖北随州，颇有效力，后乃命川、陕、豫各省仿行。团练乡勇的政策由合州知事龚景瀚建议，他因为八旗官兵不可恃，所过地方，受害甚于盗贼，故主张募集乡勇，给以武器，举办团练，既可替国家节省军费，又可灭免地方的扰害。当时有反对此说的（陕督长麟），说团练乡勇以保乡里虽未尝不可，但恐民间有兵，难免将来的纷扰危险；但终不能不采团练的政策。四川一省的乡勇，至有三十万人；到了乱事平定之后，又把乡勇的兵器收回。政府的常备军既不足以平内乱，自然更没有捍御外侮的能力，所以后来一与西方武力接触，便无不失败。这是百年前中国内部的大概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