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鸦片战争

一 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一般的关系

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的中英战争，中国习称为鸦片战争；因为中国方面，认此次战争以禁止鸦片为唯一原因，但在英国方面，开战的动机，却不在禁止鸦片，而在屡次受中国政府的蔑视凌辱；战机的潜伏，已经有了几十年，禁止鸦片，不过为此次战争最近的导火线。我们要了解所谓鸦片战争的真意义，须先明了战争前的中英关系，并且须明了战争前中国对外一般的关系。

战争前中国对外一般的关系，可分三点来说明：

一、中国在政治上是孤立的国家，未加入所谓国际社会团体 在鸦片战争前，西方各国虽与中国有历史上相沿的通商、传教的事实，但除俄国以外，都不曾与中国成立什么通商修好条约。俄国因为与中国西北国境争议的原因，在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订立《尼布楚条约》，后四年又订立《北京通商条约》，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又订立《恰克图条约》；以外各国都与中国为无约国。就是葡萄牙的租领澳门，也是沿袭明代已成事实，在此时尚与清政府无条约关系。澳门的主权还是在中国，受中国的控制。

二、通商制度之不合理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与外人通商制度之不合理的处所有三：第一，税则不可靠。中国向来对于商税的征收，不若田赋规制的谨严。税吏的额外苛索，成为不可拔除的恶习。外国商人初到中国时，因为语言隔阂，一切情形皆不通晓，税吏对于他们的额外苛索自然更甚。第二，商埠的限制。清代初年，外国商人，大都皆以广东为集中地点。广东的大小官吏，自然有特别发洋财的机会。有时外国商人，不堪那种额外苛索之苦，改向闽浙的厦门、宁波等处图发展，但是这些地方的大小官吏，也想发洋财，对于外商的待遇也是一样，甚至于额外的苛索更重，因是广东仍为外商的集中地。清政府因为防范夷人的不测，也不愿夷商窜扰到广东以外的地方去。第三，公行的专利。广东方面，因为外商特别的多，买卖货物，不免与本地人民间时常惹起纠纷来，于是在康熙年中便生出一种经纪人的所谓官商，由政府指定的，凡洋商输出入货物，皆须经此种官商之手。外国商人，都受限制，很感不便，曾经一度废止，到康熙末年，由广东商人成立一种所谓“公行”的组织，取官商之地位而代之。公行组织，虽非由政府的命令，实由官厅非正式的许可（暗中且为官吏渔利的工具），一时虽经内外商人抗议废止，但不久又复成立。公行既操对外商业的专利权，外商所负担的额外苛征，日益加重；然政府所得，仍极微薄，其大部分皆入于大小官吏与公行员之私囊，虽经外商屡次要求减免，皆归无效。这是在乾隆以前的大概情形。到乾隆中叶以后，上面所述后二种不合理的情形，更为具体化：其一，即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由皇帝颁布谕旨，将外人通商口岸，限于广东一处，闽浙各口，皆不准外国商船入口，英商运动在厦门、宁波另辟通商根据地全归失败。其二，即一七六〇年（乾隆二十五年）正式认可公行为经理对外通商之机关。（乾隆三十六年，虽因公行多数破产，负欠税金及外人债务，曾经一度解除，然未几即复另行组织。）公行的任务，不但外人输入货物，须由其评价及买卖，并且成为政府与外商间的传递机关。货物的纳税报关，固须由公行经手，即外商要向中国政府有所陈诉，也不能自由进禀，必须由公行代呈，否则政府不予受理，政府对于外国商人的行动，也责令公行监督。于是，公行成为政府与外国商人间的重要机关。原来在乾隆二十几年时，粤督李侍尧对于洋人深怀疑忌，奏请设法防范（一七五九年即乾隆二十四年）。乾隆帝对外的观念，也不若康熙帝的宽大，因采用李侍尧奏请的所谓防范外夷之“五事”，颁行一种限制外商的规则（乾隆二十五年），命洋商（即公行员，中国政府公文书对于公行皆称洋商）向外国商馆宣布。自此一直行到鸦片战争时，不过时有修改，条目增减前后不同。最后由卢坤、祈、彭年进呈章程八条（在道光十五年即一八三五年），其要点如下：

（一）外国战舰不得入虎门以内。

（二）外国妇人，不可偕来商馆；商馆内不得储藏铳炮枪械或其他武器。

（三）外船雇用之领江及买办人员，须在澳门同知衙门注册（此时澳门尚保留中国主权，中国设有同知衙门），由该衙门发给执照，随身携带备查。

（四）外商雇用中国仆役人数，须有一定限制（初时禁止雇用，后经修改，但限名额）。

（五）外人住居商馆者，不得任意乘船出外游行，仅于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得往各花园及河南寺庙散步游玩，但须带翻译随行；如有不当行为，翻译须负责任。

（六）外人不得自由向官厅进禀，如有陈诉，须由公行代呈。

（七）公行有指导及保护外人之责，不得负外人债务。

（八）外人每岁在广东商馆住居经营商务，须有一定期限（大约为四十日，有时得延长），事毕即须退去，如不归国，只能在澳门居住。

这些限制当然不能严格的生效，但大部分必须遵守，尤其是向官厅直接进禀的一层，是万不能行的。外商既无向官厅直接陈诉之权，于是不能不事事受公行员的抑勒。公行员的专利权，既由官厅取得，也不能不事事听官厅的指挥。不肖的大小官吏与公行员因缘为奸，外国商馆，便成为他们发洋财的渊薮。因是一般的外商，对于这种通商情况皆不满足。

三、此时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商业关系以与英国为最密切 原来各国与中国发生商业关系最早的，要算葡萄牙，其次为西班牙，其次为荷兰，英国较迟。在十八世纪的百年内，英国海上的势力已经凌驾各国，于是对于中国的通商，也渐次跃居第一位了。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外国商船来到黄埔的总计十八艘，其中英船九艘、荷兰船四艘、法国船两艘、丹麦船一艘、瑞典船两艘。到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外国商船来粤的增至八十六艘，其中英船六十一艘、美船十五艘、荷兰船五艘、法国船一艘、丹麦船一艘、葡萄牙船三艘。在拿破仑第一时代，英法对抗，欧洲大陆诸国，皆受法国的宰制，但对于英国海上的优越势力，终不能推翻；惟美国因守局外中立，不受影响。所以在此期内，英国对于中国的通商势力，仍旧是有增无已，其次则为美国。然英国有较近的印度为根据，美则在东方尚无根据地，故终以英国居第一位。

这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通商一般的大概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