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文化的蝴蝶——中国式表演及其人文述评》一书是厉震林近年来学术思考的结晶。它以中国热点的影视文化现象作为切入点，截取了电影表演、演员文化、电影美学、电影产业等数个影视文化横断面，并由此弥漫开去，将其思考的触角延展至艺术文化乃至文人文化等各个领域。此书对当下影视文化的观察和思考犀利、深刻却又不失温度，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学者对电影和文化领域的专业素养、学术个性和社会担当。
全书由厉震林近几年来所写的文章集结而成，共分为六辑。第一辑聚焦特定年份国产电影表演的美学评述和评估分析。前三篇文章分别是2014、2015、2016年中国电影的表演美学评述，作者抓住每个年份国产电影表演的主要美学特质，结合具体的电影作品和演员表现加以分析，勾勒出某一年度电影表演发展的基本轮廓，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些基本结论，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意见建议。《近年来国产电影表演的基本评估及文化分析》一文，关注2012—2015年这一特定时间内中国电影表演美学的发展变化，指出纪实性表演与魔幻性表演、“轻”表演与“重”表演的这两对动态延展方向共同构成了这一阶段中国电影表演的整体美学性格。《台湾“新电影”的表演美学述评》、《八十年代的电影表演美学“冤案”》两篇文章带领读者回顾了大河奔流、思想激荡的21世纪80年代的华语电影。《台湾“新电影”的表演美学述评》评述了“政治冲动和美学冲动混合、艺术理性和个性感性兼具”的台湾“新电影”表演美学，分析了这一时期台湾电影表演在写实传统中的新探索。《八十年代的电影表演美学“冤案”》解析了21世纪80年代在“电影与戏剧离婚”背景下产生的“电影表演虚假之恶缘之于戏剧表演之假”的认知“冤案”，在学理上进行历史追溯和美学辨识。《电影表演美学的“新状态”》一文则继续瞄准中国电影表演的新发展，关注电影表演美学的“新状态”。
第二辑“论演员文化”收录了七篇文章。这些文章结合当下中国影视界演员生存现状，采用了明星研究等理论观点，对消费主义语境下明星的“社会表演”、“价值消费”、“颜值至上”、“量身定编”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探析。《论电影明星的“中国式”社会表演》、《关于电影明星“真人秀”的价值消费问题》、《关于编剧为演员“量身定编”的利弊评述》、《让颜值回归美学》、《当明星已成为商品》等几篇文章以辩证的态度，面对近年来明星主导权大肆扩张的事实，批判了电影表演领域存在的某些反美学现象。《有关黄渤的表演文化》则以演员黄渤作为个案进行研究，从表演文化的角度分析了黄渤广受欢迎的三个原因，为众位演员树立了正面导引。《二十年代中国电影演员文化述评》从当下转到历史，梳理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电影演员文化的状况。
电影表演和明星文化在近年中国电影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并占据了媒体娱乐版的绝大版面。厉震林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不但显示了其专业重点，也抓住了当下中国电影的重要症候。但是，相比于那些抓眼球、炒热点评论，厉震林对这一领域富有学术眼光、专业素养的分析为人们真正理解、客观评价这一领域的种种现象和发展提供了一面冷静的镜子。
第三辑“论电影美学”对电影艺术和文化进行了更广泛的观照，论题涉及对“文艺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乡土题材影视剧”、“抗战电影”等多种电影类型/题材的探讨和对主旋律电影优秀个案《黄克功案件》的分析。与此同时，作者在此辑中还关注到了现实主义、电影奇观、电影史观、电影语言国际化等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与对策。《关于电影文艺片的概念误区及其发展通道》一文对“文艺片”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与厘清，指出了中国“文艺片”未来发展的方向。《关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文学创作的若干关系分析》认为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应处理好四对关系，应该“有奇观但不止于奇观”、“有禁忌但不止于禁忌”、“有民族但不止于民族”、“有文化但不止于文化”，发人深省。《关于乡土题材影视创作的“非真实性”问题》将笔锋对准乡土题材影视创作中的“非真实性”问题，呼吁创作“坚持‘问题意识’，以批评性正剧穿透社会史、精神史及民族史的文化纵深，在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意涵底蕴之下，关照农民的情感与心灵轨迹，完成乡土的真实发现”。《论“抗战电影”的人文姿态》认为“抗战电影”在政策尺度、艺术等级、技术水准、片种类型、市场价值等操作层面发展到了新阶段，有了新面貌，但文化姿态的单一、逻辑判断的简单和哲学理性的欠缺决定了现阶段“抗战电影”的创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黄克功案件〉：主旋律电影的新“配方”》和《平和的正视》两篇文章对影片《黄克功案件》做了影片细读，指出了该影片钻研出的新“配方”：“人物形象的文艺化”、“镜语叙事的类型化”、“观念手法的去戏剧化”，点明了其在中国主旋律电影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国电影应将“东方情怀”转化成为“国际语言”》和《中国电影不应把很真的故事描写得比较假》集中讨论了中国电影冲击奥斯卡失利的原因，希望中国电影人能够正确理解“东方情怀”，重拾东方韵味的朴素和疏朗美感。
第四辑“论电影产业”涉及了当下电影研究的热点视角，主要关注当下资本大潮下的影视行业应该如何健康发展的问题。《关于中国电影产业升级的若干关键词》一文，总结出中国电影产业必须面临以及破题的六大重要命题，即职业制片人、专业化分工、后电影产品、新赢利模式、青年人社区、电影生态学。《三种业界环境下的电影新命名》聚焦“互联网思维”环境、当代艺术环境和新技术环境的变化给电影的生存与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认为虽然电影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电影的文化内涵不会改变。《中国电影需要“自然成长”》提出中国电影发展“不要急，慢慢来”，不应只是“权宜之计”，而应该是一种国家战略。
第五辑“论艺术文化”和第六辑“论文人文化”，作者把目光从影视文化投向更广阔的中国文艺领域和文人文化。《论中国文化的“养生法”》从文化养生维度观照中国文化生态，将文化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指出中国文化需要“调理”的“部位”，提出了中国文化“养生法”的若干建议。《“文化自信”需要改变两种极端文化心理》认为中华文化要想复兴，需要摒弃文化自卑心理和“受害者”思潮。《论文艺评论的四种情怀》指出，优秀的文艺评论家应具有价值情怀、审美情怀、开发情怀和善良情怀。《生命的蝴蝶——读张益民先生〈老宠新记〉》则记录了作者阅读老师著作，并为其别样的文字美感打动后的所思所想，欣喜之情流于笔端。本书取名为“文化的蝴蝶”可能也含有向老师致敬的意思吧！最后的第六辑中，作者追忆了两位故人——费孝通先生和金岳霖先生，还阐述了“旧政协”会议的文化含量。
厉震林在学术辈份上比我晚，但是对电影表演、电影美学和文化研究的独到观察、思考和分析常常给我启发、引起我共鸣。《文化的蝴蝶》作为最新的学术成果，凝结了他多年的积累、新近的思考和富有特色的视角，值得推荐给大家阅读和学习。
2017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