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道家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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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初级算术来设喻，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大致可以找到三种类型的人物：一类人专门做加法；一类人善用减法；还有一类人，加法、减法混合用，有的前半生做的是加法，后来跌了跟头、吃了苦头，红尘觉悟，改用减法。当然，这只是比喻，而“一切比喻都是蹩脚的”，也就是都有缺陷，这是列宁经常引用的一句德国谚语。这种加减法的比喻，同样也有缺陷，不过是表达一种看法而已。
现在先说使用加法的。一般认为，崇儒者居多，信奉墨家的也不少，并且举出儒家的祖师爷孔夫子和墨家创始人墨子为证——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整日奔波，“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墨子为了推行他的主张，也是“摩顶放踵”“突不得黔”。这些都是事实。可是，若贴上儒、墨的标签，那么，上古时代治水的大禹，十三年如一日，奔波于山川、田野之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又是什么家？还有后世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般地说他是法家。
其实，与其用什么“家”来分，我觉得，倒不如从人性上，从理想信念、精神追求上判断，可能更切合实际一些。大别之有两类。一种人欲望无穷，贪得无厌，总要夺取一切、征服一切、占有一切，那就一辈子做加法，个人欲望特强，从来不会知止知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肯把双手松开、贪心放下。最典型的是两个封建帝王：“千古一帝”秦始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如果觉得单调，还可以再配上一个洋皇帝，那个放言要征服全世界的法国的拿破仑。他们都是雄心勃勃，也是野心无限膨胀的。——雄心、野心，汉语中这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在英语中却是同一个词。还有一种人，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宏伟的目标，怀抱着人生使命、社会责任，同样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体现出可贵的进取意志与牺牲精神。前面说的孔夫子、大禹王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足资彪炳千秋、垂范万世。用唯物史观来看，欲望也好，进取也好，确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可一概否定；关键是看出发点，是为了满足一己的需要，还是为了社会进步、历史发展。
至于先用加法，后来改用减法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少年得志、红紫纷呈，中年以后主动退隐的，像清代的袁枚，后来以《随园诗话》名世；有的是踌躇满志、欲望蒸腾之际，突遭剧变，被迫下马的，像明代的状元杨升庵；有的是心存“烹狗藏弓”之惧，功成身退的，像春秋时的范蠡、汉代的张良、明代的刘伯温等，晚清的曾国藩也可勉强算作一个。当然，也有人痴迷终生，至死不悔。比如，东汉的大将马援。苏东坡诗，有“不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两句，说的就是马援兄弟。伏波将军马援出征交趾归来，被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在庆功会上，他对下属说：“吾的从弟少游说过：‘人活一世，只要衣食丰足，乘短毂车，骑缓步马，为郡掾吏，乡里称善人，也就可以了。何必贪求无度，徒招自苦！’我在出征交趾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鸟纷纷坠落水中，想起少游所说的，又怎能做得到呢！”说明他对功名之累有所认识，心情是矛盾、复杂的。但时隔不久，湘西南“五溪蛮暴动”，年已六十有二的马援又主动请缨前往讨伐，结果遭遇酷暑，士兵多患疾疫，马援也染病身死。最后却遭到诬陷，妻儿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设想如果他能知足知止，见好就收，何至于此！坡公说，等到“飞鸢堕”才想到从弟的劝告，为时已晚；而马援却是“飞鸢堕”后，再次自投“网罗”，实为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
那么，有没有终生都在应用减法，善“忘”且又出于高度自觉的人呢？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隐士就是如此，但最典型的还是道家的庄子。
庄子的用减法是全方位的，始终如一，毫不犹疑。在政治上，他的著名主张是“不做牺牛”。在那个“诸侯争养士”，特别重视智慧、才能的群雄竞斗、列国纷争的时代，庄子如果有意飞黄腾达、高踞统治上层，原是不难如愿以偿的。可是，他却避之唯恐不“远”。他摒弃世间种种浮华虚誉，尤其拒绝参与政治活动，不同达官显宦交往，即便偶涉官场，也要尽早抽身，辞官却聘。《庄子》书中记载：他正在濮水岸边钓鱼，楚威王派遣两位大夫见他，说：“我们国王希望将国家大事托付给先生。”庄子手持钓竿，头也没有回，说道：“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楚王特地用竹箱装着，手巾盖着，把它供奉在庙堂之上。你们说，这只龟，是甘心死了，留下骸骨，受到尊贵待遇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呢？”两位大夫答道：“它当然愿意活下去，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庄子说：“那么，你们就请回吧！我还是希望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
《庄子本传》记为：楚威王闻知庄子的贤名，专门派出特使，带着厚重的礼金前往迎聘，许诺要请他出任卿相。庄子说：“千金，这是重利；而卿相，就更是尊贵的高位。可是，你看没看见过祭祀用的牺牛啊？精心饲养了几年之后，就被主人披上五彩绣衣，牵到了太庙里，宰杀献祭。到那时候，莫说是做牛，它即使想要做一头孤弱的猪崽，能够做得到吗？我将终生不仕，以快心适志。”
做如是选择，自然是取决于庄子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屈身做吏，觍颜事人，是他所鄙弃不屑的，他也完全没有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立功立德的打算。应该说，这种生存方式，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就其较低层次来说，确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明哲保身，全生免害；而其至高层次，则是追求生命的自觉，自由自在，逍遥游世，保持人生的个性本色。作为生于乱世的弱者的一种生存智慧，与一般意义上的利己主义、悲观厌世迥然不同；它往往能够提供一种绝处逢生的新路径，使你在遭遇挫折、濒临困境时，能够从中悟解出超越现实、解困身心、振作精神的道理。这就不难理解，历代那些失意、失败、失路之人，何以会那么倾心庄子、选择庄子，且多有相识恨晚之憾了。
庄子用减法表现在生活上，是自甘清苦，甚至忍饥挨饿。他与那些“先加后减”，即早年跻身社会、后来急流勇退者不同。那些人或有祖上的庇荫，或有余禄、余威足以自恃，即便退隐田园，仍然衣食丰足，可以优游度日；而庄子最直接的困厄，便是衣食无着，饥寒交迫，面临着生命难以存续的严重威胁。他住在偏僻、狭窄的里巷中，靠着编织麻鞋、钓鱼、捕鸟谋生。这里有个如何认识苦乐、对待苦乐的问题。庄子的苦乐观，有其超越的视角和独特的标准，他着眼于精神世界，把精神解放、心灵自由看作是人生之至乐。
表现在心态上，庄子善于化苦为乐，客观地对待无可奈何的现实，从一己的小天地中超拔出来，也就是自觉地解除困苦与焦虑，从而达到心境旷达、心态宁静、心情愉悦。
在思想上，他崇尚自由，摆脱各种羁绊、浮云富贵、秕糠功名，表现为高度自觉、充满理性的逍遥。就是说，他用减法纯粹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在世界历史上，像庄子这样终生奉行减法的哲人也数不在少。比庄子出生整整早了一百年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长年光脚赤足，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长袍，在雅典街头演说。经过市场时，看到商品琳琅满目，布满街头，他感慨地说：“这里竟有那么多的东西，是我根本用不着的！”他长得很丑陋，像个胼手胝足的脚夫，却被雅典美少年崇拜为神祇。他说：“是的，一无所需最像神。”
还有一位识机在先的东方智者，当建立了横跨欧非亚的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进行浩荡东征，经中亚进入印度的恒河流域时，他在路边不停地在原地跺脚。亚历山大不解其意，便派人前去问个究竟。这位智者的答复，竟是冷冷的一句话：“即使你征服了整个世界，最后得到的也不过是脚下这一点点。”
《庄子》中也讲过：“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广厦千间，夜眠七尺”这句俗语恰好是“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的注脚；而那位东方智者告诫亚历山大大帝的格言，与此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当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年薪为一万六千美元，他主动要求减至三千美元，人们大惑不解。他解释说：“每件多余的财产，都是人生的绊脚石；唯有简单的生活，才能给我以创造的原动力！”“简单的生活，无论对身体还是精神，都大有裨益。”他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不发讣告，不搞葬礼，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这样，什么墓地呀，故居呀，纪念碑、纪念馆呀，统统都与他无缘。可是，又有谁不承认他的盖世勋劳、伟大精神、永恒价值呢！
听说，伦敦的著名医院汤普森急救中心的接待大厅里，镌刻着这样一句话：“你的身躯很庞大，但你的生命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心。”说这句话的是美国好莱坞影星利奥·罗斯顿。1936年，他在英国演出时，因过于肥胖导致心力衰竭，被送进了这所医院。尽管医生竭尽全力，但这位影星的生命还是没能挽救过来。临终前，他留下了这句遗言。
后来，这家医院又为美国石油大亨默尔治疗心力衰竭，取得了成功。出院后，默尔将价值几十亿的公司卖掉，所得全部捐献给社会慈善及卫生事业，自己则到苏格兰一处乡间别墅，颐养天年。在回答记者“这是出于何种考虑”的问题时，他说：“是利奥·罗斯顿那句话提醒了我。”原来，他从中领悟到，巨额财富跟肥胖的躯体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获得超过自己需要的一种东西。对多余财富的追逐，只会增加生命的负担。人要想活得健康，活得自在，就必须舍弃多余之物。
看得出来，所谓用减法，也就是佛禅所说的“放下”：舍弃多余之物；凡事放得开，不计较。“放下”不是放弃，任何东西都不要，而是要有所选择，放弃多余之物，卸掉背上沉重的负担。“放下”，既是一种解脱的心态、豁达的修为，更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其实，即便不是多余之物，而纯属需要的东西，如果处置不当，也同样会产生庄子所说的“累人之害”。苏东坡在《宝绘堂记》中有一段话讲得很好：“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所谓“寓意”，就是借客观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再微小之物，也可以产生审美愉悦；再珍奇之物，也不致带来得失的痛苦。而“留意”，亦即出于自身利害关系而产生的占有欲，则有别于审美欣赏的“寓意”，无论其为尤物还是微物，都足以为病。——“物之所以累人者，以吾有之也。”
这使我想到法国女作家加尼哀的一篇小说。一个生活穷困、默默无闻的年轻画家，那天他和妻子散步，发现林中有一栋小房子，充满了唯美、浪漫情调；可是，房价太贵：一万法郎！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天价。本来，应该是“事到无成意转平”，可是，他们却真正“留意”了，醒里梦里放置不下：想象着买下之后，该如何装修它、美化它，甚至连小屋的名字都起出来了，在不着边际的期盼中，贪享着占有的乐趣。夏去秋来，收获的季节到了，画家的画作也有了买主，这样，一万法郎便到了囊中。欢快之余，他们便筹画着这笔钱如何使用。妻子说，我们买那栋房子。于是，他们便再次前往林中探看。可是，不看则已，看了竟大失所望，入眼的景色完全变了样，干枯的黄叶散布在周围，夏日明亮的阳光不见了，代之以阴暗、潮湿与沉闷。原来，当初小夫妻是以审美的心情来观赏房屋，此刻，则是以买主（占有者）的身份来看的，幻梦、憧憬统统被蒸发掉了。他们默默地踏上了归路。料想不到的是，两人爱情的热度竟也随之而骤减，似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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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社会、人生的智慧反思与选择，作为现实社会与精神结构的反映，庄子用减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又有些什么理性的依据？下面从十个方面加以剖析——
第一，当时社会政治环境极端恶劣，庄子不想往火炕里跳。战国中后期堪称典型的乱世，由于伴随着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全面的转型与裂变，因而呈现出社会整体的动荡不安，险象环生，政治动乱，社会混乱，人心紊乱，思想淆乱。说是“天崩地坼”，不为过也。庄子所在的宋国，“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以致被处死的人骸骨堆积，戴镣铐的人相推相拥，遭刑戮的人随处可见。个体生命处于无常状态，危机四伏，命运残酷，人心惶惶，到处都是陷阱与罗网；再加上，水、火、虫、风、疾疫等自然灾害频仍，内忧外患绵延不绝，生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
《庄子》书中记载这样一个寓言故事：那天，他路过一个坟场，在草丛中发现一个死人的头骨，遂顺手操起短棍在头骨上敲了敲，然后发问：“哎，你是怎么致死的呢？是因为贪生悖理，遭到刑戮，而落到这种地步的吗？还是由于国家败亡，受到刀兵斧钺的砍杀，而死于战乱的呢？抑或是做了见不得人的错事、丑事、坏事，给父母妻子丢了脸，而愧怍自尽的呢？还是遭遇饥寒冻馁，而置自身于死地呢？还是衰颓老迈，疾病缠身，年寿已尽，导致自然死亡的呢？”头骨回答说：“你所说的那些，都是活在世上的人的拖累和负担；人死了以后，哪还有这些说道呢？……人死了，上面没有君主，下面没有臣仆，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一切都处于平等状态了。也没有四季的冷热寒暑，更卸除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劳苦。可以自在从容地与天地共长久。即便是南面称王的皇帝，也没有这样快乐呀！”庄子说：“我想请掌管生命的神灵，给你恢复形体，补还给你骨肉、肌肤，再把你送回到父母妻子、故乡朋友那里，你愿意这样吗？”髑髅听了，显露忧愁之状，说：“我怎能抛弃国王般的快乐，而回到人间再去遭苦受罪呢？”在这则寓言里，庄子借助死人之口，揭露了人世间的种种牵累与祸患，映衬出封建专制下普通民众遭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境遇。
第二，君王残暴，伴君如伴虎，庄子不想当那个“牺牛”，更不愿为虎作伥。宋君偃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公开声言：“寡人所悦者勇有力也，不悦为仁义者。”他骄纵无道，肆意辱骂劝谏的老臣，掊击驼背人的背脊，砍断清早过河人的腿骨，“所杀戮者众矣”；“又多取妇人为淫乐，一夜御数十女”。为此，众诸侯都称他为“桀宋”，最后终于导致“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庄子生活在这个暴君肆虐的政治环境中将近半个世纪，耳濡目染，所获得的都是最为真切的实际感受。
第三，人性异化，精神痛苦，对于这个时代，庄子感到失望甚至绝望。比起社会动乱、环境险恶来说，更使庄子精神极度痛苦的，是人心险恶、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追逐财富与权力的精神沉沦。就是说，伴随着社会分化、职业分工、货财积累、贫富悬殊，造成了人的等级分化，机心、机巧愈演愈烈，世风、人性每况愈下，生态危机日益加剧。面对这种种“异化”现象，庄子慨然兴叹：“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倍感情怀抑郁，沮丧悲观，焕发不出丝毫积极进取的精神。
第四，从保护自身考虑，韬光养晦，藏锋不露，凡事保持低调。庄子讲过一个“骄猴中箭”的故事：吴王渡过长江，登上一座猴山。群猴看见人来，都惊慌地跑开，逃到荆棘丛林中。只有一个猴子，从容地攀着树枝跳跃，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的身手。吴王用箭射它，它能够敏捷地一一接住。吴王便命令身旁的射手一起放箭。结果，骄猴中箭身亡。吴王说：“这只猴子自以为灵巧，倚仗身躯敏捷来傲视我，才落得这样的下场。要引以为戒呀！”
其实，许多野生动物是非常明智的，在人类的疯狂捕猎面前，它们会机敏地保护自身。《左传》记载，“雄鸡自断其尾”，预先做出防备，免得因为美丽的尾羽而遭人捕杀；西域产牦牛，尾长而劲，当有人射猎时，它便忍痛自断其尾；蚺蛇被人取过胆后，幸而未死者，见人便显示它的创处，以示无胆可采。生而为人，作为“万物之灵”，就更应该警醒了。
第五，认识人生的有限性，这构成了知足、知止的内在根据。人从本质上讲，是有限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的约束。庄子有言：“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有限度的，没有理由无限度地期求、无限度地追逐、无限度地攀比。懂得了这一点，可以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多用减法，少做加法，除掉嫉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上的毒瘤，给心灵减去种种愁烦、般般痛苦。一个人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必须适可而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贪得无厌，紧追不舍。否则，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那就会陷入迷途，导致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
第六，与主动的自觉性的知足、知止相对应，是被动的带有强制性的戒贪、戒得、戒奢、戒欲。欲望不可放纵，否则必遭制裁。道理在于，贪，逆天悖理，定会触犯刑法；得就是失，定须付出代价；欲，将蚀损本性，纵不身败名裂，也会堕志损真——现实的声色货利，正在吞噬着人的本性与良知。所以，老子有“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的警告。庄子在《盗跖》篇中，也曾借助知和之口，告诫世人：“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庄子提出，要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特别要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为了身外之物，“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到头来，烦恼丛生，心力交瘁；即便是侥幸到手了，也难免劳形苦心，身为形役，所谓“既患得之，又患失之”，仍然是苦不堪言。庄子那些警世恒言，有助于人们看清世事，厌弃浮华，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从而自觉地做些减法，少往身上套几条枷锁。
第七，核心问题在于坚守做人的基本准则，不失自我本色。庄子特别强调本分、本色，强调“顺人而不失己”。他通过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故事，来寄寓其价值取向、人生准则。
楚国有个名字叫“说”的隐士，以屠羊为业。当时，伍子胥为了报杀父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一败涂地，昭王弃国奔逃，到了随国。屠羊说便也跟随楚昭王出走，并在逃亡途中帮助昭王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待到楚昭王复国论功行赏时，想到了这个屠羊说。于是，派大臣去问他希望做个什么官。屠羊说却说：“皇上丧失了国土，我失去了屠羊的活计；皇上回国复位了，我也跟着回来，继续干我屠羊的活。我的爵位利禄已经收回来了，还有什么可奖赏的！”昭王还是坚持要给他以报答。屠羊说坚持不接受，说：“皇上失去国家，不是我的罪过，所以我不必承受惩罚；皇上回国复位，也并非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能接受奖赏。”昭王听了汇报，便要亲自接见他。屠羊说仍是予以拒绝，说：“楚国的法令规定，一定要是受过重赏、立过大功的人，才能受到皇上接见。现在，我的智力不足以保存国家，勇敢不足以消灭敌人；当时吴国军队攻入郢都，我害怕危险而逃避敌人，并不是有心追随皇上、护卫皇上的。现在，皇上却要废法毁约来接见我，这可不是我所愿意传闻天下的事。”闻听此言，昭王认为，屠羊说不贪功、不邀赏，而且，虽然身处卑贱却能陈述高明的道理，越发觉得人才难得，便让大臣司马子綦亲自出面奉劝，一定要他接受三公之位。屠羊说坚决推辞，说：“三公的职位，我知道它比屠羊的铺子尊贵得多；万钟的俸禄，我知道它比屠羊的收入豪富得多。但是，我怎么可以贪图爵位利禄，而让国君背上滥行封赏的恶名呢！我不敢接受，只希望回到自己屠羊的铺子。”最后，他还是没有接受。
第八，庄子主张无待、无恃的绝对自由；认为人应该过绝对逍遥的生活，达到“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人生境界。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不自由，是因为人为物役，心为形役；要达到自由，就要不为世俗事务特别是政治事务所拖累，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个人只有弃绝名缰利锁的束缚，不顾别人对自己的毁誉，精神上才能感到是自由的。
庄子认为，社会昏暗，使人丧失了“真宰”，迷失了自我，导致了人性的普遍异化。天下人“莫不以物易其性”，失却了“至正”的“性命之情”，“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世俗之人盲目地被外物所牵引，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达到逐物的目的：“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这些人，尽管“殉”的目的各不相同，价值追求也不一样，但其重物轻生的取向都是一样的。
第九，从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的角度，认识用减法的必要性。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顺应自然。这个“自然”是广义的，既指本真的自然界，也涵盖自然境界，并具有本性、本然的内蕴。我们日常所接触的，大量属于人化的自然。庄子反复论证人化、人为的危害，指出人的干预活动，诸如络马首、削其蹄、剪其毛、绊其足，把它拴绑起来，圈进槽枥，整个破坏了自然形态，因而主张“无以人灭天”。
为了使环境更适合于生存、发展，不断满足自身的需要，人类自始就极尽其重塑自然、改造自然之能事。而人类的行为决不是无影灯，光亮的背后总伴有一片黑暗。这样，在获致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过度的开发、攫取，也带来了无穷的祸患。结果，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也“物化”了自己。面对“以人害天”、放纵无度地干预自然的严酷现实，庄子大声疾呼：“无以人灭天，无以故（智巧）灭命！”呼吁要摆脱狭小的视界，突破以人的标准为中心的框限，站在天地宇宙、自然万物的高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对此，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予以高度评价：“庄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而深刻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美学家。”
第十，从道家学说的本源来讲，就是要善用减法。如果说，孔孟之道是“修、齐、治、平”；那么，老庄之道就是“为道日损”，崇尚无为。老、庄都讲：“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说，悟道就要不断减去心灵的重负，才可以看清宇宙人生的真相。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庄子也说：“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为政者应该尽量减少施行命令，不要实行使下属负担过重的政策，对下属的各种活动尽量避免介入或干预。“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
不过，老、庄虽然都讲“无为”，但其侧重点各有不同。老子说，“圣人弗行而知，弗见而名，弗为而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后来形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论，在本质上是致用的，亦即用以治世。而庄子的“无为”，着眼于“安时而处顺”，主张逍遥处世。庄子的“无为”，作为自然的本体，人生的归宿，是面对浊世的一种隐退和自守，“无为”往往是出于无奈。不仅此也，徐复观还做过进一步地引申：“老子的人生态度，实在由其祸福计较而来的计议之心太多，故尔后的流弊，演变成为阴柔权变之术；而庄子则正是要超越这种计较、谋算之心，以归于‘游’的艺术性的生活。所以，后世山林隐逸之士，必多少含有庄学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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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庄子善用减法；二是，庄子用减法的理性依据；下面接着谈第三个问题：庄子用减法的基本路径与成功经验。
首先，从精神境界上入手。也就是以超拔的眼光、豁达的心胸、高远的境界来净化心灵，观察万物。人们常说，既要拿得起，又要放得下。用减法的宗旨、本源或者说核心，就是要“放得下”。庄子的哲学思想，为“放得下”提供一种开阔、多元、超拔的认知视角。
多用减法，少做加法，道理般般俱足，说来比较容易；但要真的付诸实践，却是难乎其难。要用减法，要放得下，就必须破除贪婪，做到知止知足，恪守本分。西方哲学家尼采感时伤世，曾经沉痛地说：“人类是病得很深的动物。”这个“病”，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上——“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林语堂讲过一个笑话：一个人要从幽冥降生到人间，他对阎王爷说：“如果要我回到人间，你须答应我的条件。”“什么条件？”阎王爷问。那人说：“我要做宰相的儿子，状元的父亲；我的住室四周要有一万亩地，有鱼池，有各种花果；我要有一个美丽的太太和一些姣艳的婢妾，她们都要待我很好；我要满屋珠宝，满仓五谷，满箱金银；而我自己要做公卿，一生荣华富贵，活到一百岁。”阎王爷说：“如果人间有这样的人可做，我自己也要去投生，就不让你去了！”
清代有一部《解人颐》的读物，里面的一首俚诗，把人的贪得无厌描绘得惟妙惟肖：
看到世人贪得无厌，至死不悟，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曾写过一篇警世寓言《
蝂传》：蝂是一种善于背负东西的小虫子，爬行时一遇到东西就取过来，抬起头把东西背上去。背上的东西越来越重，虽然弄得非常疲劳，还是不肯罢休。它的背很粗涩，积聚的东西不易散落。这样背下去，终于跌倒地上无法起来。人们可怜它，替它拿掉背负的东西；但它只要能爬行了，又依然攫取如故。它还喜欢爬高，哪怕用尽了力气也不肯停下，一直到摔在地上跌死为止。现在社会上贪取的人，虽然他的形体比蝂高大，名称也叫做“人”，但他的智慧却跟小虫一样。这也够可悲的了。
说到多用减法，从前那些真正的隐逸之士，算是够典型的了。他们为了逃避世俗的纷扰，总要匿迹于远离市廛的江湖草野，或者栖隐在山林岩穴之中，过着一种主动摒弃社会文明的原始化、贫困化的物质生活，像庄子所说的，“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艰难困苦，恐怕不仅仅是物质条件的匮乏与贫贱生活的折磨，更加难以应对的还是精神层面上的苦境，所谓“隐身容易隐心难”。隐士幽居与孀妇守节有些相似，与其说要过物质上的难关，毋宁说，主要还是战胜心灵上的熬煎。就是说，找一个远离尘嚣、摆脱纷扰的林泉幽境，把身子安顿下来，比较容易做到；可是，要真正实现心神宁寂，波澜不兴，使灵魂有个安顿的处所，却需破除许多人为的障碍，经过一番痛苦的磨炼功夫。这一关许多人是难以闯过的。
其次，从人生观、价值观上解决问题。若要做到在生活上多用减法，就需树立一种超出凡俗的苦乐观。庄子的苦乐观，有其超越的视角和独特的标准：
一是迥异于浮世常情。在《至乐》篇，庄子曾发出疑问：
庄子说明，常人以为苦的，他并不看作是苦；而世俗以为快乐、幸福的，诸如物质的充盈、欲望的满足、官能的享受等等，他却视之为身外的负担，人生的重累，性命的桎梏，只会导致人性的异化、本根的丧失。
二是“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如果说“天下真有至乐”，那就是无为，无为才能无惧无虑。可是，“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三是在庄子看来，苦乐都不是在物质层面上；苦也好，乐也好，都来源于精神。一个人只有精神解放、心灵自由、意态放达、了无拘牵，才谈得上快活、适意；反之，心灵的拘禁、精神的闭锁、身心的扭曲、人性的“异化”，都是最大的苦恼。
四是以超然态度看待苦乐，做到“苦乐不入于心”。他从人类的有限性出发，客观地对待无可奈何的现实，从一己的小天地中超拔出来，转换心态，化苦为乐；做到自觉地解除困苦与焦虑，从而达到心胸旷达，心态宁静，心情愉悦，心境悠然。比如，领会“削迹捐势，不为功名”，“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的深刻蕴涵，则有助于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
这些都是超拔于智能、认知层面的，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心性修养。以此来观照客观事物，处置人生课题，就会摆脱种种烦恼，除掉无谓纠缠，免去般般计较。
第三，从哲学层面上确立根基。庄子的用减法，绝不仅仅是着眼于是否需要问题，根本出发点是“虚而待物”，悟道存真，关键体现在一个“忘”字上。学者牟宗三有言：“道家智慧是‘忘’的智慧。”这里的“忘”，兼有解脱、化解、消减、摒弃的多重含义。《大宗师》篇有一句名言，“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又说，“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涸辙之鲋”，彼此靠着吞吐口水，相濡相嘘，根本不可能做到相忘；只有置身于江河湖海的广阔天地，鱼才能达到相忘境界。同样，人优游于浩瀚无涯的大道之中，就能相互忘记，逍遥自适；而当遭遇道术沦丧时，情况就不同了，人人自危，难于相处，必然斤斤计较，磕磕碰碰，麻烦不断。
忘，不仅在己，而且在人。日常生活中，备受关注，是人所普遍向往的；可是，吊诡的是，人恰恰是在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注中，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自由，丧失了主动。试看那些“名人”“名家”，哪个不是这样？反之，处于“天放”状态，处在畅怀适意、悠哉游哉、浑然相忘的状态下，倒是可以得遂性命之情，感受到自由放任、天趣盎然。
在悟道过程中，人的心灵就更容易获得一些天启，解识某种天机。所以，庄子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嗜好和欲望太深太重的人，他的心智必然被堵塞得严严实实，那样，天然的人生领悟力就必然很浅了。民间有“火要空心，人要虚心”的格言：升火时，不能把炉膛里的柴禾填得过满，否则，火就烧不旺了；做人也是如此。《人间世》篇有“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说法：心灵不能堵塞得太满，必须扫除一空，才能透亮、发光。只有清空虚静的心（室），净除任何尘滓杂念，才能悟出大道（白），生出智慧，进入清澈澄明的境界。
关于“忘”的功夫，庄子强调，要通过“三外（忘掉、遗弃）”的路径，达致“三无”的境界。在《大宗师》篇，他借得道者女偊之口，讲述了学道、体道的过程。前三步都是“外”：“三日而后能外天下（遗忘世故，放弃对外界的关注）”，“七日而后能外物（忘掉万物，包括功名利禄，卸掉各种包袱，做到‘不为物役’）”，“九日而后能外生（把生死置之度外，心境澄明洞澈）”，这与《知北游》篇所讲的“吾身非吾有也”，遥相呼应，高度一致。这样，就可望成为“至人、神人、圣人”，达致“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它的标志，是去除自我中心，摒弃为名缰利锁所束缚的小我，让自己的精神穿透形骸，实现与天地精神往来。
庄子《达生》篇还讲了梓庆“削木为
”的故事：
这里的准备工作，分忘利、忘名、忘身三个阶段；然后再以虚静之心，观察树木的天性；进而看出哪种树木即是未来的钟架。这样，再动工制作，就巧夺天工了。
禅宗有两首著名的佛偈：
道家智慧是“忘”的智慧，“忘”兼有解脱、化解、消减、摒弃等多重含义。人悠游于浩渺无涯的大道之中，就能互相忘记，逍遥自在，它不仅在己，而且在人。关于“忘”的功夫，庄子通过“三外”的路径，达致“三无”的境界。
神秀和尚的偈子，将身心比作菩提树、明镜台，看来，仍然有所执著，没有达到开悟的境界；而六祖惠能的偈子，则是“四大皆空”，通篇突出一个“忘”字：
之所以要“忘”，为的是减少心理负担，免除外物干扰，去掉计较的心理。在《达生》篇中，庄子借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这个道理：善于游泳的人，忘水；精于潜水的人，视深渊如山陵，同样无视于水。这样，他们到任何地方都会轻松自在。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要“忘己”。何为“忘己”？在《天地》篇中，庄子曾借用老子的话加以解释：人的动静、生死、穷达，都不是自己主宰得了的；一个人所能做的，是忘掉外物，忘掉自然，忘掉欲望之我，世俗之我，这就叫做忘己。既然自己都忘掉了，还愁不能用减法吗？
其实，这减法正是道家“忘”的智慧，庄子也正是深于此道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