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小镇边缘

2003年的冬天，伦敦。我正在一家售卖伊斯兰激进主义文学作品的书店内浏览。就是这种书店，让伦敦赢得了“伦敦斯坦”的名号：层层叠叠的书籍，连篇累牍地号召要打倒自由社会；这些书籍，在试探言论自由底线的同时，也无意间记录下欧洲穆斯林社群面临的困境。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顾客。

过道里，我注意到一张很特别的世界地图。各个国家都按穆斯林人口的比例用颜色来标识。深绿色国家里，穆斯林占多数；浅绿色、黄色、褐色，各代表了逐级下降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典型的政治伊斯兰，把宗教作为唯一标准，将世界划为你我两半。在地图四周，缀饰着各地著名的清真寺——麦加大清真寺（千千万万朝觐者每年的目的地），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穆罕默德登天处），神奇的伊斯坦布尔蓝色清真寺，还有，慕尼黑的伊斯兰中心。

慕尼黑的伊斯兰中心？有点奇怪。我以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为主题写作已经有六年了，在德国住的时间则更长。这清真寺的名字倒是听说过，是德国境内一个伊斯兰小组织的总部，但似乎配不上这么大的来头。慕尼黑并不是伊斯兰的中心，那个清真寺也不是德国最大的，更别说在欧洲了。不过，它仍然是某些人心中传之万世的圣殿。正好，我计划要去慕尼黑，就决定顺道看个究竟。

几周后，我开车从慕尼黑市中心出发，沿着旧大道往北，先是和通向新机场和未来派体育场的那条高速公路并行了一段，绕过这些德国引以为傲的样板基础设施后，驶入了德国巴伐利亚首府被忽视的社区。从这里开始，城中心让位于郊区，然后是郊野的零落乡镇。最后，清真寺现身了，一开始不过是突出在松树顶上的细长尖塔，就像一根指向天国的手指。随后，其余部分也进入了视野。这是一幢卵形建筑，就像一个被篷布罩着的气象气球——早已过时的1950年代的未来派设计。

我找到了一位身材矮小瘦弱的看门人，大约六十岁左右，穿着传统的白色长袍和凉鞋。我问他为什么这座清真寺这么出名，他耸了耸肩，冷淡地说肯定是我搞错了。我问是什么时候建造的？他说他不知道。我又问是谁建造的，他只是一个劲地抱歉不知。

他的答复让我吃惊不已。算起来，我到过欧洲的许多清真寺，每到一地，每个做礼拜的人都会无比骄傲地向我讲述它的渊源：通常都是由移民们集资建造。但这次，是真不知道，还是忘了？总之，很奇怪。

我观察得更仔细了，清真寺似乎在衰败。混凝土和瓷砖已经褪色开裂，树木似乎在吞噬整幢建筑。世界上最伟大的清真寺之一？我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是这个疑问，引出了我的研究项目，把我带向意想不到的地点，耗费了远远超过当初预计的时间。我曾以为，只要在德国找几个1960年代移民来穆斯林社群的人谈谈，很容易就能找到答案。正是当初的那批移民，部分造成了欧洲人口结构的巨变。我猜想，慕尼黑的伊斯兰中心也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

然而，我发现答案回溯的年代要更为久远——1930年代。确实，我采访过许多德国的穆斯林，但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美国和欧洲的档案馆。正是从那一箱箱或是无人问津或是新近解密的档案中，那些为这个清真寺奠定思想基础，其后又为夺取控制权而相互角力的人物和故事，才慢慢串联成篇。

与通常的想象相反，这些创始者跟广大的移民没有什么关系。相反，我发现有三类群体，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而支持清真寺。一类是纳粹思想家，计划利用伊斯兰作为二战期间的政治武器，随后，这一战略又延续到冷战时期。另一类，主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成员，他们以纳粹的工作为基础，希望利用伊斯兰来对抗共产主义。第三类才是伊斯兰激进分子，他们把清真寺视为在西方的一个立足点。这三类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建造一个做礼拜的地方，而是一个政治甚至暴力活动中心。

首先，故事的主线可说是耳熟能详。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国曾试图争取穆斯林在阿富汗对抗苏联，著名的基地组织就是在那时诞生的。但慕尼黑清真寺的建筑年代还要往前推三十年，那是冷战的初起之时，而不是它的结束阶段，两者的根本目标也十分不同。在阿富汗这类地区，穆斯林被动员起来扛枪战斗。但在这里，在德国，穆斯林卷入的是一场心理战，一场观念之争。我开始认识到，在慕尼黑发生的事件是某种变化的先兆，这种变化横跨意识形态和军事两个领域，影响从阿富汗直至伊拉克。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种策略都适得其反。对慕尼黑穆斯林社群的争夺，给西方带来了一种致命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激进主义（Islamism），这不是那种年代久远的宗教，而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暴力的思想体系，并为恐怖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在2001年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中，西方直接体会了这种暴力。但它的历史更为久远，困扰了世界各国好几十年。最著名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就是穆斯林兄弟会，正是穆兄会，把清真寺变成了一个实现党派目标的基层政治组织。穆兄会在西方的几乎所有活动，都起源于运作清真寺的那一小群人。而慕尼黑，正是穆兄会向西方社会扩散的滩头阵地。

1950年代和今天的相似之处让人触目惊心。虽然伊拉克地面战场上的一举一动仍然牵动着我们社会的神经，但决定胜败的，将是这场意识形态之战。今天的慕尼黑，就像她在半个世纪前一样，西方社会希望能在与宿敌的缠斗中找到与我们有相同价值观的穆斯林盟友。慕尼黑，浮现出一种未经深思熟虑就贸然行动的风险。

西方国家的政府，使这种深思熟虑的工作难以进行。一般来说，情报机构有关伊斯兰的档案仍是保密的；我能获得这些故事的文件，只能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机会。在美国，由于国会的立法，才撬开了中情局留存的纳粹和涉嫌战争罪行人士的档案；也许还得采取类似的法律行动，才能完全搞清楚美国到底是如何应对伊斯兰激进团体的。

在这期间，就让这本书来填补一些空白。写作此书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正在相继离世。许多人收集了非同一般的私人档案，但这些材料正日渐散佚。今天，大多数和我交谈过的人都已八九十岁，一些已经过世。再等几年，就将意味着失去他们的洞见和建议。

正是他们和那些档案，为我们讲述了从好莱坞到雅加达，从华盛顿到麦加城的故事。就像一谈到德国就常常会出现的情景，这个故事，也始于二战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