Ⅳ
苏格拉底在70岁时遭遇了一场风暴。3名雅典人——诗人米利图斯、政治家阿尼图斯和演说家莱昂——认定他是一个怪诞的恶人。他们指责他不敬城邦之神，腐蚀了雅典的社会构成，唆使年轻人反对他们的父辈。他们认为应该让他沉默，甚至杀死他。
雅典城邦已经建立起一套分辨是非的程序。赫里阿斯特法庭
位于集市之南，那是一幢庞大的建筑，一头是陪审团员坐的长凳，另一头是公诉人和被告方的讲坛。审判开始先由公诉人讲话，接着被告讲话。然后由200到2500人组成的陪审团投票或举手表决是非曲直。这种用计算赞成的人数来决定某种主张的是非的办法贯穿于雅典的整个政治和法律生活中。一个月中有两三次，全城的男性公民，大约3万人，应邀到集市西南的普尼克斯山头集会，用举手表决的办法决定城邦的重大问题。对于城邦来说，多数人的意见就等同于真理。
审判苏格拉底那天，陪审团有500名公民。公诉人一开始就要他们把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哲学家当作一个不诚实的人。他上天入地刨根问底，他提出异端邪说，他善于用闪烁的辞藻让弱理战胜强理，他故意通过谈话腐蚀年轻人，对他们施加邪恶的影响。
苏格拉底对这些指控进行申辩。他解释说，他从未对天上或地下的事物提出过理论；他信奉神明，并非异端；他从未腐蚀过雅典的青年，只不过有些逍遥自在的富家子弟模仿了他的提问法，证明某些重要人物无知，使他们感到恼火。即使他误导了任何人，那也是无意的，他没有理由故意对同伴施加坏影响，因为他们有可能反过来伤害他自己。如果他曾无意中误导了什么人，那么正确的程序应该是在私下纠正他，而不是公开审判。
他承认他的生活方式显得有点特别：
我对许多人关心的事弃置不顾——赚钱、经营房产、追求军职或文职的荣誉，或其他权力地位，或参加政治团体以及本城邦的政党。
但是，他从事哲学的动机是出于改善雅典人生活的朴素愿望。
我设法劝告你们每一个人少想一些实际利益，而多想一些精神和道德的福祉。
他解释说，他已献身于哲学，因此即使陪审团以他放弃哲学活动为释放他的条件，他也不可能放弃：
我将继续像平时一样说：“我的好朋友，你们是雅典人，属于因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城邦。可是你们岌岌于争名逐利，而不思考如何理解真理，如何改善自己的灵魂，不觉得惭愧吗？”假如有人争辩说自己不是那种人，还是关心真理和灵魂的，那么我不会放他走或离他而去，而要对他进行盘问，让他经过考验……我将要对所有我遇到的人这样做，不论老、少、本邦人或是外邦人。
现在轮到那500名陪审员来决定了。他们经过简短的讨论后，220人决定苏格拉底无罪，280人认为有罪。哲学家苦笑说：“我没想到比分那么接近。”不过他没有丧失信心，没有犹豫，没有惊慌；他坚持对一种哲学方案的信仰，虽然他的听众刚刚以56％的多数宣判其为荒谬。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样的泰然自若，如果我们听了几句对我们的性格或业绩的严厉批评就忍不住掉眼泪，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正确的能力主要是由他人的赞许构成的。我们对于不受世人喜爱很在意，不仅是出于实用的理由——例如生存或升迁，更重要的是世人的嘲弄似乎是一种信号，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已误入歧途。
苏格拉底自然也会承认我们有时可能是错的，我们的观点可以怀疑，但是他会提出一项至关重要的细节来改变我们对真理与不受世人喜爱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错误决不能简单地以遭到反对来证明。
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反对我们的人数，而是他们反对的理由有多充分。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应该由不受世人喜爱转向解释其所以然。社会上占很大比例的人认为我们是错的，听起来怪吓人的。但是在放弃我们的立场之前先要审视一下他们得出这一结论所用的方法。我们对他们的反对意见给予多少重视，应取决于他们论证方法是否健全。
但是我们似乎被一种相反的倾向所折磨：每个人的话都听，每一句不中听的或是嘲讽的意见都足以使我们心烦意乱。我们往往不能反思一个最主要的也是最令人宽慰的问题：这些阴暗的指责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常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诚实的批评者与出于愤世和妒忌的反对意见相提并论。
我们应该花点时间看看批评的背面。如苏格拉底了解到的，尽管经过小心掩饰，其思想的基础可能是极端歪斜的。我们的批评者可能凭着心血来潮摸索到结论，或者出于冲动或偏见，然后利用他们的地位抬高他们的点滴直觉。他们的思想可能就是像喝得醉醺醺的业余制陶人那样建立起来的。
不幸的是，与陶器不同，思想产品的优劣极难一眼就分辨出来。分辨哪一件陶器是醉汉做的，哪一件是清醒的工匠做的并不难。
可是要立即确定以下两个定义的优劣，就要难得多：
一种坏思想以权威的方式提出来，往往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具备好思想的分量，尽管并没有证据说明它是如何产生的。而我们只注意结论，就会养成尊重错了人的习惯。所以苏格拉底敦促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他们得出结论的逻辑上。即使我们逃避不了遭遇反对的后果，我们至少可以免去自以为非的那种软弱感。
这一想法最初提出是在审判之前不久。有一次苏格拉底与一位从西西里来雅典访问的著名修辞学教师波卢斯对话。波卢斯有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观点，热切地想以之说服苏格拉底。波卢斯认为对于人来说，幸福生活的核心莫过于做僭主，因为专制统治可以让人随心所欲，把敌人投入监狱，褫夺其财产，处决他们。
苏格拉底彬彬有礼地听着，然后用一系列的论据回答，企图证明幸福在于行善。但是波卢斯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看法，指出专制君主常常得到大多数民众的尊敬，并举马其顿的国王阿基劳斯为例，他谋杀了他的叔父、侄子和7岁的合法继承人，但仍享有雅典广大公众的支持。波卢斯得出结论说，喜欢阿基劳斯的人数就是一种标志，证明他关于专制的理论是正确的。
苏格拉底谦恭地表示，确实要找到喜欢阿基劳斯的人比较容易，而找到支持幸福在于行善这一看法的人较难，他解释说：“假如你想找证人，证明我说的话是错的，你可以指望几乎全雅典的人都同意你的观点，不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地来的。”
如果你愿意，尼塞拉特斯之子尼西亚斯连同他的兄弟们都会支持你，他们拥有狄俄尼索斯（酒神）的领地那一整排祭坛。斯凯利尤之子阿里斯托克拉得也会支持你……你要愿意，还可以拜访整个伯里克利家族，或者你选择的任何雅典世家。
但是苏格拉底激烈地否认对波卢斯的论点这种广泛的支持本身足以证明其正确。
问题在于，波卢斯，你想把人们在诉讼中认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巧辩法用在我身上。在法庭上，人们也以为只要举出一大批显赫的证人支持他们的观点，而对方只能举出一名证人，甚至举不出证人，就可以证明对方是错的。但是这种辩论用之于真理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在法庭上被一大帮不约而同反对自己的、望之俨然的证人击败是完全可能的。
真正的尊严不是来自多数人的意志，而是来自正当的说理。我们在制作陶器时，必须听从那些知道如何把釉在800度高温下变成Fe3O4的人的意见；我们造一艘船时，要在意的是那些造过三层划桨战船的人的判断；我们考虑伦理问题时——如何做一个幸福、勇敢、正义和善良的人——不应该被坏思想吓住，尽管它出自修辞学大师、威武的将军和衣着考究的塞萨利贵族之口。
这听起来像精英主义，的确如此。并不是每个人的话都值得听。不过苏格拉底的精英主义决无丝毫势利和偏见。他也许对涉及的观点区别对待，但这种区别的考虑决不是基于阶级和财富，也不是基于军功或国籍，而是基于理性——他强调，理性是人人都能获得的功能。
要追随苏格拉底的榜样，我们就该在遇到批评时像训练有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一样行动。《古希腊城镇探秘》一书提供了关于体育的进一步情况。
姑且想象我们自己是运动员。教练教给我们一种为掷标枪而锻炼腿力的方法。这需要金鸡独立举起重物。在外人看来这样子很怪，他们嘲弄我们，说我们虚掷了成功的机会。我们在澡堂里听到有人窃窃私语，说我们
这话够尖刻的，但是没有什么可惊慌的，只要听听苏格拉底同他的朋友克里托的对话就行了：
苏格拉底：当一个人认真训练时，他应该一视同仁地用心听取所有的赞赏和批评意见，还是只听一位有资格的人的话：医生或教练？
克里托：应该只听一位有资格的人的话。
苏格拉底：那么他就只应该害怕那一位有资格的人的批评，欢迎他的称赞，而不理会来自广大公众的毁誉。
克里托：显然是的。
苏格拉底：他应该按照有专业知识的教练的判断调整自己的行动、练习和饮食，而不是其他大众的意见。
批评的价值取决于批评者的思想程序，而不是人数的多少或是他们所在的阶层。
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原则：并非所有人的意见都应该得到尊重，只应该尊重一部分人的意见，而不是另一部分人的意见……应该尊重好的意见而不是坏的意见……好意见出自对事物有所理解的人，坏意见出自缺乏理解的人……
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即使公众对我们说三道四，我们也不必那么在意，而应重视专家对有关正义与非正义的事物所说的话。
坐在赫里阿斯特法庭长凳上的陪审团成员们不是专家。这些人当中老人和伤兵的人数超常，他们把当陪审员作为一项额外收入的来源。陪审员的酬劳是一天3奥波勒斯，少于一个体力劳动者的日工资，不过对一个63岁、家居无聊的人来说也不无小补。成为一名陪审员惟一的条件就是雅典公民、思想健全、不负债——不过思想健全并不是根据苏格拉底的标准，而只是能够走一条直线，并在提问时说出自己的名字。陪审员在审讯过程中常常打瞌睡，其中很少人有过类似案例的经验或熟悉相关的法规，也没有人就如何得出判决给过他们任何指导。
审判苏格拉底的陪审员是带着强烈的偏见来的。他们已经受到阿里斯托芬丑化苏格拉底的影响，并且觉得这位哲学家对于曾经辉煌一时的本城邦在世纪末遭受的灾难起了一定的作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是灾难性的，斯巴达和波斯联盟迫使雅典屈膝投降，城邦遭到封锁，舰队被毁，帝国被支解。贫困地区瘟疫流行，民主受到专制制度的镇压，成千公民死于其罪恶之手。对苏格拉底的敌人说来，许多僭主曾经与这位哲学家有过过从决非偶然。克里底亚与卡尔米德曾同苏格拉底谈过伦理问题，似乎他们谈话结果所得就是嗜杀的狂热。
雅典如此令人瞩目地盛极而衰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座希腊最伟大的城邦，75年前曾在普拉蒂亚陆上和米卡利海上打败过斯巴达，如今却要忍受这一系列的屈辱？那个披着肮脏的大衣在街上闲荡，对明白不过的事发出疑问的人就被当作现成的、但是完全错误的答案。
苏格拉底明白，他是没有希望胜诉的。他甚至没有时间进行辩护。被告只有几分钟向陪审团讲话的时间，也就是法庭时钟的水从一钵滴满另一钵的光景。
我深信我从未故意错待过别人，但是我不能说服你们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讨论的时间实在太少。如果你们同其他民族一样，不是用一天而是好几天的时间进行重大审判的听证，我想你们也许会被说服，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要在短短的时间内开脱这样严重的指控是很不容易的。
雅典的法庭可不是发现真理的讲坛。那只是一群上了年纪或是一条腿的人的匆匆集会，他们从不把自己的意见置于理性的审视之下，而是一心等待着法庭时钟的水从一钵滴满另一钵。
坚持这样想洵非易事。一定需要从成年累月与普通雅典人谈话中所汲取的那种力量，足以做到在某种情况下不理会别人的意见。苏格拉底并非有意如此，他不理会那些意见不是出于愤世嫉俗，那样做就会违反他自己的信念：每个人都有潜在的理性。但是他大半生黎明即起同雅典人谈话，了解他们是如何思想的，看到了一些可惜他们自己通常看不到的东西，尽管他希望有一天他们也能看到。他观察到他们倾向于凭心血来潮决定立场，接受世俗的定论而不加质疑。他在最高权威的反对面前坚持己见并不是出于狂妄。他具有一个理性的人的自信，因为他了解，对手的思维方法常常不正确，尽管他远不是自以为一贯正确。对手的反对就足以置他于死地；不一定需要证明他是错的。
当然，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哲学而得到生路。即使被判有罪以后，还可以逃避死刑，但是他的顽强不屈使他错过了这一机会。我们不能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如何逃避死刑，但是如何在不合逻辑的反对面前维持信心和清醒的立场，他应该是我们至高无上的榜样。
哲学家的演讲曲终奏雅，激情满怀：
如果你们处死我，你们将很难再找到我这样的人。事实上，打个玩笑的比方，我是受神灵委派附在这个城邦身上的，这座城就像是一匹良种马，由于身躯太大，容易懒散，需要牛虻蜇一蜇……如果你们听从我的意见，就会让我活下去。但是，我猜想，不久你们就会从瞌睡中醒来，听从阿尼图斯的话，一巴掌把我打死，然后再接着睡。
他没有猜错。当大法官要求第二次，也是最终表决时，陪审团中360人投票赞成把哲学家处死。然后，陪审员回家，死刑犯被带到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