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冰雪驿路八忆(1)
【驴车马车闹京城】
我不敢说知识分子没有接触过马，可是知识分子中间，留下这么多人与马的悲欢记忆的，我可以说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了。我童年生活在农村，有过马背童真。但是让我想象不到的是，儿时在马背上的嬉戏，竟然是我人生戏剧的预演，之后在压轴的大戏里，却充满了人与马的世纪悲怆：一支文人的笔杆，突然幻化成一根皮鞭，面前的稿纸，忽然变成赶着驴车马车“破帽遮颜过闹市”的人生画面……
这匹马是棕黄色的蒙古马，与我童年骑过的那匹八岁口的老黑马，大相径庭。
1954年我由一个山区的野娃儿，已然进京成了一名党报记者。到了1957年时，记者称号之外，我又多了一个副牌：出版了三本书的青年作家。一个每天挥动笔杆的人，之所以与那匹蒙古马有了关系，要感谢1957年那场人人皆知的运动。一场风暴来临，大树低头，小树弯腰，连我这棵文学小草，也被连根拔起，于是我在1959年冬天，成了摇着鞭子赶着大车、穿街过市的一个车把式。至于我是如何在这场运动中成为网中之鱼的，笔者已无兴趣回叙——那已然是老掉牙的故事了，但是赶着马车横穿闹市的经历，里边蕴藏着的中国历史的经纬，至今反刍起来还有个嚼头——那是我还没有折进大墙电网，留在北京市内改造的一段往事。
本来，最初我是赶小毛驴车的车把式，由于在建国门内大街的一场车技表演，才由驴车夫升格为马车把式的。那时京城的建国门内大街，没有林立的高楼，没有彩灯织成的长虹，汽车、马车与自行车还能结伴而行。但是这条大街有着其他街道所不具备的地缘政治：那儿是北京车站拐向天安门和中南海的必经信道，因而便留下了我生命年轮中的这个绝笔。1959年，正是我国困难时期的开始，人还常常要勒紧裤腰带，那猪就更缺乏饲料喂养了。我奉头人之命，赶着一辆毛驴车每天去东郊九龙山酒厂，拉回一车车的稀酒糟，回到永定门外的四路通劳动基地，以解决猪们的腹中之饥。
那天，也许是天意让我难堪吧，我摇着鞭子经过建国门大街时，正好碰上了迎宾车队，要从北京站开出来。至于车队接的是哪一位外国政要，这不关我的事，与我有关联的是，警察催我快把驴车赶走（车厢板上固定着一个大铁桶，桶里残留着稀酒糟黄黄的浆液，形态极像粪车），以防有碍观瞻。我本来就是被打入社会另册的老右，急忙挥鞭赶驴，真是应了老辈子留下的那句“人倒霉，喝口凉水也塞牙”的古话了，当我挥动鞭子催驴疾行的时候，可能是驴儿用力过猛之故吧，它腰下的那根肚带“啪”的一声折断了。随着这一声响，车上那个用来装稀酒糟的大桶，向车尾滑了过去，由于重量后倾，驴车上两根长长的车辕，失控地打了天秤，像两挺高射机枪似的指向了天空。老天！肚带在哪儿断了都行，为啥偏偏断在了这个节骨眼的地段呢！毛驴车是要靠那条肚带定位的，由于没了肚带的禁锢，车辕打了天秤不说，那头毛驴便自由自在地从车辕里钻了出来。
“你这是咋搞的！”警察向我大声训斥，“车队就快从北京站过来了。”
“肚带断了，咋走？”
“哎呀！哎呀！”那警察着急地看着手表，围着车身乱转了一阵，不知如何是好。
时已深秋初冬，我被眼前的尴尬局面，急出了一身热汗。情急之际，我解下来腰里扎紧皮袄的麻绳，用它将断了的肚带衔接了起来，那警察帮我按下去两个朝天的车把，两个人折腾了好一会儿，才算让那头毛驴重新复位。可是这一切做完已然晚了，就在我俩刚刚重新套起酒糟车的时候，那迎宾车队已然拐出了北京站口，向西风驰而去。好在车窗上大都挂着布帘，我不知那些贵宾是否看见了这辆“粪车”横在大街之侧，即使是从窗帘缝隙看见了，那些不谙中国国情的外国人，也会把我当成一个青年农民——无论他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不会想到赶车的人曾经是一个拿着笔杆在稿纸上涂鸦的青年作家。
这次惊魂事件发生之后，我便鸟枪换炮，从驴车把式摇身一变成为马车把式了。活儿还是每天顶着星星起床，套上马车到几十里之外的九龙山去拉喂猪的酒糟。马车要往返经过永定门、花市、虹桥、东单、建国门大街的闹市，当我疲惫地回到四路通，已是黄昏时分。一天之内，与我为伍的就是那匹棕黄色的蒙古马和它拉着的那挂大胶轮车。这匹马可不像儿时的“老黑”那么安分，它有咬人的习惯，饲养它的老温，被它咬掉过上衣的两个纽扣，我最初驾驭它的时候，它撕裂过我的衣袖。那是我准备套车去拉酒糟、给它戴上笼头的时候，它抗议的唯一方式，就是咬你一口，给你留下个记号。好在经过几年的改造，我已经知道了一条真理：尽管你是懦弱的书生，这个时代要求你必须做一个四肢发达、大脑简单的两条腿动物，否则你就是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是死不悔改的“花岗岩”。因而它用牙撕我的袖口，并不使我心惊肉跳。有了建国门内大街的惊魂，我也可以算是修炼出道了。我很体谅这匹儿马的心态，我不要自由，可它想要自由。但是不戴笼头是不行的，它咬了我没关系，要是行车在街市上，咬了路人我要为它承担责任不说，一旦出了这样的问题，上纲上线就是“仇视人民，纵使野马咬伤革命群众”。我没有马的勇敢，也没有它的反抗精神，头人让我挥鞭赶车，我便拉低了棉帽的帽檐儿，穿上狗皮大氅，为了抵挡冬寒，腰里再扎上一根麻绳勒紧腰身，俨然一幅农村里标准车把式的肖像。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车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我在儿时的北国田园，看见许多大车的车辕把上，都贴有这样的吉祥话。
但是这匹蒙古马，实在不体谅我那颗苦心，第一次赶它上路，它就跟我“争取自由”了。那是我挥鞭走到花市南口，准备北拐奔向虹桥小街的时候，丁字路口上一个交通警察，正站在路心的交通台上忙于疏导南来北往的车辆，尽管我此时早已跳下车辕，用手死死拉着马缰，那匹不识北京方圆的马，还是不会拐那九十度的弯道，斜着向交通指挥台闯了过去。我给它戴上笼头，防止它咬伤行人，但是我无力制服它的蛮力，它倒是从交通指挥台一侧走了过去，但后边的大车轮子，“嗵”的一声撞在了交通指挥台上，致使那涂着红白道道的圆圆的木台上的交通警察，不得不急忙跳下了路心的木台，同时对我发出一声怒吼：
“你——你——你是哪个公社的车把式？你这是想干什么！”
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你是哑巴？我在问你话呢！”他显然没有经受过这种侵犯，一边用手中的指挥棒指点着我，另一只手掏出一个小本本，对我再次吼叫道：“你不回答，我扣下你的大车，让你们公社头头来取车！”
我更无法回答他的质询了。我如果告诉这位交警，我不是公社社员而是个右派，那么这匹蒙古马闯下的祸事，就可能会升级为阶级仇恨。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切事物都以阶级画线，那匹蒙古马不是罪源，有异己之心的“阶级敌人”才是罪源。多亏当时给我配备了一个跟车人，他是当年“七月派”的老诗人晏明，此时他急忙打圆场说：“你别误解他，他不是什么公社的车把式，我们是《北京日报》劳动基地的人，这是他第一次赶马车去拉稀酒糟。我们基地养着几口猪，还靠那东西来喂养呢！真对不起，他初次赶马车，就撞了交通指挥台！”晏明人长得文质彬彬，脸上戴着文化人的眼镜，一席话又说得温文尔雅，使人绝对不会感受到内藏虚言。
那位交警阴沉的脸上，开始出现了一丝阳光。他说：“在闹市上赶马车，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建议你们，明天换个能赶马车的车把式。”
晏明连连称是。我手忙脚乱地先帮助那位交警，把被撞出约有尺余的交通指挥台复位，然后拉起马缰继续赶路。这时我才发现，马路两旁站了不少围观看热闹的观众。我的心跳虽然平缓下来，但脸却涨红了，如果那交警和围观的行者，知道我是个公民之外的“另类”，该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前辈文化人晏明，使用了“劳动基地”这个中性词汇，可谓恰到好处，客观上起到了掩饰我的右派身份的作用，但又不失其原则，因为当时各个机关的“劳动基地”，都有下放的干部与右派在一起劳动。
我很感激晏明为我解围，但也为他难过和尴尬——因为当初如果没有他这个伯乐，我也许不会很快步入《北京日报》。1953年的秋天，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晏明当时作为《北京日报》的文艺版编辑，曾经从公共报牌上，揭下这篇东西向报社推荐。副社长周游来自延安鲁艺，是个十分爱才的人，市委宣传部一纸调令，我便来到了《北京日报》当编辑、记者。这则文坛佳话，虽然让老诗人因为其伯乐行为而非常高兴，但我却是个扶不起来的文坛“阿斗”，青年作家的光环才闪亮了几天，便从九霄云天折到社会低谷——我和同时代的王蒙、刘绍棠、邓友梅从白天鹅一起变成了黑天鹅。也真是一种命运的巧合，我头一天赶马车，诗人晏明竟然被派来当我的跟车人。因而当马车在闹市穿行的时候，我觉得我愧对了发现我的伯乐，实因我不是一匹千里马，而是一头时代的瞎驹，真是被晏明和周游错爱了。这些心声，我又苦于难以出口，因为这些表达，有拉拢革命干部下水之嫌。他也常常缄口无语，以免感伤时说出些温情的话——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任何一句温情的话都是兔死狐悲的立场问题。
长途赶车，只能对马儿挥鞭，倾听马蹄叩击洋灰路面和马儿因天冷而打着响鼻的枯燥声音，这是我行程中的最大痛苦。因为从我第一天赶车时起，晏明一直跟着我的马车穿街过巷。实在忍无可忍之际，彼此说些今天天气好坏、可能刮风或下雪之类无关紧要的话，以打发路上的苦寂。至今，我还记得晏明和我在马车上的对话片段：
“你穿的狗皮大氅，是哪儿弄来的？”
“我母亲从农村带来的。”
“它很挡寒。”
“是的。”
……
“你也应当多穿点。”我说，“我有时还要在地上走走，你坐在车上一动不动特别容易着凉。”
“我穿着棉大衣呢，这是北野（晏明爱人）特意给我买的。”
“早看东南，晚看西北。”当天蒙蒙亮，我看见东南涌起了黑云，“今天我们怕是要碰一雪天了。”
他说：“可别赶上下雪，路就难走了。”
其实大自然中的风花雪月，与文学有着十分亲密的血缘关系，一个老诗人与一个青年作家，理应对雪天有着别样的情怀，但是在当年，感悟文学的细胞，都被那寒冷的季节冻僵了——我们在车上那些无聊的对话，就是一个佐证。有时，我感到我们比那匹马更可怜，马儿拉动的是一车稀稀的酒糟，而我们背负着的却是一个失语的年代，每天像个两条腿的“人马”那般，背负着变了形态的苍天与大地的重负。除此之外，我赶车还要百倍小心，冲撞交警指挥台的事儿，可一而不可二，再说车上还坐着个曾经的伯乐老诗人，任何一点疏忽，都可导致更大的危险。尽管我这个车把式，已然全力以赴，但那匹蒙古马丝毫不解我的苦衷。记得那是一个黄昏，我赶着马车从九龙山回来，出了崇文门刚刚拐上了狭窄的虹桥小街，一辆有轨电车响着叮咚叮咚的铃声，从马车后边驶了过来。其实马车并没有占据电车车道，而是缓缓地走在马路边缘，可是那位电车司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让铃声响个不止。那匹马先是竖直了双耳，后来便失控地惊了车——还没容我从车辕上跳下来，那马便疯了般地狂跑起来。加上原来虹桥那条街，是倾斜的洋灰路面，这一跑就失去了控制。此时正是下班的高峰时刻，马车两旁许多骑自行车的人，大呼小叫地向两边闪躲，有的连人带车一块儿倒在了马路牙子上，有的高声骂着赶车的我——而我在这一时刻，神经早已错位，尽管两手拉紧马缰，还是无法让那野马放缓狂奔的四蹄。耳畔听见晏明高喊“拉住马的缰绳——拉住马的缰绳——”我就是三头六臂有把子蛮力，对那匹惊了的马儿来说，已然无济于事，何况我是一个摇笔杆的书生，只好跳河一闭眼，任由那匹马发疯了。
至今回想起这段往事，我还毛骨悚然。要不是那位电车司机，在关键时刻停下了铃声，那天也许就是我和晏明的忌日。就是我俩不死，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也要充当我们的替死鬼——因为那是一辆大平板车（上边固定着一个装稀酒糟的大铁桶），占据了马路相当的宽度，而马车又是一路下坡，如果马不停蹄地狂奔下去，放倒几个是铁定的事儿。阿弥陀佛，那匹马终因跑累而减慢了奔跑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