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冰雪驿路八忆(4)

当时，正是严冬时日，我着一身褴褛的棉衣，排队在医务室外。突然有人从后边拍了我肩膀一下：“喂！你还认得出我是谁吗？”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个身穿棉猴、高高瘦瘦的人，正在对着我凝视。由于棉帽压得很低，我只能看见他瘦瘦的脸，待他摘掉棉帽让我仔细辨认时，我一下握住他的手说：“姜葆琛——你是姜葆琛——我怎么能忘记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呢！”

记得，我俩顾不上看病，就到一个僻静角落，悄声低语地说开心里话了。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当年你可是趴在芦苇小车上喘气的，想不到你还活着！”他看看候诊的囚号越来越多，便向我摆摆手，带我离开医务室通道，三拐两拐到了一间挂着化工厂绘图室的屋子，走了进去并关上了屋门。我有点瞠目结舌，不知他怎么敢带我进这间生着炉火的绘图室。俩人坐在木凳上之后，我才渐渐纳过闷儿来，他原本是清华学子，在芦花荡他是一颗野草籽，这地方虽然也是劳改单位，但化工厂需要理工人才，一颗野草籽飘到了这儿，就变成了一棵大树——于是寒冬腊月，便能有炉火与之相伴了。

我的推理没有错，他说这儿是他的劳改的“窝”。他脱掉棉猴、我甩开棉袄后，我问他的第一句话是：“吕荧是哪天走的？”

“你见他之后约有一周多时间。确切的日子是1969年的3月15号。”姜说，“让我想不到的是，他在临终之前，有强烈的回光返照。他睁开双眼对我说：‘一定要活着……活着……出去。你还年轻，有时间……亮晒这段历史……’说完，他就没有了呼吸。”

“坟头红砖上的姓名是你写的？”

“你见过那块砖了？”

“我又到那儿去拉过一回芦苇。”

姜回答说：“是。不过那吕荧二字，是我特殊处理过的。先用粉笔写上姓名，然后从木工那儿找来胶水喷上，以防止一场大雨过后，就成无姓名的鬼坟了。你也知道‘586’劳改犯的墓地，一个个坟头是连片的，一旦没了字号，吕荧的女儿如果来祭悼，怕是会空跑一趟。”

“你真是学理工的坯子，我要是你，可没有那么多点子。”

“我只知道吕荧的女儿叫潘怡，不知她去芦花荡祭悼过亡魂没有！”姜葆琛一声长叹，十分感伤地摇摇头。

吕荧去了天国的事到此结束，我的思绪渐渐从昔日的芦花荡中走了出来。心中那个“χ”解开了，我才有心情凝视坐在我身旁的姜葆琛。昔日芦花荡中匆匆一面，他只给我留下弱不禁风的病魔缠身的肖像。这天有机缘近看他，身板虽然还是那么消瘦，但脸上的五官排列极富有性格特征：他的前额外突，脸腮却向里凹去，就像高山和河谷都云集在他那眉宇之间似的。因而我按捺不住快意，对他微微笑了笑。他很不解，询问我说：“说的都是苍凉往事，你怎么笑得出来？”

我幽默地以童谣回答了他：“你的头，像地球，有山有谷有河流。”

他咧开嘴似笑非笑地回答我说：“这是我的命运之相，说不定哪天风湿性心脏病犯了，就去会吕荧了。”

我想让他活得快乐一点，便对他说他的分量比在芦花荡时重多了，昔日在老残队他与快入土的病号同住一条大炕，现在他一个人能占有一间绘图室。对比之下，今天我与他不能相提并论了，他当上了技术人员，我却在脏乱的铣床车间，当个什么都不会的学徒工。他说今天相遇是缘分，今后这儿就是我俩彼此倾吐心中苦水的“巢”。

之后，我当真常去找他倾吐心声。在多次的交往中，我加深了对他精神伤痛的了解。他落生在内蒙古准格尔草原，后随母亲迁移到河北张家口，从小就是根苦苗苗，但就是这样一个苦苗子，凭着个人的天赋和苦斗的精神，在20世纪50年代，考进了清华大学，之后被检查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个缠人的病魔，让他难以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在1957年反右中落难之后，落了个被清华开除自谋生活出路的结果——在当时处理右派的惩罚性条例中，属于最为轻微的处罚。

就是这个疾病缠身的姜葆琛，却折射出像吕荧那般的精神光环，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文革”开始他和吕荧先后被收容进天堂河农场之后，每天被小偷和流氓戏弄的吕荧，虽然变得有些痴呆，但有一天姜葆琛陪同他上厕所时，吕荧突然把一张字条塞给了他。姜打开一看上边只有一个大大的“走”字。这个“走”字不是手写体，而是吕荧用他带进来的打字机打出来的。

因为吕荧当时常被流氓、小偷捉弄而精神恍惚，姜望着那张纸不解其意。直到吕荧从茅厕出来，用手指了指天上飞的小麻雀，姜葆琛才渐渐悟出其中的寓意：是让他离开这块收容“五毒”之地。

他低声对吕荧说：“我放心不下你！”

吕荧回答他说：“我不需要殉葬人。”

至此，姜葆琛完全明白了吕荧对他的期望。他向吕荧点头示意后，先是撕碎了那张字条，并于临近年节的时刻，他以外出购物为由，逃离了天堂河农场。到了北京他姐姐家，用手里仅有的钱，先买了指南针和一张全国地图，然后找出在清华大学参加军训时穿过的一身“国防绿”，套上红布缝成的袖章，便去了火车站。当时正值全国红卫兵大串联期间，南来北往东游西串的红卫兵，挤满了各列车厢，姜葆琛凭着那身“绿皮”和红袖章，登上了开往云南的专列——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他离开了过去曾给过他温暖、也给了他苦难悲楚的北京城。

在列车上，他凭着超人智慧，背诵出毛泽东多段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还被北京一所中学出来串联的红卫兵，选作了他们的头头。尽管如此，在火车上，他还是差点儿露出马脚。他说：“这源于知识分子的本能。当火车通过黄河大桥时，我忍不住流下了泪水。之所以落泪，因为我是学水利的，曾有过毕业之后到黄河来工作的宏愿。谁能想到，现在我是以一个奔命的逃犯身份，路过黄河大桥。我还想到黄河是养育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母亲，我此次南行的目的，是要与母亲河诀别了……未曾想到的是，在我默默流泪的时候，尽管是低垂着头颅，还是被坐在我身旁的红卫兵发现了。他问我：‘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人人都为之振奋，你为什么反而哭泣？’我只好以谎言掩护自己的失态：‘我的老家在黄河边上的河南兰考，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把我母亲给冲走了，看见黄河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火车上的危险躲过去了。从昆明下了火车后，他的下一个去处，是奔往界邻西双版纳森林的景洪。到了公交车站，他立刻傻了眼了：由于乘车的人太多，连站着的地方都没有了。百般无奈之际，他只好尾随几个小青年，爬上公交车的顶篷。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开往景洪的是山路，车子一路颠簸得像摇煤球，他用力攥住车顶捆绑行李的绳索，才摆脱了途中被甩下车去的厄运。此时他当真有些后悔这次的南国边陲之行了，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已然是个逃犯，回归的路是没有的。

姜葆琛说到这里，屋里进来人了，他的话戛然而止，我也只好离开那间屋子。在我返回铣工车间的路上，完全沉浸于他的生活回叙之中。在反复咀嚼他的生命轨迹之后，我似乎找到了一个瘦弱的病号，在大芦花荡中为吕荧去“偷火”的精神之源。吕荧敢于在文联会上，逆批胡风的政治大潮而动；姜则在劳改的群体中，演绎出了出逃的大戏，除了使我感到自我生命的失重之外，当真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圣洁。

自我愧疚之后，我把姜葆琛当成了苦难中的挚友。每逢休息的假日，我都主动去找他叙说往事，以补充我生存下去之勇气。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向我陈述的逃跑经过，只是冰山一角，就是编织小说的顶尖高手，无论如何也编织不出来他到了景洪之后，走向西双版纳森林的艰辛。

记得，那天临近春节，我请他到我住的农舍中来（因监号人满为患，我住在离化工厂不远的农家），我俩一边包着饺子，一边听他倾诉这段野人般的生活。他说：“本来在出逃前，我在北京已经阅读了一些有关西双版纳的资料，让我最担心的是森林中有一种名叫‘见血封喉’的毒树，只要是这种树叶扎破了你的皮肤，是没有解药可救的，可是要躲避人们的视线，我必须藏进林子。每到晚上，我要打着手电仔细观察树形，然后才敢在树的枝杈中搭窝睡觉。像动物中的长臂猿那般，以躲避地上的虫叮蚁咬。不用我挑明了，你也会想象得到，我不是到西双版纳来欣赏南国森林风景的，我是想从森林边界，逃往中国邻界的缅甸，但林子中几天原始人的生活，这么艰苦难熬是我意料不到的，你也知道我是个风湿性心脏病病号，万一病发了死在那儿，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我已选了这条路，一切都只好听天由命了。

“从北京带来的压缩饼干，给了我几天的生存热力。但总有吃光了的时候，我便像野人那般，采摘林中的浆果充饥。但是老天似乎不愿成全我这个梦想，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指南针丢了。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林木丛丛让我能到哪儿去找？那天我几乎急疯了，坐在一棵倒木上发呆，觉得自己已然到了人生绝境。中国有句古话，叫‘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就在这天我晕倒在那棵倒木边。是我误食了林中毒果所致，还是生命到了恐怖的极限？今天我也无法理清其原因，反正我倒下了，倒下了……

“当我醒过来时，已然躺在一个傣族姑娘低矮的竹楼里。事后我才知道是这个姑娘去林中拾柴时，发现了我并把我背回竹楼的。她敢于把我拖回到竹楼，是因为我是身着绿皮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好在我身体干瘦，这个乡野姑娘硬是把我从死亡线上拖了回来，不然的话我怕是早就去见上帝了。她说她听出我的口音是北方人，从我背包里的本本和地图上认知，我是个读过书的人。我以谎言欺骗真诚，说我是北京某大学的学生，借红卫兵串联之机遇，到森林中考察稀有植物来的。她听说我是大学生，不仅对我崇敬有加，还喂我吃浆果饼子，给我喝云南的菜粥。每每林子中来了割胶人，她都本能地把我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按说她认为我是红卫兵，没有必要这么做——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个离开家到林中编织篓筐的姑娘，让一个陌生男人住在她的竹楼里，她会说不清道不明。这倒也好，省得我露出狐狸尾巴。但是好景不长，姑娘告诉我红卫兵串联到了附近的林寨，我强作镇静却心乱如麻，他们来了即使我能混过去，但中缅边境能偷越过去吗？就是侥幸能跑过去，跑到缅甸那边我连语言都不通，何以生活下去？那天吕荧指指天上麻雀的寓意，只是让我逃离‘天堂河’强制劳动的农场，自己却一时头脑发涨，竟然跑到西双版纳的中缅边境来了。

“我又想：指南针丢了，可能就是天意，我决定走回头路了。第一，别让这个善良的村姑再为我的生存奔忙；第二，中国这么大，哪块黄土都能养人。就在一天夜里，趁这位傣族姑娘正在熟睡之际，我穿起她为我洗净的绿衣，挎起我那小小背包，悄然无声地重新钻进林子。此举虽然对不起那位傣族姑娘，但别无良策。你想，万一红卫兵当真来到她的竹楼，对我的身份产生怀疑，找来边境公安，我想走也走不成了……”

姜葆琛与我说起这段艰险的逃亡往事时，竟然几次忘记了吃饺子，几次眼圈红涨起来。我也为这位昔日的清华大学学子的经历深深地感动。他说他一生最大的亏心事，就是有负于这位傣族姑娘的一片挚爱之心。我安慰他说：“古语说，‘物极必反’，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获得自由了，你专程跑一趟云南，去向她表达你的谢意吧！现在我想听你走‘回头路’的往事。”

姜葆琛本来是不喝酒的——特别是摆在我俩面前的是六毛钱一瓶的白薯干酒，只有苦涩，没有一丝酒香；但他那天在情绪无法平静之际，一个理性的受难书生，居然往嘴里灌下去一杯。之后，他开始了他归程的叙述：“一句话，没有那身绿色的时代‘圣装’，不要说回到北方，连景洪、昆明也不用想离开。几天几夜我回到北京后，在朋友家里过了一夜，又从姐姐家里弄了点糊口之钱，姐姐说先回准格尔老家避避风头，那儿毕竟是生养姜家的根，乡里之间还可以有个照应。我则对姐姐的话心存疑虑，因为越是知根知底，越难以伪装下去。但是我还是按她的话办了。当时已是秋初的九月，我带上几件夹衣和棉服，一路奔向内蒙古，因为那儿的气候比北京要冷得多。但是走到河北和内蒙古交界的西北，碰上了一个从我老家出来觅食的流浪汉，他说那儿不仅‘文革’内斗的风声很紧，因草原旱灾吃粮也有困难。面对新的难题，我索性掉头向山西境内的雁门关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