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冰雪驿路八忆(5)
“算是老天饿不死瞎家雀吧，当我来到吕梁山侧的时候，因当地水源奇缺，便更名改姓地混进一支找水的打井队伍——当地老乡把这个活儿叫打‘锅锥’。我是学水利的，按说在找水上能发挥点专长，但吕梁山麓山峦重叠水位极低，找水打井是难上加难的活儿。但无论怎么说，这是我过去学的专业，因而很快成了羊群中的骆驼。比如，找地下水的时候，哪儿初雪融化，我就提议在哪儿动手打井，因为那儿地下水位较浅，才能有雪融现象。为此，我很快成了打井队中的骨干。古人说：人生总是祸福相依的。这句话真是说到了根子上，我在打井队得到了称赞、成为骨干队员的同时，‘树大招风’之古代民谚，也相继在我身上得到应验。这群打井工人之中，有人开始怀疑我的身份。在一天夜里的大清查中，因为我没有身份证明，便被一个身穿武警制服的人带到存放打井工具的帐篷里，对我进行单独审问。我自知再装模作样以假乱真已无可能，便向武警言及我是个出逃的‘强劳’分子，为了活下去才混进雁北打井队的。当然，我略去了逃往西双版纳的重要一笔，如果言及那一段往事，在‘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是会掉脑袋的。
“那位武警当夜就用摩托车把我押走。他怕我逃跑，手铐的环扣系在了摩托车后座上。我梦想尽快把我转送回天堂河农场来，这半年多的时光，吕荧不知变成什么样儿了？但是我的好梦破碎了，武警没有立刻把我转回到天堂河，而是先押送到一座四面环水的特殊监狱。我之所以用‘特殊’这个字眼来形容它，实因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这座环岛监狱，还在延续远古的牢房‘喊号’制度，以安狱管人员之心。
“维熙，你一定要记住我对你说的这段东方‘天方夜谭’。过去我读中国史书时曾经读过，在宋朝时监狱曾例行一种以‘喊号子’报安全的制度。没承想，我头一天躺在牢房大炕上，想缓解被押解的疲累时，先是被一阵梆子声响惊醒，梆子声响过之后，值班犯人的喊话之声便跟踪而至：
“‘太平无事噢——’
“‘太平无事噢——’
“这儿的监狱牢房是夜间不熄灯火的。我被这号子声惊醒之后，用眼仔细观看，才看见那个值班的犯人，喊着‘太平无事’的时候，是面对牢房与牢房之间墙壁上的窗子喊的。这儿的数间牢房相连，房与房之间都有方格子的洞窗相通，接着2号、3号、4号牢房也接连喊出‘太平无事’的号子声，真称得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至于劳累了一天的犯人，能不能睡上个觉，狱吏们是不予考虑的，想不到新中国到了‘文革’年代，我们又重弹千年前封建帝制时的古弦，真是让人返古到了千年之前……
“不瞒你说，尽管我当时已然筋疲力尽，这声声号子搅得我不仅无法入睡，还生生潸然地流下了眼泪。号子有声，眼泪无声，我感到我生不如死，便想起诀别人间的各种方式，但是人生的命运无法预测，第二天上午，我便被抓我来监狱的那个武警，押上了东去的火车，当天夜里，我就被押回到天堂河劳改场院来了。谢天谢地，当时天堂河在我的心里就是天堂，这儿不仅有忘年之交吕荧，此外，对我这个吃尽苦头的逃亡者来说，押回老窝也算是给我的生命奔波画上一个句号了。当然，出逃要接受出逃的惩办，就是真蹲大牢，也总比留在夜夜听号子声的监号，要心静得多。
“长话短说吧，回到天堂河之后，吕荧对我耳语，让我做好接受加重处理的准备。我心里觉得此事更加费解的是：一个逃离农场近一年的专政对象，按照正常推理，为何不立刻把我关到禁闭室里去，反而让我回到原来的班组？这多少有点游离了‘文革’的铁血本色。就是活神仙也想象不到，我归场后不到一周，天堂河强劳人员中的老弱病残，就来了个连窝端的大迁移——我和吕荧都在其中。火车停下我才知道，新劳改点是大芦花荡中的茶淀农场。老兄，我和吕荧到了这儿，才有我去拉芦苇、你过来帮忙的事儿，不然的话，你和吕荧哪有见上最后一面的缘分……”
姜葆琛浪迹天涯的苦难史说完了，一瓶苦苦的白薯干酒，也被我俩喝光了。其间，我本来以为自己的泪腺早已被苦难煎熬干了，但那天听姜葆琛的人生叙述，还是几次流下了热泪。因而，当他离开我住的农舍之后，我立刻拿出几张白纸，把姜的生命足迹记了下来。我这么做，是怕有一天失忆，真的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肖像，那不仅愧对了难友，更是对历史的犯罪。今天回忆起来，仿佛就是天意支使那般，让我和他有了那次节日相聚，因为不久之后，我这个迈不进理工科大门的坯子，先是调离了铣工车间，去化工厂外烧砖窑，后来这个劳改化工厂，又把化工之外的门外汉，统统来了个大清洗——我随大队人马，离开了晋东南的长治，去了晋南的伍姓湖劳改农场，重新扛起铁锹和锄头。
行前，他特意到我的住舍一趟，除了彼此祝福的话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如果某年某月，当历史把我们从鬼还原成人的时候，希望能去看上一眼那个留下酸楚悲泣的大芦花荡——因为我和他是在那儿相识，那儿还留下了吕荧的坟茔。
追梦芦花魂
岁月如织，人生如棋。当中国进入了历史新时期，21世纪之初的一个秋天，我应天津监狱局之邀，参观了天津的几个监狱。与我同来参观监狱的，有作家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潘宪立、青年作家邱华栋和中国文学馆的青年学者傅光明，还有文学馆的专业摄像师。因天津监狱离我过去受难时期劳改的大芦花荡，只有几十里路的行程，在我寻梦的欲求之下，他们特意送我来茶淀劳改农场的大芦花荡访故。
在途中，我内心十分酸楚：要是姜葆琛同来寻梦该有多好？可是老天有失公允，十多年冰雪驿路让这个苦难书生蹚过了，在平反后几年的光景，便因心脏病复发，到天堂与吕荧相会去了。归京后，他在轻工业部任工程师，工作地点和住家离我在团结湖住的楼舍，只有几百米之遥，共同经历磨难结下的情谊使我们经常见面。他是个工作狂，我是个创作狂，因而他带新婚妻子崔佩莉来我家相聚时，谈话的主题常常是如何追赶失去的时间，为历史新时期的到来献出热血等话题，因而昔日约定有朝一日重访大芦花荡的事，被紧张的工作淡化了。这是原因之一。之二，他在劳改队硬挺了过来，平反不久风湿性心脏病便复发了，两次在医院开刀更换心脏瓣膜，生与死的阴阳关口，又摆在了他的面前，因而他就是想来芦花荡追梦，怕是也没这个精力了。在他告别苦涩的人生之前，我到医院几次探望他。他与悲楚人生告别之后，下葬在北京城郊，与我母亲同一个墓园，因而每年清明时节，我去祭奠老母的时候，都要到他的墓碑前，静默上几分钟，对他诉说我对他的思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清明节，我在他的墓碑前默哀时，用心语告诉这位当年的“偷火者”，他的逃亡经历与另两个逃亡者张志华与王臻的经历，已然被我合而为一写成小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逃犯”三部曲，台湾新地出版公司也以《鹿回头》为书题，出版了这部小说。在他的墓碑前，我摆放了中青版的《逃犯》，还特意告诉他，小说中的第三部标题就叫“太平无事”，以慰藉他那颗苦寂的心……
车开了半个多时辰，下午三点整，汽车终于开进了浩渺无垠的大芦花荡。
依旧的秋风。
依旧的芦苇。
唯一不同的是，迎接我们来访故的劳改干部，换了崭新的面孔。时间荏苒，岁月无情，从60年代到70年代之尾，时间已然流逝过去三十多个年头了，劳改干部新面孔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事。这倒也好，避免了相识的劳改干部见面后的尴尬。这个年轻的农场干部，既给我们开车，又给我们当向导，当汽车把我们拉到当年吕荧和姜葆琛所在的老残队时，这里已然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只留下芦苇包围着的残破大墙。
我询及当年“586”劳改人员的墓地时，他用手向前一指说：“就在那片芦苇旁边，现在已经变成了养鱼养虾的水塘了。”我向这个劳改干部询及吕荧坟墓的情况，他说他到这儿来工作时，“586”已无任何一座坟墓了，至于吕荧是谁，他无所耳闻。我内心一声长叹，吕荧的尸骨到底是被其家人迁走了还是进入了地下龙宫，随着几十年的斗转星移，成了文学史中一个无人知晓的谜团。奈何？我把目光从水塘收拢回来，转向大芦花荡，想找出当年“偷火者”拉着满车芦苇，奋力前行的小路，令我失望的是，当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几个年轻的文友，钻进大苇塘看芦花回来，看我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揣摸到了我的心思，便询问我说：
“除了吕荧的孤魂留在了这儿，还有别的知识分子殉难于这儿吗？”
我说：“有。”
“谁？”
“清华大学的陆浩青，南开大学的敖乃松，他们是以自杀结束右派生涯的。”我说，“他们的亡魂没有埋在‘586’，是埋在芦花荡的东北角，那儿名叫‘北砖窑’。”
摄像师提议到东边的墓地去看看，以便留下一个回访劳改农场的完整的影像记录。我看看太阳已经西沉，不愿再麻烦那位农场干部为我们领路。西边墓地已经成水塘了，东边的墓地怕也难寻其踪影了。当晚，我们夜宿在农场场部招待所，新的劳改场长为我这次回访，晚餐时不仅为我们准备了苇塘里自产的鱼、虾等，以让我们了解今天狱政的变化，饭后还举行了一个“卡拉OK”晚会，让我们一行抒发各自的心绪。
记得，邱华栋和傅光明唱的是当时流行的时尚歌曲，因为我背负的历史沉如磐石，便在这个瞬间忆起我赶着马车去拉芦苇，与“偷火者”相遇的往事。因而，我低沉地吟唱了那首俄罗斯《三套马车》的民歌：
冰雪笼罩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是谁在唱着忧郁的歌
是那赶车的人……
第二天中午，农场派车把我们送回北京。走进书房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把我从芦花荡里采摘下来的两束芦花，插到我的花瓶之中——它没有玫瑰那么瑰丽多姿，但那轻盈而又洁白的花束，提示我不能忘却昨天的历史和那两个知识分子悲壮的文魂……
2011年秋日忆旧于书斋
【书殇】
昔日在劳改队改造，是无书可读的。当时，监号里的大炕上，躺着的“五毒”，盗窃犯叫“佛爷”，流氓犯叫“氓爷”，旧社会的遗老遗少中的罪犯叫“大爷”，抢劫犯叫“闯爷”——唯独囹圄于其中的知识分子，没有“爷”的绰号，被其他的“爷”们称为“吃屎分子”。但在那个特殊的地方，也只有被冠以“吃屎分子”的知识分子，还留有偷偷地翻看一些书籍的嗜好。但是“文革”年代劳改队中只有《毛主席语录》可读，早请示晚汇报都要以这本红色经典为纲，反复地对照自己，检查自己的犯罪根源。
记得，我当时唯一的一个蓝纸箱子里，在破旧衣服之下的箱底，藏有四本书：一本是方志敏烈士留下的《可爱的中国》，一本是高尔基的《母亲》，第三本书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荒野的呼唤》，第四本书是雨果的《悲惨世界》。这四本书之所以能与一个囚徒为伍，是我借回家探亲的机会，偷偷带回劳改队的。我之所以遴选了这几本书，而不是其他书籍，是我当时的心绪使然。《可爱的中国》一书，是警示自己在屈辱的环境中，不能因个人恩怨，而在大节上失聪，这可是屈原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遗传。《母亲》一书，则更有针对性了，我母亲大半生的苦难遭遇，比高尔基书中的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把这本书带在身边，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忘却自己苦难重重的母亲。那本薄薄的只有几万字的《荒野的呼唤》，内藏的是我的生存法宝：小说描写一条叫布克的驯良家狗，在淘金的阿拉斯加雪原上，饱受野狗们的欺凌和咬噬之后，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驯良，激发出动物野性，不仅成为狗类家族中拉雪橇的“头狗”，在严酷生活的磨砺中，后来居然还成了阿拉斯加狼群中的领袖。此书，可谓饱藏人生哲理，作为一个文弱书生，我要想在劳改队中活下去，必须用其书的魂魄，激励自己在逆境中的果敢。至于长篇小说《悲惨世界》，则为了提示自己无论遭遇到多大的不幸，一切都可以失去，但不能失去小说主人公冉阿让的善良。学会狼嗥是为了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自卫，而不是用以扼杀善良，以防狼嗥失度，真的成为一匹两条腿的“人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