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族政权之私心

李鸿章是当时内外公认的中国权臣，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作者曾举李氏与俾斯麦的对话为例，诠释晚清中国的权力结构及李鸿章在其中的位置。李鸿章环游欧洲，曾问德国前首相俾斯麦：“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满朝官员与之意见不合，群起牵制掣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自己的主张，有什么办法呢？”俾斯麦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得到支持就能独揽大权，还有什么事办不了呢？”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处于这种境况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既然做了大臣，以至诚忧国，想来没有不深获君心的，唯独与妇人小孩共事，就很无奈了。”

梁启超详析了清王朝任用满汉大臣的亲疏之别，认为清朝以几十万外来人民统治上亿本地居民，难免存在门户之见，“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清廷后来擢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员，实因洪杨难起，政权有倾覆之危，时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但并不信任他们。曾国藩“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来虽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并沿袭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权力的内圈仍为亲贵觉罗，世代靠钱米俸禄吃饭的八旗子弟则是其外围，形成了一个靠族群血缘维系的特殊利益集团。二百余年岁月的消磨，令这个“弓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尽失，同治、光绪以来汉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导的改革不断触发他们对统治特权及既得利益的疑虑和危机感。

钱穆先生认为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族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

余英时先生指出：清王朝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或曰“族天下”），并有着八旗制度这种严密的组织系统。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的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他征引梁启超的记述，指出“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

由是观察，清王朝不仅承袭了汉族历代王朝制度之积淀，更兼有狭隘自私的部族政权特性，前期虽经历过康乾盛世的辉煌，但一旦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碰撞，其格局器量顿时捉襟见肘。对外既无力保中国，对内岂能保大清？这种部族政权的私心越到危殆时刻越患得患失，越发认定只有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辛亥革命前夕组成以清朝贵胄为主的“皇族内阁”即是私心与法术的回光返照，令立宪派乃至北洋将士率与朝廷离心离德。武汉首义枪声一响，满朝亲贵束手无策，拱手让汉族权臣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

多年来，影视传媒一直致力于制造大清专制王朝的盛世神话，已属咄咄怪事；近年更有学者罔顾历史，将清王朝吹捧成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权，更是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