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原折 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事。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人臣事君，礼仪固贵周详，然苟非朝祭大典，难保一无疏失。自去岁以来，步趋失检，广林以小节被参；道旁叩头，福济、麟魁以小节被参；内廷接驾，明训以微仪获咎；都统暂署，惠丰以微仪获咎，在皇上仅予谴罚，初无苛责之意。特恐臣下误会风旨，或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且有谨其所不必谨者。行礼有仪注，古今通用之字也。近来避皇上之嫌名，乃改为行礼礼节。朔望常服，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为补褂。以此等为尊君，皆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谓国家之大计，果安在哉？即如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今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参赞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而位卑则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夫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诸将既多，亦宜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办武昌大股，西路分办泗镇南太，东路分办七府一州。至于地利之说，则钦差大臣宜驻扎横州，乃可以策应三路。粮台宜专设梧州，银米由湖南往者，暂屯桂林，以次而输于梧；由广东往者，暂屯肇庆，以次而输于梧。则四方便于支应，而寇盗不能劫掠。今军兴一载，外间既未呈进地图，规划全势，而内府有康熙舆图、乾隆舆图，亦未闻枢臣请出与皇上熟视审计。至于军需之说，则捐输之局万不可开于两粤，捐生皆从军之人，捐资皆借凑之项，辗转挪移，仍于粮台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广西而言，今日之大计也。即使广西无事，而凡为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材，亦皆讲求地利，亦皆宜筹划国计，图其远大，即不妨略其细微。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责以求贤。诚使我皇上豁达远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不敢以寻行数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济于艰难者。臣所谓防琐碎之风，其道如此。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翰、詹最优之途，莫如两书房行走，而保荐之时，但求工于小楷者。阁部最优之途，莫如军机处行走，而保送之时，但取工于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论小楷、试律，而不复计文义之浅深。故臣常谓欲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去岁奏开日讲，意以人臣陈说古今于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实学，盖为此也。今皇上于军务倥偬之际，仍举斯典，正与康熙年三藩时相同。然非从容召见，令其反复辨说，恐亦徒饰虚文而无以考核人才。目前之时务虽不可妄议，本朝之成宪独不可称述乎！
皇上于外官来京，屡次召见，详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即异日之督抚、司道也，甫脱乎小楷、试律之间，即与以兵、刑、钱、谷之任，又岂可但观其举止便捷、语言圆妙而不深究其深学真识乎？前者，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业蒙允许。臣考高祖文集刊布之年，圣寿已二十有六；列圣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后；皇上春秋鼎盛，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圣度之谦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效、不尚虚文之意。风声所被，必有朴学兴起，为国家任栋梁之重。臣所谓杜文饰之风，其道如此。
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去岁求言之诏，本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乃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为中无纤毫之私，则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执己见，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而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国家设立科道，正民视民听之所寄也。皇上偶举一人，军机大臣以为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臣等九卿以为当，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为当，然后为国人皆曰贤。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戆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如禧恩之贪黩，曹履泰之污鄙，前闻物论纷纷，久之竟寂无弹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发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也。若不取此等，则必专取一种谐媚软熟之人，料其断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锋芒者，必尽挫其劲节而销铄其刚气。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今日皇上之所以使赛尚阿视师者，岂不知千金之弩轻于一发哉，盖亦见在廷他无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军务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然使广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所大惧也。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舜与成王，何至如此！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乎此。
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伏惟圣慈垂鉴。谨奏。
译文
敬呈皇上美德三项并预防所伴之流弊疏
为颂扬皇上高尚品德陈述一己之言事而奏。
为臣的听说凡具备某种美德，便常常有一种与此美德近似的弊病出来与之相混淆。如果不能及早辨别的话，则流弊不可胜防。故而孔子告学生六言，同时又指出它的六种弊病。（译者注：“六言”、“六弊”出于《论语·阳货》：“子曰：由也，女闻众言，六弊矣乎……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臣私下观察皇上天生的美德约有三个，而与此相近似的弊端也有三个，不能不预防其日后之发展，请容臣下向皇上陈述。
臣每在侍奉祭祀的时候，看到皇上表情严肃庄重，对每一个小步伐都很谨慎，至于平时办事，也是每一个步骤都考虑得精细周到。这是皇上的敬慎美德。如果不能对之早加严辨的话，那么它的流弊将为琐碎，对此不能不预防。
臣工服务君王，礼仪固然以周详为贵，但若不是朝廷祭祀大典，难保就没有一点疏忽。自去年以来，因为步伐有失检点，广林就以这个小过失而被参劾；在道路旁叩头一事上，福济、麟魁也以小过错而被参劾；在内廷接驾一事上，明训以小仪式不周到而获咎；在都统暂时署理时，惠丰也以小仪式不周到而获咎。在皇上这一方，仅仅只予以谴责处罚，本无苛责的意思，但担心的是，臣下可能会误解了皇上的本意而予以附和，或者将在小事上谨慎而在大事上疏忽，而且会谨慎于本不该过于谨慎的地方。
行礼时有“仪注”。这两个字本是古今通用之字，近来为避皇上的名，而改为行礼“礼节”（译者注：咸丰帝名奕伫，与“仪注”谐音）。每月初一、十五穿的衣服，已经礼部奏定了，而去冬又忽然改穿貂褂。皇上御门听政穿的衣服戴的挂珠，已经礼部奏定了，而这次又改为补褂。用这些来表示对皇帝的尊敬，都是在小地方谨慎那些不该过于谨慎之处。如此，则将对于国家大计必有疏漏而无暇去深入研究了。那么国家大计在哪里呢？就拿广西兵事来说吧，它的大处在如何使用人才，其次在审度地理地形，又其次在慎重地对待军需粮饷。现在，发往广西的人员不为不多，但安排上却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有功勋，宜给他以威望，令他在幕府做军事参谋，若随随便便地派他个差事，则不能发挥他的作用。严正基办理粮台，但地位低下难以服众，权力不集中又容易受牵制。对一个人，知道他有才干但不用他，与不知是一样的；用他而不放手让他做事，与不用是一样的。
派出的将领已经很多，也应该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门对付武昌大股敌军，西路专办泗城、镇安、南宁、太平四府，东路专办七府一州。至于利用地理地形方面，则钦差大臣宜驻扎横州，乃可以策应三路。粮台设在梧州。银钱粮食由湖南方面过来的，暂时屯集在桂林，以后再运往梧州；由广东方面过来的，暂时屯集肇庆，以后再运往梧州。这样，四面八方都便于支应，而敌人则不能劫掠。现在战争已打响一年了，外间既未有人进呈地图，作全局用兵的规划。朝廷内有康熙时期的地图、乾隆时期的地图，也未听说有中枢机构里的官员拿出来，与皇上一道仔细商讨。至于军需方面，则捐输局万万不可在广东广西开办。捐款的人便是从军的人，捐的款子都是借贷凑集而来的，东转西转腾挪移动，最后依旧取之于粮台。
这三个方面皆就广西而言，因为广西发生的事是当今国家的头号大事。即使广西无事，凡是作为臣子的，也应当留心人才，也应该讲求地利，也应当筹划国家的大计方针，为它的长远利益考虑，至于细微末节，不妨略去不计。在汉代，高祖皇帝不以审案判刑的事问宰相陈平；在唐代，太宗皇帝对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只要求他注意选拔贤才。假若皇上豁达大度，目光远大，不责细末，那么为大臣的，则不敢以小事上的廉谨为自恃，不敢以几步路几行字为追求的目标而不思进展，必然会把心思用于对大局的深远思考，以求得在宏观上有助于拯济艰难。为臣的所谓防止琐碎风气的兴起，其道理就在这里。
又听说皇上于日理万机的空暇，以读前代书籍为怡情养性；即使是平时的娱乐活动，也效法前贤，这是好古的美德。如果不仔细分辨的话，其流弊将会是徒尚文饰，也不可不预防。自去年征求大臣们建言以来，岂能没有一两条好的建议设想？但它们最后所得到的结局，大都以“无庸议”三字打发了。间或有被夸奖的，比如亲手下诏褒扬倭仁，没多久就将倭仁疏远于万里之外；又如降旨表扬苏廷魁，没多久又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都是少有察纳言论的真心，不过是作一点善于听取意见的姿态而已。
自从道光中叶以来，朝廷内的文人风气只崇尚浮华，小楷字则端正了还要求端正，试卷上的律诗则机巧了还求机巧。翰林院、詹事府这两个部门的最好进身之途，莫过于在上书房及南书房任职，但保送进这两书房的人，只取那些工于作小楷字的。内阁各部的最好进身之途，莫过于在军机处供职，但保送的时候，也只取那些工于作楷字的。衡量文章录取士人，这是国家的大典，而主持考试者，也只是论小楷字的好坏和诗作的巧拙，而不去计较文章内容的深浅。故臣常常说，要想人才振兴，必须要士大夫们考察古来政事的成败，讨论本朝的历史，而着力杜绝讲究小楷字和试律诗的工巧风气。如此，方可推崇朴实而罢黜浮华。去年上奏举办日讲时，心里想，为人臣的在御前讲述古今，必定不敢不研求实在学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现在，皇上于军情紧张之际，仍举办这个典礼，正好与康熙年间三藩作乱时圣祖皇帝不废日讲相同。但是，不是从容不迫地让日讲官反复辩论，恐怕也只是一个形式而不能借以考核人才。目前的时事虽不可以妄加议论，本朝已往的法规制度，难道不可以说说吗？
皇上对于来京的地方官员屡次召见，详细加以考核。今日翰林院、詹事府里的官员，就是将来的总督、巡抚、两司、道员，刚刚从小楷字、试律诗中走出来，即担任兵事、刑事、财赋、粮谷这些实务，又怎么可以只看他举止灵活、能说会道而不深究其学问有无真识呢？早一向，有官员上奏请求刊印《御制诗文集》，已得到允准。臣考查乾隆爷文集刊印的时候，已经二十六岁；历代皇爷文集刊印的时候，皆在三十岁四十岁以后。皇上还很年轻，若稍迟几年再来刊刻，既能够表现皇上胸怀的谦抑，又可以向天下昭示推崇实效、不尚虚文的希望。风气影响开来，必定有朴学兴起，为国家担当栋梁重任。臣所谓杜绝文饰之风，其道理便在这里。
臣又听说皇上在精神上喜好淡静辽远，怡然自乐，胸襟旷阔，好像虽掌有天下但与自己并不相干似的，这是胸怀宽广的美德。但如果分辨不精细，也担心会产生厌弃世俗而滋骄矜之气，尤其不可不预防。去年征求建言的诏书上说的本是将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两次谕旨，都说的是升降大权由皇上独自掌握。至于皇上的本意，以为自己绝没一丝一毫的私心，那么每桩每件，都好比奉天行事，本不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岂能容许臣僚们参与议论？但是，皇上可能没有想到上天的眼睛来自于百姓的眼睛，上天的耳朵来自于百姓的耳朵，国家设立科道这种官职，正是让百姓的眼睛、百姓的耳朵有所寄托。皇上偶尔想举拔一人，军机大臣认为恰当，身边的人说此人贤能，还不能凭此而决定；像臣这样的各部门负责人认为恰当，朝廷中上级官员都说此人贤能，也还不能凭此而决定；必科道百官都以为恰当，然后老百姓都说此人贤能才行。
升降之权，皇上一人掌握；是与非，皇上与普天下百姓有共同的标准。皇上心中无丝毫的私念，可以称之为公，但还不能称之为明，必须全国百姓都说贤能，于是综合天下之明而为皇上的英明。古今人情相差不远，大抵戆直敢言者少，沉默不语者多。皇上再三鼓励叫他说话，尚且顾虑重重忍言不发，不敢轻易随便发言。倘若皇上一句话便拒绝了，谁还愿意触犯天威？比如禧恩的贪污渎职，曹履泰的污浊卑鄙，先前听说人言啧啧，久而久之竟然安安静静地并无参劾的奏章，说不定是畏惧皇上雷霆之威不敢率先举动而获罪哩！
自古以来重用直臣，并非仅只是使他成名而已，而是以他的言论为药方，用来消除君主骄奢淫侈的萌芽。培育他的风骨，滋养他的威棱，以备有事时将他作折冲之用。这正是所谓的“疾风知劲草”！若不拔取这种人，而专门拔取一种媚软圆滑的人，估计他断然不敢说一句逆耳拂心的话。那些稍有锋芒者，他的劲节刚硬之气，必定遭受挫折而被销磨掉。一旦有事，则满朝廷的人都只有疲沓披靡，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今日皇上之所以使大学士赛尚阿亲自带兵，何尝不知这是将千金之弩在随便发射出去，只是因为朝廷之上再无别的可以依恃的人。平日不储备刚强正直之士，以培育他的风骨而滋养他的威棱，临事又怎能得到人才而供使用呢！眼下军情紧急，运筹决策这些由最高指挥官瞬间做的事，完全由皇上一人来做，满朝文武不敢分任其劳，使得广西兵事不能很快结束，诚然是中央和地方所共同忧虑的。然而，即使广西兵事很快结束，皇上心中产生天下没有难办的事，身边没有可以辅助我的人的念头，这一骄傲的念头若一旦萌生，尤其是微臣所最为恐惧的。过去大禹警戒舜王说：“不要像丹朱那样骄傲。”周公警戒成王说：“不要像殷王那样心性迷乱。”舜王与成王，哪里会像这样，只是大禹与周公担心他们一旦有自矜的念头产生，那么直言者就会觉得他们一天天变得可憎恶，而那些谄媚奸邪者就会觉得他们一天天变得可亲近，流弊便会不可遏止。臣的这种过于忧虑，实在与此相似。
这三种弊端若辨识得早，不过在细小轻微之间，若待到已成为弊病而后再来挽救，则便难为力了。臣作为九卿之一，有幸遭逢圣明的皇上，岂能不竭尽愚忠，用来报答皇家恩德于万一？虽然所说的可能不妥当，但决不敢以激烈的言词来博取“犯颜直谏”的虚名，也不敢以阿谀奉承来取悦圣意。此心只有请皇上明察。恭谨地呈奏。
评点
这道折子太出格了
看完这道奏折的译文后，不知读者诸君是如何想的，笔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想的是：这个礼部侍郎怎么可以这样大胆，这样较真，这样冒犯？莫说那是个皇上神圣不可侵犯，他的一时恼怒就能让别人掉脑袋的封建时代，即便是当今民主意识昌行的年月，你对那些握控你的命运之权的上司也不能如此不敬呀！曾氏的这道折子实在是太出格了。
出格之一为指责过头。这道奏折名为“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实际上“圣德三端”只寥寥数笔带过，而文章的绝大分量则落在“流弊”上。粗略地统计，在三个流弊的帽子下，曾氏列举了登基才一年零三个月的新皇帝，在用人行政上的失误多达十三处。既有关于一个大臣处置不当的闪失，更有眼下广西兵事办理不妥的大错。为了说明自己立论的正确，居然罗列君王的许多失误来衬托，岂不太过头了吗？
出格之二为小题大作。比如奏折所指的第三端，即“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这本属咸丰个人的心性方面的特征，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但曾氏却要将它与“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联系起来，还要加上一句“尤不可以不防”！
出格之三为借题发挥。比如奏折所指的第二端，说的是咸丰帝好读古书，娱乐上也仿照古人。曾氏在肯定皇上的“好古美德”之后，笔锋一转，说这将导致“徒尚文饰”的流弊出来。“好古”怎么就会导致“尚文饰”呢？古人中提倡朴实的也大有人在嘛！曾氏无非是要皇上去掉注重形式而忽视实质的毛病罢了，无从切入，便只有从皇上“好古”来说起，颇有借题发挥之嫌。
出格之四为越职代言。咸丰才二十一岁，便要出诗文集，这说明他是一个好名的皇帝。古人把出书看得很重，不像今天只要有钱，什么年龄阶段的人都可以出书，只要有知名度，即便内容贫乏无聊、文句不通的书也会有人抢着买。既然著书立说是一件郑重的事，对于作者而言，晚一点的确比早一点好，但规谏此事者似应为皇上的师傅，即由皇上读书时的老师出面为宜，廷臣说这话，有越职代言之嫌。
出格之五为词锋峻利。通读这道奏折，给人总的感觉是言辞委婉温软者少，尖刻峻利者多。如“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等等，都有些咄咄之气。须知读此文者乃九五之尊的帝王，并非与此不相关的求学士子！在作者而言确实是文气旺盛，痛痛快快，但阅者心里会作何想，大概只有“痛”而不会有“快”了！
咸丰果然大为不快。据野史记载，咸丰在看到这道奏折后，对曾氏很恼怒，声言要将他撤职严办。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闻讯后立即上疏求情。他们说，曾氏奏折中的确有不少不当之处，但他的用心是好的，是爱护皇上的。古人讲，君圣臣直。君王圣明大度，才会有正直敢言的臣子。他之所以敢这样放肆，是因为他相信皇上是圣明宽厚，能知其忠心而谅其过失的。朝廷有这样的臣子，是君王圣明的表现，皇上应该高兴。再者，曾氏是应诏陈言的，若处罚他，今后再下诏书就没有人敢于应诏了。
咸丰接受祁、季的规劝，没有处分曾氏，但年轻气盛的皇帝还是写了一大段文字来为自己辩解。且让我们来读读这段有趣的文字：“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
除开接受预防骄矜之萌这一点外，其他的一概给挡回去了。曾氏这道耗费了许多心血的三千言大疏算是白上了。想必在接到这道谕旨之前，他的心里一定作好了承担更大风险的准备，尽管没有出现那种局面，但如此批示大概也不是曾氏所愿意看到的。
曾氏将这道奏折誊抄了一份寄回湘乡老家，立即在家中引起恐慌。家人深为他的莽撞而担忧。其叔给他来信：“所付回奏稿，再四细阅，未免戆直太过。”其父也在信中告诫：“卿贰之职，不以直言显，以善辅君德为要。”这句话的意思是，作为副部长这样的大员，不应该以批评朝廷来表现自己，重要的是辅助君王行德政。细细体味这位老书生的话，的确是很有道理的。或许是碰了钉子后对咸丰有所失望，也或许是父、叔的信启发了他，从此以后，曾氏再没有上过这样的奏折。现存的二千余道奏折中，如此词锋尖刻、咄咄逼人直言君过的折子仅此一道。然而，有此一道，亦足以将曾氏与庸员俗吏区分开来。试想想，在“皇上圣明，臣罪该死”的封建专制时代里，谁会愿意冒撤职杀头的风险来做这种傻事！所以，存世的千千万万道奏折中，歌功颂德的文字堆如山积，批评君上的直言却屈指可数。我们只能对那些敢于披逆鳞者深表敬意，却不宜对唱颂歌者指责过多。
写作简析 借美德为引子，着重在指出流弊。弊病既看得准确，文字则更是明朗犀利，并不给至高无上的皇帝以情面。文风如作风。早期的曾氏便是这样一种黑白分明、疾恶如仇的性格。
要言妙道 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