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功名与人品

科举制度一方面为读书人参与国家管理提供了一条通道，这是读书人的幸事；另一方面，帝王在向读书人开放国家权力时，也以此为工具来控制知识阶层，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因素。将读书人的思想纳入皇家所希望的轨道，使这个居于“四民之首”的社会集团真正与皇家同心同德，便是帝王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明清科举制度规定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目的即是“端士习”、“崇正学”，把儒家的君君臣臣等纲常名教观念灌输到读书人的大脑中去。清顺治九年（1652），在各省学宫立卧碑，开门见山地指出：“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此后的康熙帝、雍正帝亦一脉相承地强调“养成贤才”这一宗旨。

朝廷的这种努力，不能说完全没有成效。在《儒林外史》中，那个主考的学道听知县李本瑛介绍了匡超人“行孝的事”后，立即热情地表示：“‘士先器识而后辞章。’果然内行克敦，文辞都是末艺。”答应一定录取匡超人。这表明，有些官员还是听朝廷的话，注重培养贤才的。

但教育目标与实际状况两歧却是更为普遍的情形。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朝廷的本意是灌输圣贤之道，而应试者却大都只将儒家经典当成猎取功名富贵的工具，根本不打算身体力行。清人陈澧《太上感应篇·序》切中要害地分析道：“世俗读四书者，以为时文之题目而已；读五经者，以为时文之辞采而已。”孔孟的著作，朱子的言论，一旦沦为陈澧所说的“题目”、“辞采”，也就是高翰林说的“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辞藻”，还有谁当真照着去做？

吴敬梓对这种教育目的与实际情形分道扬镳的状况看得很清楚，他在小说第一回便提醒读者：用八股文取士，“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也许，天目山樵的评语讲得比吴敬梓更全面些：“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岂特八股为然。”但八股取士中存在“文行薄”的弊端，毕竟是事实。

用“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博取富贵，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便是用美妙的合乎纲常的言论来为一己的私利服务，王德、王仁便是如此。严监生因原配王氏快要死了，跟这两位舅丈商议扶正“生了儿子的妾”赵氏，两位“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但当他们各得到严监生的一百两银子后，态度立即大变，催他赶快扶正赵氏。王仁甚至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言辞多么冠冕堂皇，可骨子里是为了那一百两银子。

用“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来博取富贵，它可能导致的另一后果是：儒家经典读得越来越熟，八股文写得越来越好，人品却越来越差。匡超人便是一例。这个农家子弟，起初是何等能干，孝顺，淳朴，但等到读了书，考了一个秀才，又因为提携他的知县李本瑛“坏了”，他怕被连累，逃到杭州，碰上了景兰江、赵雪斋等人，学他们做斗方名士，又从一个衙门潘三那里，学了很多做坏事的本领，从此，他变成了一个卑鄙无耻的混蛋。匡超人的堕落，责任在谁？齐省堂本评语归罪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卧闲草堂评语则以为，主要在于匡超人所遇匪人，假如他碰上的尽是马二先生辈，是不至于陡然变为利欲熏心之人的，“无如一出门既遇见景（兰江）、赵（雪斋）诸公，虽欲不趋于势利，宁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

卧闲草堂评语无疑更为公正。但从“《春秋》责备贤者”的角度来看，马二先生也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他是匡超人早期的生活导师，却未能帮助匡超人增强免疫力，我们还记得他对匡超人的那段发自肺腑、情真意切的教诲：

贤弟，你听我说。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马二先生说这些话自是“热肠一片”，可他不引导匡超人先做一个合格的人，然后谈学业、功名，却一个劲地鼓励他“出头”、“荣宗耀祖”、“宦途相见”，为了做举业，甚至可以不管躺在床上的父亲，这能说是恰当的吗？举业之无助于人品的改善，岂非一目了然？

用“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博取富贵，到头来，“富贵”战胜了“圣贤”，于是利欲熏心、世风日下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了。五河县就是这样一个标本。即使是曾经活跃过虞博士一辈人的南京，最终也不免一派污浊之气。“士习未端，儒效罕著”，朝廷的教育目标只能是设想，一个永远也兑现不了的设想。

相当一部分读书人的堕落是一个客观事实，作为对照，吴敬梓设置了一个与之相对的命题：不读书，不求功名者倒有可能是君子。

我们从商贾的侠行义举说起。《儒林外史》中有几位风标照人的商贾。他们在第三回就出场了。周进苦读了几十年书，秀才也不曾挣得一个，一天，他来到乡试的考场——贡院，想到自己因不是秀才，无权参加乡试，不禁放声大哭。同行的几位生意人在弄清周进的心事后，慷慨地帮他捐了一个监生，使周进得以参加乡试，周进的潦倒生涯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吴敬梓更加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热情洋溢地塑造了一个“不读书”不做官的君子系列，包括秦老、鲍文卿等人。

秦老是第一位。帮助周进的几位生意人是第二批。这些人，不读书，不做官，但偏是他们做了天下极豪侠极义气的事。作者为他们树碑立传，正如卧闲草堂评语所说：“此是作者微词”，“作者于此寄慨不少”。

写“不读书”的君子，吴敬梓在鲍文卿身上着墨最多。而且，不只是写他的君子行为，还进一步由向鼎来评议一番，有意拿他与“中进士、做翰林的”比较。通过向鼎的言谈，作者的“微词”明朗化了；不妨说，那正是吴敬梓本人的声音。且让我们来听听：“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颇多君子之行。”

市井奇人荆元从事的亦是“贱行”。他开了一个裁缝铺，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作诗。虽然喜欢作诗，却从不相与“学校中的朋友”。什么原因呢？“学校中的朋友”，专心攻八股文，他们的“见识”是以八股文博取功名富贵；不结交他们，“不贪图人的富贵”，这便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与纯洁。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回答前面的提问了。吴敬梓大写商贾及其他“不读书”、不做官者的侠行义举，就对题材的处理而言，乃是“有激之言”；现实中的大量“不读书”、不做官的人，未必当得起吴敬梓的赞赏。“人不如鬼”，莫非真的不如鬼么？但不这样处理，又怎能宣泄出胸中的愤慨？“有激之言”，这是艺术的特权；读者不宜挑剔，当然也不能“一一作实法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