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与科技

秦汉时期，先是法家一度大行其道，继之是黄老“无为”思想暂领风骚，尔后是儒学独尊，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史学成就辉煌，文学、艺术卓有建树，造纸术的发明是东汉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一 经学与今古文之争

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焚烧秦宫，使先秦以来流传的儒家典籍遭受毁灭性打击。汉惠帝时废除禁止私人藏书的“挟书律”，儒学开始复兴，民间开始出现私人传授儒经。当时由于没有古本流传，儒学家便凭借记忆，用当时通行的隶书笔录成书，形成“今文经”。由于传授者不同，每一经均有若干家。

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设《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五经正式成为官学（图4—2）。其后，在董仲舒等建议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遂成为官方正统思想。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境）人，著有《春秋繁露》一书。董仲舒主张《春秋》大一统，其核心思想是“天人感应”说。他的学说对武帝以后的儒学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经学日益昌盛，但学派分化也更为严重。各学派谨守师法，界限分明，经义解释也愈趋纷繁，有时一经的解释竟达百余万言。宣帝、章帝都曾亲自召集儒生，讲论五经异同。武帝以后太学招收的博士弟子员也不断增加，成帝时一度多达3000人。

惠帝废“挟书律”后，先秦古籍不断从民间出现，并带动了搜集与整理图书的热潮。新出儒家经书均用秦以前的古文字书写，被称为“古文经”。成帝时命刘向、任宏、尹咸等人整理校勘朝廷征集的古籍。哀帝时，刘向之子刘歆继承父业，完成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刘歆将所得古文经上奏朝廷，请求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学家的反对，双方发生了激烈辩论，史称“经今古文之争”。

王莽托古改制，推崇古文经，将《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乐经》、《周官》立于学官。东汉建立后取消古文经博士，但朝廷并不排斥古文经。今文经学讲求“通经致用”，着重章句推衍，阐发微言大义，容易流于穿凿附会。古文经学追求“通经识古”，重视训诂，探求经文本义，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推崇。古文经学家许慎（汝南召陵人，今河南郾城）为了反对今文经学穿凿附会，编撰了中国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东汉后期郑玄遍注群经，以古文经为主，兼采今文经说，形成“郑学”，今古文逐渐趋于混同。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参校各种经书，用隶书将儒家经文镌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成为官定经本，后世称“熹平石经”。

西汉末年，今文经学的畸形发展导致了谶纬的流行。“谶”是以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常附有图，故称图谶。“纬”是以隐语附会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谶纬中充满神灵诡异思想，便于穿凿附会，任意解释。王莽利用谶纬为其代汉自立造舆论，谶纬大行其道。东汉历代皇帝都崇信谶纬。建武中元元年，光武帝将图谶颁于天下，成为法定经典。这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反对。东汉时桓谭、尹敏、郑兴、张衡、王充等，均反对谶纬。王充，字仲壬，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著有《论衡》一书。他反对谶纬化的儒学，倡导道家黄老思想，自称其学“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他的观点蕴涵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二 史学、文学与艺术

秦朝依靠法家治国，实行思想文化专制。法家思想及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大行其道。不仅《诗》、《书》被付之一炬，而且严禁民间撰写和传播“书简之文”，因而限制了史学与文学的发展，传世作品除秦始皇巡游刻石颂辞外，寥寥可数。但秦朝的雕塑、建筑等造型艺术水平高超、成就卓越。代表作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个个形态生动逼真，其阵容之宏大、数量之多在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史上空前绝后。

汉代史学取得辉煌成就，出现了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两部史学巨著。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píng yì）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武帝元封三年继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开始撰修《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被处以腐刑。他发愤著书，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终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卷，52万余字。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内容涉及社会各方面，不虚美，不隐恶，不受正统思想的束缚，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两千五六百年的历史，被誉为“实录”。它集编年、记事之长，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新体例，为以后历代正史所遵循。

班固，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他在其父班彪所作《后传》65篇基础上，花二十余年时间编撰《汉书》。尚未完成，便因受外戚窦宪案牵连，死在狱中。后来，班固之妹班昭续写八表，马续补写《天文志》，合计100篇。《汉书》体例基本因袭《史记》而略有更改，不列世家，书改为志，并创《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文赡而事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但其历史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故论断是非与司马迁多有不同。

东汉时史学成就还有官修当代史《东观汉记》143卷，是后代史家撰写《后汉书》的重要依据，现仅存辑本24卷。赵晔《吴越春秋》和佚名《越绝书》开创了后代地方史志的先河。东汉末建安（196—219）时，荀悦把班固《汉书》缩编为编年体《汉纪》30卷。

汉代文学主要有汉赋、散文、乐府诗三种形式。

赋从骚体演变而来，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汉代开始流行。西汉早期赋以贾谊《吊屈原赋》、《（fú）鸟赋》为代表，多借物抒怀，文词朴实。汉武帝时出现了许多著名赋家，形成气势恢宏、意象迷离、辞藻华丽的大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是其代表。大赋一直盛行至东汉，王莽时期的扬雄，东汉的班固、张衡等均创作有著名的大赋作品。大赋过于追求文字雕琢、辞藻堆砌，内容多描写帝王、都市、宫殿、苑囿，思想内容贫乏，扬雄慨叹作赋是“童子雕虫篆刻”。东汉后期出现了抒情写物的小赋，摆脱了大赋的铺张刻板，格调清新，但仍缺乏旺盛的生命力。

汉代散文以书策最为知名。西汉前期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和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政论文，文辞慷慨，剖析深刻，文采动人，对后代散文产生了深远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以叙事生动、感情真挚、论理精辟，成为汉代散文的典范。

汉代朝廷掌管音乐的机构称乐府，其职责之一是从民间采集民歌，进行加工配乐，称作乐府诗。汉武帝时乐府诗开始繁荣。乐府诗大多出自民间，内容丰富，情感真实动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建安年间的《孔雀东南飞》是汉代乐府诗的代表作。在乐府诗的影响下，东汉时出现了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大部分是五言诗，诗句平易动人，意境隽永，可与乐府诗相媲美。

汉代绘画艺术趋于成熟。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代表了汉代绘画的最高水平。帛画长205厘米，分上、中、下三栏，分别表现天上、人间、地下情景，将想象与现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笔法细腻，色彩绚烂（见彩图十四）。汉代还流行在宫殿、邸舍、祠堂、墓室等建筑上绘制壁画，题材以人物故事为主，此外还“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包罗万象。朝廷少府属官黄门令下设有专门的画工，西汉著名的画工有毛延寿、陈敞等。东汉画工种类更多，和帝邓皇后诏令中曾提到画工39种。

石刻、砖刻画像是汉代典型的雕刻艺术形式。汉代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石刻、砖刻壁画，称为画像石或画像砖，在北方和四川等地均有出土，以山东嘉祥武梁祠、肥城孝堂山祠的画像石最为知名。题材主要有狩猎、宴饮、乐舞、战争等现实生活内容和历史故事。构图复杂精美，线条刚劲有力。

汉代的立体雕刻艺术也很可观。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前的石兽群，利用石材的天然形态加工而成，古朴豪放。其中的马踏匈奴像，形态逼真。东汉的雕刻技术更为成熟，山东济南无影山汉墓出土加彩乐舞杂伎俑群（见彩图十五），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石兽，姿态灵动。

 

三 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兴起

中国自上古以来就形成多神崇拜，各种巫术盛行，至汉代开始出现佛教和道教两大宗教。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大约在西汉末年经由中亚传入中国。东汉前期已有一定传播，明帝曾派遣使者到大月氏求取佛经。楚王刘英信奉佛教，在宫中举行黄老浮屠（佛陀的转音）祭祀。楚国还出现了修行的佛教信徒。但当时人对佛教的认识有限，往往把它看作是一种神仙方术，近于黄老学说，因此多将浮屠与老子一起祭祀，并出现了“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桓、灵时，安息（古伊朗）僧人安世高、大月氏僧人支娄迦谶（支谶）等相继来到洛阳，招收信徒，翻译佛经，佛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献帝初平四年（193），丹阳人笮融修建浮屠祠，铸造铜浮屠像，招致信徒五千余户，是中国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致信徒的开始。

东汉后期民间巫术与黄老学说、神仙方术结合，逐渐形成早期道教。顺帝时，于吉（一说干吉）弟子琅邪人宫崇献上一本《太平清领书》，其内容庞杂，包括阴阳五行和各种巫术思想，也有主张平等、反对压迫剥削的思想。此书后来成为道教经典。灵帝时，张角得到此书，在冀州传教，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号“太平道”，组织了黄巾起义。顺帝时，张陵自称天师，在蜀地建立五斗米道，信道者需出米五斗，成为道教的一支。张陵死后，其子张衡、孙张鲁世传其道。张鲁曾在益州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割据二十多年。建安二十年，张鲁被曹操招降，但五斗米道继续流传，后来发展为道教的主要流派“天师道”。

 

四 科学技术

汉代天文学较为发达。《史记·天官书》详细记载了二十八星宿的名字和位置。当时人已能通过星辰运行准确推算出二十四节气，并保留下来对日食和太阳黑子的观测记录。东汉张衡在天文学方面成就最大。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他改进浑天仪，将齿轮与漏壶相连，观测星宿出没；发明候风地动仪，测定地震方位，被誉为“制作侔造化”。他著有《灵宪》一书，阐释天体演化原理。当时对天体的认识主要有“盖天说”和“浑天说”。盖天说认为，天在上，地在下，地为天所覆盖；浑天说则认为天、地均是圆的，地居于中央，外为天所包。张衡力主浑天说。

天文学的发展推动了历法的改进。秦和汉初沿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由于年代久远，汉时已与时令不合。汉武帝太初元年，命司马迁与邓平、唐都、落下闳（hóng）等人，作“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太初历是中国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又改用更为精密的“四分历”。

秦汉时期的算学在先秦《周髀算经》的基础上又有很大发展。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吕后时期的《算数书》，奠定了《九章算术》的基础。《九章算术》分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包含246个算题，在代数和几何学方面贡献突出。它的成书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代是中医学的奠基时期，出现了数种中医学著作，成为后世中医学的基本文献。《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书，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素问》阐述生理病理现象和治疗原则，《灵枢》记述针刺法。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专著，收录了365种药物。东汉末年，张仲景（名机，今河南南阳人）博采众方撰写《伤寒杂病论》，后人析分为专门诊治伤寒病的《伤寒论》和诊治诸种杂病的《金匮要略》两部。张仲景被后世誉为“医圣”。西汉名医淳于意（号仓公）善于诊病，《史记》记载了他诊治二十余例病人的情况，是中国最早的病案。

纸发明以前，中国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为竹简、木牍和缣帛。简牍笨重，缣帛价贵，都不适宜大规模制造和使用。西汉时已经出现植物纤维纸，但因技术不成熟，未能广泛应用于书写。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今湖南耒阳）改进造纸术，利用树皮、麻头、破布等廉价材料，制造出高质量的纸，适于书写，宜于推广。此后造纸技术日益完善，到东晋末年完全取代简帛。中国的造纸术后来逐步传入朝鲜、日本和中亚各国，又经阿拉伯传入欧洲，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