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清代前期的中外关系

一 清朝与邻近各国的关系

清代中国与亚洲邻国的友好关系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加强，尤其与东亚、南亚诸国关系密切。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与中国有密切的民间交往，如日本。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相当频繁。两国的贸易集中在九州岛的长崎港。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往往以此作为媒介点。深受日本知识分子欢迎的中国书籍以及中国的医药学等，都是先传入长崎再转往其他地区的。

另一种属于中国传统的藩属国家，如朝鲜、琉球、安南等。所谓宗藩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封建君臣关系在国家关系上的体现。它虽然是一种以小事大、不平等的关系，但它又是历史上宗主国和藩属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互动关系的一种延续。宗主国对藩属国主要是为了维护“万邦来朝”的天朝“尊严”。藩属国国王定期向清朝皇帝进表纳贡。老王去世，新王继位，到北京告哀、请求册封。清廷有大的庆典活动，属国派使臣前往祝贺。清朝皇帝除向属国颁布敕谕诏旨、派遣使臣外，还要向国王和来使进行赏赐。为了显示天子的大度和天朝的富有，“赐”往往多于“贡”，表明天朝“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之意。使臣及其随员来华时，都携带货物和银两进行贸易。使团中的文人学士，在北京逗留期间常常与中国学者结识交好。因此，朝贡除了政治上的含义以外，又起到了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作用。

朝鲜是清朝十分重要的属国。两国之间，使节不断，联系频繁。来华的朝鲜使臣回国后，往往要由国王召见，汇报有关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书状官，必须将途中见闻记录禀报国王。使团中的其他人员也常常记录下出使见闻。这些记录多被称为《燕行录》。它是研究清史和中朝关系史的宝贵资料。

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它原来的疆界远在乌拉尔山以西，与中国并不接壤。16世纪末，沙俄殖民者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方扩张，吞并西伯利亚后，继续东进。1643年，波雅科夫奉命率队远征黑龙江，在中国的土地上为非作歹。1650年至1658年，沙俄殖民者不断地侵入我国，在雅克萨（今黑龙江省呼玛县黑龙江与额木尔河交汇口东岸俄罗斯阿尔巴津城）等地修建武装据点，在尼布楚筑涅尔琴斯克堡。从此以后，在相当长时期里，尼布楚成为沙俄对我国黑龙江地区进行殖民活动的中心。

为了保卫家园，当地居民和清军进行了多次自卫反击战，沉重地打击了沙俄殖民者。在这种情况下，沙俄政府一面顽固地坚持武力侵华方针，一面派出外交使团前来北京，谋求建立外交联系，获取通商利益，搜集各类情报。顺治十三年，巴伊科夫使团到达北京。康熙十五年，尼果赖使团到达北京，但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尼果赖访华之后，沙俄侵略者无视清政府的一再抗议和警告，继续在黑龙江地区实行武力扩张。清政府多年来不断遣使投书，呼吁和平谈判，但沙俄的反应却是蔑视、欺诈和变本加厉的侵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行使自卫权利，反击沙俄的入侵。

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清军攻打雅克萨。俄军走投无路，只得乞降。雅克萨收复之后，清军将沙俄强建的堡垒焚毁，然后撤退到瑷珲（今黑龙江省黑河市南爱辉镇），可是，俄军却背信弃义，迅速卷土重来，又占领了雅克萨。康熙帝极为愤怒，再次下令反击。二十五年六月，清军进抵雅克萨城下，实行围攻，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不久，严冬来临，俄军困守孤城，饥寒交迫，加之坏血病流行，死者相继，雅克萨城旦夕可下。九月，沙俄政府派急使来到北京，声称俄国政府已派戈洛文为全权大使与中国举行边界谈判，请求清政府停战，撤雅克萨之围。康熙帝立即允其所请，宣布停止攻城，撤除围困。当时城内俄军粮食告罄，疾病流行，清军以粮食接济俄军，并为俄军治病。这一切再次表明了清朝政府和人民和平解决中俄边界问题的诚挚愿望。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中俄两国使臣在尼布楚举行谈判，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俄两国之间的第一个条约，是通过平等协商签订的。它明确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中国收回了被沙俄侵占的一部分领土，制止了沙俄对黑龙江的进一步侵略，保证了东北地区疆域的安宁和完整。俄国则把中国方面让予的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地方纳入了它的版图，把乌第河流域划为待议地区，并获得同中国通商的权利。条约规定中俄双方在划定疆界以后，永敦睦谊，贸易互市，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提供了良好的前景。因此，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近一个世纪里，中俄两国的边境基本上是安定的，两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大大增强。

 

二 清政府对入华传教士及天主教的政策

顺治元年，以范文程为媒介，耶稣会士汤若望进入清朝宫廷，修订历法。经过公开验证，清廷确认汤若望的历算准确无误。清廷不仅采用了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订的历书，将之定名为《时宪历》，而且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任此重要官职的西方传教士。

汤若望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赢得了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除任钦天监监正外，他先后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议大夫等品衔。从顺治八年到十四年冬，他不仅成为顺治帝身边一位备受宠信的老臣，而且与顺治帝建立起一种亲密的个人关系。顺治帝在与传教士交往的过程中，认识到他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的价值。时值清朝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清廷十分重视网罗人才。传教士既有才能，又愿意为清廷服务，顺治帝因此予以重用。由对传教士个人的好感，延伸为对天主教的宽容，顺治帝为传教士赐地建堂，御制天主堂碑文，客观上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营造出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但同时，他又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明确表示，他所服膺的是儒家学说，不是天主教。

康熙帝继位之初，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杨光先兴起“历狱”，汤若望被捕，含冤去世，传教士被押送澳门。康熙帝亲政后，以实验的方法当众分辨中西历法的优劣，为汤若望等人平反。康熙帝大胆起用传教士，利用他们的知识为朝廷服务。传教士们为清廷观测天象、推算节气历法、制造天文仪器、编纂天文书籍，为西方天文学的东传和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他们还设计和制造火炮，为平定三藩之乱立下功劳。

耶稣会士的科学知识、对清廷的高效服务、合儒补儒的传教策略，使康熙帝对天主教产生了一定兴趣和好感，认定天主教不是邪教异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南巡（见彩图三十四）。途中他召见传教士，与之亲切交谈。这实际上是康熙帝继二十三年南巡之后，又一次与外省传教士进行接触和了解，是对各省天主教状况的一次实地考察。同年，耶稣会士徐日昇、张诚以译员的身份参加中俄尼布楚谈判，促成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增进了康熙帝对传教士的好感。此后数年，徐日昇、张诚等人奉命每日轮班进宫，向康熙帝系统地讲授西方科学知识。在这种频繁的交往中，康熙帝对传教士感情日增。

康熙三十一年二月，清廷颁布了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诏令，史称“康熙容教令”。这是天主教入华百余年来首次得到中国朝廷以旨令形式的正式允准，是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

然而，礼仪之争的爆发，却使局面发生逆转。早在明朝末年，为了便于在中国传教，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耶稣会士顺从中国礼仪，对于教徒的敬天、祀祖、祭孔均不禁止。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内部产生了争议。康熙三十二年，担任福建代牧的法国外方传教会士颜当突然下令，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祭孔。因此，礼仪之争进入了高潮，在中国和欧洲引起激烈争论。康熙三十九年，闵明我等耶稣会士联名上疏，一方面表明耶稣会士对中国礼仪的看法，一方面请求皇上颁谕，证明中国礼仪与宗教无关。收到奏疏的当天，康熙帝就朱笔批示：“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耶稣会士收到后，立即派人送到罗马。

教皇格勒门十一世无视康熙帝的看法，于1704年11月作出了关于禁止中国礼仪的决定，并派遣多罗出使中国，解决礼仪之争。1705年，多罗抵华。康熙帝耐心地向他解释中国的礼仪，说明祀祖、祭孔、敬天绝不是迷信。康熙帝谕令凡在华传教士均须领取清廷的信票，声明遵守利玛窦的规矩，顺从中国礼仪，方可留居中国，否则驱逐出境。多罗顽固不化，死硬对抗，结果被驱逐并拘禁于澳门。

罗马教廷一意孤行，第二次派人出使中国，重申禁令。1721年1月，康熙帝愤怒地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从此，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清廷开始了长达百年的禁教，中西文化交流随之跌入低谷。不过，清廷保留了招徕西方科技人才为清廷服务的方针，允许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进京效力，对他们实行使用与限制的措施。因此，紫禁城里仍然活跃着传教士的身影。如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留居北京51年，是著名的宫廷画家。

 

三 英国使团来华与中英冲突

康熙年间，清政府解除海禁，开海贸易，设闽、粤、江、浙四海关。从此，中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宣布一口通商，广州是中西贸易的唯一港口。英国等西方商人多次要求到粤海关以外的其他关口贸易，均遭到清政府的回绝。为了打破清朝的种种限制，扩大对华贸易，同时也是为了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估计中国的实力，为英国下一步行动提供依据，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使团出访中国。

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团以为乾隆帝祝寿的名义来到中国。清政府最初是持欢迎态度的，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六月，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天津。钦差大臣徵瑞亲赴天津接待。然而，外交接触尚未开始，礼节冲突便已发生。清政府要求英国使臣按照各国贡使觐见皇帝的一贯礼仪，行三跪九叩之礼。英使认为这是一种屈辱而坚决拒绝。礼仪之争自天津，经北京，而继续到热河。由于双方都不肯迁就让步，谈判几近破裂。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八月，83岁的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并宴请了英国使团，接受了英使呈递的国书和礼品清单，并向英王及使团回赠了礼物。

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1）允许英商到宁波、舟山和天津贸易；（2）准许英商像以前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3）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国商人居住和收存货物；（4）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地方，任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5）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享受免税或减税；（6）确定船只关税条例，照例上税，不额外加征。

显而易见，这些要求一部分具有殖民主义侵略性，如割让岛屿一事，清政府断然拒绝，明确宣布：“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这是完全正确的。它维护了国家的主权，抵制了殖民主义的侵略。一部分则是属于希望改善贸易关系的正常要求，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理应认真研究和区别对待。可是，清政府却简单地一概拒绝，将英国的六项要求全部斥为“非分干求”，断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令英国使团离京回国。清政府不愿打开中国的大门，闭关自守，又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了解世界、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机遇。

清政府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主要是对外部世界毫无了解，既没有近代国际交往的经验，也不认为有建立经常性外交关系的必要，而是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之中，满足于自然经济结构下“无求于人”的状态。如乾隆帝声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同时，也唯恐外国人与中国各阶层接触频繁，会后患无穷，危及其统治。因此，要“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

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没有达到打开中国门户、扩张英国贸易的目的，但使团沿途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对英国日后侵略中国作了资料准备。通过对清王朝各方面的观察与分析，马戛尔尼认为清王朝实质上是极其虚弱的，“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要击败它并不困难。从此，18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关于中国强盛富庶的看法开始改变。

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又派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因使臣拒行叩头礼，嘉庆帝拒绝接见，令其即日回国。这进一步加深了清廷对英人的戒备心理和敌对情绪。英国政府也大失所望，认为用外交方式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逐步形成了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炮舰政策。英国兵船不断来华，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侦察和挑衅活动。道光十八年（1838），马他仑率英国舰队侵入中国海域。

自16世纪中西通商以来，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大量输至欧洲，而西方却不能向中国提供合适的商品，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国的有利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英国等西方商人发现鸦片对他们极为有利。因为它不仅售价比成本高得多，而且可以使人上瘾。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吸毒成风，就会成为鸦片的庞大市场。因此，他们不顾清政府的禁令，非法地大规模地向中国倾销鸦片。鸦片贸易给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商人，带来巨额的利润，因此受到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从19世纪初年到鸦片战争前夕，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急剧上升，给中国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道光帝决心杜绝鸦片进口，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拉开了近代中国反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