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乡间私塾

南岸私塾

从1902年春天起，毛泽东开始在韶山南岸私塾读书，塾师是邹春培先生。毛泽东先读《三字经》，继而读《幼学琼林》《论语》《孟子》《诗经》等。这些书都是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基本教材。

关于毛泽东在南岸私塾读书的情况，王淑兰（毛泽民的妻子）回忆说：

邹春培先生对我母亲说：三伢子有些特别，他读书从不读出声来，我给他点书，他就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邹先生就说，你特来读书，不点书何理要得？他就讲，你不要点，我都背得。原来，先生没有点的书，他也能认得、懂得，因为他开始学会翻《康熙字典》。还有填红蒙字，他就不填，要自己放手写。他写的比一般学生照着填的还要好些。由于他天资聪颖，不需要先生劳神，大家给他起了个诨名，叫“省先生”。他在家里，除了劳动，就是看书。热天，晚上蚊子多，他就在床头放一条凳，凳上放一盏灯，头伸到帐子外面看书；冷天，就干脆不放帐子，困在床上看。

毛宇居（毛泽东的族兄）也回忆起了这样一段往事：

他在南岸读书时，一次，和一些小朋友跑到一个农民的菜园里去摘黄瓜吃。主人发现了，别的小孩一个个跑了，他却不走，忙给主人赔不是。主人倒很赞赏他，说他是个诚实的孩子。还有一次，邹春培先生的母亲晒盐姜，小朋友好玩，喜欢拿点吃。她就把盐姜放到屋顶上晒，然后把梯子搬走，并生气地说，看你们哪个还能吃。毛泽东轻声地笑着说，我们不吃多的。他叫同学们拿来一根长线和一根竹竿，自己捉来一只螳螂，把它系到线上，又把线扎在竹竿上，手举着竹竿一攘，螳螂被抛到姜盘里，再轻轻地一拉，螳螂锯齿般的脚便将片片盐姜带了下来。

还有人回忆说：

毛泽东从小酷爱游泳。有一次，邹春培先生因事外出，嘱咐学生们温书。书读熟以后，毛泽东和几个同学便到私塾前的池塘戏水。邹先生回来，见此情景，非常生气，要学生对对子，对不出就要用楠竹板打手心。对子出的是“濯足”，毛泽东不假思索，对以“修身”，先生不禁连连点头。

1904年秋天，毛泽东离开南岸私塾，到韶山关公桥私塾读书，塾师是毛咏生。

1905年春天起，他又到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读书，师从周少希。

井湾里私塾

1906年秋天，毛泽东转到韶山井湾里私塾读书，塾师是毛宇居。在此前后，毛泽东开始研习书法，初习欧（阳询）体，后学钱（南园）体，为他后来博采各家之长、偏重于怀素狂草，打下了基础。

当年毛泽东的同学刘授洪、郭梓材回忆说：

毛泽东的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老师出破题文章要大家做，他做得很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常帮别人做。他对人很有礼貌，但是对无聊捣蛋的人，则力主治服。他常常对人说：“逢恶就莫怕，逢善就莫欺。”

毛宇居先生回忆说：

毛泽东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他最爱看的是《精忠传》《水浒》《隋唐嘉话》《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当时私塾里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上面。后来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

毛泽东在回忆从韶山南岸私塾直至井湾里私塾的5年读书生活时，这样说道：

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13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3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8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字，足够记账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辍学务农

1907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帮父亲记账。他还坚持自学，经常在小油灯下读书至深夜。据王淑兰回忆，凡是在韶山冲能够借到的书，他都借来了，连和尚的经书也读。

1936年冬，毛泽东回忆辍学在家的往事时说：

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叫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方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这次辍学，不但没有使毛泽东沉沦下去，反而激发起他继续发愤读书的渴望。他对周围的小朋友说，我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复学以后

1909年秋天，在毛泽东的再三要求下，父亲终于同意他复学了。他来到韶山乌龟井私塾，拜毛岱钟为师。这位塾师，便是毛泽东在同斯诺的回忆中提到的那位“失业的法科学生”。

毛岱钟又名毛简臣，毕业于法政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

这时，韶山冲清溪李家屋场回来一位教师，经常向乡亲们讲述在外地的见闻和爱国维新故事。他就是李漱清。毛泽东慕名而至，十分赞同他的主张，他们很快便成为志同道合的师友。

1910年春，毛泽东又到韶山东茅塘私塾读书。塾师是毛泽东的堂叔，名叫毛钟麓。他是一位颇有思想而又见多识广的秀才，曾在云南蔡锷将军麾下供职。后来，他力主毛泽东进新式学堂，还说服了毛泽东的父亲，让毛泽东到东山小学堂读书。

在东茅塘私塾，毛泽东在毛钟麓先生的指导下，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日知录》等，还接触到一些时论和新书。

这一时期，湖南也和全国一样，正处在辛亥革命前夜，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矛盾危机四伏，几件重大的事件，在少年毛泽东的记忆里留下永难磨灭的印象。1936年冬，他说：

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闹了大乱子。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挨饿。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后，在韶山，秘密会社哥老会里的人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这个地主到衙门里去控告他们。因为他有钱有势，所以很容易胜诉。哥老会的人败诉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撤到本地一个叫作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山寨。官府派兵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举起义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作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铁匠被逼逃走，后来终于被捕斩首。但是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开始了一个叫作“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中国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就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1400个铜元，作为5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50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16岁。

东山高等小学堂

毛泽东所说的那所非常新式的学堂，就是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1910年秋，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第一次远行。临行前，他改写了日本著名政治改革家西乡隆盛的一首诗，悄悄地夹在父亲精心保管的账簿里。改写后的诗是这样的：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结交了两位要好的同学，这两位同学便是萧三弟兄俩。哥哥叫萧子升（萧瑜），后来投入国民党营垒，1972年在乌拉圭病逝。弟弟即萧三，当时的名字叫萧子暲，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诗人、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们的父亲是东山高等小学堂的物理教师，由于这个缘故，兄弟二人也进了这所新式学堂，同毛泽东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他们三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回忆说：

从湘乡县“望春门”出城，步下石梯，坐上渡船，过一道河（涟水），走过一条不很整齐的石块铺成的路，就看见前面右边一座树木葱茏、非常秀丽的山——“东台山”。距“龙城”共六七里地的东岸坪，离山麓不远，有一所整洁堂皇的房屋，围着一道圆的、用烧砖砌成的高墙，前后有两道各两扇很厚的黑漆大门，这就是“东山书院”，这时改为“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在毛泽东交了入学考试卷子——一篇题为《言志》的作文之后，学校的校长李元圃对同事们说：“今天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才！”毛泽东同志进了这个“洋学堂”。

黄昏时候，圆锥形的东台山，和尖尖的白色的七宝塔的影子，倒插在围绕着校舍的圆池里。

几个小同学和新来的毛泽东同志站在石桥上，靠着石栏杆说话。他们一时望望桥下的水和在水中游动的鱼，一时看看操场上一些同学在打秋千，跨木马，跑的跑，笑的笑……

已经好几天了，在一群小学生中间，在出进“东斋”“西斋”“后斋”（自修室和教室、寝室）的时候，同学们看到泽东一个明朗的面孔，和善有神的眼光，瘦长的身材，穿着青大布的短褂子和裤子。他不像别的同学（大多是地主的子弟）穿得那么阔气：有时是长袍子，白的绿的丝腰带，从青马褂后面靠左一点露出几寸来，青缎子薄皮底的鞋子；有时是时髦的学生装……不，泽东只有一套比较体面的粗衣服。听他的口音不是湘乡人，他说：家本在湘潭，但母亲是湘乡人，外祖父家姓文，这次就是和文表兄一道来的，……大家都认得这姓文的同学，他去年就来了，绰号“笔刻子”。讲起这些关系时，有几个人笑了，笑“笔刻子”那股寒酸气，也笑毛泽东的穿着等是个“乡巴佬”，……再则毛泽东既不是湘乡人，自然不属于湘乡的上、中、下任何一里（县以下分里，等于区乡）。上里人和下里人常常斗争，而毛泽东总是守中立。于是三方面的人都不当他为自己人。为了这事，他精神上曾感觉痛苦。但有少数的同学和他很好，那就是家境也贫苦，穿着也不阔气，而认真求学上进的；再则是说话的口音和大多数湘乡人稍微不同。比如说“我”，而不说湘乡人特有的土音“嗯邛”。

……

毛泽东说话慢慢的，态度很谦虚、诚恳、大方。在学校里他进步很快，教员们都喜欢他，特别是教经学和国文的教员们，因为他的古文写得很好，经学也有根底。

这个学校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要由教员出题目，由学生各自做一篇文章，做完后整天休息。毛泽东每次都认真为文，成绩很好，他写的《言志》《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全校有名。

每天早上，学校里集合学生们点名的时候，校长（最初叫作“监督”）常向同学们训话，有时讲一点中国日益贫弱、遭受列强欺侮的时事……小学生们听了，大都愤激。学校里有几个教员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讲起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的富强，和它及其他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泽东听了，更为中国忧虑。

在东山学堂里，毛泽东也是自己找书读的时候多。他最喜读中国历史，也读了些外国历史、地理的书。此外有人送给他两种书，一种是说康有为的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的；一种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他就读了又读，差不多都能背诵得出来。那时候他非常崇拜康梁，因为他们谈的都是救中国的问题，梁启超的文章写得也好……虽然他们都是改良主义者。

有一次，也是黄昏时候，游戏完了，到了上自修的时间。摇铃了。一群小学生经过操场，蜂拥而入自修室去。一个同学和泽东一起也向着学校第二道大门走。他看见那个小朋友手里有一本书。

“你那是什么书？”泽东和蔼地问。

“《世界英杰传》。”

“借给我读一读……”

过了几天，他很客气地、像犯了错误似的还书给那个小朋友：

“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

那个同学打开一看，整册书都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这些人的传记。

毛泽东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停一会儿，他又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他翻开书里面的一页，指着说，“华盛顿经过了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的情况，还可以从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一书中略见一斑：

这所学校，当时实行“新法教育”，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很激进。他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能写一手好古文，教员们很喜欢他。他在这里写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国文老师阅后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视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他在这里特别爱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如《饮冰室文集》。“还书便条”中提到的《新民丛报》，为梁启超主编，1902年创刊于日本横滨，初期连载过梁的《新民说》，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与政治思想，宣传维新，抨击清廷顽固派，对当时知识界曾有较大的影响。1903年后，因坚持立宪保皇，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曾受到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批判。1907年停刊，共出96期，有汇编本。当他在这里从表兄手中借阅《新民丛报》后，从内容到文体，颇感新鲜，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这时，他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毛泽东读过的那本《新民丛报》原件，保留了他许多手迹。他在第4号《论说》部分关于“国家”问题处批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关于这段话，人们都认定为毛泽东批于1910年下半年，现通观全书批注，似可否定，因批注中还有涉及后一两年之事的内容。

东山高等小学堂的经历，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1936年冬回忆说：

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教员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子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来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当时我以为他是很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革命，变成了一个豪绅，在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不喜欢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事情。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中有一首叫作《黄海之战》的日本歌，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动人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图画。

这首歌是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我当时从这首歌里了解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日本。

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就是这些。

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在朝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禹、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句：“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在一部叫作《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

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120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那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员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长沙去，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局迅速发生变化，我后来在那里只待了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