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苦乐人生(1)
舞台空间虽小，却使我品尝到了人生百味。我感到真正的强者不是要压倒一切，而是不被一切所压倒。当你拼命工作、全心投入创作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种最纯真的幸福降临，会感到生活原来如此美好。无论面对什么诱惑，我也不舍心中的追求，不舍我的戏剧舞台。
为你而来
金秋十月，人们常讲是收获的季节，但是，不能忘记这之前有过多少艰辛的耕耘和劳作。我此生为了在话剧舞台上有所收获而努力过。历经几十年的拼搏奋斗，我终于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踏踏实实地走上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领奖台。
天遂人愿，那天，北京的天格外蓝，云朵如絮，连空气都透着清新。
“祝贺你夏君，你用《女强人》这部外国戏拿到‘梅花奖’，这是‘梅花奖’设置以来的首次，不容易啊！”这是评委王育生老师的声音。
“祝贺夏君，你是东北话剧界第一个拿到‘梅花奖’的女演员！”这是评委黄维钧老师的话。
接着，一双大手捧着“傲雪梅花”的奖盘走了过来，恍然间，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我都不敢相信。这个在中国剧坛璀璨娇艳的“梅花奖盘”，此刻竟然捧在了我的手上，心中不禁希望陡增，生命有了更强力的支撑。一时间，许多往昔的回忆一下子涌进脑际，泪水不由自主流了出来，脸上却是幸福的笑。
我不知怎样讲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是摇篮，是梦想。我不知怎样讲我的理想，我的理想在很近很近的地方，这就是缤纷绚烂的舞台，这就是令我心驰神往的戏剧梦想。
戏剧，你让我痴，你让我狂，你让我有了今天的金色记忆。
行者篇：一路艰辛，一路风景
启蒙者
我是如何走上艺术道路的？有人说从事艺术的人主要靠天赋。如果要说所谓的天赋，那得先从我的父亲谈起，因为他是我美梦成真的引路人，我的启蒙者。
父亲是胶东半岛牟平人。当年家境还算殷实，父亲在山东老家读过私塾，念过小学，1947年参军，后来当了大连市民政局干部。他会拉胡琴，并经常在《大连日报》上以笔名“夏天”发表报道和文章，堪称高产通讯员，在大连市民政史上是值得提及的角色。早在山东老家的村里，父亲就是个文娱积极分子，拉二胡，唱京剧，有时还演地方戏和文明戏（又称新剧，中国早期话剧），加上在烟台念过书，受过城市文明和进步思潮的熏染，在农村算得上是个文化人。陈毅在山东招兵时父亲就参加了解放军，随部队进驻了上海。他在部队文工团搞过戏剧和歌曲创作，曾创作过小话剧，写过歌词，编写过《如何简易识简谱》的小册子。他还自学拉小提琴，是文工团小提琴演奏员兼乐队指挥。听父亲说，当时长影乐团的总指挥尹升山就是他的老师。在师文工团，他还和铁牛、仲星火等人一起工作过。
应该说，我在姐弟五人中更多地继承了父亲身上的文艺细胞。而父亲也把他的理想和对未竟事业的希冀放在了我的身上。严格意义上讲，是父亲把我带进舞台，让我一发不可收地喜欢上了舞台这一方天地。
儿时的记忆至今鲜活。那三层小楼下的大空地，就是观众席；临时用小桌、木板搭建的小舞台，就是我理想驰骋的天地……
父亲经常教我唱《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曲《洪湖水浪打浪》，以及《红梅赞》《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歌，还不时用二胡伴奏。父亲很严厉，我唱不好或不用心时，挨揍也是常有的事。
父亲母亲非常好客，周末家里常会聚一些朋友。父亲要我唱歌，在客人面前清唱一段，以博大人的欢乐。我最乐意的是，唱好了，客人连连夸奖，父亲脸上会呈现出有成就感和十分欣慰的样子，偶尔还会奖励我一根两分钱的冰棍。最不乐意的是，一有客人来就要唱。烦了的时候，我就特意唱走调，让父亲难堪。耍弄这样的小伎俩，必会换来客人走后挨板子的结果。我的手掌被打得生疼，母亲便来护着我，可打总是免不掉的。
邻居都知道我爱唱爱跳，那阵子我也算是个人物。很小的时候我就不怯场，敢于当众表现，在父亲的调教下，我也变得善于表现。当时我就是因为唱歌表演而受到父亲宠爱的，他总让姐姐和妹妹多干一些家务活，我为此沾沾自喜，在姐妹们面前颇有些自傲。
我家住在大连人民广场附近的一幢日式建筑的三层楼上。每逢夏季来临，广场附近便成为一个小小的欢乐港湾，街坊邻居自发地用小板凳和破长条椅支起了一个简陋的小舞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邻居们纷纷举家前来占据最好的位置，一场便民惠民的演出就要开始了。父亲担任总导演兼琴师。母亲则做一些类似剧务、舞台监督兼服务员的工作，她时而催场，时而用大水壶跑前跑后地为大家的大茶缸子里续水。父亲先咳嗽一声，接着琴声一响，表演就算开始了。我走在临时搭建的颤颤悠悠的小舞台上，给大家鞠一个躬，就唱起了“洪湖水啊浪打浪”“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手拿碟儿敲起来”等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歌曲，并一首接一首不停地演唱。掌声、叫好声一次比一次响，路人驻足围观，场面越来越大。后来，小舞台搬到附近胡同里一座独立的敞开式庭院里，那里就成了那条街上名副其实的“民众音乐剧场”。那时的周末只休息一天，每逢休息日人们便早早吃完了晚饭，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等待欣赏这个没有经过任何装饰的小舞台上的“演唱”，演员就是“夏家的五姐弟”。每到这时，整个庭院就洋溢着祥和与温馨、欢乐而惬意的氛围。这台“小晚会”够丰富多彩的了，有独唱、二重唱、京胡独奏、小提琴独奏和二胡演奏，还有京剧选段。最精彩的当属压轴戏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智斗》，我扮演阿庆嫂，弟弟扮演刁德一，父亲扮演胡传魁，我们一下子就把晚会推向了高潮……我居然成了小巷舞台上的“角儿”。
5岁时父亲开始对我进行较为正规的训练，教我识简谱、唱歌。为了让我练好歌，父亲还特意准备了一把小木尺，如果我唱错了或偷懒耍滑了，他就用小木尺打我的手心，以作惩戒。那一下子足以让我刻骨铭心。为了练好《南泥湾》，我也不知挨了多少打，为这事，一向善解人意、从不和父亲吵嘴的母亲竟气势汹汹地和父亲吵起架来。后来父亲又让我学琴，反正学的样数越多，我挨打的次数也越多，以至于每天吃晚饭的时候一见父亲放下碗拎起二胡，我的身子就抖作一团。
我那时年幼，不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打疼了就跑到厕所里把门一关，对着墙壁悄声骂父亲：“坏爸爸，坏爸爸！”气急了，我还会跺着脚再来两句：“坏死了，坏死了！”父亲对子女教育的严厉和偶尔简单粗暴的方法使儿女们都惧怕他。记得有一次我练得实在太累了，就趴在楼上的护栏边观看楼下的小伙伴玩耍，他们玩得那么有意思，那么开心。强烈的诱惑让我忍不住了，索性也溜到楼下去玩，边玩边担心被父亲发现，因为一旦被父亲发现那后果不堪设想。邻居小伙伴都知道父亲的严厉，很仗义地主动到父亲下班回家的路口站岗放哨，一见到父亲的身影便像电影《鸡毛信》里“推倒消息树”一样给我发出信号，我就赶紧往楼上跑，然后扯着嗓子使劲唱。
一般来讲，这种方法倒也奏效。可是有一次，我正玩得起劲，听见有人喊：“冬子，你爸回来了！”我吓得撒丫子就跑，结果刚跑到二楼，就被邻居家门口的垃圾桶绊了一跤，一个跟头摔出去老远。我忍着痛爬起来接着跑，可是刚刚上三楼推开家门，就听到伙伴们在楼下喊：“冬子，快出来吧，整错了，刚才那人不是你爸！”我一听，嘿，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才看到腿上被磕出个口子，鲜血沾满了裤脚。
9岁那年，父亲带着我到市少年宫参加考试，我唱的是最拿手的歌《南泥湾》。少年宫的一位资深的声乐老师听完后对父亲说：“这孩子音质好，很有发展前途！”他当即收我为徒。更让我欣喜的是，声乐老师不仅让我参加“六一”儿童节演出，还让我担任领唱。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第一次站在真正的舞台上，那绚丽的灯光、宽敞的台口、绛紫色的大幕、高高的合唱台阶……我就像小鸟一样站在高高的枝头上，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激动。那么多的合唱队员，声乐老师竟然让我这个新学员来领唱，幸福感、自豪感在心中油然升起。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这偌大的舞台充满了特殊而神奇的向往，不仅不惧怕，反而期盼着天天在这样的舞台上唱歌，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那次演出之后，我的自我感觉变了，回家后抑制不住激动，对父亲讲述了初次登上舞台的一些感想。父亲发现，一夜之间他的女儿似乎长大了许多，艺术潜质开始彰显，他决定再也不督促我练功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每天早晨五点就自觉起床到楼顶的小平台上练习发声、练习舞蹈基本功……那把曾经令我胆战心惊的戒尺也从此下了岗。
后来学校成立宣传队，我入选了，可父亲不同意，他怕我学坏，因为那时是“文革”期间，社会挺乱的。但我就喜欢参加宣传队的演出，那时不懂什么叫表演，登台演出或练个节目什么的，是真心投入。不吃饭、少睡觉可以，不让我演出绝对不行。有时演出遭阻，我便去哀求母亲，常以多干家务活为条件。母亲心软了就对父亲说：“你把孩子调教得整天唱这唱那，孩子真要去了你还打秃噜，能说得过去吗？”父亲无语了，我就开始哭鼻子抹泪，父亲不答应我就一直哭下去。“叫她去吧！”一听父亲同意了，我顿时破涕为笑，一个高蹦起来：“谢谢爸爸！谢谢妈妈！”
中学时，我身体很单薄，父亲和母亲怕我会下乡插队，因为父亲经常下乡，赈灾救灾是他的工作，他对农村的情况再熟悉不过了。那个时候父亲和母亲一合计，决定带我参加艺考，不论什么地区的文艺团体来大连招考，他们肯定都不会放过，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
艺考之路
应该说，我的艺考之路一点儿都不顺利，我也不了解干文艺、吃文艺饭会如此艰辛。记得总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来大连招考的时候正赶上强台风在大连登陆。那天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望着窗外的瓢泼大雨，母亲心疼地劝父亲这天就不要去了，可是父亲想了想，最终还是咬牙拖着我冲出了家门。只可惜，总政文工团和其他招考单位一样，虽然觉得我的条件不错，但还是怕我年龄太小没过变声期，一再安慰父亲，说等到我16岁以后再来招我。父亲也只能带着遗憾领我回了家。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16岁那年，辽宁歌舞团来大连招独唱演员。我像所有青春萌动的少女一样，也挺喜欢文艺的，尤其喜欢唱歌，心想如果能考上歌舞团当一名歌唱演员该有多好呀。那天我正在少年宫上声乐课，我唱了一首《台湾岛》，少有的女中音音色引起了辽宁歌舞团老师的注意。下了课，我和另外三名同学被留下，参加发声、音域、乐理之类的考核。好一番折腾，第二天又接着参加考试。不到一周时间，那位辽宁歌舞团的老师竟拿出政审表让我填写，我真是喜出望外，回家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爸妈。爸妈接过政审表，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看得出来，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这一年我虽然忙得不亦乐乎，但总算有了结果。
没几天，父亲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大连话剧团也要招生了。可我觉得没意思，话剧不就是说话吗，只要会说话就能演戏。但是父亲喜欢话剧，他是大连话剧团忠实的观众，他执着地让我报考话剧团。我打小就听他的话，实在没招了只好顺从。父亲便匆忙给我准备了一篇课文让我背，我背得差不多了，他又嘱咐了一番，随后就领我上路了。
当时，大连话剧团在青泥洼桥原动物园对面的艺术剧场，考试内容是朗诵和即兴表演，当场给我的题目是《痛失亲人》。也许是一波三折的求艺路让小小年纪的我感触太深了，谁也没有想到，我话未出口已热泪如雨。这引得考官们颇为惊奇，他们深受感染，大笔一挥，一试通过，让我准备二试。在众多考生中其貌不扬的我竟爆了个冷门。
未料二试我说什么也不干了，原因很简单：那些考话剧团的女孩又高又漂亮，和她们一比，我顿时一点点优越感和自豪感都没了，简直就像一只丑小鸭！一试回到家，我一头栽到床上大哭，父亲母亲见此情景，表现出从没有过的冷静，他们毕竟是过来人。父亲一把拖起我：“还想干文艺吗？”“想。”我哭着说。“想，就继续好好考，不要管其他的！”父亲的口气有点儿要“爆炸”，我惧怕了。母亲在一旁不停地安慰我、鼓励我，还真奏效。我抹干眼泪继续参加考试，二试就这样也通过了，我兴奋得都睡不着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