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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来历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龙的雏形已经萌芽。古人对龙有许多解释,有的说龙是螣蛇没有脚而能飞,又有的说有鳞的叫蛟龙,有角的叫虬龙,无角的叫螭龙,有翅膀的叫应龙。潜明兹:《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7—38页。很多学者对龙的原型进行了考证,提出了鳄鱼说、鲸鱼说、蜥蜴说、马说、熊说、闪电说等何新认为龙的第一原型是鳄鱼,第二原型是鲸鱼。参见何新《龙:神话与真相》,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影响最大的是蛇说首先系统提出此说者为闻一多。参见潜明兹《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8页。。无论其原型为什么事物,多数学者都同意龙是多种图腾融合的综合图腾神,其综合与演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不同氏族融合的过程。

在古代中国,先民遇到的头等大事是获取食物,是种植,而何时播种,与农作物收成密切相关。古人由于认识水平有限,对气候规律把握有困难。在实践中人们发现,包括大雁在内的某些鸟每年都定时地飞来飞去,许多蛇冬眠后会在春暖花开时出洞,有些鱼则会在某一天开始游弋于河流之中,某些走兽也会在特定的时间准确地出现。由于这些动物的“来去”和“现隐”如此有规律,人们便以某些鸟、蛇、鱼和鹿等动物的活动为依据,来设定日历或节气,并据此播种耕耘,从而稳定或增加了粮食的产量,这被称作所谓“物候历法”(phenological calendar)中国是世界上编制和应用物候历最早的国家,三千年前的《夏小正》一书,即为记载物候、气象、天象、农事、政事的物候历。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也是物候历,从北魏开始七十二候被载入国家历法。。由于给人们带来了丰收,那些特定的动物便被称之为“候物”(候鸟),便逐渐有了神性,纷纷成为华夏大地上某个部落的图腾。部落之间的长期交往,最终导致了部落的大融合。为了提高社会的稳定性或减低融合成本,就需要照顾到各个部落的图腾。这样一来,在蛇的身上便长出了鱼鳞、鹰爪、兽首、羊角、蜥蜴尾……最后,被合成的那个现实世界中从未存在过的被创造物,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龙。

这个氏族融合的过程,可能有武力征服的成分,但多数情况下是通过谈判,或者说至少最终决定于谈判来实现的。盛洪:《龙的诞生,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读书》2000年第12期。正像黄帝战胜了炎帝,但最后还是和炎帝一起成为中国人共同的始祖一样。因为纯粹的武力征服所伴随的仇恨与敌对,往往导致“你死我活”的后果,难以实现真正的和解与融合。只有包含自愿因素的谈判,达成的政治权力、宗教权力、经济利益的再分配,才能被融合后的新部落的全体成员心悦诚服地执行。这里,各氏族的利益与部落整体的利益达成了一致,产生了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的效果。一方面,各氏族可能还保留自身独有的图腾或祖先崇拜,另一方面,对据龙图腾为己有的“天下共主”也表示认同。在中国最古老的政治典籍《尚书》里,上面这个过程叫作“协和万邦”,后人用“和”来作出高度凝练的归纳。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和”字的基本含义是一种木制乐器,“谐”字指的是乐队演奏时不同乐器之间的有机配合。用“和谐”来描述乐队演奏乐曲,至少我们从中可以悟出以下四点含义。其一是对多样性的尊重。乐队的组成需要各种乐器,否则其演奏出来的乐曲就不那么丰满,表现力也就不那么强。其二是注重平等。在一个交响乐队里,所有的乐器都有自己的特定角色要扮演,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说不上哪一种乐器比另一种乐器更重要。其三是彰显共同利益。乐队演奏出来的乐曲美妙动听与否,直接关系到每位演奏者的声誉、甚至他们的酬劳,其间的关系颇有点“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味道。其四是对合作的推崇。缺少了以合作或团队精神为基础的一种集体行动,任何潜在的共同利益都是无法实现的。

总之,龙的形成过程说明,至少是暗示出了中华文明的一大特性,也就是它的包容性,对多样性的尊重,对平等的追求。一言以蔽之,龙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人对“协和万邦”或“和谐世界”的向往。

中国“协和万邦”式的文明拓展方式有其特殊性,至少我们在非洲就从一些图腾的命运中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做法。喀麦隆首都雅温德以北370公里处,有一个文化传统保存完好的酋长国丰班王国。王宫博物馆中陈列的藏品展示了非洲部落扩张的古老方式。丰班的图腾为双头蛇和蜘蛛,但丰班并非两个氏族合并而成,只是前者象征力量,后者象征智慧。至于建立统一丰班王国过程中那些被征服的部落,他们的狮子、苍鹰、大象等图腾,已经被作为战利品收缴到王宫里充作摆设了。张宇燕:《双头蛇、蜘蛛和龙》,《读书》2003年第8期。

协和万邦的演进方式并非偶然出现的。这可能与蒙昧时期,中国地理、生态与政治环境产生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大大超出了单个氏族供给能力有关。举例来说,如果猎物十分凶恶或狩猎条件十分恶劣,就需要氏族之间通过整合来发展更复杂的狩猎组织方式和更先进的狩猎技术,扩大狩猎范围。又如,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就需要更有效的大规模人力资源安排来兴建公共工程,改造自然环境或防治自然灾害。魏特夫把西欧、北美等地划为非治水社会,把中国等地划为治水社会,认为治水工程需要全国性的大规模协作,由此产生了东方专制主义。参见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后者可能更符合中国的情况。不同文明里,都有洪水灭世的传说。在《圣经》或苏美尔的传说中,人类先祖都是在神的安排下造船或搭船来保护自己。但在中国,却是人类领袖带领各氏族民众以筑坝堵水或开渠引流等水利工程来治水。这说明在蒙昧的记忆中,东方世界已经有了协和万邦以提供公共产品的观念。这种观念像生物的DNA一样被记录进了中国文明的遗传密码之中,对后世中国人的国家形态与天下思想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弗朗西斯·福山等人认为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并非灌溉工程或魅力型宗教领袖,而是“无情的战争”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但是,正像他所引用的查尔斯·蒂利所言“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是对欧洲状态的评论一样,福山套用这句话来解释中国很可能是一种误解。诚然,在大禹治水之前已经有黄帝大战蚩尤这样的战争在促成共同体的演进,但这场大战绝非共同体(及其精神)的源起。按《史记》的说法,这场战争正是“神农氏世衰”(维护秩序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结果。即便历史上有战争创造国家的现象,但“国”并非东方世界的主要认同单位,在“天下”这一得到广泛认同的东方共同体内,公共产品以及主导公共产品提供的魅力型领袖(“圣王”)才是共同体的核心和灵魂,战争往往是公共产品或领袖缺位的后果。

总之,从龙图腾的起源来看,中国文明内蕴的是多样性与一体化的和谐统一。多种文化并存,大家平安相处,在保持多样性的同时,又同属一个整体,还能够体现出各自的特征。龙就是这一原则的典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