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集注》
导读作者／牟钟鉴
《四书集注》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代表作之一，是他用力四十余年、临终前还在修改的作品，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从汉代到唐代，儒家经学以“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为经典，《论语》和《孟子》未正式列入经典，《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地位。唐后期韩愈提出儒家道统说，在推尊孔子的同时把孟子作为承接孔子的传人，又颂扬《大学》，其弟子李翱则表彰《中庸》。至北宋“四书”地位攀升，二程极力予以推扬。朱熹将“四书”正式结集，为之集注，并于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付梓刊行。朱熹既有经学家的文字训诂功夫，又有理学家的思想洞察力，能够把训诂与义理高度统一起来，用之于《四书集注》，把体现“五经”精神的“四书”讲解得通透鲜活，为士人把握孔孟之道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再加上“四书”比之“五经”，篇幅短小，话语生动，容易为读经者接纳，于是“四书”逐渐超出《五经》，成为首要经典。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到延
二年（1315年），恢复科举考试，皇帝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为经书考试标准答案，明、清两代因循之。
作者简介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别号考亭，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出生地在福建南剑州（今南平），生于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卒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绍兴十八年（1148年）登进士第，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一生经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官至宝文阁待制。为官9年，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绍兴三十年（1110年），拜程颐三传弟子李侗为师。淳熙二年（1175年）与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相会于信州铅山鹅湖寺，讲论朱陆异同，史称“鹅湖之会”。淳熙五年，建白鹿洞书院，立学规。晚年反对权臣韩
胄，被诬为“伪学”领袖，列为“逆党”。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通鉴纲目》《楚辞集注》《韩文考异》《太极图说解》《周易参同契注》《通书解》等。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问答编为《朱子语类》。清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成《朱子全书》，是其《文集》和《语类》的选集。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学者须由此入门，“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才能“闻大道之要”。朱子还作了补传，强调即物穷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说：“道统之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传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子思作《中庸》，“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朱子注“忠恕”曰：“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乃千古不移之论。朱子在《读〈论语〉〈孟子〉法》中引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又在《论语集注》中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说出了道学家追求的精神境界。朱子在《孟子序说》中引韩愈的道统说和敬崇孟子之言曰：“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借助于对“四书”文本的创新性解读，表述了他的主要理学思想，如理本论和理气说，理一分殊论，心统性情论与十六字心传，天理人欲论，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论，仁乃生意论等。朱熹的理学后来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学，得到政治集团大力推崇，使得汉代以来形成的“三纲五常”以理论形态获得进一步巩固，它一方面有益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道德风气的建设；另一方面理学内在的“存天理灭人欲”和突出“三纲”、淡化“五常”的缺陷，被专制政治所利用、所膨胀，遂出现“远人情以论天理”，乃至“以理杀人”的负面效应，于是有阳明心字和反理学思潮兴起，给予补正和批判。
《四书集注》版本很多。当代读者可用中华书局1983年编辑出版的《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的《四书章句集注》，有新式标点，便于阅读。当代学者钱穆著有《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年版），对于朱熹思想资料有分类整理，是很好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