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

导读作者／张国刚

作者简介

钱穆，字宾四（1895—1990年），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九岁入私塾，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1912年因家贫辍学，后自学。1913—1919年任小学教员。1923年后，曾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1930年以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后迁居台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其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成书过程

《国史大纲》一书撰写于抗日战争中最艰难的1938至1939年间，当时日本侵华战争全面扩大，钱穆先生由北京南下香港，再由香港北上广州，辗转到达长沙临时大学。后随校一路西迁，经过广西，借道越南，方至昆明。1938年4月到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辗转流徙万里，阅尽生灵涂炭，而此时的中华民族，也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当时同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陈梦家与钱穆先生关系很好，他劝说钱穆先生“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为时代迫切需要计”写一部“教科书”。从大的背景来看，我们知道1938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向战略相持阶段的过程中，淞沪会战之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民政府被迫迁往重庆，武汉也危在旦夕，愁云笼罩中华大地，许多人都在犹疑，抗战究竟能不能胜利？中华民族会不会灭亡？就钱穆先生个人的经历而言，他少年时即受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等文章的影响，一直坚信“中国不会亡”。此时陈梦家的一番话，终于打动了钱穆先生，他决定撰写一本通史来回答“中国会不会亡”的问题。

自1938年5月他在蒙自开始撰写书稿，在艰苦动荡的境况下，一边坐火车去昆明给联大上课，一边在宜良奋笔疾书。到了1939年6月，基本完成了书稿。后几经周折，1940年6月，《国史大纲》终于印制于上海，在重庆国难版扉页上印有“谨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的字样。《国史大纲》出版后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部定大学用书”，风行全国，极大鼓舞了广大知识青年抗日救亡的热情，对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著名哲学与哲学史学家汤一介说：“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它使我了解到我们国家有着悠久、丰富、辉煌的历史，特别是钱先生对祖国历史的热爱之情跃然纸上，使我十分感动，这种态度对我以后爱好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抗战之后，因为各种原因，直到1974年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到1992年已印行18版，1994年出版第二次修订本。1994年6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印制第二次修订本，又多次重印（最新一次重印在2015年）。此书同时也收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及大陆的九州出版社出版的《钱穆先生全集》中。

《国史大纲》正文共八编四十六章，近五十余万言。在正文之前，有《引论》和《书成自记》。

《国史大纲》第一页便是钱穆先生撰写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所提的四条内容显然是针对五四运动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严厉批评、甚至全盘否定的潮流所发，钱穆先生认为：如果一国的国民对本国的历史失却了温情与敬意，国家即使有所改进，那也只是相当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的改进，其自身的文化并没有转变与发皇，而是萎缩与消灭了。

《引论》长达64页，完整地阐述了钱穆先生撰写《国史大纲》一书背后的想法。钱穆先生首先强调了“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而“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以往历史之认识，特别贫乏，特别模糊”，从清末以来，整个思想界弥漫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轻视的空气，在此情况下撰写新的通史必须满足“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以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政治、社会、学术思想自有其独立发展之系统，与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不同。我们不是不应该学习西方，而是不能因而就完全否定甚至抛弃中国的一切传统。实际上，中、西社会历史演化路径和民族文化精神都存在有巨大的差异，因此中国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也不能强用来自西方社会历史的概念硬套中国的社会历史。这篇《引论》由浅入深、由点到面、一气呵成、雄辩有力，在报纸上先行刊出后被学界广泛赞扬，更被陈寅恪先生称赞为“近世一篇大文章”。

正文共七编四十八章，时间从上古三代一直到清末。但钱穆先生在撰写时并不是平均用力，具体而言：详述汉、唐时期而略写辽、金、元、清，详写中原地区而略写周边少数民族，详于阐述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而略于具体的人与事。在不同的时代，钱穆先生关注的重点也不一样，正如他自己所言，“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着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我即着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着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

正文每章节的标题均明显点出各时代特征及变化，如：第六章《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先秦诸子）》、第八章《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由汉武帝到王莽）》、第九章《士族之新地位（东汉门第之兴起）》、第十八章《变相的封建势力（魏晋南北朝之门第）》、第二十三章《新的统一盛运下之政治机构（盛唐之政府组织）》、第三十二章《士大夫之自觉与变法运动（庆历熙宁之变法）》等，显出钱穆先生往往能够以简洁的语言描述出不同时代最突出的特点。

钱穆先生常以通贯性的眼光，将一个问题进行跨时代的系统梳理，提出有许多启发性的论断，如第三十八章、第三十九章、第四十章连续论述了《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自唐至明之社会）》这样一个大的题目，提出了非常精辟的见解。

为了现实“大纲”的特色，此书正文用大号字处理纲要性内容，而用小号字对这种纲要性内容作进一步解说细节、补充史实。

《国史大纲》在市面上所见的基本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即繁体竖排并且夹有小注，对于没有读过古籍的学生可能有点难度，不妨先仔细反复地阅读《引论》《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自唐至明之社会）》（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章）这两部分，然后再进一步阅读其他章节。此外在阅读时还可以参阅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通俗讲话》等由演讲稿改编而成的浅显易懂的著作来帮助理解。

钱穆先生善于讲课，口才极佳，非常吸引学生。他写文章亦复如是，不做高深语，平易近人。特别是《国史大纲》倾注了他炽烈的爱国之情，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他对我民族国家深沉的热爱，用词遣句感染力极强，让人读后感到“我民族国家文化潜力之悠久渊深，则远在四五千年以上。生机之轧塞郁勃，终必有其发皇畅遂之一日”。然而钱穆先生也曾对余英时说过，《国史大纲》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要余英时多看其他类似的著作。所以同学们在阅读《国史大纲》时也要多多思考，多参看其他通史类著作，如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