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左传》研究现状

《左传》作为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大量的先秦语料。张高评曾说：“《左传》一书的性质，就解释《春秋》经暨《春秋》经传的关系来说，是经学；就忠实反映春秋时代事迹及人物传记来说，是一部比《春秋》更成熟的编年史；就史传文学、传记文学、叙事文学以及清代桐城义法、后代辞章学、文章作法来说，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以上表述从经学、文学、史学等方面全面评价了《左传》一书。

因此，在文学、史学、语言学、修辞学、叙事学、文献学等领域都对其研究颇多，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左传》的价值。下文集中论述20世纪以来《左传》修辞学、叙事学、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现状。

1．修辞学

20世纪以来，《左传》修辞学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钱钟书的《管锥编》、赵克勤的《古代汉语词汇学》、徐仁甫的《广古书疑义举例》、沈玉成的《春秋左传学史稿》、赵生群的《春秋经传研究》、姚曼波的《春秋考论》、申小龙的《中国句型文化》《语文的阐释》等都谈到了《左传》的修辞。

近二十年来，各类学术期刊发表的以《左传》修辞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近八十篇，其中，朱宏达的《论〈左传〉的语言艺术》、王鸿宾的《〈春秋左传〉中“S以VP”结构修辞效果试析》、刘建华的《谈〈左传〉的辞令艺术》、张新科的《〈左传〉叙事文的艺术结构》、张景霓的《论〈左传〉中的省略》、吴美卿的《〈左传〉写人艺术四谈》、李华的《〈左传〉修辞研究》等从句式、篇章、风格的角度分析研究了《左传》的语言艺术。其中，李华的《〈左传〉修辞研究》第一次对《左传》的修辞现象和所表现的修辞理论、修辞思想进行了全面研究。李华的论文从修辞学的角度对《左传》中的一些特殊语言表达方式予以解释，并对《左传》中出现的辞格做了合理的归纳，论述了《左传》的词语锤炼、句式选择、篇章布局、文体风格，还对《左传》中反映的修辞观和《左传》在修辞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做了论述。

2．叙事学

我国台湾学者张高评对《左传》的论著颇丰，著有《左传之文学价值》《左传文章义法撢微》《左传之文韬》《左传之武略》《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等。他曾撰文《台湾五十年来〈春秋〉经传研究综述》，对台湾目前《左传》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张高评在《左传之文学价值》中针对《左传》列举了正叙法、原叙法、逆序法、对叙法、类叙法等近四十余种叙事法。在《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中，他针对《左传》的据事直书、预言基型、书法笔法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8）一书，从结构、时间、视角、意象与点评等角度出发，尝试建构中国自己的叙事理论体系。

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1999），重点讨论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该书设有专章《事实与虚构——史传运事的兴盛》，对《左传》的叙事做了深入系统的分析，提出《左传》在叙事史上的三大贡献：记言与记事的均衡合宜；文本与故事的基本对称；事实与虚构的交融互渗。

王靖宇的《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2003）收录了11篇论文，主要运用西方叙事学的观点，对《左传》《国语》《史记》等文本进行探讨，其重心仍然是从虚构叙事出发。

潘万木的《〈左传〉叙述模式论》（2004），运用了西方叙事学以及中国传统叙事理论，就《左传》叙述模式进行了探讨，尤其是针对《左传》中的征引、评论、预言叙述模式做了探本溯源的研究。

此外，张素卿在《叙事与解释——〈左传〉经解研究》中，以叙事与解释为论述的焦点，对《左传》的文、事、义进行讨论。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有一节谈到了史传对于小说的影响。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分析了中国“奇书文体”的叙事特征。另外，王成军在《纪实与虚构——中西叙事文学研究》中提倡叙事学应关注纪实叙事。

我国台湾“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陈致宏的学位论文《〈左传〉之叙事与历史解释》，在叙事方式及其内涵的归纳和总结方面显得细致而颇具新意，其中针对《左传》叙事结构的分析从“因果结果”“属词结构”“比事结构”等角度入手，结合文字内涵进行解析，并探讨了《左传》叙事方式与历史解释之间的深刻关系，试图探究中国文化叙事审美理论的缘起。

3．词汇、语法方面

20世纪以来，针对《左传》语言特色的研究颇多，单就语法方面而言，研究者在词法和句法方面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

1）在句法方面的著作与论文

何乐士的《〈左传〉的单句和复句初探》、夏先培的《〈左传〉交际称谓研究》、管燮初的《〈左传〉句法研究》、麦梅翘的《〈左传〉中介词“以”的前置宾语》《〈左传〉的单句和复句初探》、白兆麟的《〈左传〉假设复句研究》、申小龙的《〈左传〉句型研究》《〈左传〉主题句研究》、李佐丰的《〈左传〉中的“使”字句》、程亚恒的《〈左传〉的兼语句研究》、韩红星的《〈左传〉比喻句研究》、孙力平的《〈左传〉中的组合歧义及几种歧义格式》、苏延烨的《〈左传〉主谓谓语句研究》。

2）在字、词方面的著作与论文

何乐士的《〈左传〉范围副词》、张文国的《〈左传〉名词研究》、张猛的《〈左传〉谓语动词研究》、陈克炯的《〈左传〉形容词简析》《〈左传〉单音动词的“向”及其句式》、毛远明的《〈左传〉词汇研究》、张文国的《〈左传〉名词研究》、张猛的《〈左传〉动词研究》、赵大明的《〈左传〉介词研究》、敖镜浩的《〈左传）“是”字用法调查》、张华的《〈左传〉否定词“非”“未”“勿”“毋”“弗”“不”研究》、王鸿滨的《〈春秋左传〉介词研究》、郑路的《〈左传〉时间范畴研究》、江傲霜的《〈左传〉同义复词研究》、张文国的《〈左传〉“也”字研究》、张文霞的《〈左传〉“死”类动词初探》、封树芬的《论〈左传〉中的同义词连用》、徐春红的《〈左传〉告谕类动词词义特点和结构功能研究》、徐子宏的《赐予义动词在〈左传〉中的分布情况》、钱坤的《论〈左传〉“率领”义之“以”》、王春玲的《〈吴越春秋〉动词研究》、丁喜霞的《〈左传〉“追”“逐”的意义和用法分析》、李索和高小立的《〈左传〉愧耻义系词义特点与结构功能析微》、甘斐哲的《〈左传〉同义词连用现象考察》、董淑华的《从〈左传〉“伐、侵、袭”的使用透视春秋人的战争观》、沈林的《〈左传〉单音节同义词词群的考察》、杨林青的《〈左传〉动词同义词研究》、罗蓓蕾的《〈左传〉军事词语研究》、吴峥嵘的《〈左传〉索取、给予、接受义类词汇系统研究》等。

综上所述，前贤学者从修辞学、叙事学、字、词句法等角度对《左传》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但是我们发现从语篇语言学的角度对《左传》的研究还很少，仅有殷国光、刘文霞于2009年发表在《语文研究》上的《〈左传〉篇章零形回指研究——以〈隐公〉》为例，是比较好的一篇文章。此外，李旭等人著有《左传省略句考察及其语用学分析》；我国台湾学者陈致宏著有《语用学与〈左传〉外交辞令》。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全面的从语言学，特别是语篇语言学的角度对《左传》的研究，这也正是本书研究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