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早期历史：上古时期的草原游牧部落文明
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种石器艺术——奥瑞纳文化传统流行开来。奥瑞纳文化沿着历史上开辟最早的欧亚之路，从西伯利亚涌入中国的北方。
公元前1200年，辛梅里安人成为黑海以北俄罗斯草原的主人，在这里创造了令人惊叹的青铜文明。公元前750～前700年，斯基泰艺术在俄罗斯草原蔚然兴起，这是由来自突厥斯坦和西西伯利亚的斯基泰人创造的，他们推动了文明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从青铜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
公元前3世纪，萨尔马特艺术由俄罗斯草原的新主人——萨尔马特人创造出来，成为今天突厥文化的雏形；公元3世纪后期，跋涉而来的匈奴人为这里带来了丰富多彩的鄂尔多斯艺术；公元5世纪到6世纪上半叶，柔然人成为外蒙古的统治者，并创造了米努辛斯克后期文化……这历时2000年的时代更迭变迁，共同构成了欧亚草原的早期历史。
1.辛梅里安文化：石器时代的草原文明
广袤无垠的北方草原上有一条横贯欧亚的道路，这条路也是迄今人类所知的最早的欧亚之路。奥瑞纳文化发源于西伯利亚，沿欧亚之路延伸到中国北方，宁夏水洞沟黄土坡和榆林萨拉乌苏河流域都曾发现过奥瑞纳文明的遗址。玛格德琳文化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主要文明形式，其文物也曾在西伯利亚、中国华北、东北被发现。
新石器时代末期，俄罗斯中部的石梳形陶器经过西伯利亚草原之路进入中国。公元前20世纪，沿着西伯利亚草原之路，一种源自特里波利耶的带有螺旋装饰的陶器，在中国仰韶村和甘肃半山地区发展盛行，同时，公元前1500年发展起来的西西伯利亚青铜技术也流入中国。
上古时期草原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一种独特而风格化的动物艺术，这与游牧民族的特性相契合，而此种艺术也是当时被雕刻在马具和装备上的奢侈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金银花瓶和纯金动物形象。这些艺术品多数出土于库班，即今天外蒙古的乌兰巴托，成型于公元前1600～前1500年，与爱琴海古代文明——米诺安中期文化处于同一时期。
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一支印欧人种的辛梅里安人开始在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活动，并在此定居。大量的考古文物相继在库班和第聂伯河流域被发现，包括各种青铜器和金银动物形象。著名考古学家泰尔格伦表示，这些物品当时的主人应当有一大半都是辛梅里安人。从南俄罗斯出土的艺术品则与外高加索文化有密切关联，塔利西文化也与辛梅里安人相互联系。
辛梅里安的青铜文明是经由伏尔加河进入突厥斯坦和乌拉尔山区的，一些珍贵文物的出土，能帮助我们了解当时还处于低级阶段的青铜文化。公元前1150～前950年，辛梅里安文化继续传播，向黑海以北推进，在诺沃格里格鲁夫斯克发现的青铜斧等可以印证其传播进程。另外，捷列克草原和格鲁吉亚两地的文化，也都是辛梅里安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辛梅里安文化的最后阶段，应该在公元前900～前750年，同一时期的高加索文化和哈尔希塔特文化与辛梅里安文化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随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开始流入辛梅里安文化。
铁器时代的到来，促使辛梅里安文化渐渐被高加索文化和哈尔希塔特文化超越，当然，在辛梅里安文化晚期也曾经发现过哈尔希塔特铁刀，这说明，几种文化的发展并无明确的分界线，而是相互交融的。
2.西亚文化大融合：斯基泰文明
辛梅里安人居住的南俄罗斯草原，在公元前750～前700年这50年里，被来自西西伯利亚和突厥斯坦的斯基泰人强势占领。作为突厥斯坦草原上最久远的游牧民族，由于地域缘故，斯基泰人没有受到当时亚述—巴比伦文明的任何影响。
斯基泰人的形象被生动灵活地展现在库尔奥巴和沃罗涅什的希腊斯基泰式花瓶上，他们身穿束腰上衣和肥大的裤子，留着胡须，手牵骏马，头戴能保护耳朵的尖顶帽。与他们相伴而行的是弓箭和篷车，随着季节的更迭，他们带着妻儿和财物、装饰品四处漂泊。
斯基泰人对装饰品的需求催生了斯基泰文化，并引导和决定了这种文化的形式和走向。而继辛梅里安人之后，俄罗斯草原就被斯基泰人统治，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结束。
虽然在生活方式上，斯基泰人同突厥—蒙古人非常相似，比如他们弓箭手的服装和民间流行的丧葬风俗，但是语言学家们却认为，斯基泰人属于印欧家族的伊朗人，是雅利安人种或者印伊人种。
公元前750年开始，斯基泰人就从乌拉尔河和图尔盖河进入俄罗斯草原，并驱逐了居住在这里近500年的辛梅里安人。辛梅里安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逃往小亚细亚，在公元前630年左右到达了达彭蒂斯；另一部分则逃到了匈牙利。斯基泰人不打算放过辛梅里安人，就对他们展开了不断的追击。不过，由于路线错误，斯基泰人穿过高加索后，同亚述帝国的强大军队狭路相逢。公元前678年，斯基泰人与亚述帝国正面交锋，但因力量悬殊失败。后来，另一位斯基泰王巴塔图亚为了有效打击辛梅里安人，同亚述帝国联手，在公元前638年击败了最后一批辛梅里安人。
公元前628年，迫于古伊朗王国米底的入侵，亚述帝国请求斯基泰王出兵援助，巴塔图亚的儿子马戴斯迎战，并彻底击败了米底。不久，米底人奋起反击，斯基泰人首领在战争中被杀，剩余的部众不得不退回南俄罗斯草原。
斯基泰人对西亚近70年的征伐和入侵，标志着北方游牧民族第一次实现了与南方文明地区的融合。作为被入侵的一方，西亚在被波斯人占领后，就开始对伊朗的安全进行维护，以有效防范和对抗外敌。其中，波斯帝国的创造者居鲁士领导了对抗斯基泰人的最后一次战争。
在南俄罗斯草原上，斯基泰人自由自在地生活了300年。虽然西亚对斯基泰人的征伐以失败告终，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亚得到了安全发展，而免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和骚扰。
从不断扩大的斯基泰文化中，我们也能对他们侵占俄罗斯的进程有所推断：公元前700～前550年，斯基泰人是分散的，其文化中心主要集中在东南部的他满半岛和库班地区；在公元前550年以后的100年里，乌克兰地区涌现出大量斯基泰文物，并在公元前350～前250年发展到顶峰。这些文物的分布显示出，斯基泰人的疆域从东北的伏尔加河延续至萨拉托夫，向西则抵达沃罗涅什地区。至于南俄罗斯斯基泰人，他们或许只是一个贵族，统治辛梅里安人下层；而那些居于斯基泰北部的，则可能是混杂在辛梅里安人中的野蛮游牧民族。
无论是南俄罗斯的斯基泰人，还是北部的游牧民族，他们都曾参加了反对大流士入侵的战争，不过北部斯基泰的文化遗址风格却不同于斯基泰文化。斯基泰人在公元前7世纪开始对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以及米底王国（一个古伊朗国）进行大规模入侵，而这样的入侵所产生的后果，则超越了政治历史的范畴。
3.草原魔音：游牧民族的大文艺复兴
斯基泰人同亚述人的盟友关系持续了近1个世纪，两种文化的交流对草原文化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斯基泰人也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哈尔希塔特铁器文化对斯基泰文化没有影响，只不过斯基泰文化受两河流域文明的直接影响更多一些。库班出土的铁合金斧头就能充分证明这一点，该斧头上描绘了一群长着弯角的野山羊和一群美丽的鹿，其描绘手法属于亚述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但是装饰风格则是典型的斯基泰方式。
我们能从中看出，亚述文明的自然主义艺术开始向实用艺术转变，转变的标志就是斯基泰动物艺术的兴起。而这种艺术也有固定的形式，比如金鹿的鹿角都是程式化的螺旋形状，而早在公元前6世纪，这种固定的形式就已经在库班出现。
经历了几个世纪，南俄罗斯草原美学以固定形式被保存，并不断向东发展，最终进入蒙古和中国。这种艺术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是从希腊和亚述文化中发展而来的自然主义倾向，另一种则是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装饰艺术倾向，并且前者总会受到后者的影响。
这种艺术倾向放到游牧民族大环境中就能被很好地诠释。四处游牧、居无定所的生活，决定了他们对现实主义的雕刻或绘画不会产生太过全面、深刻的理解，因而只是在日常生活用品或者服装上进行修饰。正因如此，他们对所有的艺术都进行了程式化处理——用几何图形的风格来表现动物形象。
从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中，我们会发现螺旋状或弯曲的鹿角、马鬃，很显然，装饰艺术已经完全取代了现实主义风格的动物艺术。从中也可以看到定居民族艺术与草原民族艺术的不同和对比，与斯基泰艺术相对的，是亚述阿赫门尼德朝艺术；同匈奴艺术相对的，则是中国汉朝艺术。不过，它们也存在共同之处，即都对狩猎和动物搏斗场景进行描述，不过，定居民族的描述主要以迅速而简洁的风格为主，而且背景也多是简单、模糊的；而草原民族则是以残缺的鸟类、被捕捉的猎物为重点，对动物及殊死搏斗的扭打场面进行描绘。
形式固定的草原艺术参差不齐地分布在广袤的草原上，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安纳尼诺文化。在局部上，安纳尼诺文化采取了斯基泰草原的动物风格，以几何图案为主要装饰，而动物身体则呈现出蜷曲的形状。
但是，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则是另一种情况。青铜文化繁盛时代，阿尔泰地区一直是米努辛斯克的金属加工中心，它经常在生产一种用纯粹的几何图形作装饰的有孔手斧。在斯基泰文化的影响下，这种装饰风格由简单渐渐变为复杂，描绘的动物图像也变得扭曲。
4.草原文化的黑马——萨尔马特人
萨尔马特人第一次出现在俄罗斯的标志是普罗霍罗夫卡墓群的发现，墓群坐落在乌拉尔山附近的奥伦堡地区，其中有很多萨尔马特人的独特武器“矛”。
萨尔马特人同斯基泰人一样，都属于伊朗游牧民族，居住和活动于咸海北部。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他们渡过伏尔加河，来到俄罗斯草原，将居住在这里的斯基泰人赶往克里米亚，成为南俄罗斯草原的新主人。
虽然萨尔马特人与斯基泰人同源，但是两个民族的风格却迥然不同，无论是服装、武器使用还是艺术风格，都是如此。斯基泰人擅长骑马，武器是弓箭，衣着一般是宽松的服装和萨加帽；而萨尔马特人则喜欢锥形的帽子，身穿铠甲，以长矛为武器。
或者说，斯基泰人所发展和传承的是一种以自然主义风格为主的动物艺术，而萨尔马特人的艺术风格虽然也是以动物为主，但他们对几何图案和程式化更为情有独钟。他们的艺术风格是在希腊—罗马艺术造型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在金属制品中，通过程式化的花纹进行表面装饰。
萨尔马特人更加崇尚那种极简的“东方”格调。这种中世纪之前的艺术形式第一次出现在欧洲，并在民族大迁徙过程中，由哥特人传播到日耳曼部落。
公元前3世纪初，斯基泰艺术开始向萨尔马特艺术过渡，这从亚历山大堡出土的文物中就能看出来。萨尔马特艺术在南俄罗斯确立的时间约为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库班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宝石首饰，还有一条迈科普银带，在考古学家看来，这些都是公元前2世纪左右萨尔马特人的艺术代表作。
在西伯利亚中部及米努辛斯克附近也发现了那一时期的人类头骨，科学证实，这些头盖骨并非突厥—蒙古人种所留，而极有可能是萨尔马特人的姻亲种族，或者是与当时斯基泰人或萨尔马特人往来的印欧人种。
5.浮出水面的前突厥文化
前突厥文化起源于阿尔泰地区。公元前5世纪初，米努辛斯克地区作为金属加工的中心，活动变得日益频繁，为前突厥文化的诞生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一种长方形的石槽坟墓出现，而当时的艺术风格变得更为复杂，出现了直立、翘望、蜷曲、斜卧等不同姿势的动物图文，其中最主要的动物形象是鹿。而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形象的起源应该是南俄罗斯。
同一时期，世界上第一批西伯利亚青铜匕首、小刀和杯状大锅出现，小刀犹显精致，柄端装饰着一颗鹿头，刀身略微弯曲，很薄。公元前330～前200年，青铜时代的米努辛斯克逐渐过渡到铁器时代，这一时期，一种由铜和铁共同铸造的斧头出现。在该地区，考古人员还发现装饰着各种互动的动物形象的青铜饰片，它们的耳朵、肌肉和皮毛都是空心三角形形状。
很显然，这样的表现手法同南俄罗斯的萨尔马特艺术存在很大的关系，它们经米努辛斯克传到了位于鄂尔多斯的匈奴人那里，并对他们的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阿尔泰地区西南的帕兹雷克，人们发现了公元前100年的埋葬地，从文物中我们能看到，当时的题材与斯基泰艺术有密切关系，但是工艺更为复杂和严谨。除了帕兹雷克，阿尔泰地区的文化群还有各类棺椁，由此也可推断出，这里的人与萨尔马特人有过姻亲关系。
到了1世纪至2世纪，米努辛斯克地区继续流行动物图案，但不久，这一处文化中心却消失了，没有丝毫的踪迹可循。这也意味着米努辛斯克地区与斯基泰—萨尔马特人的密切关系正在变化，而直到7世纪左右，青铜装饰还在米努辛斯克地区生产。
不过，在两种不同文化的衔接时间内，米努辛斯克地区很显然曾经遭遇过突厥各部落的入侵，只是米努辛斯克文化中心虽然消失了，但它对居于蒙古和鄂尔多斯的匈奴人的草原艺术的传播却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6.匈奴源起及多情的鄂尔多斯艺术
当南俄罗斯草原、西西伯利亚和图尔盖河相继为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提供活动场地时，东部的草原却被突厥—蒙古种族控制。这一种族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被中国人称为“匈奴”，而在公元前9世纪，中国人就将这一地区的人称为“猃狁”、“荤粥”，或者更为笼统地称为“胡人”。
中国人对所谓的胡人的了解，也仅局限于那些居住在鄂尔多斯、山西、河北北部等边境的少数民族。在战国时期，中国就与匈奴有过接触。当时，赵武灵王攻打并降服了一些匈奴部落，同时夺取了山西大同和鄂尔多斯北部地区。由于正值天下大乱，为了有效对抗匈奴和敌国的干扰，赵武灵王向全国颁布了胡服骑射的法令，旨在对赵国的骑兵实行全面的游牧化，学习匈奴机动性强的优点，从而在对匈奴的战争中获得了一系列胜利。
游牧民族与中原接触不久，中国就出现了骑兵。匈奴的游牧生活同军事训练一体化，在交战中经常获胜，赵国吸取了几次失败的教训，决定采取与匈奴同样的作战方式。不仅如此，赵国还在边境线上筑起了长城，以有效阻挡敌人的入侵。
在司马迁的记述中，公元前3世纪后期，匈奴就壮大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其首领称为“单于”，全称为“撑犁孤涂单于”。其中，“撑犁”是指天，“孤涂”的寓意为地，而“单于”则指广大无边。辅佐单于的官员一般为屠耆王，“屠耆”的意思是“正直而忠诚的人”，分为左、右贤王。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匈奴人主要生活在鄂尔浑河上游地区，这也是单于的居住地；左贤王作为单于的继承人，居住在西部的克鲁伦高地和乌里雅苏台附近。在屠耆王之下，匈奴还细分职务，包括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军、左右斗位等，最下级为十夫长。在迁徙过程中，匈奴部落能够像军队一样朝南行进，而且保持队形。
匈奴人的相貌特征与蒙古人和突厥人相似，他们身材不高，但很强壮，头大脸阔，颧骨突出，颔下留有一撮硬须；眉毛浓密，如杏的双目炯炯有神，肥大的耳垂上戴有装饰性耳环。在着装上，匈奴人会选择长及小腿的、两边开叉的长袍，戴皮帽和短毛皮的围巾，腰间系着弓箭袋，背上背着弓箭筒。
另外，这几个民族也有很多习俗一脉相承，比如殉葬习俗等。以游牧为主的匈奴人会根据季节的不同而迁徙，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崇拜长生天。同时，他们也是充满智慧的掠夺者，中国边境经常会出现匈奴人的踪迹，而那里的牲畜和财物也是他们的猎物，并且他们总能满载而归。
匈奴人非常推崇诱敌深入这样的传统战术，凭借灵巧的骑兵和杀伤力强大的弓箭有效阻止追兵，这一战术在原始时期就已形成，一直延续到成吉思汗时期。
匈奴人种的划分一直存在分歧，如果从它在突厥—蒙古种语言中的地位来看，匈奴应该属于蒙古人，但是匈奴的领导者却具备极为明显的突厥特点，所以一些学者也将他们归为突厥人。
极具特性的还有匈奴人的鄂尔多斯艺术，这种艺术主要是以程式化动物装饰为代表的青铜片、马具、棍棒闻名，是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的一部分。同时，匈奴艺术也与中国美学相互作用和影响。
通过考证，人们发现，诞生于蒙古和鄂尔多斯的匈奴艺术和斯基泰艺术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影响，从中国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中判断，其影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3世纪初，而中国青铜器从中周式到战国式的转变，也是受到这一文化的影响。
匈奴艺术文物的分布区域集中在贝加尔湖到河北、山西和陕西的北部边境地区，其中，贝加尔湖地区出土了公元前118年中国发行的汉代钱币；在一座位于外蒙古诺恩乌拉的匈奴王子的墓地中，发现了萨尔马特—阿尔泰艺术风格的壁画；在中国鄂尔多斯、绥远、宣化等地区发现了大量匈奴人使用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产于中国汉朝时期，可以说，从六朝时期到成吉思汗时期，中国一直受到鄂尔多斯草原艺术的影响。
7.蝴蝶效应：匈奴对草原的连锁影响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力量逐渐强大，并登上历史舞台。当时的中国恰逢结束战乱，秦始皇嬴政完成了中原六国统一后，命蒙恬率军修筑长城，以防止匈奴的进攻和骚扰。
修筑长城是一项艰辛而浩大的工程，直到公元前215年才完成。第二年，蒙恬将匈奴驱逐至鄂尔多斯地区。由于长城这一壁垒的防护，入侵中国变得更为困难，于是头曼单于带领部众转向甘肃，攻打甘肃西部的月氏。后来，冒顿单于继位，击败了东胡。
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在大同地区勾结匈奴，企图叛乱，冒顿单于趁中国秦汉交替的契机，举兵围攻太原，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迎战。战争初期，汉高祖得胜，想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到楼烦一带，却不想中了匈奴诱敌深入之计。
当时正值寒冬，大雪纷飞中，汉高祖没有听取前哨探军的建议和阻拦，执意追击匈奴到大同平城，而这正中匈奴人的下怀。汉高祖及汉军的先头部队被围困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七天七夜，同主力部队完全断绝了联系，汉军不适应北方严寒的气候和生活，伤者众多。
后来，汉高祖采取陈平的计策，向冒顿单于的妻子行贿才得以谈判解围，条件包括为匈奴提供大量的物资。白登之围后，汉高祖意识到，仅仅凭借武力手段根本无法解决同匈奴的争端，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汉朝一直采用“和亲”的政策来笼络匈奴，以维护边境的和平。
公元前177年，冒顿单于亲率大军征讨甘肃西部的月氏人，并获得成功。后来，冒顿的继承人老上单于再度出征，彻底击溃月氏，并将月氏王的头骨做成饮酒的器皿，至此，月氏对匈奴的威胁被解除。剩余的月氏部落离开甘肃后，仓皇向西部的戈壁深处逃窜，这是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民族大迁徙。在西逃过程中，一部分月氏人选择在秦岭南部地区羌人和吐蕃人居住地定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月氏的语言被当地同化，被称为“小月氏”。另一部分月氏人被称为“大月氏”，原本他们征服了伊犁河流域以及伊塞克湖盆地的乌孙人，打算在此定居，但没想到匈奴再次介入，失败的大月氏人只能继续西逃。公元前160年，长途跋涉的大月氏人终于在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定居，这里也被中国人称为“大宛”，与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相邻。
费尔干纳地区大部分是“亚洲的斯基泰人”，他们属于斯基泰—萨尔马特大家族，是来自西北草原的游牧民族，使用的语言是塞语，中国人将他们统称为“塞人”。不过，随着大月氏人的到来，他们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因此不得不想办法拓宽领地。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30年，塞人穿越索格底亚那地区，将巴克特里亚从希腊人那里夺了过来，在此定居的大月氏人也从中得到很多好处。
公元前128年，西汉使者张骞出使西域时，大月氏人就已经稳定在了索格底亚那地区，并以监氏城为首都。两年之后，大月氏人成功渡过阿姆河，击败了居住在巴克特里亚的塞人，五位首领对这里进行了瓜分。
总体而言，月氏人的这次迁徙是当时游牧民族陷入混乱的标志。被大月氏人驱赶的塞人最终占领了德兰吉亚那，而自此之后，这些地区就成了“塞人之地”。
这一时期，游牧民族活动广泛而激烈，所有的游牧部落都从锡斯坦出发，对帕提亚帝国进行毁灭式入侵。公元前129年，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二世出兵攻打叙利亚，希望以此解除本国面临的威胁。最初，弗拉特斯二世获得了一些游牧部落的支持，但好景不长，一年之后，这些部落纷纷倒戈，并杀死了弗拉特斯二世。
新继任的帕提亚国王阿特班努斯二世，在公元前124年对吐火罗人的反攻战争中身受重伤而离世。随后，米特里达提二世继位，他继续作战，有效地阻止了各个部落的入侵，还成功地征服了锡斯坦，获得了当地的宗主权。
此后，塞人继续扩张领地，他们从锡斯坦出发，一直扩张到喀布尔和旁遮普地区，但是这次扩张却再一次被大月氏人驱逐，所以，他们不得不迁徙，最终来到了马尔瓦和吉莱特，在这里定居到4世纪。公元1世纪左右，大月氏人在巴克特里亚建立贵霜帝国，随着国家的确立，大月氏经历了几代领导人的扩张，其版图则延伸到了北印度附近的马图拉和旁遮普。
这一段历史表现了匈奴人的第一次出击将月氏人驱逐出甘肃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因为月氏部落的到来，阿富汗地区的希腊化特征消失，被冲击的还有帕提亚的伊朗；迁徙的月氏人一路向西，在喀布尔和印度西北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帝国。如同蝴蝶效应，草原某处的一点异动，就足以引发整个草原的动荡，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8.分裂与冲突：匈奴同汉朝的对抗
对中国来说，随着月氏部落的西迁，中原北部强大的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愈加明显，其中，外蒙古的鄂尔浑河和内蒙古的长城脚下一直处于匈奴人的掌控之中。公元前167年，匈奴骑兵一路南下进入陕西，直捣位于宁夏境内的彭阳；公元前158年，匈奴人回到渭河北部，直接威胁西汉都城长安；公元前157年，汉武帝继位，当时中国多处边境都处于匈奴的威胁之下。
这一时期，匈奴人活动于鄂尔浑河河源地带以及翁金河下游的戈壁滩附近，这两处被中国人称为“龙庭”。面对虎视眈眈的匈奴，汉武帝刘彻决定将他们驱逐出中原。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使者张骞出使西域，同那些被赶出甘肃的月氏人联合，前后夹击对抗匈奴。但是张骞不幸被俘，被匈奴扣押达十年之久。等到他逃脱匈奴的控制，赶到索格底亚那时，月氏人已经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变得安于现状，张骞只能在公元前126年无功而返。
既然寻求月氏人的支持已然无望，汉武帝只能凭自身的实力同匈奴对抗。公元前129年，趁匈奴进犯渔阳、上谷之际，汉武帝通过避实就虚战术，对匈奴反击。首先，汉武帝派遣卫青率领军队从山西北部出发，穿越戈壁，攻击翁金河畔的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
公元前127年，汉朝在鄂尔多斯和阿拉善之间的朔方部署兵力、修建军屯，有效地实现了对河套地区的保护；公元前124年，匈奴再度入侵，卫青以朔方为据点，成功击败匈奴；公元前121年，少年将领霍去病率领一万骑兵，将甘肃部分地区的匈奴赶走，降服两支匈奴部落；公元前119年，卫青同霍去病联合，对匈奴帝国中心发动攻击，给匈奴以重创，不但将伊稚斜单于赶走，还将整个匈奴部落逼退至外蒙古，但霍去病却不幸在公元前117年离世。
为了防止匈奴再度袭击，汉武帝在甘肃兰州到玉门关建立了一系列郡和军府，这一方面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另一方面有助于汉朝时刻关注匈奴的行为动态。
公元前108年，西汉将领赵破奴率军一路向西，取得了楼兰和车师国的宗主权，并与费尔干纳建立起贸易关系。不过，这段关系因费尔干纳暗杀汉朝使者而一度停止，最终，在李广率兵镇压之下，贸易再度恢复。
虽然西汉在一系列战争中取得胜利，但是北方战败的匈奴一直心有不甘，在李陵率5000步兵远征蒙古之际，匈奴曾派8万大军大举围攻，西汉一方除了400人突破重围，剩余军将全部被俘。而这一次计划的失败，也迫使朝廷不得不中止远征外蒙古的计划，幸运的是，汉朝损失的只是一支部队，边境并未受到牵连。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汉与匈奴的冲突地点由蒙古长城脚下转移到塔里木以北的绿洲地带，二者争夺的目标也变成丝绸之路的实际控制权。公元前77年，楼兰同匈奴联合，以期夺回宗主权，最终被西汉平定。汉宣帝年间，西汉的统治进一步深化，建立起众多亲汉政权，通过对塔里木地区局势的掌控，最终获得了丝绸之路的终极掌控权。
在此期间，匈奴内部在公元前60年发生了一次内战，极大地耗费了元气，以致再也无力发动外战。当时，呼韩邪与郅支因争夺单于称号，打得不可开交，公元前51年，呼韩邪前往长安，寻求汉宣帝的帮助，并表示愿意归顺汉朝。在汉宣帝的帮助下，呼韩邪战胜了郅支，并在鄂尔浑河附近定居。公元前33年，呼韩邪再度进都觐见，并与汉朝联姻。
作为战败的一方，郅支带领部落离开蒙古，向突厥斯坦方向迁徙。迁徙过程中，郅支部众打败了乌孙人，实现对成海草原和伊犁河地区的占领，最终在楚河地区的草原定居。
公元前36年，西汉大将率精兵远征楚河，成功击败郅支部落，杀死了郅支。至此，西方这个刚刚具备雏形的匈奴帝国就此消亡，郅支部落也由此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东匈奴的归顺和西匈奴的迁徙稳固了西汉王朝在中亚地区的霸权，但归顺的东匈奴趁西汉灭亡的间隙，举兵攻占了塔里木地区，再度侵犯中原边境。本来东汉政权建立后，曾打算派兵征伐匈奴，不过未等出兵，匈奴内乱又起。公元48年，南方匈奴归顺汉朝，双方联合对抗北方匈奴蒲奴单于。
平定匈奴叛乱后，汉光武帝将归顺的匈奴安置在山西、甘肃边境及戈壁南部地区，成立了南匈奴国。而逃往鄂尔浑河的北匈奴依旧是东汉的敌人，公元49年，乌桓部落和鲜卑部落联合东汉，共同夹击北匈奴，从而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从此之后，东汉唯一的威胁也暂时被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