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新派武侠：豪气干云的别样武林

这是一个存在于枯燥社会的新奇世界，也是一股区别于传统的武侠新风。这既是小说的创新，也是工作的突破。

“金庸”诞生的时代，旧武侠小说因为荒诞不经，已经于1949年遭香港政府所禁。然而深藏在人们心中的武侠梦依然经久不衰，那是一种只要星点火花，便能熊熊燃烧的热血激情。

豪气干云的别样武林，是众位“武林大师”联手打造的传奇。小说当中，他们豪气当先，现实生活中，依然侠气贯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成就武侠小说，首先自己就要进入所谓的江湖。那里的爱恨情仇、行侠仗义表现在现实就是一股洒脱的豪侠作风。

登上武侠小说的舞台，似乎是金庸未曾料想过的，刚开始他甚至有些手足无措。因为金庸曾有一个“外交官”的梦想，而“外交官”与“武侠路”的交织与分离，皆出自那个自己关注着的《大公报》。可以说金庸走上“武林之路”的过程并不平坦，而这个影响金庸命运的《大公报》到底给金庸带来了什么样的人生转折呢？

1.《大公报》的机缘：梦醒时分

1947年，上海成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新闻界发展也在此处起步。《大公报》发源于天津，正是因为看中了上海的发展环境，《大公报》才从天津不远千里迁到了上海。

1947年6月，《大公报》发布招聘电讯翻译的广告，招聘对象面向全国，名额只有三个。当时的《大公报》可谓如日中天，其待遇、工薪自然值得向往。这个招聘广告，在全国范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应聘书如同雪花一般涌入了上海，应聘者大多指明了自己热衷于新闻工作，因久慕《大公报》盛名，特此来函应聘。这群人当中年轻的不过二十几岁，年长者也有六十多岁的，其经验、资历也各有优势，足足有一百多人，查良镛也满怀热情地参与了其中。

《大公报》的招聘原则是：任人惟贤，任人惟才，不问出身。如此这般，倒也公平公道，只是这不到百分之三的录取率，能否会幸运地降临在查良镛的身上？《大公报》的招聘考核分为笔试和口试两个部分，但招聘的第一个阶段并不是面试，而是筛选简历，在这一百多人当中，《大公报》只选取了10个人前来参加笔试，幸运的是，查良镛就在其中。

笔试的题目由《大公报》翻译主任杨历樵执笔，将一份英文电报和一份英文社评译为中文。有了在《东南日报》的工作经验，加上多年来英文翻译的功底，这项笔试对查良镛来说根本不在话下，仅仅用一小时零五分钟，查良镛便交上了那份行云流水般的“试卷”，第一个离开了座位。接下来便是口试环节，虽然查良镛的英文口语表达能力不及自己的写作能力，但是仍然顺利通过了。而在这10位应聘者当中，查良镛也成为了第一个被录用的人。

1947年10月底，查良镛成为了《大公报》的一员。查良镛上的是夜班，这与他在东吴大学的学业并不冲突。就这样，查良镛白天去东吴大学学习，晚上去《大公报》上班，虽然累了点，但也收获了一种充实的快乐，重要的是，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正是内心所喜欢的。

查良镛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用的是“查良镛”和“查理”两个名字，分别刊载不同的文章。《大公报》有着严格的公司制度，对职员的要求也较为严厉。若是稿件的内容出现错误，那么编辑就要承担全部责任；稿件排版或是打印出来出现了差错，就会追究校对的责任；不论是编辑还是校对，出现的错误一律按照字数扣减薪水，倘若超过一定的字数，那就当即解聘。当值人员各司其职，赏罚分明。一份稿件从完成到出版的过程，往往要经由多位编辑审核，几番推敲之后，方能定下稿件。报馆内部所有的工作人员，无论职位高低，对外一律自称“记者”。

尽管报馆的要求较为严格，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工作压力，但是《大公报》的员工待遇却令查良镛非常欣慰，因为查良镛上的是夜班，每天晚上，报馆都会提供免费晚饭，伙食还算不错。夜班的编辑往往会工作到很晚，街上无车可乘，报馆还会派车把编辑们逐个送回家。

在内战的影响之下，《大公报》愈感夹缝难存。1947年底，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决定前往香港开辟新地，以保持“自由主义”的中立态度。于是1948年3月《大公报》于香港复刊。这就意味着需要从上海派遣编辑前往香港，报馆原本的人选是张契尼，但张编辑的妻子生产在即，此时不忍分别，所以，报馆临时改选了查良镛。而这一次工作变迁，也将成为查良镛人生的重大转折。时隔多年，到回头看时，查良镛还时常感叹：“就差那么一点儿，我可能就来不了香港了。”

报馆安排完之后，查良庸立刻启程登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奔赴一个距离家乡越来越远，却离人生成就越来越近的地方。然而因为走得太过匆忙，飞机上的查良镛猛然发现自己的身上竟然没带港币，似乎是发现了查良镛的窘态，身边时任香港《国民日报》社长的潘公弼在了解情况之后，慷慨地资助了查良镛10元港币，这才使得查良镛有钱乘船过海，查良镛对此一直感怀在心。

来到香港《大公报》的查良镛，工作仍然是电讯翻译，但是香港的环境，不论是社会大环境，还是工作环境，相比上海都要差很多。但这也使得查良镛能够近距离与胡政之接触，得以聆听他的教诲。然而这样的相知却仅仅维持了一个多月，胡政之先生不幸突染疾病，不得不回上海治疗。而抱着再次重逢之心的查良镛却没有想到，这一分别竟成了永诀。一年之后，缠绵病床的胡政之先生便与世长辞了。

自1948年11月1至1949年5月，《大公报》在天津和上海分部的立场越来越明确。查良镛多次发文，表明支持国家统一，但这在香港并未引起多大反响。然而无心插柳的是，这些文章被译成了日文传到了日本，受到了身在日本的梅汝璈的赏识。途经香港之时，梅汝璈特地赶赴《大公报》约见查良镛。见到查良镛本人时，梅汝璈相当诧异，他没有想到如此独到的见解，如此老练的文字，竟是出自一位年轻人之手。

从东京回到北京的梅汝璈成为新中国的外交顾问，当下较为棘手的事情便是新中国缺乏外交人才，尤其是国际法方面的人才。这时候，梅汝璈记起了查良镛，随即给查良镛发了一份电报，邀他到北京外交部工作。

这令梦想成为一名外交官的查良镛兴奋不已，当即辞去了《大公报》的职务，马上动身去了北京。然而理想与现实还是存在差距的，来到北京的查良镛，才从梅汝璈的介绍当中明白，他所供职的仅仅是一个外交学会，只属于半官方性质，与自己所想成为真正的外交官无法同一而论。而且，能不能进入外交部，也不是梅汝璈所能决定的。

进外交部无望，入外交学会又心有不甘。各种压力使得查良镛失去了从政的心思，北京是待不下去了，如今作为“无业游民”的查良镛，又该何去何从呢？

2.梁金联手：开启武侠小说新境界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倘若查良镛当时如愿进入外交部，成为一名外交官，且不说我们如今的“武侠世界”将会失去最美的风景，单是复杂的社会变迁，也许会令他的人生遭遇波折。这样看来，查良镛没有实现外交梦，实在是一件幸事。

对于离开北京之后的去处，查良镛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回上海，这样也可以离家乡近一些，想来自己离家已经有一些时日了。另一个是再次返回香港。而查良镛最终选择了后者。

失意当中重回香港的查良镛最想进入的依然是《大公报》，而对于他这种“吃回头草”的行为，《大公报》的有关负责人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而就此事展开讨论的时候，“爱国报刊”统一战线的负责人指出，查良镛既然可以在香港与国内来去自如，说明他两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关系，这对《大公报》来说是一笔可贵的资源。由此，查良镛才得以在《大公报》恢复原职。

外交梦破碎的查良镛，收起了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一心扑在了《大公报》的工作上。而也是在这个时候，查良镛的人生步入了转折点。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回到现实”的查良镛，似乎在无意中酝酿着一场更宏大的人生迷梦。

重回《大公报》的查良镛在工作上却不是那么顺心。首先是从家乡传来父亲过世的噩耗。母亲亡故之时，查良镛未曾见其最后一面，已是终身憾事，如今父亲遭此罹难，身为人子，仍然无法在其身前尽孝。这给查良镛造成了莫大的伤痛，悲伤的情绪一直持续了半年。

二来，在20世纪50年代，香港的政局很不稳定，想沿袭由胡政之主持《大公报》时期所采取的中立态度变得越来越困难。

之后，查良镛被调入《新晚报》工作，负责副刊《下午茶座》，就是这个充满休闲气息的副刊，影响了查良镛的一生，虽然当时查良镛对此毫无意识。《下午茶座》大多涉及一些影评、书画、舞蹈、戏剧，娱乐性很强，其中的政治界线较为模糊。不涉政治之争，倒令查良镛感到了轻松愉悦，在这份新工作面前，查良镛渐渐得心应手。

在《新晚报》上，查良镛启用了除却“查理”之外的另外两个笔名，分别是“姚馥兰”和“林欢”，前者得于英文“your friend”的音译。而对于后者的来源，查良镛并未作出过明确解释。查良镛曾经说明，这两个笔名，是以女性的视角去写影评，迎合读者的心理，使情感更为细腻。

担任《下午茶座》的编辑之后，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面是个人兴趣，查良镛的生活变得忙碌起来：观电影、看舞蹈、听音乐会、观美术展、听戏……回来之后便开始写文章，影评、画评、剧评、乐评、舞评……甚至还涉及了“杂说”“出版”和“读书”等方面，查良镛的笔下好像生出了一朵朵绚烂的莲花，俨然成为一名涉猎广泛的杂家。而查良镛的文笔，也在日益精进。一时之间，“姚馥兰”与“林欢”之名，在香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除了有关评论的文章，查良镛还写过一些剧本，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绝代佳人》《欢喜冤家》《兰花花》等；也为电影写过歌曲，如《门边一树碧桃花》。

这样的工作持续了一年多，似乎是在积蓄厚积薄发的力量，一切征兆都在预示着查良镛驰骋文坛，挥毫武林的时刻终于快要到来了。

在《新晚报》工作的日子里，查良镛认识了一位影响他一生的朋友——梁羽生。梁羽生本名陈文统，于1949年进入《大公报》。这两个人的缘分，还要从武侠小说说起。聚在一起的时候，两人时常谈论武侠小说，那时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白羽的《十二金钱镖》都是他们的兴趣所在。或许那时对武侠小说津津乐道的两位年轻人，也并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两人的成就会超越当时的武侠作者，达到新派武侠小说开山宗师的高度。

当时的香港在法律上明令禁止武师决斗，而响彻香港的太极拳掌门吴公仪与白鹤拳师父陈克夫相邀决斗，但是鉴于禁令的限制，决斗地点便由香港迁至澳门。没想到香港民众对此事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几天之内，便有数万民众乘船过海，前去观战，擂台上灯光昼夜不息，盛况空前。香港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一时洛阳纸贵。

《新晚报》在报道拳师决斗的同时，也由此获得启发，决定在副刊上开设武侠小说的连载专栏。

《新晚报》负责人罗孚先是找到了陈文统，陈文统以“梁羽生”为笔名，开辟出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龙虎斗京华》，“龙虎”一出，轰动香港，武侠之风迅速刮起，梁羽生梁大侠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为世人熟知。1955年，梁羽生连载的《草莽龙蛇传》也已刊载结束，而面对读者日益强烈的小说需求，梁羽生渐感有心无力，并且当时身在北地，无暇写稿。武侠小说的版面存在开天窗的危险。罗孚便想到要给他找一个帮手，此时，同样偏爱武侠的查良镛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自此之后，《新晚报》的小说连载版面便有了两位编辑。然而查良镛并没有写过武侠小说，并不知道如何去写。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令他记起了流传于家乡海宁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内容讲的是乾隆本是陈阁老之子，其中的曲折缘由较为引人入胜。有了这个故事基础，一部名为《书剑恩仇录》的武侠小说便横空出世了。连载武侠小说的时候，查良镛把名字当中的“镛”字拆分开来，变成了如今的“金庸”二字，自此一代武林宗师“金庸”诞生了。

凭借着武侠小说的连载，《新晚报》一时之间洛阳纸贵，梁羽生因《龙虎斗京华》一举成名，金庸自《书剑恩仇录》而名声大噪。新派武侠的风气由此展开。

梁羽生对于新派武侠的开创得益于其对旧派武侠的理解和认识，谈及武侠前辈白羽之时，梁羽生曾说过这样一番话：“白羽先生的武侠小说大都囊括了各个阶层的人物形象，看得出作者本人入世极深，在写作时，笔触十分细腻，因此他的小说也当应由深谙人情世故的读者品读。但是于我而言，我的生活经历明显太过平淡，眼界也较为狭窄，所以相比之下，文风、气质自然相左。因此，要走往常的正统道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这样一来，也就只有自己摸索了。我的武侠小说走的是浪漫主义道路，这与原先的武侠小说已经大不一样了，或许这就是新旧武侠的分别了吧。”

新派武侠开始尝试新的文艺手法，不论是在人物塑造、环境描写、气氛渲染还是心理刻画上都不再是简单的情节陈述，在语言和用词上，开始变得简洁轻快，将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合理地应用到小说当中。由此，武侠小说的境界提高了，展现出了一股新的气象，还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局面。

《书剑恩仇录》虽未跳出传统武侠小说的框架，但是已经初步展现出了新派武侠的风格。自此之后，金庸便走上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之路，成就了一个江湖武林世界。

3.三剑楼随笔：文人不相轻

俗话说：同行相斥，文人相轻。然而这个说法却被冠以“三剑客”的三位文人打破了。

就职于《大公报》的有一位武侠迷——陈凡。当他来到《大公报》任职的时候，金庸和梁羽生尚读高中，可以说陈凡是这两位的前辈。

早在1947年，中山大学的学生举行罢课游行，身为记者的陈凡就深入第一线采访、撰写新闻稿，被捕后在胡政之的争取下才得以获释。他在《大公报》做记者时走南闯北，写下了34万余字的《一个记者的经历》。因性格豪放，文辞激烈，人们便称他为“剑客”。

他有个笔名叫“百剑堂主”，曾给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题诗，给金庸的《书剑恩仇录》赋词时署名“中宵看剑楼主”，其中单行本第一集的那首《满庭芳》的词，就出自他的手笔。陈凡擅长诗词、书法和文章，也喜欢武侠。在《书剑恩仇录》快要连载结束时，罗孚便找到了他，让他来写下一部小说。然而他把诗词格律和国文的“之乎者也”用到武侠小说上就不太合适，《风虎龙云传》从1956年9月9日开始连载，历时10个月结束，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他觉得自己不是写武侠小说的这块料，便封笔不写。

然而因为有着傲人的才华，他和金庸、梁羽生一起被同事戏称为“三剑客”。一天，《大公报》的编辑灵机一动，想借三剑客的名义，在报上开设一个专栏刊登他们的散文或随笔，这样一定会大受欢迎。消息传到了三人耳中，也立即得到了同意。金庸提议，与其让三个人一人一个专栏，不如三个人一起写，还可以壮胆。专栏的名称就是“三剑楼”。

第二天副刊上的《大公园》便刊登了启事：“由于本报刊登的梁羽生先生、金庸先生和百草堂主的作品获得好评，《龙虎斗京华》《书剑恩仇录》还有《风虎龙云传》为读者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武侠世界，大受欢迎，我们决定请这三位作者用另一种笔法来写散文随笔，日内刊出，敬请读者们注意。”专栏第一篇是金庸的随笔，《“相思曲”与小说》，他认为这个专栏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也许百剑堂主明天谈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一切都没有必然的联系，越是没有拘束地漫谈，就越显得轻松可喜。

三个人都不定期循环地在专栏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文学历史、艺术绘画、戏剧表演、诗词歌赋等等，几乎是大杂烩，但每一篇都是作者研究很长时间，翻阅好几本书，才下笔写出的精品之作，因此每一篇都不可小觑。

谈电影是金庸的家常便饭，当时香港上映了一部美国电影《无比敌》，改编自美国作家的同名小说《白鲸》，曾被英国作家毛姆视为十部最伟大的小说之一。然而观众看完电影，觉得并无出色之处，反映平平。12月1日和5日，金庸便接连发表《“无比敌”有什么意义？》《“无比敌”有什么好处？》，认为改编的电影只是原作的表面，失去了小说的精神。要理解这部电影，就要走进小说主角亚海勃船长的灵魂深处，去理解作者麦尔维尔的灵魂深处，这两篇文章让一些人豁然开朗。

除了电影，金庸也喜欢舞蹈和围棋。在“三剑楼随笔”中，他也谈过舞蹈、戏剧等艺术，在《舞蹈杂谈》中，他写了一些自己观看舞蹈的感受。当看到十分精彩的舞蹈时，他会手心冒汗，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有高兴也有难过，会紧张得坐立不安，也许别人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激动或者是愉快地欣赏，大概是感受到了动作中的节奏和美。他还说如果想学好舞蹈，不仅仅要靠天赋，还要有合适的环境，认真的老师，更重要的是一颗专心致志的心。

有关棋艺的话题是金庸和梁羽生津津乐道的。还有些话题是三个人一同讨论的，如“对联”这一题材，陈凡写了一篇《吟诗作对之类》，梁羽生便写了《闲话怪联》，而金庸的《也谈对联》不久后也发表出来；对于数学，梁羽生写过一篇《数学与逻辑》，金庸便立即写了《圆周率的推算》以呼应他。三个人在专栏中挥洒笔墨，三剑合击，无所不谈。

这一篇篇小文章体现了大师们的真性情，虽说与武侠小说毫不相干，但也让我们得知那个年代新派武侠小说家的兴趣所在，成为新派武侠的历史见证。都说文人大多高傲，而这文坛三剑客都保持着终生的友谊，真挚而纯粹。他们互相敬佩，互相提携，诗书酬答，棋酒相敬。在1997年百剑堂主辞世后，梁羽生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来哀悼：“三剑楼足证平生，亦狂亦侠真名士；卌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这样一生的佳友，后人在钦佩他们的同时，也不禁心向往之。

4.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在金庸打造的新派武林中，若想充分了解新派小说的“新处”，最好的办法，便是到金庸的作品当中寻找答案。自1955年起至1972年正式封笔，金庸的武侠之路历时17年，创作了15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下面就以“说新”的方式，去了解金庸武侠。

（1）《书剑恩仇录》初露锋芒

作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滥觞，《书剑恩仇录》虽不太成熟，仍旧可圈可点。

首先，历史与传奇的结合，加上历史笔法与诗情画意的衬托，情节交错曲折之下，形成了虚实相关的效果，打造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其次，《书剑恩仇录》突出了江山与江湖的冲突，在武侠的层面融入了情真意切的感情元素。

最大的突破在于语言的描写与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在生动流畅的基础上，给人物对话与情节发展的精彩加了不少分数，在人物刻画上，主人公陈家洛性格的复杂化在一番爱恨交织与情义两难的描写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群像刻画的多样化尤为难得。这些都打破了旧派武侠一贯的沉闷气息。

（2）《碧血剑》的突破

有了《书剑恩仇录》的试水，《碧血剑》在新派武侠创作上，就显得成熟多了。

首先，体现在武侠小说的模式上，《碧血剑》一改传统武侠在故事演进和情节发展均由活着的小说人物牵动的模式，大胆采用插叙、倒叙的构思和技巧。一个贯穿在整部小说中的人物夏雪宜，却作为一个已故之人，从未真正出现在小说当中，描写的笔墨皆从在世之人的回忆中呈现。

其次，事件的发展存在极大的串联性，前因后果在一切巧合的安排下存在一定的必然性，提高了故事演进的可信度。发誓为父袁崇焕报仇的袁承志走上了拜师学艺的道路，学成之后下山自此卷入江湖。恰逢农民起义，事关军饷，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批财富又被江湖中人盯上。随后，江山与江湖便巧妙地结合起来。

再者，《碧血剑》中的人物刻画相对《书剑恩仇录》也存在一定的突破，在《碧血剑》中，是非善恶的界限开始趋向模糊，人物的性格更加复杂，坏人也存在令人同情的一面，好人也有不可爱的地方。

（3）《射雕英雄传》的海外魅力

作为金庸的第三部小说，《射雕英雄传》彻底打响了金庸的名头，也奠定了金庸武侠小说至尊的地位。《射雕英雄传》不仅风靡香港，还传到了东南亚，一时之间民众对《射雕英雄传》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首先，《射雕英雄传》打破了传统武侠小说以传奇为主线，使人物附庸于情节的模式。人物形象的个性化成为小说的创作中心，故事的发展也完全“交给”人物来统率，情节的设计也跟着人物的性格来设计，达到了一种“事虽奇，人却真”的境地。

其次，利用人物性格的反差形成强烈的感觉、视觉、听觉冲击。欲扬先抑的手法，使得刁钻聪明的黄蓉与愚钝正义的郭靖的结合不仅毫无违和感，反而提升了小说的整体魅力。就像著名作家三毛所说的那样：“至拙配至巧，竟也天成！”

最后，《射雕英雄传》的场景描写也渐趋成熟，场景感牵动真实性，结构的完整达到了浑然天成的程度，是金庸成熟的象征。

（4）《雪山飞狐》的狡猾与高明

在《射雕英雄传》连载之前，《雪山飞狐》便已经在金庸的脑海中形成了轮廓，这是金庸武侠当中受争议最多的一部小说，却也是惟一一部被译为英文传往外国的小说。

首先，《雪山飞狐》的写法与之前的三部小说截然不同。其所描述的武林风波与江湖恩怨全部通过小说当中的人物之口以倒叙的手法进行讲述。小说采用罕见的双线结构，两个重大线索协同推进情节发展。

其次，《雪山飞狐》是一部“没有结尾”的小说，最后一幕胡斐向苗人凤挥来的那一刀到底有没有砍下去，一直成为读者心中的疑团。这样令读者遗憾的结局，却是金庸的“狡猾”和高明之处，很多读者认为金庸在故意吊大家的胃口。但金庸本人却坦言，对于《雪山飞狐》的结局，他自己也不确定，砍还是不砍，这取决于胡斐个人性格的高尚程度和对心爱之人苗若兰的感情深厚……好友倪匡对此有一个贴切的说法：“对于一个已经走进死胡同的剧情，金庸选择不再描述，在留给读者充分想象空间的同时，也平添了些许奇趣，这正是金庸的成功之处。”

最后，《雪山飞狐》在人物塑造、故事框架以及结尾的选择上皆借鉴了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大仲马是金庸所崇拜的外国小说家之一，可以说金庸的小说当中或多或少都存在大仲马的影子。因此，20世纪90年代，法国驻香港总领事还赞誉金庸为“中国的大仲马”。

（5）《倚天屠龙记》的真实

这是一部比较奇怪的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个“奇怪”的主人公，经历了一个“并不美丽”的爱情故事。从《倚天屠龙记》开始，金庸的武侠小说便开始走向另一个高峰。

首先，小说的主人公张无忌除了心地善良之外，似乎没有半点优点。在爱情方面，金庸曾这样描述：“张无忌身边的女孩子，赵敏和周芷若心思缜密，是十足的政治家，她们虽然美丽，但并不可爱。对此，我偏爱小昭，但遗憾的是小昭不能和张无忌在一起，每每想起便惆怅不已。因此，这是一部爱情并不美丽的小说……”然而正是因为不完美，有瑕疵，才更能证明小说的真实性。

其次，在《倚天屠龙记》当中，人物的刻画非常深刻，人物的性格不再是模糊基础上的复杂，而是明确的成为一个善恶并存、轮流转换的“真实人物”。这也体现出了较为正确的善恶观，现实社会当中，没有绝对的好人，也不存在绝对的坏人，人都是一个善恶并存的个体，善恶的表现，不过是环境转化的结果。

再者，人性的复杂在《倚天屠龙记》当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江湖上把他们定为恶人，可他们偏偏存在真挚的感情，金毛狮王谢逊杀人如麻，武林当中树敌无数，然而令其发狂的经历却更是令人同情，作为张无忌的义父，他更是无比疼爱这个义子；而被视为名门正派备受尊重的灭绝师太，杀起人来却比魔教更为残忍。

最后，《倚天屠龙记》打开了金庸武侠的想象力之门，《倚天》之后的小说向着更为浪漫，更加超脱的道路上演进。

（6）《笑傲江湖》的郁结释放

《笑傲江湖》在倪匡的评论中，位居金庸武侠小说的第三位。

首先，《笑傲江湖》没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之所以这么安排，大抵是出于“避嫌”的心态，更顺利地“影射”时局，形成一股“看似容易却艰辛”的意味。

第一，《笑傲江湖》不仅有着波谲云诡、引人入胜的情节，更是塑造出了一个个呼之欲出的文学形象，金庸善于利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的性格。任盈盈虽娇美任性，却情感真挚；令狐冲放荡不羁，却能做到舍身取义。

第二，金庸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最擅长的莫过于历史和虚构相结合，然而在《笑傲江湖》当中，金庸舍弃了这一创作方法，转而利用情节的曲折、人物的矛盾冲突来令伪君子渐渐撕下那虚伪的面具，正邪善恶被真切犀利地表现了出来，堪称一部写尽人性的小说。

金庸的新派武林远不止这六部小说，在此也无法一一道全。17年的文坛积淀打造出了一个豪气干云的新派武林，也成就了一位驰骋江湖的“武林宗师”。

5.从“毒草”到殿堂的转变

随着金庸武侠的演进，金庸的名气越来越响，而他的创作却一刻都没有停歇，继《碧血剑》之后，金庸的第三部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开始在香港《商报》连载。

就在他依旧笔耕不辍地描绘着心中的武侠世界时，大陆却不曾出版过他的一本书。虽说不乏读者与影响力，但在当时却被老师和家长视为“毒害青少年的毒草猛兽”，当时有不少青少年学生在上课期间偷看他的盗版作品，心中描绘着一个又一个武侠之梦，然而这些书却都落得一个被没收的下场。在学校里，学生们的早恋、斗殴行为，在老师与家长的眼中也与武侠小说产生了联系。

19世纪80年代以前，金庸的作品就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家长们认为，描写“打斗”和“情爱”的小说都属于低俗文学，在那样一个香港与内地意识形态错位的年代，“难登大雅之堂的地摊文学”成为了金庸武侠小说作品的标签。

然而这却并没有抹去金庸武侠的魅力，在众多批判者和抵制者之外，也不乏一些热衷的读者。那时候还在上小学的汤大友，在父亲的书房无意中发现了《射雕英雄传》，从此他的童年就有了百看不厌的读物。时至初中还因为上课偷看小说屡次被老师点名，可这本小说在同学之间的传阅量依旧不减，那本泛黄的书籍被磨卷了书页，豪气干云的武侠世界丰富着学子们那被禁锢的武侠梦。

金庸武侠不仅在学生群体中流传广泛，在大学任教的陈默也成为了金庸的忠实书迷。从同事手中借的一本《射雕英雄传》他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看完了。也是从那时开始，他走上了研究金庸武侠小说的道路，后来出版了《陈默评金庸》系列书籍。陈默认为金庸的小说不但故事情节吸引人，而且通过改造通俗文学的写作类型，达到了一种用纯文学的意识创作小说的境地。在陈默的评价当中，他曾深切地指出，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品味金庸小说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感受。青少年眼中的“黄蓉”往往俏皮可爱，聪明活泼，是口口声声喊着“靖哥哥”的那个“蓉儿”。而到了中年时期，你再读《神雕侠侣》中的“黄蓉”，就觉得曾经精灵古怪的“蓉儿”也变得婆婆妈妈，成为溺爱女儿的老女人了。当然，那些年轻人也会为人父母，随着“黄蓉”人生角色的改变，也会理解她性格变化的合理性。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盗版的金庸武侠作品开始在内地流行起来。1985年香港拍摄的《射雕英雄传》也在全国范围内热播，随着收视率的升高，金庸的名字响彻大陆。从1981年开始，海内外知名人士被邀请前往大陆访问，金庸也在应邀之列。

直到1994年，内地的三联书店才开始首度出版《金庸作品集》，同年10月，由北师大中文系王一川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金庸位列20世纪文学家排行榜第四位。而那位小时候爱读金庸作品的汤大友已经为人父，用笔名“填下乌贼”编写并出版了《金庸笔下的真实大历史》，用以研究金庸武侠小说作品当中的历史。200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辅助教材《语文读本》中，收录了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小说片断。曾经被列为“洪水猛兽”的书籍如今走上了学术的神圣殿堂，在社会上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金学研究”热。

从“毒草”到殿堂，金庸的作品是如何从江湖走上庙宇的呢？如果说梁羽生是新派武侠的开山鼻祖，那么金庸则是一代宗师。事实证明，经典永远会在岁月中留下痕迹。与传统武侠不同的是，新派武侠用新文艺手法构思全书，将武侠、历史、言情三者结合起来，给读者开辟了另一种武侠世界。公众之所以高度评价金庸的作品，在于它与通俗文化的不同，金庸武侠并不仅仅是读者茶余饭后消遣的娱乐产品，它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对旧派武侠小说的超越以及文学思想的突破上。

金庸的武侠小说赋予“打斗”浓重的文化色彩，不像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教科书式的“招式”，也不像古龙藏拙式的笔墨，虽说不懂“武”，却充分展示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如洪七公降龙十八掌中“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招式，就是从《易经》中借鉴过来的。他还将音乐与武学联系起来，并且赋予其强大的力量，如黄药师的玉笛、欧阳锋的古筝，金毛狮王谢逊的狮吼功都让人胆战心惊。

传统武侠小说的观念是“快意恩仇、任意杀戮”，不管是英雄还是恶棍，只要想报仇，就好像手中拥有了正义，杀人如麻，牵连无辜。但金庸的小说并不是这样。杨过一心想为父报仇，却一次次被郭靖夫妇所感化，而后一遍遍地指责自己不忘复仇。林平之为了报仇，不惜挥刀自宫，杀光所有和仇人有瓜葛的人，包括自己的妻子，作者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对这种人的厌恶。

不仅如此，金庸的作品还有丰富的知识性，每写一本书都会参照大量资料，斟酌过后才会下笔，于是金庸武侠的小说作品当中便穿插了大量的诗词名句和恢弘的历史背景。金庸擅长将人物放在矛盾冲突的环境中来体现善恶。萧峰原本是契丹人，生长于大宋，父母却被宋人所杀害，在宋辽战争中，辽主被大宋俘虏，萧峰出手相救但以民族利益为重，又迫使辽主立约退兵。身为契丹人竟以臣破君，为了表明自己并无卖国求荣之意，只好在雁门关外自尽而死。

“金庸热”在20世纪就已出现，都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景观，它适应了社会发展潮流，在知识性、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值得“金迷”们去研究和探索，从“俗文学”步入“经典文学”的行列，正是金庸作品对传统武侠的超越，也是它在时光的洗涤中转变为殿堂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