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晚饭过后,我坐在卡提拿街[3]的房间里等派尔。他说过“我最晚十点会来找你”,一直等到午夜时分,我再也坐不住了,便下楼走到街上。楼梯口坐着许多穿黑裤子的老太婆:现在是二月时节,我猜她们是觉得在床上待着实在太热了。一个三轮车夫缓慢骑向河畔,我可以看到人们先前卸下新运来的美国飞机的地方灯火通明。在这条长长的街道上,找不到任何派尔的踪迹。

当然,我对自己说,他可能被某些原因耽搁在美国使馆,但若真是如此,他一定会给餐馆打电话的——对于这些细节,他一向十分在意。当我转身回屋时,看见隔壁门口有个女孩儿也在等人。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见那条白色的丝质长裤和印花长旗袍,只通过这两样,我就知道她是谁了。她以前经常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等我回家。

“凤。”我说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凤凰,但如今一切并不如神话所言,没有什么能从自己的灰烬中重生。在她告诉我之前,我便知道她也在等派尔。“他不在这里。”

“我知道,我看见你自己一人在窗口。[4]”

“你不妨上楼等,”我说,“他很快就来了。”

“我可以在这里等。”

“最好别。警察会把你抓走的。”

她跟我上了楼。我想开几个有讽刺意味、惹人生厌的玩笑,但考虑到无论是她的英语还是法语,都还没有好到能够理解这些嘲讽。并且,说来也怪,我本来也没有要伤她心的意思,甚至也不想伤害自己。我们走到楼梯口时,那些老太婆都把头转向一旁,待我们走过去之后,她们的音调再次升高,仿佛是在合唱一般。

“她们在说什么?”

“她们认为我又回来了。”

在这间屋子里,几周之前,我为庆祝中国的新年而特意摆了一盆树,如今上面的黄色花瓣已经掉落大半。有一些落在打字机的键位之间。我把它们逐个捡起来。“这样太麻烦了。”凤说道。

“这不像他。他一直是个守时的人。”

我摘下领带,脱了鞋,躺在床上。凤打开煤气炉,开始煮水泡茶。这幅情景跟半年前没什么区别。“他说过,你不久后就要离开了。”她说。

“也许吧。”

“他很喜欢你。”

“我并不稀罕。”我说。

我看见她正试图换个发型,任凭一头黑发垂到肩膀上。我想起她从前总是很精心地打理头发,并认为那是古代官员子女应有的风范,派尔一度对此颇有微词。我闭上眼睛,她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她是水蒸气的咝咝声,是杯碟相撞的叮当声,她能满足我夜间某一时刻的需求,是我整晚安心休息的保障。

“他很快就会来的。”她说道,仿佛因为派尔的缺席,我需要人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们在一起时都谈些什么。派尔为人很真诚,他在远东待的月份数跟我在那里待过的年份数差不多,所以他的那套关于这里的长篇大论,我早就听得不耐烦了。民主则是他的另一个谈话主题——对于美国在全世界所做的那些事情,他的观点武断并且惹人恼火。另一方面,凤又极为无知,如果我们的谈话中出现了希特勒这个名字,她都要打断一下问问那是谁。要跟她解释的话,那就更难了,因为她从来都没见过任何一个德国人或者波兰人,对欧洲地理也只有一点儿模糊的认识,尽管她对玛格丽特公主[5]的事迹知道得比我还要多。我听见她把托盘放在床尾。

“他还爱你吗,凤?”

带一个安南女人上床就像带一只鸟儿一样:她们在你枕边叽叽喳喳地唱着歌。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些安南女人里,没有人唱得像凤那样动听。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胳膊——她的骨头也如鸟儿那般脆弱。

“他还爱吗,凤?”

她笑了,我听见她划着一根火柴。“爱?”——也许这个词她听不懂。

“要我给你装上鸦片吗?”她问道。

当我睁开眼睛时,她已经点燃了烟灯,托盘也准备好了。在灯光的映照下,她的皮肤呈现出深深的琥珀色,她皱紧眉头,小心地靠近火焰去加热一小块鸦片,她不停地捻弄着手中的烟针。

“派尔还是不抽吗?”我问她。

“不。”

“你应该让他抽的,不然他不会回来的。”这是流传在她们中间的一种迷信说法:抽鸦片的情人总会回来的,哪怕跑到了法国去。男人的性能力也许会被鸦片损害,但她们根本不在乎,她们更倾向于有一个忠诚的情人时刻陪伴在身边。现在,她正在烟斗的边缘上揉捏着滚烫黏稠的烟泡,我已经闻到鸦片的味道了。没有任何味道跟它一样。我床边的闹钟显示十二点二十分,我的情绪不那么紧张了。派尔正在逐渐消逝。烟灯照射着她的脸,凤俯下身去整理那杆长长的烟枪,像照顾她的孩子那样。我很喜欢我的这杆烟枪:笔直的竹子,两英尺长,两头都是象牙。往下三分之二的位置是烟斗,像一朵翻转的旋花,凸起的边缘因频繁揉捏鸦片变得油黑乌亮。这会儿,凤的手腕轻轻一抖,便把烟针插进烟斗的小洞里,顺势将鸦片引入,又把烟斗放置在火焰之上,拿稳烟枪,等着我去吸。我凑过去吸上几口,烟泡温和而平顺地冒着小气泡。

老烟枪可以一口气吸光整袋烟,我需要好几次才行。抽完之后我便躺了回去,脖子贴在皮枕上,凤在为我准备第二袋烟。

我说:“你知道,说真的,事情如白昼一般,清清楚楚。派尔知道,我会在睡觉之前抽上几口,他并不想打扰到我。他大概会在明天早上来吧。”

烟针插进去后,我抽了第二袋烟。然后我放下烟枪,说道:“没什么可担心的。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我喝了口茶,并把手伸入她的臂窝里。“当你离开我之后,”我说,“幸运的是,我还有鸦片可以依赖一下。奥尔梅街那边有家不错的鸦片馆。我们欧洲人对什么东西都不会大惊小怪。你不该跟一个不抽鸦片的男人一起生活,凤。”

“但是他会娶我的,”她说道,“很快。”

“当然,那是另一回事儿了。”

“我再给你准备一袋烟?”

“好。”

如果派尔一直不出现的话,我猜想她是否会同意陪我睡,但我知道,抽过四袋烟后,我就再也不想要她了。当然,她躺在床上,大腿紧贴着我,这种感觉也令我十分愉快——她总是仰面而卧。我想的是,当我早上醒来时,能以一袋烟而不是我自己的孤独而开始一整天的生活。“派尔不会来了,”我说道,“留在这里,凤。”她将烟枪伸给我,并摇了摇头。待我把这袋烟抽完之后,她在或者不在,我也就根本不在乎了。

“为什么派尔不来这里?”她问道。

“我怎么知道?”我说。

“他去见泰将军了?”

“我不知道。”

“他告诉我,如果他不跟你一起吃饭的话,就不会到这里来。”

“别担心。他会来的。再给我来一袋烟吧。”当她躬身趋近火焰时,我的脑子闪现出波德莱尔的诗句:“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然后是什么来着?

悠闲地相爱,

相爱或者老死

在你同样的国土里。

外面江边停泊着一些船只。“船只,就爱四处漂泊。[6]”我想,如果我去闻她的肌肤,一定会有淡淡的鸦片芳香,她的肤色恰如烟灯上的那朵火焰。在北方的运河旁,我曾见过她衣服上绘着的那种花朵,她像一株草般原始而自然,我从没想过扔下她回老家去。

“真希望我是派尔。”我大声说道,但现在的心痛是有限的,我还承受得住——主要是鸦片的功劳。有人在敲门。

“派尔。”她说道。

“不。不是他敲的。”

外面的人继续焦躁地敲着门。她迅速起身,碰到了那棵黄色的树,铺天盖地的花瓣再次落在我的打字机上。门开了。“福勒先生。”一个人说道。

“我就是。”我说道。我并不打算为了一个警察而起身——我不必抬头就能看见他的卡其布短裤。

他用令人费解的越南式法语向我解释,我需要现在——立刻——马上去一次公安部门。

“是法国的公安部门还是越南的?”

“法国的。”在他嘴里,“法兰西”这个词变成了“弗朗秋”。

“什么事?”

他不知道:他只是受令来请我过去。

“你也得去。”他对凤说。

“当你跟女士说话时,你得客气些。”我告诉他,“你怎么知道她在这里?”

他又重复一遍,说这是他得到的命令。

“我会在早上过去的。”

“立刻就去。”他说,这是个身材矮小、穿戴整洁、颇为固执的家伙。与其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从床上起身,系上领带,穿好鞋子。这里的一切都是警察说了算:他们可以撤回我的通行证,可以禁止我参加记者招待会,他们甚至可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拒绝给我出境许可证。这些都是以公开且合法的方式,但在一个处于战争时期的国家里,合法有时也并不是必须的。我认识一个人,他的厨子莫名其妙地忽然消失——他一路追查到越南的公安部门,但官员很确定地告诉他,在审问之后就已经将这个人释放了。他的家庭成员则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也许他加入了共产党;也许他应征加入了一支私人军队,这样的军队西贡附近有很多——和好教的军队[7],高台教的军队,或者泰将军的队伍;也许他被关进法国人的监狱里;也许他在华人区的堤岸一带快乐地靠着姑娘们赚钱;也许在他被审问时,他的心脏忽然停摆了。我说:“我是不会走过去的。你得给我雇一辆三轮车。”一个人必须维持自己的尊严。

这是我在法国公安部门拒绝了那个官员递给我的香烟的原因。三袋鸦片过后,我觉得我的脑子很清醒,并且足够警觉:很容易作出类似的决定,且不会忽视问题的关键——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在之前几次聚会上,我见过维戈特——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不爱自己的妻子,而他那个华丽而俗艳的金发妻子也不理睬他。现在是半夜两点,他疲惫又郁闷地坐在香烟的烟雾里,又闷又热,头上戴着绿色的遮光帽檐儿,一卷帕斯卡[8]的书摊放在他的桌子上,用以消磨时间。当我拒绝离开让他单独审问凤时,他立刻作出让步,叹了口气,这一举动表现出他对西贡、闷热的天气,乃至整个人类的境况都感到十分疲倦。

他用英语说道:“很抱歉,我不得不请你来。”

“不是请,而是命令。”

“噢,这些本地警察——他们不会做事。”他的双眼盯住《思想录》的一页,好像他仍专注于那些悲伤的言论。“我想问你一些关于派尔的问题。”

“你最好去问他自己。”

他转身面对着凤,并以法语严厉地询问道:“你和派尔先生一起住多久了?”

“一个月——我不知道。”她回答说。

“他给你多少钱?”

“你没有权利问她这些,”我说,“她又不卖身。”

“她过去是和你同居,对吗?”他突然问道,“有那么两年。”

“我是一个记者,按理说应当报道你们的战争——在你们允许的范围内。别让我给你们贡献丑闻。”

“关于派尔,你知道多少呢?请回答我的问题,福勒先生。我不想过问。但这次事件很严重。请相信我,这次非常严重。”

“我不是一个告密者。所有我能告诉你的关于派尔的事情,你都知道。三十二岁,受雇于美国经济援助代表团,国籍是美国。”

“你听起来像他的一个朋友。”维戈特说,他的视线从我身上又落到凤那里。一名本地警察走了进来,送来三杯黑咖啡。

“或者你们愿意喝茶?”维戈特问道。

“我是他的朋友,”我说道,“为什么不是呢?总有一天我会回家的,不是吗?我又不能带着她回去。她会跟派尔在一起。这样的安排很合理。而且他会娶她的,他说过。他很可能这么做,你知道。按他的为人来说,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严肃又认真。不像欧洲那帮嘈杂的浑蛋。他是一个安静的美国人。”我精确地对他进行总结,就好像我可能会说他是“一只蓝色的蜥蜴”或者“一头白色的大象”。

维戈特说:“是的。”他似乎正从办公桌上寻找词句,以便像我一样准确传达自己的意思,“一个非常安静的美国人。”他坐在又小又热的办公室里,等着我们两个中的谁先开口说话。一只蚊子嗡嗡飞来,我盯着凤看。鸦片让你变得很机敏——也许是因为它有着安稳神经、镇定情绪的作用。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氛围变得像现在这样严肃,即便是死亡。凤,我想,还没留意到他凄凉且确切的音调,她的英语很差。当她坐到坚硬的办公椅上还在耐心地等待着派尔时,我就已经放弃了等待,并且看得出来,维戈特将这两种情绪尽收眼底。

“你第一次是怎么见到他的?”维戈特问我。

我要怎么向他解释,是派尔跑来见我的呢?去年九月,我看见他穿过广场,向着大陆酒吧而来:一张显而易见的年轻、毫无经验的脸,像飞镖一般掷到我们面前。他双腿瘦长,平头,学生式的眼神,使他看起来像做不出任何会伤害他人的事情。街上的桌子上大多数都满了。“您介意吗?”他认真而颇为礼貌地问道,“我叫派尔,刚到这里来。”他拉开一把椅子坐下,点了一杯啤酒。然后迅速地望向正午晃眼的强光。

“刚才是一颗手榴弹吗?”他兴奋而又满怀期望地问道。

“更像是汽车排放尾气的声音。”我说,那一瞬间我对他的失落怀有一丝歉意。一个人很快就会忘却自己的青春时期:曾经,我被人们想不出其他名字而不得不称为新闻的东西所吸引。手榴弹对我来说早已经不新鲜了,它们只能出现在本地报纸的末版上——昨晚西贡爆炸这么多,堤岸爆炸这么多:这些永远不会出现在欧洲的报纸上。这时,大街上走来几个可爱的身材扁平的女孩儿——白绸裤子,又长又紧的旗袍,屁股上绣着粉色和淡紫色的图案,边衩开到大腿上。我盯着她们,带着对往昔的怀念之情,因为我知道当我永远离开这里后会有这样的感受。“她们很可爱,不是吗?”我边喝着啤酒边说,当她们进入卡提拿街时,派尔草草地扫过她们一眼。

“噢,当然。”他冷漠地说道。他是那种比较严肃的人。“公使很担心这些手榴弹。那将会很难处理,他说,如果出了件事的话——我是说,如果涉及我们中的一个。”

“你们中的一个?是的,我想那会非常严重。国会可不想让那种情况发生。”为什么一个人要去嘲弄另一个无辜的人?也许在十天之前,他还从波士顿公园走回家去,胳膊下夹满了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书籍。他甚至没听到我在说些什么:他一心专注于民主的困境和西方的职责问题;他痛下决心——很快我就会知道了——去做些好事,不是为了任何个体,而是为了一个国家,一片大陆,一个世界。是的,他现在已经准备好去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

“现在他在停尸室里吗?”我问维戈特。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这是个愚蠢的警察才会问出来的问题,这个人不配读帕斯卡,也不配去深爱他的妻子。没有直觉你就无法去爱。

“这不算犯罪吧。”我说。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派尔难道不是一向自行其道的吗?我在揣摩自身的情绪,甚至受一个警察怀疑时的怨恨,但是我什么都没感受到。除了派尔之外,没人应该为此负责。我们都死了会不会更好些?吸进来的鸦片使我这样思考着。但我小心翼翼地看着凤,因为这对她来说是很难承受的。她以自己的方式爱着他:难道她从前不是爱着我的吗,难道她不是因为派尔才离开我的吗?她曾经被派尔的年轻、希望与严谨所吸引,但现在这些令她失望的程度,要远胜于我的年迈与颓丧。她坐在那里看着我们两个,我想她还没有彻底搞懂。如果在她知道事情的结果之前,我能把她顺利带回家,那或许是好事一件。我准备回答任何问题,只要能把审讯快速而含糊地完成,那样,我就可以晚一点儿私下里再告诉她,远离警察的注视、坚硬的办公椅和飞蛾萦绕着的光秃秃的灯泡。

我对维戈特说:“你想知道我哪个时间段的活动?”

“六点到十点。”

“六点时,我在大陆酒吧喝酒。那些侍者应该记得。六点四十五分时,我去码头看他们卸下美国飞机。我在美琪饭店的门口碰见了美联社的威尔金斯。然后我进了隔壁的电影院。他们可能记得——他们得找我一些零钱。从那里出来后,我坐着三轮车去了老磨坊——我想我大概是八点四十到达那里的——之后自己吃了晚饭。格兰杰在那里——你可以问问他。然后我坐三轮车回家,大概是九点四十五分。你大概可以找那个车夫问问。我从十点开始等派尔,但他一直没有出现。”

“你为什么等他?”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有些要紧的事情要见我。”

“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任何事情在派尔看来都很要紧。”

“还有他的这个女孩儿——你知道当时她在哪里吗?”

“直到午夜时,她还在外面等他。她焦虑得很,并且一无所知。问我干吗呢,你难道看不出她一直在等他吗?”

“看得出来。”他说。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因为嫉妒而杀了他吧——或者是她为了什么而杀死派尔?他马上要娶她了。”

“说得没错。”

“你们在哪里找到他的?”

“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的水里。”

老磨坊酒家就挨着那座桥。桥上有武装警察,餐厅外面有一个铁栅,以防有手榴弹扔进来。在晚上走那座桥并不安全,因为天黑之后,河的另一边便由越盟控制。我吃饭时的地点,距离派尔的尸体不过五十码[9]的距离。

“麻烦的是,”我说,“他很复杂。”

“坦率地说,”维戈特说,“我并不难过。他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上帝保佑我们,”我说,“永远不要遇到天真无知的人和好人。”

“好人?”

“是的,好人。以他的处事方式来说。你是个天主教徒,不会理解他的处事方式。不管怎么讲,他是个倒霉的美国人。”

“你介意辨认一下尸体吗?对不起,这是规矩,虽然并不是什么好规矩。”

我没有去问他为何不等美国使馆的人来,我知道原因。用我们冷漠的标准来衡量,法国人的处事方式有些过时:他们相信良心、愧疚感,一个罪犯在他所犯下的罪行面前,可能会溃败下来,露出破绽。我再次告诉我自己,我是无辜的,这时候,维戈特走下石阶,前往地下室,那里的制冷装置嗡嗡作响。

像拖出一盘冰块一样,他们把他拖了出来,我看了看他。伤口已经冻结,变得平滑。我说:“你看看,这些伤口在我面前并没有再度裂开。”

“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不就是你们的目的吗?用这些或者其他东西考验我?但你们已经把他冻僵了。中世纪时,他们可没有这么厉害的冷冻设备。”

“你认识他吗?”

“噢,认识。”

他这时看起来愈发不对劲儿:他本应该待在家里的。我在他的一个家庭相册里见过他,在一个漂亮的牧场里骑马,在长岛里游泳,跟他的同事们在公寓的二十三层里合影。摩天大楼和快速电梯,冰激凌和干马提尼酒,午餐时喝牛奶,在商业有限公司里吃鸡肉三明治,他属于这种生活。

“导致他死亡的并不是这个伤口,”维戈特指着他胸部的伤口说,“他是在泥里溺死的。我们在他的肺里发现了泥巴。”

“你们的效率很高。”

“在这样的天气里,必须如此。”

他们把尸体推回去,关上了门。门上的橡胶垫合紧了。

“你一点儿也帮不上忙吗?”维戈特问。

“无能为力。”

我跟凤一起走回我的住处。我再也维持不了自己的尊严。死亡带走了虚荣——妻子在外不忠,做丈夫的也不能流露出任何痛苦,但我当时甚至连这点儿虚荣也不存在了。她对发生的事情仍然一无所知,我也没办法心平气和地慢慢告诉她真相。我是个记者:我能想到的都是大字的新闻标题。“美国官员在西贡遭人谋杀。”在报社工作并不能教会一个人如何把坏消息告诉别人,就连现在我都不得不想着我的报纸,不得不问她:“在电报局停留一下,可以吗?”我把她留在大街上,去拍了一封电报,再返回来找她。这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我知道那些法国记者早已知晓,或者假如说维戈特是公平的(很有可能),那么新闻检查官员也会将我的电报扣下来,等法国记者的电报到了之后,再一起发出去。我的报纸会先收到一条巴黎发来的电讯。并不是说派尔非常重要,但要是将派尔的真实生平经历详细发过去,说他生前至少要对五十条生命负责,那也是不行的,会损害到英美关系,美国公使会很不高兴。公使对派尔非常尊敬——派尔取得过一个不错的学位,是那种只有美国人才能获得学位的科目:也许是公共关系或者剧场艺术,或者也可能是远东研究(他读过不少相关的书)。

“派尔在哪里?”凤问道,“他们想要什么?”

“回家吧。”我说。

“派尔会回来吗?”

“他可能会来,也可能不来。”

那些老太婆还在楼梯口闲聊,那里比较凉快。我一打开房门,就发现我的屋子已经被搜过一遍:一切都比我离开时要更整洁了。

“再来一袋烟吗?”凤问道。

“好。”

我解下领带,脱掉鞋子。插曲已经过去,这个晚上差不多又跟往常一样了。凤屈着身子在床头点烟灯。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琥珀色的皮肤。他温柔的家乡话。

“凤,”我说,她正在烟斗上揉着烟泡,“他死了,凤。”她手里捏着烟针,抬头看着我,像一个孩子般聚精会神,皱着眉头。“你说谁?”

“派尔死了,被人暗杀。”

她放下烟针,坐回到自己的脚跟上,盯着我看。没有哭闹,没有眼泪,只有思索——这是一个人不得不改变自己整个人生计划时,才有的那种长久的内心思索。

“你今晚最好待在这里。”我说。

她点点头,再次拿起烟针,并开始烧鸦片。抽完鸦片之后,我睡的时间并不长,却很酣畅,只睡十分钟,也像休息了一整夜似的,醒来之后,我发现我的手又放在老地方了——她的两腿之间。她已经睡着了,但我几乎听不到她的呼吸声。经过这么多个月后,我终于又不再是孤单一人了,我想起维戈特和他在警察局戴着遮光帽檐儿的样子,想起美国公使馆里空无一人的静悄悄的走廊,又想起我的手抚摸着的光滑柔软、没有汗毛的肌肤。“难道我是唯一真正关心派尔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