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慈

在光华实中期间，充和不时参与公共活动，并热心动笔，如校董廖世承在新校址奠基仪式上的讲话即是张充和记录的，洋洋洒洒千言。廖世承在战后失利的情况下看到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差距，并力主改革学制和课程，至今沿用的“六三三”学制即有廖世承的贡献。充和在记录这些的时候也看到了新学的希望，她愿意跻身其中。在英文老师高昌南的鼓励下，充和翻译出了小泉八云写作的《济慈诗论》。

小泉八云原为欧洲人，生于希腊，后因家庭变故流落日本，没想到在日本找到了写作灵感，后来还娶了日本妻子，终老于此。充和身处上海之时，正是小泉八云的作品广泛传播之际。小泉八云笔下的济慈充满着诗意的悲悯，既有可观的阐述，也有温情的关怀。“济慈写诗时很早，在1817年第一次出诗集时，他还是个孩子。他有一点点钱，这点钱够他生活，因此他能免于冻饿，这冻饿的困苦，是无宽裕经济而想从事文学者所不免的……”

济慈出身不好，父亲管马房，家中经济窘迫，但他却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理想。这一点，打动了张充和。她自己同样是固执的，她在感觉无望的时候，还是敢于去坚持、去争取。譬如现在，崇古的她却又尽力争取融入现代学校的机会。同时，济慈贫病交加的身世对比他超人的天才和纯洁的情绪，也成为充和倾心关注并深有同感的一个原因。充和从小多病，但她从不放弃健康的情绪。

可是济慈终究保持他的自信心，痨病向他进攻但他依旧努力。他第一次的最大痛苦临头，这比许多不良的批评更利害——同一个在文学史上你们知道的波浓（Fauny Brawne）的一幕恋爱悲剧。他在青春感情的时期里，他很热情的爱了她，而她有一时是要向他结婚的。但她是细心的女子，知道这孩子不久要死的，也许她不愿意同他结婚后一二年便做寡妇的，所以她不高兴，也许可以说这种女人是不懂得伟大的爱，不肯为了爱而牺牲的。她是无可疵议的。不过她对于她那可怜的崇拜者要好一点，她无端的激发了他许多嫉妒，所以使他永远在痛苦之中。他一方面太努力文学，一方面受了许多感情的扰乱，生命就如火前蜡烛那样的消溶下去。一八二一年医生叫他赶快到意大利去，当他上船之前，他喜悦地说：“我如此死去，一定会在英国诗人之列的。”住在意大利的时间很短，刚在他死前，他又像丢去了一切希望似的，也许因为病后体弱的缘故，他说他的名字是“托于流水的”。现在很奇怪的，这样一个孩子，他文学的历程，我们是大略的知道了，会变到丁尼生，白朗宁，罗色蒂许多人文学上的父亲。还有许多批评家说，拜伦和雪莱之后，济慈是十九纪诗歌最好的鼻祖，我想这样的盛誉，除掉我在前面所叙说之外，要不加以补充是不易使人相信的。不过这是真的——维多利亚时代两个最伟大诗人，差不多每件事都是从他那儿得到启发的，还有另外维多利亚诗人也是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很可惜，他到死却没有知道自己的成功。

济慈是天真的，对于感情、生活、创作都是如此，他的一生可以映照在水上，因此他自称是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他视死如归，他从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已经远扬，他不关心身后事。他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一直都是。这一点让充和看到了他的超然、纯真，她自己就是想做这样一个人，就像个纯真的孩子。

充和在翻译这篇文章之际发表的作文里曾记述与幼时陪伴自己的仆人的孩子之间的友情，希望他们之间能打破庸俗的身份、阶级壁垒，成为纯粹的伙伴和朋友。她对庵堂里追求光明的小盲女，她对管马房并出租马匹供她骑行晨练的老人，她对敢于追求真爱的婚后私奔的女仆，都抱着非常的、久远的同情之心。这种种的同情之心，时时表现在这篇译作里。这同情里充满着支持，充满着爱意，也充满着对自己理想主义的肯定和自励。

在艺术方面，相对于理性，充和更倾向于感性，“自然的天才”“美的本身就是宗教”“美就是真”“当然是指他的灵魂而不是指他是希腊的血统”等诸如此类的艺术论说打动了充和，让她感受到了一位伟大诗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