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梧桐

20世纪初是激荡的时代，革命的气息无孔不入。昔日捍卫政权奋力平叛的淮军后裔突然沦为合肥旧宦，甚至一度受到冲击，不得已而迁徙。当新的时代渐渐着陆后，时局并不稳定，但淮军后裔大多选择了隐，或隐于商，或隐于教，或隐于家。因此，他们逐渐褪色的大宅门后的光阴也显出了寂落。

充和不能想象张公馆兴盛时期的场景，几位看上去差不多的祖母，她们曾虔诚地追随着自己渴望功名的夫君；新生代的成长，迫切要复兴家族新的气象；各房的亲族来回走动，长辈、平辈该称呼什么都要先好好想一想，以免弄错。家族之间，不时地会有婚丧嫁娶事宜，虽不再是旧时，但礼仪并未尽失，一切按部就班，不偏不倚。家族人数总体在增加，主仆数量总让人数也数不清，人与人之间甚至会有隔阂、矛盾，但令人欣慰的是，看上去一派平和。张家已经到了祖辈定下的“和”字辈，其中也包括在这里出生的充和的三个姐姐，他们更有义务把平和之气保持下去。

这一切都与充和无关了，只是她不知道，已经迁徙出去的母亲正在异乡煞费苦心地维持着这一切。

在充和早期的散文里，我们几乎能够看到张公馆的结构和设置脉络。

 

经过长巷到书房去，院子里的两棵梧桐树，正在结梧桐子呢。一个月形门的花台，我只要一下了课后，便上去攀着天竹、碧桃、绿梅树玩。书房里面的墙壁上，不知是谁画了许多猫、狗、老鼠。我写的许多字都凌乱一地，一个钟也停住了。在外房是先生的寝室，一张空床上结满了蛛丝。她们——岳、竺也常到这里来玩的，三个人只低了头故故在辞纸堆里找寻些不紧要的东西。后院的巴蕉都离披着，我们出来后，本想到书楼上，大祖母、三祖母以前住的故宅里，可是不成功，已经租给别人了。门闭着紧紧的，只得望了一望门便回来。还有祠堂里是最想去的，那是我们唯一捉迷藏的好地，可是也不能够了，也是送给红十字会做救济院了，也只得由门的缝隙张了一张就回来了。

 

西园、大园、花园、住房、书房、门房、厨房……充和生活在这样的独立的大宅院里，她总是弄不清楚这里的具体格局，她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为它们排列命名，并试图在这个偌大的府地营造自己的小天地。有时候，她会和小伙伴爬上西园里的草堆，草堆和屋顶一样高，他们去看美丽的晚霞，玩累了就在石桌石凳上玩过家家。有时候顽皮起来就采来一大束诸葛菜的紫花装饰在充和的头上、身上，她会舞动起来，在被高高院墙围起来的天空下，仿佛自己变成了小精灵或是花仙子。

但是充和并不拘泥于玩这些孩子们的游戏。在略显孤寂的环境下，她的情感世界显得有点早熟。她喜欢去院子里的公共大厨房。

经过一个半圆形的短墙走进大园，由大园穿过冬青树的门，就到了公共的大厨房。充和总是在饭后走进大厨房，去那个神秘的所在。

 

我小时吃过午饭或晚饭后最喜欢到厨房里。那儿简直是个说书场。佣人们中有出人头地的，能看点七字唱的书；或者跟过我曾祖去过两广，去过北京——那时还叫北京呢，故仍其旧——去过台湾的；或以其才调哄动人，或以其经历哄动人。大家围着一个人，就聚精会神地听讲了。洗碗的油着手站在旁边来听，他忘了洗碗；刷锅的也拿着锅把子来听，他忘了刷锅；没吃完的也端着饭碗来听，他忘了吃饭。我这时正坐在呆我家近七十年的张福身上。他十三岁到我家，如今八十二岁了。他正在讲“长毛”杀人，讲怎样从城墙上跳出，怎样混在尸中得以逃生。我听得害怕了，从他身上跳下，我（找）带我的钟妈。她到下房去了。（我）从人丛中预备攒出去，在我脸旁现出一只怪手，我叫了起来，折回身又跑到他身上坐着，情愿再去听讲杀人，死尸，而不愿想到那只手。众人都凝神听讲，她垂着那只怪手，也静心听讲。我不敢看她脸，可是眼睛总不依脑子的吩咐，不时总要看她一眼。她要算是这厨房中最漂亮，最年轻（当然除去自己是孩子）的一个了……

 

热衷听故事是每个孩子的好奇心使然，但能够将故事延展到自己的整个青少年成长期的却是极少数。身高不过大人站立垂手位置的充和，自从听到了关于那个女人的手的故事后，便再也难以释怀。“指头也并不多，也正和其他人的指头数目一样，就只是中指和食指整个儿向后转，永远是卷着。手心手背鼓起来像个高桩馍，可想象得到的怕人，至少是把个孩子吓住了。”

这其实是一个已婚女人与铜匠牵手私奔的故事，原来的丈夫远远发现后，就对他们开枪了，子弹结结实实地打在了漂亮女人的一只手上，筋骨尽毁。他们都骂这个女人，骂她不要脸，还骂铜匠失德，骂他活该挨枪子。充和不解，因为在她眼中，铜匠一向和善、友好、热情，为张家打了很多的用具，还抱过她呢，“难道我也会挨枪子吗？”

十几年后，已经成年并离开合肥的充和突然在采买昆曲铜锣的时候再次见到了这只“可怖”的手。只是此时，有点物是人非，残手女人已经变成老练世故的老板娘。直到付完钱走出店门，充和还是没能记起女人的脸，只是清楚地记得那只残缺的手。他们，不过是万千夫妻中的寻常一对，只是，枪虽能打伤她的手，却让他们的手牵得更紧了。

充和对于童年的回忆总是让人生出一种梦境来，她真诚而出奇的笔触常常令人真假难辨，那些人物鲜活而生动，让人确定他们真实地存在过，他们一直都留存在充和的心里，至死不渝。有一个佣人的男孩，是充和小时不多的玩伴之一。他们无拘无束，不分身份：他可以拉着她的手去后园摘黄瓜，摘扁豆，可以摘下无名的小花戴在充和身上、头上，他为她制作手工风筝，像飞机一样飞翔和鸣叫……某一天，他离开了张公馆，十一年后再归来，充和依旧认得他，只是这个人见着她就扑通跪在地上磕头。

 

你这么恭敬叫我冷，你这么胆怯叫我怕，而你又这么稳重端庄是在叫我老了。你向我磕这一个头，相像于坟前磕祭奠的头。是谁把一大堆、一大堆美丽的，天真的，无贵贱阶级的，无男女界限的儿时生活埋葬起来了？我明知道你不肯葬埋，我更不忍葬埋，是谁呢？是谁大胆地把它驱逐到乌有？是谁把我们间的友情捣毁了？我们并不曾吵过呀！

 

他不说话，也不笑，只是恭恭敬敬地向她献上从乡间带来的土特产，除了一些吃的，还有两盆绿梅，他已经嫁接好了，但他还是提醒她该如何养护。枝头上花苞累累，眼看着就要开放了。但充和并不在乎这些，她渴望那个旧日的他再回来，或者说她渴望那些美好的日子能够重现。只是一切都变了，变得更清晰了，更残酷了。儿时的充和无疑是寂寞的，但她尚未感知，随着年事渐长，她像感受四季变化一样分明地明白了这一切。

 

既不该你是男的，又不该我是女的；既不该你是贫苦人家的儿子，又不该我是有钱人家的小姐。更不该的，一万个不该的，是我们不该长大了。年龄会断送我们的友谊，葬埋我们的友情。

 

当一切都回不去时，充和才发现那些回不去的才是属于自己的寂寞。

或许正是因为回不去了，充和才会牢牢地记得那些本该模糊的细节。她对公馆里的一草一木都刻骨铭心。很多年后她还记得：“书房前院除去海棠、天竹、桂树、碧桃、绣球外，还有两棵高出书楼的梧桐树，两树头相接，到了夏天枝叶茂盛，一院子的清阴，书房里也非常凉快，这两棵梧桐树同这房子有同样的年纪，大概有一百二三十岁了。从我们祖父起就在这屋子里读书，楼上是储藏书的地方，我在那两棵梧桐下，足足消磨十年。”

1918年新年一过，五岁的充和开始正式入学（即入私塾），跪下磕头，先拜孔子像，再拜先生，再拜祖母识修。书房的建筑显得古老而枯寂，从充和的祖父辈起，这里就是家庭私塾课堂了，至今楼上还储藏着祖父遗留下来的大批古籍。课堂窗外种植着各种植物，还有两棵高出书楼的梧桐树。这两棵梧桐浓荫遮日，足有百余年历史了，据说是皇太后赏赐给张家的，虽然已经改朝换代了，但这种因赏赐而生的传奇仍然是盘桓在人们心头的无上荣誉，好像平庸无奇的大树突然被镀了一层闪闪的金光。只是，充和不稀罕这些，她在上了四五天课后，突然厌学，那些四书五经、方块大字并不能勾起她的兴趣，她以赖床的方式抗拒上课。善良的钟干干负责照顾充和的起居，她为充和穿衣服，充和总是不予配合，后来钟干干喊来了识修。

充和总是没法拒绝祖母识修，她身上的慈爱总有一种无言的魔力和威信。充和乖乖起床，但眼里开始蕴生出泪水来。等到她跟着祖母走过了一段长长的巷道到达书房时，眼泪还噙在眼窝里。充和退着走向书房，祖母在前面挥手示意她快进去。充和再也忍不住了，她不得已仰起头，映入眼帘的是两棵高大的梧桐树，阳光被它的枝叶过滤得支离破碎，充和觉得嗓子里有咸咸的东西，吐不出咽不下，就卡在那儿，眼泪吧嗒吧嗒地坠落，她用手帕去擦拭，总是擦不干净。她终于进入了课堂。先生正捧着水烟端坐在那儿，照例是学新字，温习旧课。

充和暗想：“我不懂为什么一定要读书，读书真不是快乐的事。”她认为最快乐的是找小同伴去捉迷藏，去挖树根下的细泥土做罗汉、做兔子。她记得有一年冬天下大雪，她用雪做兔子，惟妙惟肖，白白的外表，简直像是活的小白兔。充和带着冰凉的“兔子”去屋里的炉子旁取暖，接着，“兔子”就神奇地消失了。为此充和哭了，有点伤心，祖母笑她，还不允许她再出去弄雪，担心她会冻着。

充和觉得大人的世界与孩子的世界是隔离的，泾渭分明。

 

午饭后，走过长巷，孩子的心头有说不出的寂寞，因为那长巷，成天不见阳光。索性一点不见也就不觉得怎么样了，可是偏在正午前后，从高墙与屋檐相接处，有一条又细又长又非常耀眼的太阳光落在地上，高墙有的地方凸出肚子，光线于是也随着细了。钟妈牵着我的手，各人漠不相关，她垂着眼皮似乎在温习她几十年来的辛勤。我有时昂着头看那光线的来源，有时撒开她的手，走过每根柱子都以一只臂膀去抱一下。大人永远同孩子是隔膜的，明明大人亦是从孩子长大的，应该多懂得孩子点。可是恰恰相反。就是在这样情形下，我比一切孩子都寂寞。

 

此时充和的父母率一众家人已经迁徙到了苏州，三个姐姐都住在了一所园林式的旧宦宅院里，她们在同一个课堂里学习，在一起游戏，下课后跑出去捡拾树上掉下来的杏子、枣子，还有玉兰花。她们让家厨把玉兰花油炸，吃起来脆生生的，像极了油炸慈姑片，不同的是玉兰花有着一股花的芬芳。她们不能想象充和那时的寂寞，晚年时的大姐元和似乎开始懂得了。她记起了充和自述的一次小闹剧，充和小时在合肥有自己的专用马桶，马桶小小的，不过大人鞋子大，每天都有人帮她清洗干净晾在外面，有一次充和好奇心起，就把一只脚伸进去了，小马桶口小腹大，脚伸进去易，拔出来难，充和想甩甩不掉，后来她就势“穿”着小马桶走来走去的，看得大人们笑了，她自己也乐了。

这或许是充和抵抗聊赖时光的一种方式。她更多的时候是把目光从“大人的书本”上移开，去观察周围的事物，譬如植物，譬如墙缝。“在我的窗子外面是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一丛芭蕉，一个小小的花台，花台上只剩下一些百合花，很条理地生长着。西边是一列檐牙，东面是座高高的风火墙，对面也是垛高墙，墙的高处有个楼窗，那是三楼的梯口的一个窗子，二楼的梯口的窗子不开在这一边。所以看上去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子在这面高大的墙上，似乎很不合适。窗子上有许多精细的格子，格子上糊着纸，多年也没人去换它。当太阳从西边射到这格子上时，可以见到灰黄色的旧纸在晚风中微微地动着。由破纸处看进去，里面是乌漆黑黑的，那上面我始终没去过，即使二楼也没人住，只堆着些皮箱木箱，我有时也混在他们中上去看拿东西，收东西。可是三楼都不曾去过，大人们平常也不上去，只是在过年时，结好三四个人上去拿挂灯，拿铜器、瓷器、桌围、椅披，以及一切过年用的东西。我要去也没份儿。说那上面有大仙爷爷，不能去。”

这幢楼曾经是大小姐们的闺房，充和的姑姑们在上面刺绣、闲读、绘画。那时张家正处高位，代表着望族神运的通常是家里有狐仙传奇。有一次，充和的二姑姑把绣花棚子闲在一边去做别的事，没半天工夫，那没绣好的花已完全绣好了。仙姑们时不时地现身以此解除大小姐深闺里的寂寞无趣。久而久之，传奇就成为历史，历史也变得愈加传奇。相同的是，人们一如既往地对仙姑们怀着恭敬，之前是设立牌位祈祷，现在是放在心里敬畏。姑姑们随着张家的势与运逐渐淡出了公馆宅院，但不受人间控制的狐仙传奇已经留存。充和听去过的大人叙述得活灵活现：她们在窃窃私语，她们走路还有轻微脚步声，她们还在笑呢……透过那年迈的建筑外壁裂出来的墙缝，充和总是生出一些幻觉，她把自己送到了姑姑们的年代，她自己亲眼看到了狐仙，还与她们一起嬉戏。她快乐极了，她感觉到了自己的真实，仙姑美丽的脸就映在古老陈旧的窗格上。她突然发现那张脸像二姑，即识修心爱的女儿，二姑已经去世多年，仙姑莫不就是二姑？此时一只斑鸠突兀地落在窄窄的窗台上，在它身后，正藏着一只大猫，虎视眈眈。

充和与这个墙缝对峙了十年。直到有一天，它着火了，整体垮塌，烧成了一片废墟。由此，充和生出了不破不立的决绝：

 

只有一棵众人认为不祥的绣球，还年年白着头，它太老了，它看一院花木同归于尽，它看这房子的主人一代一代的死去，它实在是棵不祥的树，它看我长大已经是最不祥的事，可是它将永远不祥下去。看着，看着我们的一家，看着这世界，也许还会看到比它更老的梧桐变成棺材板，看一切到了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