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酒铺

一个装酒的大木桶掉在当街砸碎了。这个事故是在从大车上往下卸桶的时候发生的；酒桶从车上颠下来，轱辘了一下，桶箍都松开了。酒桶正好轱辘到酒铺门前那些石头上，像核桃壳一样碰碎了。

附近一带忙活着的人也不忙活了，闲呆着的也不闲呆了，所有人都涌到这地方来喝酒。街上的石头高低不平，棱角不齐，东倒西歪地铺着，让人觉着是故意弄成这样，好把所有踏在上面的活物拐瘸。这些石头把酒圈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水洼，每个水洼周围，依水洼的大小而定，挨挨挤挤地围着一伙伙、一堆堆的人。一些男人跪在地上，用两只手捧着呷酒，或是乘酒还没有全从指缝中间流下去的时候，帮着从他们肩膀上伸过头来的女人呷酒。另外一些人，有男有女，用破破烂烂的土陶杯子舀，甚至用女人头上摘下来的头巾蘸，然后往小孩子们的嘴里挤；有些人看到酒流走了，就堆起一道小土岗把酒挡住；有些人按照高处窗口上旁观者的指点左突右撞，把刚开始朝另一些方向流的一小股一小股酒截住；有些人则一个劲儿在那些让酒泡湿了、染上了酒渣颜色的木桶碎片上面舔，甚至还津津有味地嚼那些让酒沤得烂糟糟、湿漉漉的木桶片。这里没有排水沟让酒流走，但却不仅所有的酒都被舀得精光，而且就是烂泥也连同那些酒一起被收拾干净了，所以如果说大街上来过一个清道夫，即使是个熟悉这条大街底细[1]的人，对此奇迹也会信以为真。

在这个抢酒喝的游戏继续进行当中，街上响彻了男男女女还有小孩大笑逗乐的喧哗。这种消遣并不算怎么粗俗野蛮，倒是非常滑稽有趣。其中包含着一种特别的亲善友爱，一种明显可见的人人都想和他人打交道的意愿，特别是那些运气更佳或是心情更好的人还因此嬉笑拥抱，彼此祝酒，相互握手，甚至十几个人手拉手地跳起舞来。等到酒已精光了，那些一度美酒流溢的地方都让手指头耙成横七竖八的方格子，这些表演就消失了，正像它们出现时一样突然。那个男人，刚才把锯扔在了他正锯着的木柴中间，这时又锯了起来；刚才那个妇人把一小盆热炭扔在了台阶上（她本来是想用这个暖暖自己或是孩子冻坏的手指和脚趾的），这时又回到了那里；那些赤着胳臂，披头散发，面色苍白的男人，刚才从地窨子里钻出来，出现在冬天的阳光下，现在又躲开钻下去了；幽暗阴郁又笼罩了这个地方，看来，对这种地方，幽暗阴郁比灿烂阳光更加协调自然。

这酒是红葡萄酒，在巴黎圣安东区[2]狭窄街道上洒出来，浸染了那里的地面。这酒也浸染了许多手，许多脸，还有许多赤脚，而且还有许多木屐。那锯木男人手上的红色印在了木头上；那哺育婴儿的妇人把染上红色的旧包头布又缠到头上的时候，把红色印在了额头。那些将酒桶碎片贪婪咀嚼的人，满嘴像老虎吃了活物一样染得通红；一个爱开玩笑的大汉染了个一塌糊涂，大半个脑袋都露在睡帽那高高的帽筒外边，在一堵墙上，用手指蘸了和着泥的酒渣子涂了个字——“血”。

总有那么一天，那种酒也要流到铺路石上，那种酒也要把那里很多东西染红。

倏忽即逝的一缕微光曾将圣安东圣颜上的乌云驱走，如今，乌云重又笼罩了圣安东区。这里黑暗浓重——寒冷、肮脏、疾病、愚昧、贫困，就是侍奉这位圣者的老爷，他们都是有权有势的华族贵胄，而那最后一位尤为显赫。一个民族，曾经令人毛骨悚然地在磨盘上磨来磨去，受尽折磨，这当然不是寓言中那个把人磨得返老还童的磨盘[3]，他们当中各式各样的人在各个角落里瑟瑟发抖，在每个门口进进出出，从每扇窗口窥伺张望，在每件让风吹得飘来荡去的破袍子片里心神不定。那把他们折腾得精疲力竭的磨盘，是把青年磨老的磨盘；孩子们面目苍老，声音悲怆；在他们身上，在他们苍老的脸上，在每一道岁月犁出的旧纹新皱里，都是“饥饿”的标记，到处都是“饥饿”横行。“饥饿”给赶出了高楼大厦，钻进挂在竿子和绳子上的破衣烂衫；“饥饿”同草秸、破布、木片、纸屑一起把这些衣衫补缀起来；“饥饿”附在那锯木人锯子下面的每一块小小的木柴上；“饥饿”从断了炊烟的烟囱上目不转睛地俯视，沿着污秽的街道起步，那里的垃圾堆中，没有一点可以充饥的残渣余屑。“饥饿”镌刻在面包铺的货架上，写在它那货存匮乏的每一小块发霉变坏的面包上；在腊味铺里，写在每一份专供出售的死狗肉制品上。“饥饿”这副枯骨架子在滚筒里的炒栗子中间吱嘎作响；“饥饿”碾成了颗粒粉末，撒在每一小盘仅用难得的几滴油煎过的带皮土豆片里。

它在一切与它鱼水相得的地方流连不去。一条狭窄弯曲的街道，充满罪过和恶臭，与其他一些狭窄弯曲的街道纵横交错，到处都是穿着破衣烂衫，戴着睡帽的人群，并且到处都是破衣烂衫和睡帽的臭味，而所有看得见的东西都以阴凄凄的眼光看着这些面带病容的人。即使在走投无路的神色中，也还有一种困兽犹斗的想法。尽管他们无精打采，羸弱不堪，他们当中仍然不乏冒火的眼睛，不乏紧闭得发白的寡言罕语的双唇，也不乏拧成像是他们就要引颈自受或使人受刑的绞索似的眉头。商业招牌（它们几乎和店铺一样多）全都是表示“匮乏”的丑恶图画。屠夫肉商涂抹的只是瘦骨嶙峋的带骨肉；面包师傅涂抹的是粗粝不堪的一点儿面包。信手乱画出来的酒铺里的酒客，对着盛有寡酒的小酒杯大发牢骚，在一起蹙眉低语。除了家什和武器，任何东西都显得不景气；但是，刀具商的刀斧刃利锋亮，铁匠的锤子结实沉重，枪械匠的枪杆杀气腾腾。拐角的石头路面，到处是泥坑水洼，根本没有人行便道，都是径直对着各家门口。流水沟为了弥补这种不便，直通到街心——不过是在它真流水的时候，这得是暴雨过后，此时它就像莫名其妙地抽起风来似地，一股一股涌进各家屋子里。从条条长街的一头到另外一头，每隔很远，有一盏粗陋的街灯，用绳子和滑轮吊着；到了晚上，点灯的人把这些灯放下，点着，再把它们吊上去，一束微弱的灯光就在头上半死不活地摇来晃去，仿佛是在海上。它们确实是在海上，而那只船和全体船员正面临风暴的危险。

那一带这些褴褛憔悴的吓鸟草人无精打采、饥饿难挨，看着点灯的人已经看了那么长时间，总有一天他们会看着看着想起了要改进他的点灯方法，用那些绳子和滑车把许多人吊起来，好把他们那暗无天日的生活照亮。但是现在这一天还没有到。每一阵掠过法兰西的风虽然把这些草人的破衣烂衫吹得翻飞抖动，也是枉然，因为歌喉宛转、羽毛丰美的鸟儿并不听从警戒和教训。

这家酒铺设在街拐角上。外表比大多数别家酒铺都像样，等级也高些，酒铺老板早就站在门外，穿着黄背心，绿马裤，看着大家争先恐后争着喝那些洒出来的酒。“这不是我的事儿，”他最后耸了耸肩膀说。“这是市场的人弄的。让他们再送一桶来。”

他的目光突然碰上了正在那儿涂写戏语的那个爱开玩笑的大汉，就隔着马路叫他：

“喂，我说加斯帕，你在那儿干吗？”

那家伙意味深长地指着他的玩笑话，像他们那一伙人常有的那样。玩笑没开到点子上，而且彻底失败了，这也像他们那一伙人开玩笑常有的那样。

“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打算进疯人院？”酒铺老板说着，穿过了马路，特意抓起一把泥糊在这个开玩笑写下的字上，把它涂掉。“你干吗在当街写字？难道——你告诉我——难道就没有别的地方好写这种字了？”

他在这样规劝当中，用那只干净的手在爱开玩笑的人心口上点了点（也许是无心，也许是有意），爱开玩笑的人用自己的手拍了拍这只手，轻轻巧巧地往上一跳，用一个滑稽的舞蹈动作落了下来，就把一只染脏了的鞋从脚上甩到手里，伸了出来。在那种情况下，看得出来此人特别会开恶作剧式的玩笑，但还不能算是凶狠恶劣的玩笑。

“穿上，穿上，”那一位说。“打酒，打酒，就在那儿喝干。”他这样劝说着，把自己的脏手在爱开玩笑的人穿的那样一件上衣上擦干净。他完全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这手是由于这个人的缘故才弄脏的；后来他又穿过马路，进入酒铺。

这位酒铺老板三十来岁，是个粗脖子、雄赳赳的汉子，而且似乎脾气火暴，因为尽管严寒刺骨，他还没穿上装，而只在肩膀上搭着一件。他的衬衫袖子也往上卷着，褐色的胳臂光到胳膊肘。他头上除了满头浓密鬈曲的黑色短发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他的肤色、眼珠等无一不是深颜色的，眼睛长得很好，两眼距离宽窄合适，整个看来性格不错，但也并不饶人；很显然，这是一个刚强果断、目标坚定的人；一个你在两边都是深渊的羊肠小道向下冲跑之时，最好不要与他狭路相逢的人，因为无论什么也不会让这个人回头。

他走进铺子里的时候，他妻子德发日太太正坐在柜台里面。德发日太太是个粗壮妇人，年龄和他相仿。她眼神警觉，看上去却似乎什么也没有看，一只大手上沉甸甸地套着指环，表情稳重，面相坚定，举止沉着。德发日太太身上有这么一种特点，让人可以依此断定，由她掌管的任何一笔账目都往往是不会出错，使她自己吃亏的。德发日太太对寒冷很为敏感，裹着毛皮衣服，还用一大块鲜艳的披肩围着头颈，不过还不至于把她的一对大耳环遮住。她的毛线活就在眼前，但是她把它放下了，拿着一根牙签剔牙。德发日太太用左手支着右胳膊肘这么干着，她的夫主走进来的时候，她只轻轻干咳了一声，什么话也没有说。这一声咳嗽，连带牙签上方她那界线分明的浓眉微微向上挑了挑，就暗示了她丈夫得好好在铺子里的酒客中间察看一番，因为就在他过马路的时候，有新客进来了。

酒铺老板于是用眼睛四处打量，最后眼光停留在一位年长的先生和一位年轻小姐的身上，他们坐在一个角落里。酒铺里还有其他人：两个在打扑克牌；两个在玩多米诺骨牌；三个站在柜台旁边，一点一点地呷着那一点点酒。他走到柜台后面的时候，注意到那位年长的先生对那位年轻小姐用眼睛示意，“这就是咱们要找的人”。

“你们他妈的跑到那个地方干嘛？[4]”德发日先生自言自语道，“我可不认识你们。”

可是他假装不去注意这两个生客，一心和柜台那儿喝酒的一伙三位酒客攀谈。

“怎么样，雅克[5]？”三人当中的一个问德发日先生。“洒了的酒都吞下去了吗？”

“一滴不剩，雅克。”德发日先生回答。

等到这样互称教名完毕，德发日太太用牙签剔着牙，轻轻干咳了一声，又微微挑了挑眉毛。

“这些可怜虫，”三人当中的另一个对德发日先生说，“除了黑面包和死之外，还真不常尝到酒味儿或别的什么味呢。是吧，雅克？”

“是这么回事，雅克。”德发日先生答道。

在这样第二次互称教名的时候，德发日太太仍然泰然自若地摆弄着牙签，轻轻干咳了一声，又微微挑了挑眉毛。

这三人当中的最后一个放下空酒杯，咂着嘴唇，这时才开言说道。

“唉！越来越糟。这些可怜的东西嘴里尝的总是苦味儿，他们过的总是苦日子，雅克。我说的对吧，雅克？”

“说得对，雅克。”德发日先生这样回答。

这第三次互称教名刚完，德发日太太就把牙签放在一边，眉毛一直挑起，在座位上窸窣作响。

“行了！没错！”她丈夫咕噜了一句。“先生们，这是我太太。”

这三个酒客对着德发日太太摘下帽子，摇晃了三下。她一低头，很快向他们扫了一眼，答谢他们的致意。随后她小心谨慎地环视了一下酒铺，带着一种不慌不忙的神气拿起毛线活，聚精会神地织起来。

“先生们，”她丈夫说，他的眼睛一直留神地瞅着她那边，“日安，我出去那阵儿你们正在打听的，说想看看并且订下的那个单人带家具房间就在六楼，楼梯口正对着这里紧靠左面的小院，”他用手指了指，“离我这所房子的窗户很近。可是我这会儿想起来了，你们有一个人到过那儿，他能带路。先生们，再见！”

他们付了酒钱，离开了这地方。那位年长的先生从他那个角落里走上前来，请求赏光跟他说句话。这时候，德发日先生一直看着他那位织毛线活的太太的脸色。

“遵命，先生，”德发日先生说，然后一声不响地随同他走到门口。

他们的交谈十分简短，但是十分干脆。差不多刚听到第一个字，德发日先生便吃了一惊，然后就变得十分专注。没过多一会儿，他就点点头，走了出去。于是那位先生就招呼那位年轻小姐，随后他们也出去了。德发日太太飞快地织起毛线活来，不再挑眉毛，也什么都不看了。

加维斯·劳瑞先生和马奈特小姐就这样从酒铺里出来，在楼梯口那里赶上了德发日先生，就在刚才他指给他那一伙人的地方。这门口开在一个臭烘烘、黑魆魆的小院里，是住了好多人的一大堆房子的公用总通道。通向灰暗的铺砖楼梯的灰暗铺砖过道里，德发日先生对他过去主人的孩子单腿跪下，把她的手放在唇边[6]。这本是一个温文的动作，但却做得一点也不温文。顷刻之间，他身上起了一种非常明显的变化。他脸上已没有一点温和善良的样子，也没有任何一点坦白直率的痕迹，而变成了一个心怀隐秘、怒气冲冲的危险人物。

“楼层很高，上起来有点儿费劲，开始最好慢点儿。”他们开始上楼梯的时候，德发日先生这样对劳瑞先生厉声说。

“他独自一人吗？”劳瑞先生悄声问。

“一个人呗！让上帝保佑那个竟然会跟他在一起的人吧！”这一位用同样低的声音说。

“那么，他总是独自一人了？”

“嗯。”

“是出于他本人的心愿吗？”

“是出于他本人的需要。因为我头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那时候他们找到我，问我是不是愿意冒着风险，小心在意地把他带走——他那时候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他大变样了吗？”

“变了！”

酒铺老板站住了，用手捶了捶墙，咕噜出一句很厉害的脏话。任何直接的回答都不可能有这话的一半那么厉害。劳瑞先生和他的两个同伴越上越高，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了。

这种楼梯，连同它那些附加设备，在巴黎那些较为古老拥挤的地区，现在得算是够坏的了；而在那个时代，对于尚未见惯也未僵化的感官来说，则确是糟糕透了。家家户户都住在一幢像个奇臭无比的大窝似的高楼里，这就是说，那些单间房或单元房的门都直通一个总楼梯——他们除了把一部分垃圾从自家窗口倒下去之外，还在自家门口堆着垃圾。大股腐臭就这样不断产生，无法控制，无法根除，即使穷困和赤贫没有把它们那看不见嗅不到的肮脏和它混在一起，这种腐臭也足以污染空气了；而这两股不洁的源泉合到一起，则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这条路就是穿过这样一种空气，沿着肮脏有害、又陡又暗的阶梯向前伸延。加维斯·劳瑞先生不禁越来越心烦意乱，他那位年轻的同伴不禁越来越紧张激动，因此只得站住休息了两次。每次都是停在一扇格子窗旁边。这种窗户可真令人伤心，任何一点剩下没变味的好空气似乎都经过这里逃之夭夭了，而所有腐败变质、令人作呕的湿气却似乎都经过这里缓缓爬进。透过那些生锈的铁栅杆，不用眼看，光凭气味就可以感到附近一带杂乱无章。在比圣母院两个高塔楼尖顶更近、更低的范围之内，毫无健康饱满的生机或是朝气蓬勃的希望。

楼梯顶层好不容易才到了，他们第三次停了下来。要到那间阁楼，还得爬一段更陡更窄的楼梯。这位酒铺老板，一直是稍稍走在前边一点儿，而且总是走在劳瑞先生走的那一边，仿佛他唯恐这位年轻小姐问他什么问题，到了这里，他转身仔细摸索着搭在肩膀上的衣服口袋，拿出一把钥匙。

“这么说门是锁着的了，我的朋友？”劳瑞先生惊诧地问道。

“嗳，就是。”这就是德发日先生冷冰冰的答话。

“你是不是觉得必须把这位不幸的先生这样幽禁起来？”

“我觉得必须拿钥匙开锁。”德发日先生凑近他的耳边，使劲皱着眉头轻声说。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他给锁着过了那么长的年月，所以要是他的门开着，他会吓着——乱喊乱叫——把自己撕扯得一塌糊涂——一命呜呼——还有什么我也说不上的灾难。”

“这怎么可能！”劳瑞先生惊呼。

“这怎么可能？”德发日沉痛地重说了一句。“可能。我们既然生活在这样美好的一个世界上，这就有可能，还有很多别的这类事情也有可能，并且不但可能，还发生了——发生了，懂吧！——就在那青天白日之下，每天都有。魔鬼万岁。咱们还是接着走吧。”

这一席对话是用那么低的耳语说的，所以一个字也没有传进那位年轻小姐的耳朵里。但到了这时候，她激动得那样厉害，浑身战抖不已，脸上显得那么急切焦虑，尤其是那样畏惧惊恐，因此劳瑞先生觉得，他义不容辞地要说一两句话来使她宽心。

“鼓起勇气来，亲爱的小姐，鼓起勇气来！办业务！最糟糕的一会儿就过去了；只不过跨过屋门就是了，然后最糟糕的一下就过去了。随后，你给他带来的一切好处，你给他带来的一切解脱，一切幸福，就开始了。让咱们这儿的这位朋友在那边帮助你。这就好了，德发日老兄。来吧，赶快。这是办业务，办业务！”

他们慢慢地、轻轻地往上走。这一截楼梯很短，他们很快就到了顶上。因为那地方有个急转弯，他们一眼就看见了三个人，他们低着头，紧紧凑在门旁，透过墙缝或窟窿，目不转睛地往这扇门后的屋子里边看。这三个人听到脚步声到了跟前，就转过身，站直了，这才让人看出来，他们就是在酒铺喝过酒，叫同一个名字的那三个。

“你们出人意料地来访，让我把他们忘了，”德发日先生解释道。“躲开我们，好小子们，我们在这儿办业务。”

这三个悄悄躲开，不声不响地下去了。

这层楼看来没有其他门，等到就剩下他们的时候，酒铺老板径直走向这扇门，劳瑞先生微带愠怒，轻声问他：

“你把马奈特先生当作一件展览品了？”

“我是用你刚才看到的这种方式展览，只给经过选择的少数人看。”

“这样合适吗？”

“我觉得这样合适。”

“这少数人是什么人？你怎么样选择他们？”

“真正的人，和我叫一个名字的人——我叫雅克——看一看对他们可能有好处。够了，够了，你是英国人，可那是另一码事儿，请你们在那儿等一小会儿。”

他打了一个手势，告诫他们留在后面，然后弯下腰，透过墙上的裂缝往里看。他很快又抬起头来，在门上拍了两三下——很显然这只是要弄出声音而没有其他意图。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他把钥匙在门上划了三四次，才笨手笨脚地把它插到钥匙孔里，尽可能使劲地转动。

门在他手下慢慢朝里打开了，他看着屋里，说了句什么话，一句微弱的声音回答了句什么话。彼此说的都不超过一个字。

他回过脸来，示意他们进去。劳瑞先生用他的胳臂牢牢搂着这个女儿的腰，支撑着她，因为他发觉她正在往下倒。

“办业务，办业务，”他催促着，却有并非出于办业务的某种潮乎乎的东西在他脸颊上晶莹闪亮。“进来，进来！”

“我怕，”她哆哆嗦嗦地答道。

“怕？怕什么？”

“我是指怕他，怕我父亲。”

她既然是这个样子，给他们引路的人又在招呼他们，劳瑞先生就给逼得无可奈何了。于是他把在他肩膀上哆哆嗦嗦的那只胳臂拉过来，搂住他的脖子，再把她稍稍提起来一点儿，催她走进屋去。他一进门口就把她放下来，她紧靠着他，他扶着她。

德发日抽出钥匙，关上门，在里面把门锁上，又抽出钥匙，拿在手上。他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事；还尽可能同时弄出响得刺耳的声音。最后，他小心迈着步子走到屋子那一头有窗户的地方。他停在那儿，转过身来。

这间阁楼，是当作存放木柴之类东西的贮藏室建造的，又黑又暗。因为那个屋顶窗式样的窗户，实际上是开在房顶上的一个门，上面装了一个小吊车，好从街上往里面吊东西。上面没安玻璃，分两扇在中间关着，就像法国建筑上所有其他门一样。[7]为了御寒，这门有一半关得紧紧的，另一半只开了小小的一道缝。光线由于这样一种情形进来得很少，所以刚走进来的时候，很难看清什么东西；而不管是谁，只有长期待在里面习以为常了，才能养成在这种晦暗不明的条件下从事要求精致细微的工作的习惯。然而，这样的工作还是正在这间阁楼里做着；因为一个白发苍苍的人背对着门，脸朝着酒铺老板站在那儿看他的那个窗户，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正在匆匆忙忙埋头做鞋。

注释：

[1]指这里的街道向无清道夫打扫。

[2]为巴黎极穷困之一近郊工人区，地近巴士底狱。它是以基督教信徒圣安东命名的。

[3]这是欧洲流传的有关返老还童传说中的一种。

[4]此话出自莫里哀的《司卡班的诡计》第2幕第11场，原为“他妈的跑到那条船上去干什么”，后在英语里也成习语。

[5]14世纪法国农民暴动时，贵族称农民领袖为雅克·博诺姆，从此雅克成为对农民的习惯称呼。此处为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互称的暗号。

[6]这是当时卑者对尊者行的礼节。

[7]法国式建筑多为双扇门；英国式为单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