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译本序(2)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克里希娜·克里巴拉尼在她写的《泰戈尔传》里说：“以乐观开朗的王子身份开始自己生活的罗宾德拉纳特，在本世纪头十年里忍受了内外的种种痛苦和折磨，离别和侮辱，斗争和打击。这一切最后都融合和纯化在那些抒情诗歌里，这些诗歌于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从他压抑和完美的心灵中喷泻出来，一九一〇年收在题为《吉檀迦利》的诗集中出版了。他后来从这一百五十七首诗中选择了五十一首放进英译本《吉檀迦利》，从此扬名四海。”[5]这个译本是泰戈尔亲自一首又一首地译成英文的，他自己说：“从前，某种情感的和风唤起了心中的欢愉情趣；如今，不知为什么又通过其他语言的媒介，焦急不安地体验着它。”[6]可见泰戈尔的翻译是一种再体验和再创作。有的学者认为英译本有时有所浓缩或删节，弄得支离破碎、失掉了孟加拉文原著的美；这种评论多少有点儿道理，可是失之过分。诗人毕竟最了解自己的诗歌，他自己的译文但求传神，他重新体验、创造了那份思想感情，并不刻板地严守形式的移植。却说诗人自己翻译的《吉檀迦利》，经过罗森斯坦，送到了叶芝手里。叶芝一读这部诗稿就着迷了。他说：“这些抒情诗……以其思想展示了一个我生平梦想已久的世界。一个高度文化的艺术作品，然而又显得极像是普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仿佛青草或灯心草一般。”叶芝对译稿作了极个别的文字润饰。一九一二年十月伦敦印度学会初版《吉檀迦利》时，叶芝还特地给诗集写了“序”，[7]尽管初版只印了750册。大诗人E·庞德曾在七月间参加叶芝家里诗人和作家们的一次聚会，听叶芝朗诵泰戈尔的抒情诗，发现叶芝“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伟大的诗人’的出现而感到激动不已。”庞德事后评述道，“这种深邃的宁静的精神压倒了一切。我们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像是平稳感回到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一样，它使我感到，一个寂静的感觉来到我们机械的轰鸣声中。”“我在这些诗中发现了一种极其普通的情感，使人想起在我们西方生活的烦恼之中、在城市的喧嚣之中、在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的尖叫之中，以及在广告的旋涡之中常常被忽视的许许多多东西……”“如果这些诗有什么瑕疵——我不认为它们有瑕疵——即有脱离普通读者的倾向，它们确实太神化了。”[8]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泰戈尔因《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得奖之前，瑞典科学院是经过一番争论的。当时瑞典诗人瓦尔纳·冯·海登斯塔姆大力推荐：“我读了这些诗歌，深受感动。我不记得过去二十多年我是否读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歌，我从中真不知道得到多么久远的享受，仿佛我正在饮着一股清凉而新鲜的泉水。在它们的每一思想和感情所显示的炽热和爱的纯洁性中，心灵的清澈，风格的优美和自然的激情，所有这一切都水乳交融，揭示出一种完整的、深刻的、罕见的精神美。他的作品没有争执、尖锐的东西，没有伪善、高傲或低卑。如果任何时候诗人能够拥有这些品质，那么他就有权得到诺贝尔奖金。他就是这位泰戈尔诗人。”[9]泰戈尔获奖时，冰岛小说家拉克斯奈斯才十五岁，这位到了一九五五年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追述当年泰戈尔的影响道：“这个奇异的、细腻的和遥远的声音立即进入了我年轻的精神耳朵的深处。从那时起，我时时刻刻在自己心灵的深处体会它的存在。像对西方读者一样，在我们国家里《吉檀迦利》的形象及其芳香产生了我们闻所未闻的优美花朵般的影响。由于它的巨大影响，不少诗人进行创作散文诗的新实验。”[10]尽管我国是在东方，我国最初介绍泰戈尔的诗歌时的情况，倒是有点儿同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相似。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高峰，所以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从其中选译的诗篇数量较多，比重较大。石真先生是懂得孟加拉文的，据她的调查研究，《情人的礼物》和《渡》这两个英译本，主要选自《宗教颂歌》、《鸿鹄集》、《摆渡集》、《歌之花环》、《吉檀迦利》和《刹那集》，凡此都是属于中期的创作，所以我从这两个英译本中也酌量选译了一些。泰戈尔在《流萤集》的卷首说：“《流萤集》来源于我的中国和日本之行：人们常常要求我亲笔把我的思想写在扇子和绢素上。”他是一九一六年五月间到达日本的，逗留了三个月，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些人的心灵像清澈的溪流一样无声无息，像湖水一样宁静。我所听到的一些诗篇都是犹如优美的画，而不是歌。”他还举了一首青蛙跳进古池塘的俳句为例。他的这些小诗显然是受了日本俳句的影响；有人认为“这些诗没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我倒有所偏爱，所以也选译了一些。《鸿鹄集》是根据泰戈尔的学生奥罗宾多·博斯的英译本转译的，选的诗篇比较多一些，一是因为他是从孟加拉文逐字逐句译过来的，不像泰戈尔自己翻译时那样自由地进行再创作，有所浓缩或删节。《采果集》、《情人的礼物》、《渡》中好些诗篇都是选自《鸿鹄集》的，我都没有采择，如果觉得哪几首有必要选译的话，就从博斯的英译本转译，让读者借此也多少看到泰戈尔用孟加拉文写的诗歌是什么模样的。例如《情人的礼物》第一首是写泰姬陵的，较短，也简化了，现在选译的是《鸿鹄集》的第七首，长了好几倍，接近结尾的十多行朦胧晦涩之至。二是从思想内容上考虑的。据博斯说，泰戈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下了《鸿鹄集》中大部分诗篇。泰戈尔在给他的朋友的信中说道：“我写《鸿鹄集》时在我内心激发起来的感情仍旧活在我的心里。它们像鸿鹄翱翔似的涌来，像鸿鹄似的从诗人的心灵飞向未知的世界，怀着一种难以表达的、迫不及待的、不平静的感情。……它们的翅膀不仅扰乱了子夜的寂静，而且在我的心里唤醒了无限的声音——那才是真正的意义……因此我把这卷诗集命名为《鸿鹄集》……也许有一个看不见的内在链环把诗篇联系在一起。……我内心里明确起来的思想，也不光是那些关于战争的思想。……通过战争，传来一种呼唤，叫我去参加一个四海之内兄弟友谊的节日……我感到人性已经到达了十字路口——在我们的后面躺着过去，黑夜正在临近尽头，而穿过死亡和苦恼，一个新世纪的红色黎明正在破晓。因此，由于一种并不明显的缘故，我的心灵十分激动！”泰戈尔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他逐渐向当年高举“超越战争”的旗帜、宣传兄弟友爱之谊和国际主义的罗曼·罗兰一边靠拢了。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这种感情在我内心里的初次发育成长，我已表达在《鸿鹄集》里。有一段时间，我是在沿着邀我就道的那模糊道路摸索前进的；在这种感情的冲动下，虽然当时我并没认识到，这些诗篇便产生了。这些诗篇像许多旗帜，标志着我要旅行的途径。当时不过是一种感情，在诗里的表达也是不明确的，今天可成了一种坚定的认识，我带着这种认识达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泰戈尔自己的话替我阐明了从《鸿鹄集》中多选几篇的缘故，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品味这些诗篇。

一般的说法是：到了第三阶段，随着泰戈尔重新生气勃勃地参加政治活动，他的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一些变化，主要是调子慷慨激昂，洋溢着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热情，充满了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感。季羡林先生认为，泰戈尔的诗歌，既有“光风霁月”的一面，又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早期和中期以前者为多，晚期以后者为多。诗人去世以后，他生前的朋友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等编选了一本共收一百三十首诗的《诗集》，编选的意图，看来是侧重于反映泰戈尔“金刚怒目”、慷慨陈词那一面。编者对泰戈尔的诗歌创作，按四个时期，分为四辑，即（一）1—57首（1886—1914年）；（二）58—87首（1916—1927年）；（三）88—112首（1928—1939年）；（四）113—130首（1940—1941年）。那个分期，显然和一般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法是大不相同的。具体记录如上，一则供研究者参考，二则至少可以据此推算哪些诗是大致在哪些年月里写作的。从这本《诗集》看来，“光风霁月”和“金刚怒目”这两个因素，存在于泰戈尔任何时期的诗歌创作里，不过是在某一特定时期里某一因素占主导地位罢了。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从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等编选的《诗集》里采择了不少政治抒情诗，着重于选译各个不同时期的那些“金刚怒目”式的诗篇，以补充从《园丁集》、《吉檀迦利》等选译之不足。《诗集》的（二）、（三）、（四）辑，基本上都是泰戈尔晚期的诗歌，因而选译的比重大一些，以显示泰戈尔晚年政治抒情诗的特色。顺便说一句，泰戈尔“光风霁月”式的抒情诗固然有些比较晦涩难懂，但“金刚怒目”式的诗，有些也并不好懂，晦涩之处实在参不透的，我就没有敢选译，尽管人们经常论及的那些政治抒情诗是基本上都译了。

泰戈尔晚年周游各国，终于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他最为激赏的是苏联的教育制度。倦游归来，他喜欢在特地盖起来的茅屋里写作，有个诗集叫《茅庐集》，收的都是他在一九三六年写的诗篇，从中也酌译了几篇抒情诗或抒情味较重的、富于生活气息的叙事诗，其中有一首《琼浆玉液》反映了诗人从苏联归来后思想上的变化和进步……一九三七年九月间诗人生了一场大病，真是九死一生，奇迹似地救活了。但他从此一直是病恹恹的，始终没有完全康复。一九四一年五月朋友们为他庆祝了八十岁生日；同年八月七日，诗人便溘然长逝了。博斯译的《死亡之翼》，均选译自《边缘集》、《在病床上》、《康复集》、《最后的诗》等，也就是诗人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生病期间写的诗。我从《死亡之翼》这个英译本里选译了若干篇，以反映泰戈尔晚年对人与宇宙、生与死的思考及其新的理解。

吉尔伯特·默里教授是泰戈尔生前的朋友，他年过九十时还给《死亡之翼》的英译本写了个“前言”，六个月后教授本人也去世了，没有看到该书的出版。教授在“前言”中追忆当年《吉檀迦利》、《新月集》等震动西欧诗坛的盛况，称赞泰戈尔“是个真正的诗人，而且是个新型的诗人，他能使东方和西方的想象互相理解。他的天才是抒情的”。我颇有同感，因而选译了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除了我不懂孟加拉文、掌握的资料不多之外，我在欣赏、理解、采择和表达等等方面，都有我的局限性，都有力不从心的地方，所以，尽管主观上自以为是艺苑掇英，很可能实际上却把偌大花园的好些色彩和芳香留在外面了。这是我必须向读者致歉的。好在泰戈尔许多诗集的一个又一个的全译本，仿佛一个又一个的花园，我们国内有的是单行本。例如，我的老师和前辈郑振铎先生和冰心先生、精通孟加拉文的石真先生、我的老同事汤永宽同志，都译过不少泰戈尔的诗篇，有的在我青少年时期就培养了我的审美趣味，有的给了我不少启发和教益，我至今还是很感激的。

这部抒情诗选，许多是新译的，旧译选入也重新作了斟酌或订正，最后定稿时又得到译文出版社老编辑的认真校订，谨致衷心的感谢之情。

吴岩

一九八六年夏

注释：

[1]引自《海上通讯》，载《小说月报》1924年第4号。

[2]这一段和上一段里的引文均见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3]周尔琨：《论泰戈尔中期思想》，载《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

[4]见刘建《泰戈尔前期诗歌创作浅论》，载《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

[5]见倪培耕《泰戈尔传》中译本第254页。

[6]见泰戈尔致其甥女英迪拉·黛维的信。

[7]这个“序”赞美和分析了泰戈尔的这些诗，已译出附在本书内。

[8]原作刊《双周评论》1918年3月号，此处译文转引自《泰戈尔传》。

[9]海登斯塔姆在1916年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段话转引自《泰戈尔传》。

[10]拉克斯奈斯的话转引自倪培耕译《泰戈尔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