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家庭背景

新英格兰祖辈——塞缪尔·艾略特和西奥多·莱曼——出生、童年和查尔斯·艾略特的早期教育——他的父母——纳罕和波士顿

查尔斯·威廉·艾略特非常看重“血统”，通过对两大家族中四代男女成员的了解和观察，他加深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他将自己的祖辈描述成“波士顿的艾略特家族，连续几代都是颇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而名为莱曼的母系家族延续三代……度过了有益且成功的一生”。艾略特将他们作为艾略特家族和莱曼家族整体看待，而不是具体说出谁的名字，这种做法令他颇为自得。他本可爽快地承认他身体健康系几方面受惠于祖辈的缘故，或许可能引用他在评论詹姆斯·沃克时说的话：“和多数名人一样，他拥有令人钦羡的体魄，硬朗、健硕，堪称有用之才。”至于他的文化禀赋——不同于他得自遗传的健康体魄——他大概会说自己的父母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并且父母的祖辈中亦有几位有钱人，他们经营着规模庞大的产业，能够为子女们尽量提供各种有利条件”。他在介绍儿子查尔斯的生平时曾经这样简略提及自己的身世。

艾略特在回顾祖辈们时有理由感到满足，他也的确感到满足，只是他完全可以提供更加详细的情况。

艾略特家族中有一个名叫安德鲁的人，约于1669年从英国萨默塞特郡的东科克迁居至北美大陆，并于1670年加入马萨诸塞州贝弗利的第一教区。他在遗嘱中自称鞋匠——一名制鞋工和皮革工。他曾在地方议会任本镇居民代表达五年之久。1690年，他当选为贝弗利镇第一任文书，此后数年一直负责保管该镇的档案。他还是年女巫审判案陪审团的一名成员，后来与其余陪审员一同在承认自己犯有主观臆断错误的公开忏悔书上签字。但在确定他是将家族姓氏带到马萨诸塞并首次赢得当地民众敬重的那个人后，再把他当作一位祖先考虑便没有多少意义，因为在查尔斯·W.艾略特的那一辈祖先中，他只是64名可能的祖先里的一个。一直没有发现此人与著名的印第安传教士约翰·艾略特有何关联。

从安德鲁那一代之后历经四代，众多的家族世系朝查尔斯·艾略特的四位祖父母汇聚。在早先的祖辈中，对于这些作为早先重要家族支系的男人和女人，若要逐个探究一番，现在恐怕很难有把握说出一点具体的内容。表面上看，他们和他们的兄弟姐妹，跟当时其他的新英格兰人一样，尽管身处不同的环境，鲜有发展机会，但全都勤奋地工作，体面地生活。男人大多是手艺人、小商贩、农民、水手，有些则是教区公务员，很少一部分担任牧师。还有些人是当地军事公司招募的志愿兵或者是城镇办事处的公职人员，极少数人身居要职。女人们生养了许多孩子，亲手埋葬的也不在少数。怀着对上帝的敬畏，遵照清教教义，她们将侥幸不死的孩子抚养成人。他们的家族姓氏很多，夏洛克、马歇尔、安德鲁斯、西蒙兹、阿特金斯、达德利、肯特、皮克林、威廉姆斯、普拉姆、谢尔登、普卢默，还有艾略特和莱曼，此外尚有少数姓氏未能确认。他们的姓名起源于17世纪英国的一些小乡绅、工匠和自耕农。他们大多生活在塞勒姆、贝弗利、纽伯立波特、格罗斯特、博克斯福德、北安普顿、约克、肯尼邦克、哈特福特、康涅狄格和波士顿。这些祖先中似乎没有无所事事之辈。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是构成殖民地上流阶层的公职人员和公理会牧师。但是他们无论地位如何卑微，似乎全都自豪地高昂着头，并赢得友邻的“尊重”。总之，这是一脉相承的优良“血统”，除艾略特和莱曼外，尚有20多个姓氏，都在各地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此处不便赘述。

殖民地时期这个血统在社会上的崭露头角，归功于艾略特的两位祖父——塞缪尔·艾略特和西奥多·莱曼。他们两人深深影响了小艾略特的成长环境，十分值得关注。

塞缪尔·艾略特生于1739年，与身为波士顿书商的父亲同名，他后来奠定了家族经济的基础。他的伯父安德鲁·艾略特是一名教士，曾于1765年至1778年担任哈佛学院董事，1774年当选为哈佛学院院长，但他拒绝离开本教区前往剑桥市任职。塞缪尔6岁时，父亲便离开了人世，年仅32岁，撇下他和年轻的母亲以及三个姐妹，家中几乎一无所有。这个小家庭连续数年处于贫困潦倒的境地，幸好他的母亲是一位坚毅非凡、智慧超群的女性，勉力将几个子女培育成人（关于她的身世，除了其婚前姓名是伊丽莎白·马歇尔、来自西印度群岛，其余一概不为人知）。她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位名叫杰勒米·贝克纳普的历史学者兼联邦街教堂牧师。塞缪尔从小便进入波士顿拉丁学校学习，之后又在乔纳森 & 约翰·艾默里大型商号当了一段时间的学徒。不到30岁，塞缪尔已经凭借自身实力接管了该商号的零售业务。

北美殖民地的一些人终于等到了通过贸易聚敛财富的有利时机，其中塞缪尔·艾略特的财富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他在独立战争前后曾数次远赴英格兰处理相关商务。从他留下的若干书信中不难看出，他是一个颇有魅力的人，善于社交，言辞坦诚，情绪乐观，遇事反应敏捷，尤其喜爱结交有趣的朋友。他有过两次婚姻，第二任妻子是马萨诸塞总督约瑟夫·达德利的曾孙女凯瑟琳·阿特金斯小姐，他们于1786年结婚。大约与此同时，塞缪尔买下并搬入艾默利先生的宽敞住宅，它位于灯塔街和特莱蒙街相交的拐角处，面朝国王教堂。当时艾默利的房子后面已有一个栽种了桃树的花园，但艾略特依然买下如今特莱蒙大厦所在的那片土地——从他的“宅邸”到灯塔街之间——他与妻子尽力将其改造成一座美丽的花园。

塞缪尔·艾略特一生多行善事，他的善行有时系心血来潮所致——他曾经为一所债务监狱的所有被拘押人偿清债务，有时却缘于自己的远见卓识——他曾经为哈佛学院捐献两万美元，设立一个希腊语教授职位。无论是为债务人偿付债务还是捐赠哈佛学院教授职位，塞缪尔·艾略特全都隐匿了自己的姓名。由于他在施惠于人时喜欢低调行事，因此我们不妨认定，他一生做了大量善事，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为人所知。

塞缪尔每年都会照例以奢华至极的排场举办两场宴会，首先宴请的是当年在任的总督和副总督，随后是最高法院的全体法官及法庭的主要成员。他委托斯图亚特为他本人和妻子各画了一幅肖像，此举于他甚是相宜。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的生活大概都算得上阔绰体面。即便他一生中真的别无建树，单凭斯图亚特绘制的这两幅肖像，也足以确保夫妻俩出众的容貌不被世人遗忘。

他们将八个子女抚养成人——一个女儿是他和第一任夫人所生，其他四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则由他们所生。其中那个前程远大、性格讨人喜欢的儿子查尔斯，却在毕业于神学院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夫妻俩婚后生育的其他子女在父亲1820年去世之后全都健在。塞缪尔的遗嘱公开之时，人们发现这是一份篇幅很长、内容丰富的文件，有些部分显然不是出自他的律师之手。其中一篇是对约翰·洛威尔的赞誉，此人是塞缪尔的好友，并被他指定为遗产执行人。他的财产估价近120万美元，很可能是当时波士顿数额最大的一笔私人财富。因此他去世后，他的遗孀和所有子女都能过着按照当时标准堪称富裕的生活。“一代过后，又是一代。嗅着芬芳的帕尔马紫罗兰，瞧见一只古色古香的摩洛哥针线盒，都令我想起一位慈祥的老妇人。她一身黑衣，头戴孝帽，坐在洒满阳光的客厅里的一张扶手椅上做着针线活儿……她叫凯瑟琳·阿特金斯，是塞缪尔·艾略特的遗孀……我熟悉这座住宅里的所有子女，我也熟悉这里其他所有的成年男女，他们更加勤劳尽责，待人友善、真诚，渴望履行对上帝和友邻应尽的义务，在同辈人中出类拔萃。”在一次纪念活动中，已故的亨利·李曾经这样说起查尔斯·艾略特之前的整个艾略特家族。

西奥多·莱曼——现在将话题转向这位外祖父——与塞缪尔一样善于把握时机，却又有自己的特点。他的父亲萨克·莱曼在缅因州的约克县当了60年牧师。他生于1755年，从童年时代直到去世前夕，他都因相貌英俊而惹人注目。1786年，他与第二任妻子莉蒂亚完婚，她是塞勒姆的乔治·威廉姆斯的女儿，也是曾先后任职于华盛顿和亚当斯总统内阁的陆军上校蒂莫西·皮克林的外甥女。他们的女儿玛丽·莱曼，便是查尔斯·艾略特的母亲。婚后不久，西奥多·莱曼迁居波士顿，经营西北公司的皮货和东印度公司的一些商品，赚了不少钱。之后，他冒险投资数家新开张的纺织公司，这些公司正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几条河边兴建纺织厂，他担任其中几家公司的财务主管。西奥多因品行端正和才智过人而备受尊敬。他立志成为真正的绅士，养成慷慨豪爽的气度。至少妻子在世时，他一贯热衷于宴请社会名流。冬天他住在城里一座宽敞的宅邸里，夏天则住在沃尔瑟姆。

他在沃尔瑟姆的住宅，被公认处于当时波士顿近郊的最佳地段。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洗礼，它依然美丽，大自然经过人的巧妙利用，“将会为我们不断创造宜人的景色，随年月推移而更具风韵”，他对此一直记忆犹新。西奥多修建宅邸，建造了几条路，铺设了一条长长的林荫大道，布置箱型树篱，筑坝蓄水，使水面倒映出广阔的天空，同时搭建了若干个暖房。西奥多精心设计的沃尔瑟姆住所，表明他品味非凡，眼光独到，能将自己从雷普顿和惠特利书中学到的园林建筑知识付诸实践。他在暖房里栽种了许多凤梨之类的外国植物，还从英格兰引进了家畜和树木。“他为妻子备了一辆马车，这在当时并不多见。”S. P.希尔斯夫人写道，“他的女儿玛丽经常骑马外出，我曾听威廉·艾默利先生说起剑桥市的人们如何驻足欣赏这位年轻漂亮的小姐纵马骑行的优雅身姿。”

就这样，早在传主出生之前的三十多年间，他父亲和母亲的双方家族，都在波士顿和沃尔瑟姆逐渐奠定了那种令其备享尊荣和奢华的优越社会地位。

塞缪尔·阿特金斯·艾略特，塞缪尔的儿子，查尔斯·威廉·艾略特的父亲，生于1789年，在国王教堂对面的豪宅里长大成人，1817年进入哈佛学院学习。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牧师，他当时年轻，一向谨遵父命，于是进入哈佛神学院修习有关课程。但父亲在他毕业当年不幸离世，塞缪尔·阿特金斯猝然放弃了牧师职业，远赴欧洲游学两年，其间“他掌握了大量音乐知识，学会了许多演唱技巧，并对花园、公园和游乐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寄回家的一封封信中倾诉了一个聪颖而认真的年轻人的心声：他虽然渴望上进，却又好像在异国他乡无法找到激情、乐趣和意气相投的伙伴。阿特金斯回到波士顿时一定感到轻松和宽慰，此后他再也没有出过国。回国不久他便与玛丽·莱曼结婚（1826），婚后（1829—1830）他在灯塔街街首建造新居并迁居于此。这所31号住宅坐落于如今州议会大厦草坪的西侧，毗邻现在的唯一神教联盟大楼。房子南面正对波士顿公园，从东面窗户可以俯瞰约翰·汉考克故居的花园。从建房到家装布置的账目清单至今尚存，其中绝大部分家具、帘幔、瓷器和银器购自英格兰。这些记录既可以复原一百年前一个公认的波士顿富裕之家的实际生活情景，还能证明与他同期、同阶层的其他英格兰人如何谨遵前辈教诲养成记账的习惯。

想必是老西奥多·莱曼批准了这些预算，因为他支付了所有的费用，作为馈赠这对年轻夫妇的一份厚礼。在那座可以眺望波士顿公园美景的房子里，夫妻俩生活了许多年，他们的子女也渐渐长大成人。附近还住了不少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亲属，主要有住在靠近佛农山街首的三家莱曼家族的人，以及艾略特三姐妹各自的家庭：灯塔街上朝东与艾略特家相隔几户的本杰明·吉尔德夫人，住在公园街上的乔治·蒂克纳夫人和埃德蒙·德怀特夫人。

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在得以幸存的五个子女中排行第三，是唯一的男孩。他于1834年3月20日出生在灯塔街的家中。他的名字分别随艾略特家族的两位叔叔——查尔斯和威廉。此前我们已经提到查尔斯的英年早逝，而威廉·哈弗德是在1831年去世，不过这个男孩的父亲当时正努力从不同的方面着手继续他的善行。

一直盼望有个男孩的艾略特夫妇，终于迎来了这个结实的小家伙。但是他的出现委实令全家人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全都认为，凡是生长在这个家庭的男孩女孩成年后理应漂亮。这个刚刚出生的男孩身上带有一块丑陋而显眼的胎记，这片肿胀的猪肝色疤痕几乎布满了整个右半边脸颊，一直延伸到嘴边，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对这块疤痕视而不见，或是过目即忘。在他的传记中对它刻意回避也同样很不现实，就像在描述尤利乌斯·恺撒的容貌时不提他的秃顶，或是在为腓特烈大帝立传时忽略他的驼背一样荒诞不经。男孩脸上的这一严重缺陷，使他自己觉得特别怪异，也将对他的童年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

他的母亲从一开始便明白这块胎记意味着什么。每当她俯身朝向这个无助的孩子，猜想他未来的命运将会怎样时，目光总忍不住落在这道疤痕上，同时意识到她必须学会对它视而不见。这块胎记可能会使艾略特成为其他孩子嘲弄挖苦的对象；可能会使他性格越发孤僻，动辄将思路转移到自己身上。他将几乎不可避免地变得拘谨寡言，因而有可能在与同龄伙伴相处时显得心虚胆怯。总之，这块疤痕将令他的心灵终生蒙受磨难，而她身为母亲也得尽早培养儿子勇于面对挫折的男子汉气概。值得庆幸的是，她本来就是一个遇事能够泰然处之的女人。

不久，男孩根据别人的表现渐渐觉察出自己的不幸。他一定意识到别人总会忍不住多看他一眼，自己总是引起其他孩子久久的注视。波士顿公园与艾略特的家隔街相望，是当时城中所有儿童的游乐场。男孩们在这个喧闹的露天学校有了很多体验，他们由着自己的性子结成一个个小团队。灯塔山的富家子弟跟北端的贫民区子弟们常常打架，对此小艾略特并不反感，只是人身侮辱对他的伤害更甚于落在他身上的拳头。H. P.沃尔考特博士引述艾略特的堂姐查尔斯·米尔斯亲口对他说的话，为艾略特的冷漠离群辩解：“你准知道，他小时候被其他小孩撵出波士顿公园，就是因为他那张脸。”他不能忘记这些经历。哪个孩子能够忘记呢？艾略特天生敏感多疑，无法借助情绪的宣泄消除内心的苦闷。所以他必须对他人的目光视若无睹，对别人的议论听而不闻，他在小小年纪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过早地习惯于那种不与他人亲近的生活。父母教导他学会思考自己所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并且从自己勇敢和正确的行为中寻求慰藉和满足，“向外而不是向内看；向前而不是向后看”，早在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的系列格言广泛流传之前，艾略特就不知不觉地开始奉行其中的这两句劝诫之语，多年后，这两句话经常挂在他嘴边。这些警句都是确保生活幸福的古老而又珍贵的秘诀。但是有一段时间，艾略特似乎比其他大多数孩子更加无奈，只能在家人中选择朋友，当时他主要的玩伴是家中的四个姐妹和莱曼家的几个表兄妹。的确，他六七岁便开始上学读书，不过没有迹象表明，当时他除家人陪伴外还有别的朋友。时隔30多年，艾略特在回顾自己的童年时代时说道：

对我而言，童年时光不如后来的岁月那样充实美好。有人说，童年柔软而温暖的小径尽头，是两扇金色的大门，门外便是成年崎岖而又寒冷的道路；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说，一旦走过这两扇金光闪耀的大门，人生的光辉便会日趋暗淡。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太容易忘记童年时代的那些痛苦、悲伤和恐惧是多么鲜明，多么真实？太容易忘记那些不易为我们察觉的许多欢乐？长大成熟后，不再畏惧那些大孩子，特别是家住梅森街和北端区的大孩子，也不再害怕那些想象中的鬼怪和盗贼，担心它们出没于一间间漆黑的屋子，藏在床底和壁橱中，躲在幽暗的小树林里，隐匿于偏僻海岸上的岩石间，每念及此，我感到无比宽慰。年幼时心里浓厚的痛苦情绪其实被我们淡化了。成年之后，我曾目睹一个杀人犯被一把双柄利剑砍下脑袋，当时心里比较平静，不像当初在拉丁学校几次瞧见同学当众受罚那样满心恐惧，战栗不安。

艾略特最早是在自己家中上课，由萨姆纳小姐为年幼的他、亚瑟·莱曼和萨拉·莱曼教小班课。这两个男孩常常躲在后门口台阶下的一只木箱后面，用玩具气枪对着萨姆纳老师瞄准发射，用这种方法吓唬她。后来艾略特被送到一所专收男女幼童的家庭小学，“位于鲍登街上的一所私人住宅，由库欣姐妹俩开办”。七岁时，艾略特又被转到一所私立男校，该校由托马斯·罗素·沙利文牧师开设在公园街教堂的地下室里。三年后，他进入波士顿拉丁学校学习，时任校长是伊普斯·萨金特·狄斯威。该校的学生几乎全部出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毕业后就读于哈佛学院。它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同类学校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只是它“在办学上因循守旧”——主要课程是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外加一点历史、写作和朗诵课。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曾在该校待了三年，比艾略特低两三级，他讨厌这个地方，说它“是个枯燥、守旧、死气沉沉的教学机构，光线昏暗到极点的一间间教室里，每天都在进行一种犹如军事操练般刻板而乏味的常规训练”。这样的评价似乎有些尖刻，艾略特本人后来倒是乐于回想拉丁学校的课程是多么单调，范围过于狭窄，与他后来倡导的开放而有趣的课程形成鲜明对比。在他先后就读的三所学校中，他没有从哪门课程的学习中找到乐趣，或许只有“朗诵课”除外，直到在拉丁学校的最后两年接触了希腊语和拉丁语诗歌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一次次轻松出色地做着练习，他承认通过这些练习，自己的记忆力得到了训练，并且学会了专注于某项指定的任务。他毕业时在毕业典礼上用拉丁语致辞，并至少四次被指定在“学业展示日”上当众朗诵。

“我无意阿谀奉承议会”，其中一次以此开场；40年之后，他仍然能够背诵一大半丹尼尔·奥康奈尔的演讲《论爱尔兰侵犯法案》。有趣的是，他每一次获奖居然全是因为上场朗诵。演讲术在1840年代风靡一时，所有的大人物全都登台演说或布道。显然，公开演讲对这个孩子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正是一次次的“朗诵”证明了他是怎样毅然克服自己的缺陷。他早在15岁之前似乎就已经告诫自己，绝不要因为脸上的疤痕而羞于面对听众。

多年以后，他在波士顿拉丁学校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说，用十分简洁的语言描绘自己当年天真稚嫩的形象：

我坚信，如果我们经常温柔而欢快地回忆自己儿时的模样，定能从中获益。我承认，对于那个在1849年从拉丁学校毕业后穿着胀鼓鼓的夹克衫前往大学的少年，我始终怀着深深的怜悯和敬意。他那时候矜持、勤奋、自有主见，并且志向远大。他在令人眩晕的悬崖边缘踽踽独行，却浑然不知脚下的危险。我经常回想起当时年幼的自己，在我阅尽三十年世事的目光注视下，他显得与现在的自己截然不同，当年的这个孩子理应赢得成年后的自己的尊敬。我从一个如此值得称道的孩子长大成人，我将这视为我今生来世赖以保持希望的最坚实的基础。

一旦查清所有的事实真相，大概不难看出，这孩子受到的名副其实的教育，大多得自课外传授。

艾略特的父母不遗余力地培养这个唯一的儿子。他们让艾略特学习木匠工艺和木制艺术，并为他在灯塔街街首的住宅里安装了工作台和车床。他们还为他装配了手动印刷机，艾略特与拉丁学校的一名同学一起排版、校对，然后印刷出若干份学校周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艾略特几乎没有向该报投过稿。房子里经常响起音乐，传出歌声。艾略特天生拥有一副美妙动听的歌喉，喜欢演唱不同的声部。因此，鉴于他从未学会完整地认识一份乐谱，我们可以推测，父亲鼓励他唱歌，是为了让他自娱自乐，并没有要他在音乐上投入很多精力。

他的户外娱乐活动同样值得关注。我们不妨假设，自从艾略特在七岁那年进入公园街上沙利文先生的小学后，他开始摆脱家长的看管，那种自由随性的状态，无异于那些经常在波士顿公园玩耍的男孩。此后，他从家到学校抄近路就得横穿波士顿公园。尽管灯塔街或拉丁学校和北端区的孩子们经常在公园打架，使这个地方有时充满了危险和刺激，尽管小艾略特经常在这里遭人耻笑，他还是管它叫作“一个可爱的儿童游乐园”。在艾略特父母的印象中，这里原先是一座奶牛牧场，一条条蜿蜒的小径，一片片宽阔的绿地，以及位于其间的一个蛙塘，依然透出天然而诱人的气息。牧场西端的下方是新建的波士顿公共花园和巴克湾，那片可供游憩的空地上遍布着一个个水波荡漾的池塘和一栋栋色彩鲜艳的公寓。在波士顿公园的两三个角落，艾略特与其他男孩玩着简单时兴的球类游戏，根据季节分别玩跳房子和弹珠子游戏，冬天则乘雪橇滑行。一年四季他们随时都会沿着公园外围的人行道赛跑。如果能在这些消耗体力并不断重复的赛跑中胜出，可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因为它全程超过一英里，对男孩们的腿部力量、呼吸能力和勇气都是一种考验。夜里躺在床上，艾略特依然能够分明感受到街对面的波士顿公园的存在。春天，风儿携着阵阵泥土和绿草的清香从他房间那扇敞开的窗户飘进来，连路面散发的柏油味儿也无法将其掩盖。冬天，他可以倾听榆树和椴树冰封的枝丫在寒风中嘎吱作响。一个夏天的傍晚，他听见“几百个男女在习习凉风中一起行走，脚踩沙砾小路发出沙沙的声响”。轻柔悦耳的各种声音时时在他的屋里响起。他乐于谛听这些声音，只要他活着，他就巴不得这些声响一直欢快地回荡在自己的记忆深处。

艾略特很小的时候，父亲便选择纳罕作为家人炎夏避暑的住地。纳罕是一道长长的海岬，几乎就是一座小岛屿，从林恩附近一直朝南延伸，距波士顿仅十二英里。浩瀚的大西洋上涌起的波浪冲刷着怪石嶙峋的海岸，阵阵海风吹过几个牧场和冰蚀山崖，其间有几道小小阻隔的一片盐沼地——它已经成形——或者说，经过一点旨在“改进”的人工干扰，在1850年代基本成形。其中尚未成形的就有参议员洛奇的父亲J. E.洛奇买下的一块地，他还把这块地四周隔断，以防外人“擅自进入”，因而伤了邻居间的和气，惹出不少麻烦，为此艾略特不喜欢洛奇一家人。自从少数波士顿人开始将纳罕作为家人盛夏的休憩地以来，它一直是美国著名的避暑胜地。作为早期开发者中的一员，塞缪尔·A.艾略特买下了一块地。19世纪中叶美国建筑师设计开发的美式乡村住宅造型古怪，了无生趣，令他反感——多亏他察觉到这一点。于是，他仿照“希腊神殿”造了一座住宅。房屋与周围极目可见的岩石、牧场和大海的自然景色颇为协调，显现出特有的魅力。

艾略特从小到大，每逢夏季总是在纳罕度过七八月份。一次，他已经到了能够随大人外出的年纪，于是他们便带他参加了一次例行野餐。当时他要么嘴馋，要么就是特别淘气，全家人只顾围着篝火准备晚餐，把饿着肚子的他撇在一旁。小家伙回不了家，只好在不远处独自不停地转悠，心头怨恨难平，急剧膨胀，眼看就要发作。好像没有谁注意到他。人们开始用餐，燃烧的篝火噼啪作响，火苗欢快地舔着装满海鲜杂烩的铁锅底部。他实在无法忍受，必须采取报复行动。他突然大发雷霆，抓起几块石头，朝野餐者和海鲜锅猛掷过去。当时的情形实在可怕，令人终生难忘。

每次在纳罕度夏，艾略特成天待在户外，游泳，划船，学习掌舵，岩边垂钓，牧场上采蘑菇，驱车骑马。他虽然参与这些休闲娱乐活动，但并没有达到娴熟掌握其要领的高水平，跟人们现在对游艇比赛和越野骑马的热衷，甚至跟当今的男孩对现代体育运动的痴迷，都不可同日而语。当时陪伴他成长的人中，没有谁特别喜欢那些活动。不过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倒是更加有利于他熟悉农场和海边生活中的各种活动。父母允许艾略特拥有一匹“温顺而活泼、名叫布瑞连特的”马，条件是布瑞连特的一切都得由他自己照看。于是他最大的乐趣便是骑着布瑞连特到处兜风。他“驭马有术”，从儿时起就是一个勇敢无畏的骑士和马夫。

这些“休闲娱乐”在长辈眼里可都是正经事。尽管小艾略特参与这些活动只是出于幼稚的动机，但它们的确有助于他逐渐成熟。亨利·亚当斯说过，当时的大多数新英格兰男孩论智力早已不是一般的男孩：“本来他们从10岁开始就完全可以接受成人教育，与那些适合入学读书的英国和欧洲男孩相比，他们至少成熟了五岁。”冬天学校放长假时，艾略特最喜爱的消遣（从12岁到15岁）就是外出游览，有时和父亲一起，有时和其他孩子一起，实地察看弗罗辛厄姆在《波士顿之围》中提到的一个个革命营地的旧址和战场。他也数次探访母亲度过童年时光的沃尔瑟姆，和几个表兄弟或是在小溪边树荫下嬉戏，或是走老远的路去农场和乡间探险。

每逢星期天，他们得参加国王教堂举行的两次礼拜。当天早晨，一家人两两并排列队沿着灯塔街走向教堂，进门之后，艾略特夫人和孩子们坐进从后倒数第三排紧挨中间过道的厢座，艾略特先生则跟他们上方楼厅里的唱诗班坐在一起。下午这一行人不像早晨那样步履轻松，艾略特夫人落后先生一两步，小艾略特和姐妹们也总是掉队，他们好歹总算走进教堂。入座以后，又可能表现出腹饥难耐的样子。他们的父亲这时正坐在楼厅上，距离天堂毕竟比他们近几英尺，正向唱诗班成员分发一些薄荷糖，好让他们在唱诗时头脑保持清醒。每个星期天傍晚，艾略特全家会一起唱圣诗和颂歌，艾略特喜欢这样的时刻。在做礼拜和唱诗之间的一段空闲时间里，孩子们不得做游戏，只能阅读“好书”。但是艾略特常常躲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在那儿翻看了书架上所有狄更斯的作品。有一次，他的母亲低头发现了他读的书，但没吭声，“只是俯身吻了吻他”。虽有规矩限制，书却照读不误。当时威佛利小说依然对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而艾略特也始终相信它们是最精彩的传奇故事。没有人为他朗读——他的母亲书读得很少，但艾略特在房子最边上自己的卧室里大量阅读。常常是熄灯就寝时间一到，他就偷偷地开始读书，借助小心置放于两张椅子并拢的椅背上的一根蜡烛所发出的光亮。这种做法虽然巧妙，但一定会损害他的视力，不过父母和他本人都未意识到他需要戴眼镜。其实，他的父母似乎还不清楚他的近视程度已经很深。餐厅的两扇窗户之间立着一座黄铜水晶大钟，艾略特常常得从餐桌边站起身朝它走去才能看清时间。午餐时候随时看钟，对他而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下午去拉丁学校上课，他想按时跟几个朋友会合，结伴通过容易发生摩擦的波士顿公园。但是父亲并不理会，反而训斥艾略特不该从餐桌旁一跃而起。在家长迫使孩子们遵守的饮食起居制度中，有不少斯巴达式教育的苛刻成分。每天晚上，一只锡制浴盆都会装满冷水，放在艾略特的卧室里，好让他第二天早晨跳下床后直接坐进浴盆里。夜里水温越来越低，有时甚至还会结冰。这孩子却经常将盆里的水泼洒一些在地上，把浴巾弄湿后搓揉几下，没有洗澡便去用早餐。多年以后，他很喜欢向子女和孙辈讲述自己当年玩弄的这套伎俩。

显然，这个拘谨缄默的年轻人大量时间都在与他的长辈相处。他的母亲本性纯朴，举手投足却又不落俗套，表现出良好的教养。她始终从容镇定，从不怀疑她本人奉行的准则及自己所处的位置有什么问题。作为回报，波士顿令她终生备受别人的钦羡和喜爱。她因不事张扬的风格而成为一个大人物。有人能感受到她坚强的内心世界，有人能看出她的美丽和善良。她端坐在茶几后面的那副姿态不会令人反感，甚至也不会吓到哪个孩子。其实，每个初次与她相见的孩子都会被她深深吸引。不过，无论谁走进她的房间，真正感到为难的是如何努力振作精神，表现出优雅的风度举止。她依据一套简明易懂的行为准则遵守礼节，她的家是子女学习传统礼仪的课堂。这些礼仪包括遵守与人相处时的若干行为规则，诸如不要将手放在脸上或头上，不要坐立不安和随意走动，避免各种粗俗的姿态，不要随意做毫无意义的手势，坐姿要端正，别跷二郎腿。“我发现，”艾略特在70岁那年说，“年轻人一般都是这样坐[身子朝后仰，并且在椅面上渐渐往前滑动]，还要两腿交叉，致使[一条腿的膝盖搭在另一只上]。”他从未有过如此表现。

如果有谁愿意敞开心扉和那些聪明人一起喝喝茶或是马德拉酒，聊聊白天发生的事情，那么灯塔街31号便是绝佳的去处。当时有许多人频繁造访此处。在一叠未发表的回忆文集里，长女玛丽（后来成为C. E.盖尔德夫人）这样写道：

父亲和母亲都很热情好客。他们喜欢准备丰盛的晚宴，一般邀请14位常客，有时是另外几对夫妇，更多时候桌上的客人清一色全是男士，但母亲总坐在餐桌的主位上。冬季如果天气允许，这样的宴会大概会有三至四次，但是殷勤招待朋友和年龄稍长的侄儿侄女，已然成为父母亲的习惯。父亲在剑桥的两个朋友，杰瑞德·斯帕克斯先生和J. G.帕尔弗里博士，随时都可以与我们一起共进晚餐。西奥多舅舅和查尔斯舅舅是出入最频繁的常客，一般是在傍晚时分顺路拐进我家，与母亲交谈一阵。他们聊着家里的事情，查尔斯舅舅有时会讲一些趣闻逸事……兄弟姐妹们经常议论时政，因为他们，包括母亲，全都由衷地关心公共事务。波士顿港及其防御工事的建设，为我们的社交生活平添了一抹令人愉悦的亮色，因为它为这座城市和居民送来了一些木工程部的优秀军职人员。他们的总部一般都设在垂蒙特大厦。记忆中第一个是博伊斯上尉……然后是弗吉尼亚的汤姆·卡特先生，前来看望我们。他弟弟查尔斯·雪利·卡特，是查尔斯舅舅的同学，他跟母亲早在沃尔瑟姆时便已相识。墨西哥战争之后，他的表兄罗伯特·E.李，时任陆军上校，曾率军驻扎在沃伦堡一段时间。他曾在斯科特将军手下任职，提起自己在军中的种种冒险经历，如何一次次侥幸逃生，屡建奇勋，他总有说不完的故事。我们兴奋地听他讲着，那些表兄弟有时也会围拢过来。被一群小家伙簇拥着，他心里非常得意。他的脸很滑稽，刚刚还是一副严肃的表情，霎时间就变得笑容可掬，两眼炯炯有神。

西奥多·莱曼舅舅于1834至1835年任波士顿市长，其间一帮反天主教的暴民纵火焚烧了乌尔苏拉修道院。一次，他冒着生命危险从歹徒手中救下了加里森。塞缪尔·A.艾略特也曾任波士顿市长——从1837至1839历时三年——他出动枪骑兵镇压了臭名昭著的宽街暴动。小艾略特最初几次的不幸遭遇，只是在波士顿公园与北端区的孩子发生冲突，还有探寻革命战场遗址时在废弃的空地上与几个爱尔兰男孩狭路相逢，因此在他看来，家里的男人能够直面那些暴徒，实在是幸事一桩。

艾略特的父亲既有才干，外表也很耐看。他相貌英俊，仪态不凡，从早到晚始终穿着燕尾服和深灰色裤子，一直是这身当时高贵绅士的标准装束，直至去世当天。无论说话还是出行，他都有些过分拘泥于礼节。不过人们愿意见到他身居高位，得到民众拥戴，而且他用非凡的才能激发了大家的信心。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市长一职，他还被派到州议会工作了几年，之后又在国会任职。1850年他在国会接手先行离职的某个人的工作，直至此人任期结束。还是在国会，他追随韦伯斯特先生，并投票赞成《逃亡奴隶法案》，从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奴隶制这样的问题上，他与当时的保守人士和北方的富裕阶层人士一样持中间立场。他谴责某些黑人支持对其有帮助的“机构”，不与废奴主义者来往，为此遭到《解放者》专栏文章的痛斥。他虽然投身政界，但并未将其视为职业，因此后来自动离职时，大概也没有感到后悔。而且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当时的一些选举机构，正逐渐放松对候选人在财富继承和社会地位方面的要求。经历相似的一些人士，正转向各种慈善事业和带有民众福利性质的慈善机构，释放自己对于公益事业的热情。塞缪尔·A.艾略特也是其中一员。

他热衷于经典音乐的普及，1834至1847年间任波士顿音乐学院院长，并且成功地将音乐引入波士顿各公立学校的课堂——波士顿可能是美国最早在公立学校开设音乐课的城市。他曾任国王教堂的执事和教堂业余唱诗班的领唱。他和他兄弟威廉在纳罕共同创立了联合教会，以便让不同教派的牧师能在一座教堂里主持宗教仪式，此举当属早期为数极少的尝试之一。在一个名为“狱中监管会”的机构里，从主管到主席的每一个职务，全都不可思议地显示了当事人自愿参与监狱改革的工作性质，而这些职位似乎全由塞缪尔·A.艾略特本人在不同时期亲自出任过。他是波士顿福利协会的首任会长，该协会属于最早一批探望和赈济穷人的世俗组织。倘若塞缪尔没有将精力用于如此繁杂的事务之中，他可能会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名望。他付出的种种努力全都值得称许，涉及领域之多实难胜数。

这些一定是小艾略特在家里听到的部分日常谈话内容。大人们当然也谈到了哈佛学院。

波士顿所有的体面人家都会送自己的儿子去哈佛读书，所有从拉丁学校毕业的男生都预备或希望进入哈佛深造。塞缪尔·A.艾略特从1842至1853年任哈佛的财务总监，并且是七人小型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其间，约西亚·昆西、艾德沃德·艾维利特和贾瑞德·斯帕克斯曾相继担任哈佛学院院长，塞缪尔·A.艾略特先后与他们共同合作，商讨有关事宜。尽管三位院长都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社会名流，但由于种种原因，后两位院长在任期间的表现却差强人意。当时哈佛学院似乎迫切需要建立一座天文台，塞缪尔·A.艾略特身为财务总监为此筹集资金，并为监督天文台的建设忙得不亦乐乎。他还帮助斯帕克斯为《华盛顿传》（Life of Washington）收集资料。他的妹夫乔治·蒂克纳，当时就在位于波士顿公园对面公园街上的家中撰写那部西班牙文学史。蒂克纳当了十五年文学教授，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尝试引入选课制，仿照德国大学的做法在学院实行改革。在坎布里奇，他的姐夫安德鲁斯·诺顿是神圣文学教授——该学科当时处在发展早期饱受争议的阶段，同时也是哈佛学院唯一神教研究领域的一位中坚人物。哈佛学院及其各项政策与事务，似乎理当受到艾略特家族的特别关注。

通过塞缪尔·A.艾略特为几个子女写的一本小书，我们不难窥见他主要的神学观点，后来他将该书题为《圣经之我见》（Observations on the Bible）出版。作者采用马赛克式的拼接手法，探讨了《圣经》的创作，没有追求那种死抠字眼式的精确，却恰到好处地传达了本质内容。他认为《圣经》并非按照一种字面意义所理解的“上帝的语言”，还谈到《圣经》的创作仿照了东方文学特有的夸张手法。有鉴于此，任何人阐释这部作品，都需要具备理性与良知。但他同时认为，上帝已经选择希伯来人作为启迪人类的工具，《圣经》的作者们因此虽非完全但基本上得到了启发——所谓“上帝已经向他们发话”，意思是说，上帝已经将他的意旨灌输到希伯来人的心灵与头脑中。塞缪尔·A.艾略特逐一论述了赎罪论、人心堕落说、因信称义和“加尔文教派的其他教义”，字里行间透露出怀疑甚或愤慨的意味。他还将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合成一神）论斥为“荒谬”。但是他相信耶稣复活和奇迹降临。他说道：“兴奋与激动，是不为基督教义所容的两种情绪。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之所以创立，是为了对人类的心灵和品格造成永恒不变的影响，而不是产生转瞬即逝的情绪……”

当年的波士顿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一个遍布砖瓦房和宜人花园的小城，没有哪个居民区清一色只住着富人，不过在灯塔山上布尔芬奇设计的州议会大厦周围，簇拥着一幢幢造型美观的建筑，由此可以俯瞰山下，从低矮的屋顶直到港湾里船舶上的旗杆和桅帆，全都尽收眼底；或是在傍晚时分远眺波士顿公园，观赏大海退潮后无边的落日余晖。这些往昔的景象只有通过传闻、史籍和回忆录才能复原。随着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当年许多家道殷实的人开始追求世界一流的享受，诸如高档的红酒、奢华的晚宴、精巧的瓷器、避暑胜地和乡村农场，还有一些室内卫生设施。可以看出他们仍然保持了18世纪清教徒一样严肃古板的传统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当时刚刚摆脱加尔文教派清规戒律的束缚，不能追求享乐、放纵自己。即便是查尔斯·艾略特的姑父蒂克纳，虽然热心倡导波士顿市民学习外来文化，却也随声附和别人的看法，说塞缪尔·A.艾略特不但在国王教堂唱诗班担任领唱，而且还邀请唱诗班家境较差的其他成员到家中练唱，实在是有失身份。当时的体育和娱乐活动极少，然而冒险精神却在一派富足的环境下悄然萌生——无论在海上还是陆地，商业还是金融领域，发明创造的初始阶段还是新思想的萌芽时期，种种机遇与风险同时并存。

我们已经用不少篇幅着意刻画清教徒及其后裔冷峻阴暗的形象，因而容易忽略他们生活中光明的一面。艾略特成长于斯的这座城市，快乐地感受到推动它前进的一股新生活的浪潮。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都不会对它散发出来的活力无动于衷。

已经被人称为“新英格兰文艺复兴”的这场运动（名称虽然有些古怪倒也名副其实），当时正在蓬勃发展。波士顿人相信自己的国家，相信自己的城市，相信自己的时代——对于任何一个地区的民众而言，这通常都是绝无仅有的。他们既不留恋某个早已辉煌不再的黄金时代，也不愿翘首等待现世痛苦势将终结的天堂。解放的时刻已经来临，令人充满希望。波士顿已经看见了这一天黎明的曙光。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愿意承认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是错的，却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许多纠正错误的举措正在开始实施，忙于纠错本身似乎是一项幸福的事业。一条发展之路正在他们眼前伸展，吸引他们本着务实与仁慈的精神一次次踏上冒险的旅程。他们已经赢得了政治独立，建立了共和制度。他们绝对相信这一制度。清教徒历来相信——如同他们信奉某个基本信条一样——按照上帝的旨意，他们应该追求自己的个人价值，“做事时勤而勿惰”。尽管清教徒的主要教义依然受到尊崇，但唯一神论的突然出现使人们对自身内在价值的信念逐渐复苏。因此，成功的商人既赚到了金钱，也赢得了名声。这个社会正在恢复活力，如同一株青翠的月桂树一样茁壮生长。文学和艺术正前所未有地在这个大陆得到发展，紧接着，突然出现了一种神学，一个热衷于演讲术的学派，一群历史学家，一派文学繁荣，等等，很少有什么能像它们的应运而生一样如此令人喜悦。唯一神教派在呼吁摆脱阴郁的加尔文主义传统的同时，已经开展了几次颇有争议的抗击，并且在马萨诸塞州整个东部地区的大多数教堂以及哈佛学院和上流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自从唯一神教派通过斗争取得胜利并进而有所成就以来，人们可以礼貌地声称唯一神论派并不怎么计较涉及教义的问题。这一教派的牧师仍然保持了基本等同于他们清教徒前辈特有的尊严和地位，其中不乏优秀人才，无论教养、口才，抑或身上体现出的基督精神均属一流。在他们的引导下，人们终于摆脱了人性本恶论这一笼罩在心头的噩梦，不再担心上帝会报复自己。人们也无须等候救赎的奇迹最终灵验。每个人都可以发掘自己内心深处的美，并遵从符合自己道德良知的那个上帝。人类生来就被赋予使自己的心灵趋于完美的各种潜能，这一本性需要后天的信任和帮助，并逐步进化为“充满善意的、完美的手足之情”。“伊丽莎，你是否会在教堂下跪，称自己是个可怜的罪人？”艾略特夫人向一个加入美国新教圣公会的朋友问道——“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人都绝不会那样做！”道德高尚的生活和乐善好施的行为，正在取代其他时代和不同社会中以宗教狂热为其本质特征的自我反省与精神折磨。F. L.奥姆斯特德1846年在给一位大学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想让自己成为世上有用的人，想给别人带来快乐，让自己有助于改善社会状况，加快迎接美好时代到来的准备工作进程，同时还有其他许多数不胜数的愿望。”他不仅道出了青年人的慷慨豪情，还表明这个时代道德水平普遍上升的趋势。利他主义的事迹不胜枚举。黄金时代已初露曙光。

与州议会大厦比邻而居的艾略特家人，出入家中都会经过头顶上方斯图尔特为其祖辈绘制的一幅幅精美肖像，他们整天忙碌于国王教堂和哈佛学院的各项事务，仿佛是在自家忙碌一般。他们是同时代人中的典型。他们与这个庞大家族中令人钦佩的同辈，以及更多值得尊敬的朋友一样，在同一股浪潮的裹挟下奋力向前。几乎所有被新英格兰作家和牧师称颂的思想，都来源于同阶层像他们这般优秀的人；几乎所有集中体现新思想的有益的制度，都正在由他们和亲友以及与他们类似的人建立，加以巩固。他们的地位观念和公共义务意识从本质上体现出一种贵族的身份。他们无法不对自己和未来充满绝对的信任。乐观主义的情绪，一种开朗豁达的精神，一种面对世界时出于健康心理的朝外和朝前的观察方式，都越发在他们中间蔓延并得以强化。

“我不是从唯一神论信仰中找到灵感与力量，”晚年的艾略特这样说道，“而是从一出生就开始接触唯一神论，从小受到它的熏陶；……我天生就是一个唯一神论者。”他应该可以补充一句毫不掺假的实话，说他天生的性情和后天的教养预先确立了他对民主、利他主义和科学方法的信仰。哈纳克说，一个人“能够思考、说话，却绝对不能做出与他特有的个性和年龄不相称的事情”。查尔斯·W.艾略特特有的个性与年龄完全相称，在这方面没有人能跟他媲美。他从刚刚孕育于母腹开始，便适合在波士顿逐渐成长，并度过青春岁月，正如桦树种子适合播撒在山坡上，或是柳树适合生长于溪流旁。一种罕见的多方面自相协调的个性形成了。时间还将证明，这种个性在历经许多重大变化后仍然丝毫不受影响，并且将它奇特的完整性一直保持到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