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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任教职

任教于哈佛学院——行政工作——化学——塞缪尔·艾略特破产——婚姻——1858年的划船比赛——与库克的关系——调至劳伦斯理学院——美国南北战争——理学院的改革计划——罗姆福特教授席位——吉布斯受聘，艾略特离职

1854年秋，艾略特被任命为哈佛学院的“数学助教”，同时成为哈佛教授会的一员，于是他在未达到法定年龄之前便开始参与学校事务和政策的讨论。教授会当时包括十三名成员：除艾略特以外，还有三位导师、八位教授，以及新当选的校长詹姆斯·沃克。作为一名未婚的导师，艾略特应校方要求住进一栋学生宿舍楼，并且在所谓“住宿委员会”中任职，这意味着他得承担维持学生宿舍和校园秩序的责任。

艾略特的数学助教任职一直持续到1858年春季。

在校生认为他过于呆板和严厉，有时还爱管闲事。当时哈佛依旧保留着一套包含种种烦琐规则条例的过时制度，一位认真尽责的住宿管理员自然很难指望受到学生们的欢迎。艾略特经验不足，据说常常过于较真。此话或许可以理解为，在履行监督职责时，他比大多数同事更加认真谨慎。他的任务是要让那些跟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学生遵守秩序，这使他本已显得严肃的行为举止，肯定又多了几分冷峻。

他在讲台上可就比较幸运了。“查尔斯·艾略特是我们的数学助教，他十分公正，举止文雅。”一位二年级学生于1860年写道，“同时，尽管他冷静得出奇，还是比其他任何人更受欢迎。”当然身为教师，艾略特既能胜任教职，又受到学生尊敬，而且，鉴于他很年轻，人们对他不能再有更高的要求。迄今尚无证据表明，会有哪些学生走出他的课堂后，还能怀着热情和特别的感激回忆他上课的情景。但他显然迅速开始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例如，在登上讲台的第二年，他和自己的助理助教詹姆斯·米尔斯·皮尔斯一起站出来，批评那种通过提问考察学生的惯例。提问者是来自监事会的若干名“视察”委员会成员，人们本能地以为，学生们面对的这些委员，对学科知识一定有所了解，却不料他们显然对课堂教学一概不知。艾略特和皮尔斯说服了起初不太情愿的教授会，同意他俩依据笔试的结果为学生评分。于是他们倡导的考试改革扩展到全院。为了增加三角学这门课程的趣味性，艾略特动员了12到15名志愿者组成一支测量队，该队勘测了整个校园的地面，在图上标注每幢建筑和每棵树木，接着又将自己的测量工作延伸到邻近学校的一些区域。他们绘制的地图成为哈佛首张精确的校园平面图，现存于学院图书馆。

教学任务和管理工作以外，艾略特还能抽出时间在库克的化学实验室做点研究。由于学院当时还没有针对优等生注册的正式规定，他对于库克和斯托勒来说，就是一名自愿师从他俩的学生，时间长了，又成为志愿助教。1856年，艾略特第一次有机会独立开设化学课，因为那年秋季，此前一直在医学院和哈佛学院授课的库克和医学院的几位教授发生争吵，学校决定由他接替库克教完医学院该班本学年的剩余课程。这是一段有益的经历，但他随后得出的结论是，当时的医学院基础相当薄弱，院方一再容忍低到可悲程度的整体学业水平。

1858年春，哈佛学院聘任艾略特为“数学和化学”助理教授。随后三年他同时在数学系和化学系任教。

考虑到后来情况的发展变化，我们在涉及艾略特任教于哈佛数年的少量记录里，居然发现了足以显示他行政能力的证据，这本身很有意思。前面已经提到，他与皮尔斯一道开创了书面考试的制度，之后，他将注意力转移到实验设备、考试、地图编制等事项上。他主动提出，如果学院允许他与剑桥煤气公司签订合同，为他住在其中的学生宿舍供应煤气并装配煤气灯，他愿意负责所有必要的谈判及准备工作。虽然在沃克校长看来，使用煤气灯可能远比蜡烛和鲸油灯危险，艾略特终于还是征得他的同意，而且时隔不久，经过最后的操作示范，所有学生宿舍全都用上了煤气灯。艾略特的信函档案显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考虑到他的专业是数学和化学，这个原因似乎很关键——当初学校没有通过图书馆工作人员，而是由他经手从德国订购文理科各系的书籍和期刊。19世纪60年代初，艾略特开始记录书刊的价格，负责包装、付款和航运等事宜，同时还要办理海关的通关证。而在19世纪50年代，学院和现在一样常常委任教授会的若干特别委员会，以便考虑这件事、汇报那件事，或者处理另一件事。艾略特经提名加入的几个委员会提交的若干份报告系由他本人执笔，或是带有他条理清晰和严谨务实的个人风格，好像他这个委员通常包揽了委员会的所有事务。后来沃克校长着手将原有的班级拆分成人数较少的一个个小组，他要求艾略特为所有班级及小组设计一份会议日程表或示意图——这项任务好比还原一幅错综复杂的拼图。学校正在建造的阿普尔顿教堂眼看竣工无望，艾略特又受命接管此事。他在整项工程的最后几个阶段实际扮演了监工的角色。艾略特十分喜爱并敬重沃克校长。站在布道坛上，校长会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感染力，而且他平时一贯具备难能可贵的道德品质。可惜他并不擅长处理行政事务。在沃克临近退休的1860年，艾略特通常在召集董事例会的前一天晚上去他家里，帮他拟出一份翌日的议事日程。艾略特后来表示，听到沃克校长在会上说，“我看诸位不妨休息片刻，以便艾略特先生起草一份决议”，董事们的讨论旋即中断时，他突然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拥有某种特长，能够言简意赅地起草书面报告。

我们不妨从艾略特写给特贝茨的一封信中摘录一个片段，以此结束对艾略特最初几年教学经历的简要回顾。他在信中就哈佛教授会议事过程表达的见解，但凡曾是这个一贯公正的机构成员的人，都会予以认同。

致西奥多·特贝茨

1856年3月13日

……在最近几次的教授会会议上，我不时听到“修改”“变更”“改善”等词语，甚至还有屡屡遭到滥用的“改革”一词。现如今，“改革家”一词早已成为一个轻蔑的绰号，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头衔；还有一个更糟的名称，有时送给某个格外狭隘、自私、虚伪而又刻薄的人——跟他作对的人称其为“伪装的慈善家”。教授会就像一只反刍动物，长时间地反复咀嚼一团反刍的食物，慢慢地使之易于消化；接着是渐进而无形的吸收过程，因此旁观者察觉不出这一动物的成长和壮大。

保守主义的总部就设在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中。政治领域的保守精神远不像学术领域的保守主义那样僵硬和顽固。我越来越瞧不起教育、政治和科学领域的种种理论。理论本该用以简化知识，而不是令其更加复杂；本该助长知识而不是阻碍其进步。一个人围绕少许事实建立的理论，犹如一面墙壁，通常会将自己围堵在内。幸好人类不能围堵真理的海洋——如今海滩上早已竖起一道道石墙。对于一个人而言，摒弃某种曾经被他接受的理论，实不亚于一场艰巨的斗争。如果加尔文下了地狱，他在那儿遇到的一个主要麻烦，无疑是他发现地狱并非遍地都是婴儿的尸骨；如果去了天堂，他也不可能目睹那些被罚入地狱的恶人饱受折磨，原本期待的乐趣将注定落空。三角学不是数学课程中最有意思的一门——练习太多而原理偏少。教对数应用这门课，跟教乘法表非常相似，两门课对于教师几乎同样乏味，对学生来说又都挺难。你离开住宿委员会后，还没有一件宿舍管理工作要我去做——自从七月份你叫醒我的那个夜晚起，我再也没有在两分钟内穿好衣服；提到七月这个词，我觉得有点发冷，因为想起众所周知的冷月原理。天啊，就在此刻，楼上哈罗德（？）的房间响起一阵讨厌的嘈杂。维持宿舍秩序的差事真是讨厌，无论是逃避职责，还是履行职责，都同样令人反感。两害相权后者轻，尽管从事这份工作，会造成某些不良后果，其中之一，便是教师的威信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楼上吵得越来越厉害了，竟然唱起歌来，可现在已过了夜里11点。我想我最好还是赶紧集中精力去处理一下此事，就此搁笔。但愿能尽早从你那里得到另一份更有利于我们的简报。

你诚挚的，

查尔斯·W.艾略特

艾略特在二十岁生日时说：“也许我这辈子总会有钱足够自己用，此外还能留一些给其他人。我在任何情势下都能自立自主。”但在1857年，这一美好的前景突然破灭。一家有塞缪尔·A.艾略特为其匿名股东的棉花代理商公司，由于轻率担保陷入困境，加上当年爆发了经济恐慌，紧随而来的信贷紧缩迫使公司因资不抵债而破产倒闭。显然塞缪尔·A.艾略特与公司的业务经营没有紧密的联系，所以他的过失充其量只是轻信合伙人。他是否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法律责任，并不取决于法院的裁定，因为，正如安德鲁·P.皮博迪博士所说：“他拒绝接受别人提出的任何解决方案，只同意交出自己的所有财产，从以往能体面地拥有并使用充足财富的高贵地位，骤然沉沦，或者确切地说，是继续升华，直到进入一种贫穷却愈显其高贵的境界。”依照当时的法律，他妻子的资产也应用以清偿他的合法债务，于是艾略特夫人将继承自她父亲遗产的资产，包括灯塔街的住宅，全都与丈夫的财产一道变卖抵债。艾略特夫妇赢得了朋友们的敬佩与同情，但在塞缪尔·A.艾略特当时的年纪，这次破产自然使他的商业生涯归于终结。

查尔斯发现自己面临的现实是，除了身为教师的一份薪水和外祖父莱曼留给自己的遗产，他在经济上不可能再有别的指望。此外，他的父母亲突然断了生计，家中还有三个尚未出嫁的妹妹。遭遇这样的变故，弃教从商对于他倒也完全合乎情理，但他从未真正考虑过放弃自己选择的事业。的确，他和他的父亲都令人钦佩地表现出一种安之若素的态度。老先生在家财尽失的当晚照样酣然入睡，查尔斯依旧继续从事自己在哈佛学院的工作，同时挺直了腰杆，迎接肩头骤增的负担。法国人说：“金钱上的损失总归能够得到补偿。”然而一个人在全部财富化为乌有之际能够毫不慌张，这足以证明，他已经懂得今后他要达到的各种人生目标，而金钱不会对此产生多少作用。

查尔斯1857至1858年的个人档案显示，他当时已经开始当家。他能做出明智的判断，并且深受他人信赖。每当有相关事宜需要处理时，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人们往往胆怯地避开他父亲，而来找他提问题，出主意。查尔斯可以凭借一己之力为家庭增添一大笔财富，因为外祖父留给他的遗产已经增值到四万美元。他将其中的一万两千美元转到母亲名下，另外拿出一万八千美元，在剑桥市柯克兰街上利用诺顿家的一块地皮建造一幢并联式别墅。（值得一提的是，安德鲁斯·诺顿的夫人正是塞缪尔·A.艾略特的妹妹。）爱德华·卡伯特先生的建筑公司把本公司的办公设施借给查尔斯使用，他在办公室里绘出新房子的平面图。他监督了整个施工过程，后来又将父母和三个未婚的妹妹安顿在并联式别墅的西半边。当时他被提升为助理教授，随之增加的工资也使他得到一些补贴。

面对这场灾难，一个人虽说不至于仓皇失措，还是多少会有些消沉。许多人遇到挫折，蒙受损失，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以优雅的姿态坦然面对现实。灾祸的重创犹如迎面袭来的一股疾风，令人魂飞魄失，过后只剩下理想的幻灭和心绪的纷乱。艾略特夫人饱受重创，因为此前她从未经历过任何微小的变故，从出生、成长，结婚、养育子女，再到渐渐步入晚年，她都一直生活在同一片小天地里；而现在，顷刻间，她的整个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原先所有的日常消遣也随之消失。全家搬到剑桥后，塞缪尔·A.艾略特怀着由衷的喜悦开始适应新的环境，甚至驾着马车兜风也能让他舒心惬意。至于他们的儿子，这场严酷考验对他自然造成的影响之一是，他的自主意识因此得到了强化，也因而更加寡言。此外，他还尝到了时事艰难、老友变脸的苦涩滋味。不过另一方面，他发现那些经受住磨难考验的朋友越发显得可爱。帮助过他的朋友当中有西奥多·莱曼和他的妹妹加德纳·霍兰德·肖，他们对人既慷慨又体贴；另外莱曼与艾略特之间的亲密程度，可能超出以往任何时候。

柯克兰街上那幢并联式别墅的东半边，将成为艾略特自己的家。1857到1858年一直沉溺于苦恼情绪之中的他，终于从恋爱中找到慰藉。艾伦·德比·皮博迪小姐是伊弗雷姆·皮博迪牧师的女儿，他从1845年起担任国王教堂的牧师直至1856年去世。艾伦是艾略特三个妹妹儿时的玩伴，艾略特11岁时就认识了她，他一直觉得她聪明漂亮；不过现在见她又是“另一番模样”。她比艾略特小两岁又三个月，身姿轻盈，个头中等，有一头浅棕色卷发和一双顾盼有神的蓝色眼眸。她那快乐而善良的气质，按照某人的说法，能够异乎寻常地给人带来幸福。她富于想象，风趣，开朗，惹人喜爱，常常觉得像自己这样一个人，理应关心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她喜欢风景画，对写生素描也有一定造诣。在她周围通常洋溢着的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已经有一些年轻男士开始或多或少地向她表达爱慕之情。在舞会和其他聚会上，相较于艾略特，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本来都肯定更容易向艾伦献殷勤。艾略特身材偏高，面有疤痕，拘谨含蓄，谈吐生硬，更加可悲的是，丝毫没有年轻人本该轻易流溢焕发出来的青春气息，因而像是一个拘谨严肃、毫无魅力的追求者。可是他目标明确，另外，皮博迪夫人是富家女，后来嫁给收入菲薄的牧师为妻，历经世事的她懂得人品和才能比财富重要，因而尽力成全艾略特。艾略特后来说：“皮博迪夫人的尽力成全非常有效。”至于艾伦·皮博迪，她和艾略特的恋爱起初本来很难有什么浪漫可言，但她凭直觉看出这位木讷的追求者生性善良，只是不善表达而已。

在一沓旧信中夹着这样一张字条，寥寥数语却意味深长。

致艾伦·皮博迪

1858年3月30日，星期四

亲爱的艾伦小姐，恳请你让我在今晚8点左右与你单独相处片刻。

查尔斯·W.艾略特

那是一个春色宜人的夜晚，皮博迪夫人建议这一对年轻情侣出门走走。当晚艾略特向艾伦求婚；不出一个月，艾略特就宣布了他们的好消息。

致西奥多·莱曼

1858年4月25日

亲爱的老兄，我订婚了！和艾伦·皮博迪！！真是不可思议，是吗？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也感到兴奋——之极。我将很快见到你，详情容待面告。

诚挚的

查尔斯·W.艾略特

皮博迪夫妻俩收到的一封祝贺信中写道：“他有如一根挺拔的雪松木柱，坚定，稳固，永远屹立在原地。”雪松木柱未加修饰，不屈不挠，能够抵挡日晒雨淋——但凡知道他这些品质的人，谁会否认信中的比喻形容贴切呢？艾略特本人也一定对这个比喻感到满意。

婚礼前八天，艾略特写信给亚瑟·T.莱曼，内容如下：

我原先对订婚和婚姻幸福的憧憬一定不会落空，可是无法确信订婚和婚姻就是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因为迄今为止我发现，每到新的一年，我们都会肩负更加重大的责任，或许还要面临一些严峻考验，但同时也越发深切地感到满足与幸福。有人说童年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知道你和我都觉得事实正好相反。我们从未习惯于枕着玫瑰入睡，也从未急于追求所谓生活的享乐，但愿我们都能通过长期的阅历，在人生价值、友谊和爱情中领悟幸福的真谛。

你至诚和至亲的朋友

查尔斯·W.艾略特

1858年10月27日，国王教堂，乔治·帕特南牧师在五十位亲友的见证下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在搬进剑桥的新家之前，艾略特夫妇在位于森林山的盖尔德夫人家中住了四天。艾伦在那里写信给母亲，声称她不知该拿查尔斯怎么办好。“他不停地咧着嘴笑，我真担心他的嘴以后永远合不拢。”

订婚期间发生的一段小插曲和随之出现的一封信不可不提，事关查尔斯河流域一次著名的划船比赛。这次比赛曾屡经报道，因此对哈佛人无须任何解释。对于其他读者而言，只需指出这次比赛之所以令人难忘，除了艾略特当时是哈佛划船队的一员，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其中之一是，他和另一名队员将红丝巾带到队里，让每个队员缠在头上，以此作为识别标记——采用深红作为哈佛标志色的做法即源于那些头巾。此外，他们这一队划的是一种特别赛艇，在哈佛历史上属首次使用，并以学院的名字命名。这种六人赛艇代表着查尔斯河划船史的一个时代。它装有舷外桨架但没有滑座，由一名头桨手脚踩滑轮杠杆操纵船舵。赛艇来回划行一英里半的赛程，因此划到中途需要调头。艾略特身高6英尺，体重138磅，亚历山大·阿加西划头桨。其余四名队友是当时的在校生。

信封上注明，此信是在霍尔沃斯二号馆中写好寄出，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半开始动笔。

致艾伦·皮博迪

1858年6月19日

亲爱的艾伦，……多么适合比赛的一天啊！堪称完美——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不热，无风。如果今晚六点的天气还是如此，那么这帮爱尔兰人一定会为击败哈佛拼尽全部力气。克劳宁希尔德准备划尾桨，所以我还是老位置——第三桨——也是我最喜欢的。所有人，就我听到的消息，都认为哈佛队必输，当然也很有可能是这个结果，但是除非碰上意外，否则我们这次比赛时的划行速度，准会超过以往任何一支美国队或爱尔兰队，就算我们输了，也不至于给自己丢脸。我的确想赢而不是输，不过输赢其实根本无所谓——划船毕竟不是我的职业，也不是我的爱好，它只是一项娱乐、消遣，一项健身活动。我一定记住你的嘱咐，尽一切可能照顾好自己，在体力充沛的状态下使劲划桨，不带一点儿勉强。这三天我一直在进行划桨练习，弄得手指僵硬，跟一个搬瓦工人差不多，致使我信里的有些字看起来歪歪扭扭，严重变形。今天下午我将十分想念你，如果我们赢了的话，我情愿只见到你一个人站在哪一扇窗口，也不想瞧见几千人同时站在许多窗口，虽然我估计到时候会有那么多人。他们与我有何相干，我怎么可能不牵挂你！我明天也会很想念你，没你相伴的星期天不能算真正的星期天。站在那些车前和你挥手道别，瞧着你独自离开，这真是一场煎熬。但愿我今后不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多次面对类似情景，因为我一点儿都不喜欢。现在我得就此搁笔，再写下去，这场比赛大概就将提前定下输赢。

星期天早晨8点半

好！真好！！太棒了！！！我们出色地击败了所有对手，并且创造了划完全程的最快纪录，用时19分22秒；第二名用时21分20秒，我们领先1分58秒赢了他们，比分差距拉得很大。艾伦，这里场面绝对壮观——所有观众都在为我们助威，而且观众真的很多！我们刚一出现，人们就开始鼓掌呐喊。我敢说，我们看上去很“抢眼”——潇洒地沿着河边的一栋栋建筑划过去，然后回到起点我们的位置上，紧紧挨着裁判船。接着我们看到那些对手——魁梧的爱尔兰大汉，身上全是饱鼓鼓的肌肉。克劳宁希尔德说，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很快史姆因喊了声“预备”，随后打响了信号枪。桨刚开始划动，克劳宁希尔德就弄弯了自己的桨架，我们慌了手脚，船身随即摇晃起来，一开始我们没能如愿领先其他船队。看见两艘绿色的赛船飞快地驶到我们前面，我心里顿时感到莫大的恐惧。姑娘们[他的几个妹妹]站在胡珀博士家楼上的窗口，看到我们没有领先，心想我们肯定彻底无望了。你如果当时在场，也准会吓得不轻。好在我们立即恢复了平衡，开始奋力划行，我们的船飞速向前，仿佛出现了奇迹——我们开始赶超其他对手。我的感觉棒极了！刚刚划完前半英里，我们几乎已经将所有爱尔兰赛船撇在身后，只有两艘算得上我们的劲敌，其中一艘基本与我们并排，另一艘稍稍落后一点。一英里赛程结束时，我们划着船行驶在最前面，同时看出自己极有可能夺冠。我们船左舷一侧的力量比右舷一侧强一些，（此时库克前来祝贺我，我只得暂时搁笔，我还得进城，去国王教堂聆听亨廷顿先生的布道，最后一次和家人在我们的专用包厢里做礼拜。）因此我根本没必要费那么大力气，同时还能定下神来发现我们的船行驶在最前面，而且很有可能第一个到达转角桩。就在我们将船完全转过身开始往回划之际，距离我们最近的那艘船加速冲过来，船首差点撞上我们的船尾。不过那船刚刚转过一半身，我们的船已经完全转过身，不等他们的船完全转过身就已经划出去老远，拉大了两船之间的距离。最后半英里赛程，紧随我们之后的爱尔兰船队开始奋力赶超。克劳宁希尔德发现后喊道：“加油，伙计们，他们追上来了！用力划啊！”我们鼓足了劲奋臂一划，将那艘绿色的船甩在身后，按照阿加西的说法，如同走过一根柱子般轻松。啊，这难道还不过瘾吗！男生们说艾略特很激动，我记得自己当时觉得特别愉快，一点儿都不累。古德温亲耳听到一名二年级学生站在霍利斯馆的台阶上叙述这一赛事，他向我们转述了这名学生的原话——“艾略特热血沸腾，对卡斯喊道‘加把劲儿，伙计！'（他管卡斯帕·克劳宁希尔德叫“卡斯”）所言大抵不差，我相信。到最后半英里时，人们使劲呐喊，拍手，高声喝彩，他们的助威让我们士气大振，划得更加卖力，更加出色——我们赢得特别漂亮，把第二名远远甩开一大截。我们还赢得了多么热烈的欢呼声啊！这些爱尔兰队员表现得很有风度——和我们握手，爽快地认输——每个人似乎都沉浸于狂喜之中。剑桥的小伙子们都没想到我们会赢，于是越发乐不可支，先是在波士顿街头大声喧闹了一阵，接着又把这股狂欢的情绪带到了剑桥。

皮尔斯教授、阿加西和亨廷顿都赶来波士顿观看比赛，然后又乐滋滋地回到了剑桥。亨廷顿昨天只顾扯着喉咙使劲狂呼，今天嗓音都已经嘶哑了。

还有其他许多趣事想必你也乐意知道，只是我得在五分钟内将此信送到邮局去，否则就不可能如我所愿，让你星期一收到它。如果我顺着比赛的话题再多说一句，就来不及说我对你的爱有多真诚，来不及说如果昨天你也在比赛现场，我会为我们的胜利乐成什么样子，也来不及说我是多么渴望听到你的消息。告诉我近来可好，有没有什么开心事，另外，你什么时候回家。

你亲爱的

查尔斯·W. E.

书不尽言，容当稍后再叙。

致艾伦·皮博迪

1858年6月22日

……当我从邮局收取你的几封信时，感觉就跟比赛即将开始前完全一样，些许忐忑、愉快、激动，还有一点敏感，一种特别的心理变化。我迫不及待地开始读这些信，因为我今天休息——其他的事情都得先放一边……

输了比赛的几支船队提议为纪念7月4日独立日再举行一次比赛，赛程为六英里——顺着那段流域两个来回——哈佛队也再次参赛。比赛之前，对方的一支船队把船划到哈佛队旁边，然后说：“你们这些伙计又要赢了；你们那条船，我们可是划不过。我们缺钱，而你们并不等这笔奖金花。如果我们拿到第二名，希望能跟你们平分一等奖奖金。”第一名的奖金是100美元，第二名是50美元。尽管哈佛队不是为了奖金而来，还是理智地认为，如果让第二名和第一名的奖金一样多，比赛就会失去意义。于是哈佛队声称他们愿意将一等奖中的40美元让给福特山队，而不是50美元。哈佛队即便在显示自己的慷慨气度时也照样恪守原则，通过这一巧妙的改动，既能为福特山队提高奖金额度，又确保两队都同样在10美元的激励之下比赛，争夺第一而不是第二。想出这一解决方案的人是数学系的助理教授吗？不妨验算一下；针对原先那道难题，解决者提供了唯一正确且无比正确的答案。想出这个答案，靠的是瞬间闪现的灵感，还是代数的帮助？哈佛队最终成为这场六英里划船赛的赢家，他们越过终点线时，紧随其后的是那些一直牵挂着10美元的竞争者。然后，某人把福特山队的一名桨手叫到一旁，交给他40美元——人们都觉得不妨假设此人正是艾略特。艾伦·皮博迪后来自然听说了这个故事，而且当时在场的人们大概听到了她银铃般的笑声。之后几个学校之间又围绕有些参赛者的赛手资格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而艾略特总喜欢解释说，他不能以一名业余桨手的身份发言，因为他似乎早已是一名职业队员。

到了1859年，库克的实验室开始狭小到两人在一起彼此多有不便的程度，虽说博雅斯通馆建成之后它已经宽敞了不少。实验室由库克做主倒也在情理之中，不巧他生性敏感多疑，一旦觉得自己的权力受到侵犯，就会心生戒意，偏袒谁时也是毫无顾忌。艾略特申请并获准在大学馆的地下室里自费配备了一个小房间，以便能够“不受打扰地独立工作”。库克也时常陷入一些人际纠葛。时任基督教伦理教授兼哈佛学院传教士的F. D.亨廷顿博士，由唯一神论转而信奉新教圣公会教义，整个剑桥对此议论纷纷，库克的实验室里也发生了一场关于神学的不愉快的争论。

艾略特在圣诞节期间给库克写了一封和解信，很快收到他的复信：“……你希望我向你指出一条摆脱目前困境的途径。我想到了两条途径，两条相当体面、同样公平的途径。第一条，我们应该形成一种共识，要心怀以前的志向，为了达到同一个目标而合作共事。第二条，你应该放弃化学，将精力转到某一门应用学科上。我本人倾向于第一条；第二条途径，按照我的看法，并且考虑到学院的现状，将更有利于你的进步。既然你和我的学科没有任何关系，你从学院毕业之后，又没有对它投入多少时间，因此你若是改变目前的计划，将不会遭受任何损失。当然，如果将来的情况能够确定，眼下的问题也容易解决……”

艾略特在一封写给诺顿的信中流露出内心的不满，尽管他按照自己特有的习惯在信的结尾坚称，衡量情绪的天平已偏向“高兴”这一端。

致查尔斯·艾略特·诺顿

1860年9月18日

……我一般都会对一学期初开设的背诵课稍感厌倦，尤其是对数学背诵课。我希望能教自己最感兴趣的学科课程，我用业余时间开展该学科的研究，可是我现在每教一节化学背诵课就得教四节数学背诵课，而且看不到改变这一现状的任何希望。有时候，我也为学院发给我的薪水过于微薄而苦恼，特别是在跟其他年轻人相比之后，因为我发现他们的工作没我多没我好，领的工资却是我的双倍。不但如此，学院的工作挤占了我大量时间，为了继续进行原有的科学研究工作，我只能拼命工作，将体力消耗到极限，甚至超过了极限。你对那份研究报告多有好评，令我深感欣慰，因为我从头至尾都热衷于整个研究，知道这是一项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严谨缜密、符合需要的研究。它已经得到一些人士的称赞，我也非常重视他们的评价。唯一让我感到伤脑筋的，就是我只有很少的时间能用于更多类似的研究。为了不让你见到这番议论后心生误解，以为我总能找到埋怨自己命运不济的理由，我还是把话挑明了为好——其实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我更幸福，或者说，谁有更充分的理由比我……

几个月之后，劳伦斯理学院的一项安排，使艾略特终于摆脱了博雅斯通馆的不愉快的工作环境。埃本·霍斯福德，理学院的化学教授，主动辞去了他在实验室的职务，1861年7月起由艾略特接替他主持该实验室的工作。劳伦斯理学院化学系当时的财务状况并不理想，但它在其他方面相对独立，并不隶属于学院（此处区别于大学），而且该系拥有的资金和资源其他系也不能使用。艾略特从此不用再教数学，并且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和学生。

将来哪天谁能出任哈佛的校长，这一问题始终受到高校圈内人士的持续关注，就好像谁有朝一日能成为英国首相或下一任美国总统候选人这个问题，想必永远将会吸引英国众议院和美国参议院议员的兴趣。有时候在剑桥，似乎不会有人因为过于年老或年轻或其他原因而不被某人推荐，当然这位推荐者将没有最终决定权。这一引起普遍猜测的特殊做法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无疑很受欢迎，同时也不会有任何实效。尽管如此，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艾略特年仅25岁时就开始成为大家预测的对象，因为A.S.希尔在1860年6月12日写信给他说：“听说你即将成为哈佛大学校长，再见……”

随着南卡罗来纳的萨姆特堡要塞打响第一枪，美国南北战争就此爆发，之后艾略特主动投身于任何一项能够在剑桥市开展的战时工作，诸如志愿警卫军械厂，马萨诸塞州开始实施征兵制后帮助计算剑桥市的兵员配额，指导学生的基础军事训练。艾略特似乎已经拟定了旨在利用劳伦斯理学院对军官进行专项技术培训的计划，可具体是些什么计划现在没法搞清楚，反正最后全都不了了之。与此同时，学院的日常工作仍需照常进行，所以当时战争对人们日常习惯的影响，并没有我们现在想象的那样严重。此处不便详述此事，但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值得一提。直到1864年秋季，新生注册人数才下降到和1857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同样低的水平。按照最近的一种说法，北方慢慢地“进入战争状态”。

1861年至1862年的寒冬，由于艾略特父母全都身患重病而显得异常难熬。当时没有职业护理，他夜里经常需要长时间守护在父亲或母亲的病榻边。1月29日，他的父亲去世了。

战争进行到第三个年头，艾略特被任命为骑兵团陆军中校。当时他助理教授的任职刚刚到期，而且他知道，或者料到自己不会晋升为教授。艾略特生前曾叙述过这段人生插曲，并经人整理成一篇简明生动的报道发表。鉴于该报道刊登在一份编排质量上乘的杂志上，因此艾略特有可能在它出版前收到过校样。“1863年6月，我收到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教授转来的一封信函，发出此函的是安德鲁州长，当时兼任内战时期马萨诸塞州所有军官的统帅，他聘请我担任正在马萨诸塞组建的一个骑兵团的陆军上校。从战争爆发至今，我一直是哈佛学院军事演习部的一名指挥官，况且，我又十分喜爱马和骑术。这是一项对我最具吸引力的提议，我很想当即接受。不料洛威尔教授却嘱咐我最好仔细考虑一下，他说这一决定关系重大，另外他对我是否有权接受此项任命表示怀疑。于是我将此事认真思索了一番，并且再次开始用心寻找一副有助于我达到正常视力的眼镜。我的视力很弱，时至今日，我始终未能找到一副接近正常视力的眼镜。由于这一生理缺陷，我与许多健身运动和体力劳动无缘，多少次与人接触时，也不能迅速认出对方，及时做出反应。经过反复权衡掂量，我开始担心自己当不了骑兵团的指挥官。由于视力不佳，我无法率领该团开展骑兵部队理该常有的快速军事行动。我肯定没法看清前方的地形。其次，我自己家里的实际状况也得考虑。当时妻子有两个幼子要抚养，母子三人的生计全靠我一人维持。我的母亲不久之前失去了丈夫，而且在1857年的经济恐慌中与父亲一道失去了所有财产。我是她唯一的儿子。我的岳母也是一位遗孀，而且跟我提过多次，希望我能够帮助她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培养成人。[其中一个即将升入大学，另一个年满15。]军方没有征召我入伍，只是聘请我出任军职。出于这些考虑，最终我还是通过洛威尔先生，谢绝了安德鲁州长的聘请。”除了视力不好，艾略特具备了成为一名优秀军官的大多数品质，他也一定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时，内心一定经历了艰难和痛苦。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西奥多·莱曼已经携妻一同远赴欧洲。以下这封艾略特写给莱曼的信，清楚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所思所感。

致西奥多·莱曼

1861年8月5日

亲爱的西奥多，几个月来一直打算给你写信，挨到暑假才真正有时间动笔。战争占据了我们一半的时间和思想——自从萨姆特堡沦陷以来，我完成的工作还不到平时工作量的一半。迄今为止，我觉得我们更多感到的是满足与骄傲，而不是厌恶，但我有过三四次令我厌恶透顶的体验——第一次就发生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周，第一周的星期五，我当时在城里，大约一点半的时候，忽然间，我看到街上所有人看起来都异常激动，充满敌意，很快我听一些沿街奔跑的陌生人说，第六团此刻正在巴尔的摩的街头作战。我两天前见到那些军人列队开赴前线，对他们有一种早已相识的感觉，同时我们陷入极度恐惧，担心华盛顿在我们的军队到达之前，就被早有准备的敌军占领（当然是马萨诸塞军抢占了先机——为马萨诸塞三呼万岁），而且你根本无法想象，当我们看到“号外”登出的那封电报时，全都恶心到什么程度。我立即产生了强烈反应，晚餐一口也咽不下去。我们当时全然不知，由那些“主张废奴的可恶的北佬”和一支波士顿轻型炮兵部队组成的两个团，竟能将巴尔的摩把守得严严实实。你必须为一生中的某一行为感到后悔——如果你曾经取笑过国民军，请道歉，忏悔，改过。这些人在接到命令后几个小时便放下一切，身上依然穿着显得特别滑稽的燕尾服，冒着生命危险赶赴前方，估计等着他们的将是一场恶战。不瞒你说，你瞧见这些人脸上带着北佬庄重的神情，列队经过自己身边走向火车，这时真不知应该欢呼还是流泪。喉头好像堵了一大块异物，只觉得浑身热辣辣的，一时间很不习惯。

两三天前我看见这支国民军从战场归来，他们全都显得朴实、勇敢，训练有素，一点没有我们以往想象中的那种拘谨。他们当中四分之三的士兵和军官将要重返战场，连续服役三年。即便是那些沾染了浮华习气的城市兵，如二营、四营和士官生教导队，也都发挥了作用。没有他们向其他连队的一些普通士兵悉心传授训练和作战技术，这些士兵训练结束时不可能升任军官。话虽如此，上述城市兵在国民军中最不值得称道。我再次心生不悦，是由于贝塞尔市的失守——事情虽然不大，却反映出我方军纪不严，准将及其以下的各级军官普遍缺乏经验。最后更糟糕的是，我军在卡纳萨斯附近遭到重创，消息传来，这里每个人都感到特别沮丧和悲痛。事实令人震惊，战局明显对北军有利，而且后无追兵，官兵却夺路溃逃。与这可耻的恐惧相比，部队中阵亡和负伤造成的实际损失反倒微不足道。我们马萨诸塞[人]的表现不比其他人好多少……人们太没有耐心了——人人都在谈论速战，一年，至多两年。我说如有必要就打十年——战斗到底，永保安宁，挖出罪恶的根子，让我们见证一个伟大的共和国能否打赢这场为了保卫其生命和荣誉的战争。我相信她能够而且终将打赢这场战争。

家中近况，此处不便赘述……

战争有如一团浓重的阴影，不免使他心神涣散，然而理学院的日常工作，加上思考问题，又让他殚精竭虑。他当时集中考虑的，是如何使理学院满足那些有志于投身工程制造和应用的年轻学子的需要。艾略特从教数学课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许多学生在大学四年学习的课程，无助于激发并培养他们的潜力和才能。在他看来，哈佛学院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这些学生四年的宝贵时光。于是他发动班上的学生志愿组成一支勘测队，尝试用这样的方法提高学生学习三角学的效率。同样，1858年，他在为教授会起草的一份记录中记下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结晶学与数学应当结合起来学习，部分原因在于“经验已经表明，虽然部分学生在受到逼迫的情况下学不进任何东西，但他们将认真学习这门实践应用型学科[结晶学]，出于自愿，以及对此类学科的一种自然爱好。似乎有必要给这些学生一个机会，至少能让他们合理利用时间，而不是虚度光阴”。理学院招收的学生，不外乎重实践和重科学的两类。艾略特现在比当初在哈佛学院更有条件为理学院的学生多做些事情。不仅理学院的化学实验室由他全权负责，而且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尤斯提斯教授1862年离校参军后，他还受院方委托负责全面管理工程系的日常事务。1862—1863整整一学年，他担任理学院的“代理院长”一职。

遗憾的是，能够反映艾略特那段时期理科教育理念的资料，大多已不复存在。幸好有一份他在1861到1862年冬天为教授会拟定的《劳伦斯理学院工作计划》，他在该计划一开始便建议，理学院今后应当“为学生提供长达两学年的基础课程，包括一系列按常规必修的背诵课，以及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理学、植物学、动物学、自然地理学、修辞学、法语、德语和绘图的练习课，从而为理学院各系的专业学习和研究打下基础”。该计划继而逐一列出实施细节，最后是一份所有背诵课的课时安排表。这是一项大胆突破常规的建议。首先，它提议理学院应该先对学生进行宽口径的基础训练，然后再让他们接受专业教育。在当时，几乎任何人都能获准注册学习理学院课程，但如果理学院录取了一位报名学习化学的学生，该生就成为——实际上——化学教授的私人弟子。其次，这份计划明确规定了基础学科和基本入学要求，并建议以考试的方法强制实施。第三，它建议理学院应在学生结束四年学习，或证明自己完成相应的学习后向其授予学位，换言之，经过两年宽口径的预科训练和另外两年化学之类的专业课程学习之后，学生才能得到学位。这些建议本身的意义并没有因计划中的若干专门条款而减弱，根据这些条款，院方可以按照教师提出的几乎任何条件破格录取确有专长的学生。该计划是对现有体制的一次公开挑战，但它无果而终。这份计划拿到会上讨论时，起初还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后来便遭到一些人的质疑。人们或许能够想象出当时双方赞成和反对的各种理由，只是并不见载于教授会的会议记录。幸好还有一封艾略特保存在剪贴簿里的信，从中不难窥见他当时的观点。以下是此信的部分摘录。写信人183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865至1889年担任麻省理工学院英国文学和历史教授。

W. P.阿特金森致C. W.艾略特

1862年3月20日

感谢你费心为我解释你制定的几份计划。我对它们很感兴趣，因为多年之前担任中学校长的经历使我深信，你已经设计出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广大年轻学子迫切需要的，正是学习这些课程的机会。在他们当中，有些人现在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有些人则因别无选择而被送进哈佛学院，却发现自己根本不能适应学校的环境。我无法怀疑，本科生中表现出的懒惰和散漫，已经大大超出了在大多数年轻人中理应允许存在的限度。其原因在于，一部分学生本应来到你所在的学院，结果却去错了地方。我曾经遇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非常奇怪的是，极端务实的新英格兰人，在准备从事科学研究和面对实际生活的阶段，能够接受的基础训练竟是如此薄弱。有人认为单一的教育方式对每个人都同样有益，都能为所有的职业生涯打下基础，我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已经普遍受到驳斥——然而，实际上，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训练，不论优劣与否，统统都被纳入高等教育的范畴……

这个国家急需一批主要接受过科学教育而非文学教育的年轻人，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成千上万个岗位都需要这样的学生，如此之多的岗位是那些具有文科思维习惯的学生断难胜任的……

……目前的情形已经表明，单纯的理科教育容易沦为单向片面和比例失调的教育——因此我估计已经出现了一些[针对它的]偏见。我当然希望学校能够采用一套全面均衡的课程体系，并用适当的内容替代古典课程中纯粹的文学教育……

瞧我洋洋洒洒地写了这么多，现在让我回答你的问题，这一问题与公众交流的最佳途径有关。我担心在一般情况下，你可能无法从中学校长那里找到多少帮助。中学工作那样辛苦，为的就是将学生送入大学。中学教师都上过大学，他们擅长教古典文学课程，而不是自然科学。古典课程教材可谓质量上乘，理科教材则糟糕到令人绝望的地步。除了古典文学造诣，公众对一名教师再无其他多高要求，而这往往成为衡量教师综合能力的唯一标准。教师迫于压力，自然将主要精力投入这门公众期许甚高的课程。结果，只有极少数学生为进入大学深造做好充分准备，而绝大多数学生都因学识贫乏而被拒之门外。我们的公立学校按照英国的教育方法能够达到哪些目标，对此公众尚未开始形成自己的见解，你无法获得应有的成功，除非情势迫使他们为你做大量工作……

1863年来临时，艾略特已经进一步加强了对理学院日常事务的管理，并且觉得自己在辅导学生做实验方面开始出现起色。“很好——继续努力！”艾略特在开学之初写于实验室的一张便条中发出这样的感叹，还通过这张便条告诉妻子，实验室比之前又多了三位学生。“什么都比不上诚实、勤勉和条理。”

他助理教授的五年任期即将届满。霍斯福德，继此前辞去化学实验室主任一职之后，现在又辞去应用科学和实用技术罗姆福特教授席位。自理学院创办以来，这一教席归其所有，并一直授予该院的化学家。艾略特自然希望能被授予罗姆福特教授席位。但是到了一月份，新上任的哈佛校长托马斯·希尔却对艾略特提出了一个令他不安的建议，艾略特通过以下这封信，表达了自己对校长建议的看法。

致希尔校长

1863年1月31日

尊敬的先生，对于昨日上午您私下对我提出的建议，我已进行了慎重考虑。我把您的问题理解为——“鉴于罗姆福特教席目前暂时不可能有人接任，你是否愿意屈就理学院化学终身教授，固定年薪为每年1500美元，另外还有权从实验室扣除所有开支之后的学费收入中得到900美元补贴——1500美元的薪金将被视为其中的一项开支？”您当时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希望我及早答复以便在今天的董事会会议上讨论。因此尽管略显仓促，我还是争取清楚地表明我为什么认为该方案不利于学校和我本人。

第一，它不利于学院，因为它使教授的薪金完全依靠学生缴纳的学费。全部薪金均来源于学费，学院承担其中的部分风险，其余的风险则由教授承担。理学院已经吃够了这种职务终身制的苦头——凡是与学院有关系的教师，无不表示该制度不仅理论上欠慎重，实施之后也是弊端重重。况且董事会已经投票通过了学费补偿制度应尽早取消的决议，并明确记录在案。投票日期为1861年10月，不过我想，也可能是十月前后。终身任职制的危害之多，再怎么说都绝无夸张之嫌。化学系以前的情况充分说明这种[人事]管理体制存在诸多弊病，如今工程系也是处在这种管理体制下。

第二，上述提议不利于学院，还因为它将无限期延长理学院入不敷出的状况。工程系的年收入目前和将来都会被教授的薪金和几笔完全不可避免的费用抵消。上述计划一旦被采纳，同样的情况也将发生在化学系，而且理学院的总务费用将没有任何着落，拿不出一点儿钱来维修和改善这两个系极其简陋的设备。理学院既然处在财务状况极不稳定的时期，这一提议会使它承受前所未有的沉重负担——由一个系负担一位终身教授的薪金，而这个系在过去十八个月间日常资金尚且一直周转不灵。

另外，这一计划对我个人而言也极为不利。首先，它牵涉到我的薪金。该计划要求我接受数额与目前相同的工资收入，虽然可能有额外补贴，但完全视情况而定，至于得到补贴的机会有多大，如果仅凭各项公共事务的现状，但凡谨慎小心之人都不会冒昧预测。这一提议本身也表明，董事会将不愿为确保任何此类额外补贴落实到位而承担风险。

其次，您建议我接受终身教授职位，让我这样一个兼有理学院教师和学生双重身份的人感情上难以接受。师生之间言必提及金钱关系，会使双方全都道德沉沦。世上最令我反感的，就是像这样受到利益的驱使的事。

如果我就此止笔，那一定是隐瞒了自己的一些真实想法，因此还得补充几句。鉴于我过去和学院的关系，我认为按照本人的是非观，断难接受您在终身教授职位出现空缺之际提出的这一建议。另外我发现，前任教授过去13年所做的工作，仅仅相当于我最近三学期完成的工作，我相信本人的工作量已经完全达到令董事会满意的程度。罗姆福特教授席位的基金可能不再需要积累，因为其收入已经超出全职教授的薪资。教授在化学系每年开设的大部分课程，都与化学工艺有关，除了管理实验室的工作，他很可能还要开设化学工艺的系列讲座。您昨天对我解释了您为何提议暂缓填补罗姆福特教席一职的空缺，同时提出建议，由州长提议州政府采取行动，从而使理学院有可能增加教授职数。如果任何类似的期望能够成为现实，那么在理学院进行新一轮的工作分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同样，填补罗姆福特教席一职的空缺，也并不妨碍院方做出这些新的调整。坦率地说，我不能理解我们在有望获得新资源的同时，为何还要急于隐藏现有的资源。

尊敬的先生，我已经对您的提议做出了答复，虽说直言不讳，但带着十足的敬意。讨论这一问题时，我恳请您当众宣读此信。

非常尊敬您的，

查尔斯·W.艾略特

希尔校长的言外之意是：罗姆福特教席的空缺也许不会被及时填补。我们不清楚艾略特当时是否领会了希尔校长的这一暗示。显然，路易斯·阿加西和本杰明·皮尔斯当时想将沃尔科特·吉布斯从纽约召回，校长也坚信吉布斯能够为学校带来一些新的气象，艾略特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吉布斯与艾略特无论从哪个方面相比，都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艾略特是教育界公认的一流行政管理者。他一向恪尽职守，并且十分熟悉哈佛大学的传统与行事方式。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从哈佛毕业这一事实也会对他极为有利。另一方面，吉布斯当时年仅40，却已经取得了化学研究的一项重大成就。他的学业基础也远比艾略特厚实，因为他在修完医学院所有课程之后，又相继在德国与巴黎深造三年，潜心研习化学。他喜欢以实验进行专业探索。一方面，他的心智已经日臻成熟，表现出一些优秀的素质，证明自己日后将跻身美国当代最杰出的化学家行列。另一方面，他年富力强，即将迎来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艾略特曾经进行过若干项可以称为独立研究工作的研究，但其中只有一项值得一提，因为它“不那么急功近利，而是纯粹且又急需的研究”，他在写给诺顿的信中称该研究对他而言是“一种莫大的乐趣”。C. L.杰克逊教授说：“多年来，人们一直对它赞赏有加，称它是艾略特和斯托勒的一项关于工业提纯技术一流水准的研究。”他后来补充道：“如今，如果我们对化学研究的实质持更加公正的态度，会认为此项研究虽然没有对化学界做出什么重要贡献，但它毕竟是两人在缺乏正规训练与必需设备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研究的尝试，因而值得肯定和称赞。”当然，他们付出的努力恰逢其时，因为当时的化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无机化学问题，矿石与合金的分析方式和矿物成分的测定方法都还有待设计开发，因而自然会吸引库克及其学生等化学研究者的目光。但在艾略特所有的调查研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对重要和关键的科学问题具有天生的洞察力。如果我们对他经受化学专业训练的过程稍加回顾——此时我们理应如此——其中的不足之处显而易见。他此生只有库克这一位老师和楷模，斯托勒一直被他视为同学与合作者，而不是教师。只比艾略特年长6岁的库克，曾经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自学化学。库克当年读本科时，西利曼在波士顿主讲的一门洛威尔课程激发了他对化学的兴趣。随后他将波士顿温斯洛普街父亲家中的一间小屋，改造成自己的初级“实验室”，开始潜心钻研化学，那股认真的劲头就像如今的许多男孩整日捣鼓一台收音机，以此钻研电学一样。库克在他毕业一年之后的1894年，被任命为哈佛学院的数学讲师，1850年又应校方要求开始对一年级新生讲授化学课程。当时他唯一的实验工作地点就是上文提及的小屋，他唯一可以使用的仪器全都摆放在这间初级工作坊内。学院未曾向库克提供仪器设备和化学制剂，但允许他于紧邻学院面包房的大学馆地下室一角，在自己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添置一些实验工作设备。地下室内没有通煤气，烘焙师傅和库克都没有自来水可用。（他们全都从全校师生公厕旁的水井中用泵抽水。）库克让当时正在读大学一年级的艾略特，作为第一个自愿投到门下的学生，使用这间设施极其简陋的实验室，并且指导他完成一些简易的工作。第二年，库克被聘为欧文化学教授。从此，他除了在巴黎跟随法国化学家雷诺工作6个月，一直在哈佛履行教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实验室内，平时与其他实验室鲜有接触（有一点不得不提，1857年博雅斯通馆建成之时，他的实验室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他的课程与论文都深受欢迎，然而他最大的成就，大概莫过于在哈佛学院及早建立了一间教学实验室，同时创建了化学系，并且他亲自设置的化学专业，在一所美国大学里取得了与其他文科专业同等重要的地位。库克坚信理科应当在大学里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他能够用自己的一腔热情感染他人。考虑库克与艾略特的关系时，这两点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尽管艾略特仍然享有使用库克实验室的特权，但从1854年至1861年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其他工作。1860年，他曾数次抱怨，说自己教的数学课是化学课的四倍；这年年底，库克对艾略特说，既然他在化学上花的时间如此之少，那么及早放弃这门学科，对他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20岁那年，艾略特宣称自己决心成为一名理科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既然如此，他怎会满足于自己这种前期准备严重不足的状况呢？如果他对理科确实发自内心爱到痴迷的程度，他又为何要留在剑桥继续教三角，而不是出国去那些更有机会研习化学的地方深造呢？直到1857年，他既没有缺钱的烦恼，又没有家事的拖累。不能说整个情况的发生，是由于美国当时学术界与科学界普遍存在无知和思想幼稚的现象，与他个人并无多少关系，从而回避这一问题，因为他从小生长在格外进步开明的环境，目睹了一些成功的范例。他的父亲从神学院毕业之后出国留学两年。他的姑父乔治·蒂克纳，是波士顿最早一批前往欧洲大学访学的一位学者。他不仅本人对欧洲大学教育的巨大优越性深信不疑，此后也一直致力向人们灌输欧洲大学无比优越的理念。在当时与蒂克纳年纪相仿的人中，越来越多的人前往德国留学，他们有望成为物理学家、外科医生和科学家的人起初数量有限，后来却在陆续增加。斯托勒于1855年出国留学。艾略特以后的职业生涯与当时的主流思想相契合，即应当相信青年人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难道他自己从未设想过什么才是优秀的理科教育吗？难道他甚至不曾意识到自己接受的教育是多么有限因而亟待提高吗？——抑或化学对他而言，仅仅是他在所有可选的科目中一门自己愿意教的课程吗？难道他对科学不是倾心迷恋吗？另外，他是否执意认为，如果他此生致力完成若干项有意义的任务——不必预先规定具体是什么任务——就是对他的最大慰藉？这也许就是他在父亲的住宅里长大成人之后自然发展的结果。或者，归根结底，他是否坚信，从事教学和行政管理，才是真正符合自己心愿的职业？……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重新考虑艾略特与希尔校长之间存在的实质问题。

似乎没有人存心将艾略特排挤出哈佛大学，希尔校长更是无意于此。可是两人当中只有一人能领取这份薪金，而阿加西和资历更老的皮尔斯一致坚称吉布斯比艾略特更能胜任此职。如果校长本人行政经验丰富，应当能够解决经费不足的难题。然而不幸的是，托马斯·希尔牧师与其他曾主持哈佛事务的任何一位前任一样，只是一名权力有限影响甚微的行政领导。在一般人心目中，牧师只是一种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职业，数学家也是如此。希尔是一位唯一神派的牧师，拥有些许数学天赋。

希尔校长向一个不该就任罗姆福特教席的人提供了化学教授的职位，这一做法给他惹来了麻烦，因为他一开始就犯了错——他竟然请求几位富有的艾略特家族成员提供赞助，以确保艾略特能够持续数年足额领取薪酬。此举显然挫伤了艾略特的自尊心，令他愤懑不已，于是他即刻致函几位亲戚，称他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安排。

致亚瑟·T.莱曼

1863年2月17日

……我坚决拒收任何靠捐赠而筹得的薪金，不论直接或是间接。对于这样的提议我将一律谢绝。我只想接受一个教授职位，定期接受按照通常方式支付的一份薪水。我只是反对任何临时做出而又违反常规的决定，我并不反对募集一笔永久性基金，为哈佛大学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源……希望校长和董事会能够放弃这一令人难堪之极的捐赠提议，在两个人选之间做出取舍。唯其如此，我才能同意不对他们的任何一项决定提出异议……

1863年，校方很难为教授席位募集资金，何况希尔校长平时根本不能激发自己对一项艰难事业的热情。可他并不愿意只面临一种选择。他要求艾略特同意完成本学年的工作，虽然他的任职早在3月便已到期。然后希尔试图逐渐挽回局面，然而他用以替代罗姆福特教席而实施的几套方案不仅根本行不通，甚至还惹怒了有关当事人。一天艾略特收到霍尔法官的一张便条，请他去学院办公室一趟。霍尔当时是校董事会的成员，在董事会议事时说话很有分量。艾略特发现校长也在场。霍尔法官显然扮演了劝解人的角色，他心平气和地说了一番，大意是他不理解艾略特为何很不情愿接受这一看起来挺不错的提议。艾略特详述了自己的几点理由，无意中还提到早在这项建议最初提出时，他就向希尔校长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霍尔顿时向希尔大发雷霆，就像是在法庭上面对一个不守规矩的证人猝然爆发心头怒火。“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先生，你三个月前就知道了艾略特先生明确的看法？——那你认为董事在这里是干什么的？——这件事跟我没关系，今后别再用这种方法来打搅我！”校长无言以对。随后，霍尔法官大步走出办公室，任面露窘态的两人愣了好一阵。

与此同时，希尔校长开始放风说，他认为校方根本不可能向劳伦斯理学院正式划拨罗姆福特教席的专项资金。5月他写给艾略特的一张便笺，似乎为他的话提供了一份纸质凭据，同时也预示着他将做出一项不利于艾略特的决定。艾略特致信董事会作为回应，他在信中声称如果董事会做出取消理学院罗姆福特教席的决定，就目前情况而言，将对理学院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艾略特这封用心斟酌过的信被他留存至今，从中可以看出，他似乎认为希尔，也许还有董事会的其他成员，都能正确理解与理学院现状有关的若干重要事实。总之，董事会随后的投票表决结果也证明了艾略特的批评不无道理。希尔校长在他的年度工作报告中说道：“……董事会，因迫于[理学院]化学系经费短缺，不得不重新为该系分派罗姆福特教授席位。”但董事会在6月12日经投票表决任命吉布斯为罗姆福特教授。希尔补充道：“因此，哈佛大学只能对艾略特助理教授忍痛割爱，尽管他在几个部门表现出杰出的管理才能，对学校的发展弥足珍贵。”这项决议打破了顺位晋升的惯例，不过若是纯粹以有利于哈佛理解的发展为出发点，它倒不失为一项明智的决议。

由此我们发现，艾略特在出任校长之前，曾遭遇令人失望的学术瓶颈时期，也曾失意于某项决策，为此牺牲日常的校务工作，也失去了追求杰出学术贡献的机会，但他蕴含着比普通人更加出色的潜质。我们也不难看出，艾略特的离职及与之相关的一些事件也引发了一番议论。艾略特如果不是因为此事受到大家的质疑，他的优秀品质和他所取得的成就也难以引起众人的注意。艾略特虽然落选，却开始获得一定的声誉。这一点可在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理学院的乔治·J.布拉什教授写给J. D.惠特尼的一封信中得到印证：

乔·J.布拉什致J. D.惠特尼

纽黑文，1863年6月30日

……我们在剑桥的几位好友近来一直莫名其妙地争论不休，而且如阿什伯纳所说，已经把事情搞得相当“复杂”。在阿加西-皮尔斯-古尔德一派的大力促成下，沃尔科特·吉布斯终于被任命为罗姆福特教授职位。霍斯福德此前已经辞职，想必你也有所耳闻。这一任命固然十分恰当，但整个过程却存在重大缺陷：为防止意外他们竟然逼迫艾略特辞职。近两年，劳伦斯理学院实验室在艾略特的主持下，扭转了长期不受重视的局面，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实验室。艾略特才华出众，管理能力超群，哈佛董事会却对他很不公平，让他很没面子。当时推荐他为罗姆福特教授候选人的，有沃克校长，以及阿加西、皮尔斯、希尔校长除外的所有教授会成员。吉布斯竟然在这样一种对他不利的形势下继任罗姆福特教席，我为此感到遗憾。但是我毫不怀疑，上任后只要他处事公正，别人一定愿意跟他坦诚合作。吉布斯当然可能不知道这一职位对艾略特意义非凡，否则他断然不会接受任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艾略特理应当选。我很担心自此以后，艾略特将被迫弃教从商，以维持家庭生计。

在上述情形之下被迫离开哈佛大学，着实令艾略特感到痛苦和沮丧——肯定也是一生中最令他沮丧的事情。五年前他曾经对西奥多·莱曼说：“虽然我们全都接近那个目标，我个人还想要抢在别人前面。”这次他亲身经历的离职事件挫伤了他的自尊心，也中断了他的事业。他该何去何从？除了他刚刚失去的职位，眼下别无更好的选择。他也许会凭借自己微薄的积蓄或者向别人借钱，来度过这两三年的艰难时期，但是他不能遥遥无期地等待。他用了几周时间考虑是否要就此经商。另一方面，战争使得一切都充满变数，也许等到战争结束之时，才能获得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最佳机遇。一个毅力坚强秉性达观的人，不会在这个时候背弃自己的职业。恰巧此时，艾略特以前用外祖父遗产的剩余资金参股的那家银行宣布持股人能获得百分百的利息。他觉得只要有了这笔意外之财，再加上能够借到的一小笔资金，便可以举家迁居国外，用一两年时间参观考察欧洲的一些大、中学校，学习它们的办学体制和管理方法。他还有望在德国和法国某大学的实验室继续进修化学。所有同事都不希望艾略特放弃自己的专业。从欧洲游学归来准备参军的西奥多·莱曼，也用所有艾略特愿意接受的方式，竭力支持和鼓励他出国。西奥多·莱曼在信中写道：“这是最慎重、最理智的选择。你在那儿取得的进展之大，将远远超出你的想象，而且将来回国时你只有30岁，年富力强，能够以认真的态度开始新的人生。” A.S.希尔说，艾略特“有一位活泼快乐的女主人为他持家”，他的妻子已经为全家做好了远赴异国他乡的准备。于是艾略特终于做出了决定。“我即将动身，”他在写给亚瑟·T.莱曼的信里写道，“我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剑桥，心里感到十分遗憾，可我觉得，只要安然度过眼前的困境，我定能成为一个远比从前健全的男子汉。”

艾略特夫妇在柯克兰街的家中生养了三个儿子，其中第二个于1861年去世，如今只有5岁的查理和2岁的山姆。因此，艾略特一家四口，连同一位保姆，于9月底启程前往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