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黄庭坚的禅宗思想及其所作《华严疏卷》

一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生于宋庆历五年（1045），卒于宋崇宁四年（1105）。擅长诗词，工真、行、草书。早年学周越，后取法于褚遂良、颜真卿，得力于《瘗鹤铭》。草书受张旭、怀素、杨凝式影响，而自成一体。书法与苏轼、米芾并称，为“宋四家”之一。但黄庭坚首先是作为一名杰出的诗人而名垂史册的，他是江西诗派的实际开创者，衣被后人，源远流长，其传世的诗歌作品共有一千八百余首。黄庭坚作诗，有“点铁成金”与“脱胎换骨”的说法，喜欢从前人的作品中汲取创作灵感与素材，主张“无一字无来历”，因此用典使事特别频繁广泛而又变化多端。不仅如此，在北宋时期，佛教尤其是禅宗，在士林中非常流行，对当时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在黄庭坚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黄庭坚禅学修养深厚，与禅林中僧俗交游颇多。他曾自诩“似僧有发，似俗无尘”（《写真自赞》），别人则称他“情如维摩诘，而欠散花之天女；心如赤头璨，而著折角之幅巾”（《石门文字禅》卷十九释惠洪《山谷老人赞》）。因此，南宋释普济所作的禅宗典籍《五灯会元》卷十七为他列传，称其为“居士”。

黄庭坚的皈依禅宗约在中年。这有他的好友张耒的诗为证：“黄子少年时，风流胜春柳。中年一钵饭，万事寒木朽。室有僧对谈，房无妾持帚。”（《赠无咎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具体来讲，在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三十六岁的黄庭坚罢北京教官后，外放知吉州太和县，途经舒州（今安徽安庆地区）潜山，此山是禅宗中土第三祖僧璨圆寂之地。三祖示灭后，唐玄宗谥镜智禅师，立觉寂塔。山上有山谷寺，为梁代宝志禅师所首建。寺东北为禅宗三祖僧璨塔，故又称为三祖寺。在礼拜了三祖寺后，黄庭坚作了三首题咏，此行之后便自号“山谷道人”。这一名号当与佛教有关，甚至可以算作黄庭坚皈依临济宗的一个标志。（可参看龙延《黄庭坚号“山谷”考辨》，《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2002年第9期转载）临济是禅宗五家之一，至宋又分为黄龙慧南与杨岐方会二派。黄龙派主要流布于今江西南昌一带，因其祖师慧南于隆兴（今江西南昌市）黄龙山崇恩禅院弘扬宗风而得名。慧南（1002—1069）是临济下八世，信州玉山（今江西玉山县）人。出家受具足戒后，依泐潭怀澄学云门禅。景祐三年（1036），在隆兴黄龙山振兴禅宗，自言“黄龙出世，时当末运。击将颓之法鼓，整已堕之玄纲”，法席盛极一时。有《黄龙慧南禅师语录》及《黄龙慧南禅师语录续补》各一卷行世。依黄庭坚的师承，他的禅学思想大致可归入临济宗黄龙慧南一系。这一方面是由于乡土的关系，另一方面黄庭坚的禅学作风也确实有黄龙派的影响。

黄庭坚晚年在戎州（今四川宜宾）贬所写了一首《诉衷情》词，可看作他一生学禅的总结：“一波才动万波随，蓑笠一钩丝。金鳞正在深处，千尺也须垂。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水寒江静，满目青山，载月明归。”这首词是由秀州华亭德诚禅师的拨棹歌增益而成，原歌是：“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这里包含着禅宗的机锋。《五灯会元》卷五载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边闲坐。有官人问：‘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师竖桡子曰：‘会么？’官人曰：‘不会。’师曰：‘棹拨清波，金鳞罕遇。’”此大致说自己虽处世中然不涉荣利，随缘悠游，如拨棹水中而不遇鱼。黄庭坚在这首词中表达的也是两相透脱、随缘而化的意思：水下之鱼沉沦不起，疑情不断，沽钓之人泛舟临江，坐等渔利。在此两相执迷之际，忽然明月普照，水天空灵，一时双双度脱，鱼脱钓丝而逝，渔父载明月而归，一切随缘而化。这是黄庭坚一生学禅的真受用处。

二

黄庭坚精神上的禅学修养，使他在艺术方面也形成别样的风貌，清人笪重光云：“涪翁精于禅说，发为笔墨，如散僧入圣，无裘马轻肥气，视海岳、眉山别立风格。”黄庭坚交往的禅僧居士不少，又常出入佛刹禅寺，而寺庙之间往往藏有名家手迹与碑帖，这正如明代董其昌所说：“写经必论书法，书法可传，则诵读受持者众，是为在处有佛塔庙也。”（《董宗伯容台集·别集》卷三）因此，黄庭坚能有更多机会来接触到书画名品，这在其作品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如《书〈船子和尚歌〉后》云：“《船子和尚歌》，渔夫语意清新，道人家风处处出现，所以接得夹山水洒不着。崇宁元年四月己丑，饭于萍乡之护法院僧堂中，斋起受温浴，浴罢书此卷以解倦。”故而，在黄庭坚的题跋中可以见到很多与佛教有关的作品，如《跋双林心王铭》、《书遗教经后》、《跋佛顶咒》、《书〈发愿文〉后》、《跋乐道〈心经〉》、《跋〈牛头心铭〉》、《礼思大禅师题名》、《题黄龙清禅师晦堂赞》、《跋净照禅师真赞》、《跋心禅师与承天监院环手诲》等，除了精湛的书法艺术给人以享受之外，其中许多还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评论书法的风格与价值和谈论学书的体会时，也可以反映出黄庭坚深厚的禅学修养。如他在《跋西园草书》中曾经说过：“西园草书，如散圣说禅，人不易识。若逢本分，钳锤百杂碎。”（《豫章先生文集》卷二十九）所以，后人用“散僧入圣”来评价山谷本人，应该是恰如其分的。总之，山谷推崇的是一种萧散简远自得之趣，自然合道而又不窘于法度。山谷论书，讲求“不俗”与“韵”，如他在《论书》（《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二十四）中写道：“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是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事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学字既成，且养于心中无俗气，然后可以作，示人为楷式。”这种雅俗的分别是与佛教所提的二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这种观念的流行，则又与南宗禅特别是洪州禅被士人的广泛接受有关。而在其《题绛本法帖》中，他说道：“论人物要是以韵胜尤为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豫章先生文集》卷二十八），他所谓的“韵”，是指创作者学问人格的自然流露，同时也指对艺术规律掌握的得心应手、从容不迫。黄庭坚把书法看成一种生命的内在表现，又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来对待它，这也跟禅宗的生活态度很有关联。禅宗讲求任运机缘，饥来吃饭困即眠，担水砍柴，屙屎送尿，无非妙道。惟其如此，才能以一种轻松的态度对待书法。苏东坡评价黄庭坚“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东坡题跋》卷四）而当代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层次的对生命意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黄庭坚确实是在艺术中寄托了他的人生价值和追求，他的人生和艺术浸透了禅学的精神。

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在元祐四年苏轼出知杭州后，数量锐减。据莫砺锋先生统计，“在今本黄集中，作于元丰八年六月至元祐四年的诗达400首，而作于元祐四年至元祐八年的诗却不足20首”，“尤其是初贬黔州的四年间，一共只有19首传世”。（《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庭坚的书法艺术在这一短时间里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黄庭坚自己也说道：“观十年前书，似非我笔墨耳。年衰病侵，百事不进，惟觉字倍蓰增胜。”（《山谷题跋》卷九《元祐间大书渊明诗赠周元章》）应该说，黄庭坚晚年书法大进与其在禅学上的精进是有很大关系的。黄庭坚在晚年时，越来越看重对于“道”的体认，他的道是不离日用而又超越世俗的，非常接近南宗禅的世俗化与艺术化。艺术在黄庭坚而言，既是一种生活的表达，也是对道的体悟，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沉静自持、不受世俗淄染的精神世界，不愿意过多地纠缠在具体的事物之中，而这一点体现在艺术方面，就是他更偏重于写意。书法艺术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更能满足山谷的这一需求，这就是黄庭坚书法精进而作品减少的直接原因。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说黄庭坚，“笔端三味，游戏自在也”，所谓“游戏”，并非指他对艺术的不重视，而是指他重视艺术的创作过程，尤其是那种自由自得的心境，而不是强调其流传千古的功效。

三

2005年岁末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藏品展”中，有黄庭坚的两幅作品，一为草书名品《诸上座帖》，一为行书《华严疏卷》。《华严疏卷》大字行书19行，凡113字，是黄庭坚应巽上人为华严佛事化缘而作。疏文为：“□门抽顾颂，衲僧眼皮重。眼皮七八量，雷车打不动。打不动，抽顾颂，时念弥陀三五声。追荐东村李胡子生天，西山里孟八郎强健。福田院里贫儿叫唤，乞我一文大光钱。”卷后有黄庭坚自跋云：“巽上人为华严作佛事，又持此轴来乞作小疏。予以为鹭鸶股上不胜下刀，可持此字去，有能以百千助缘事者与之。鲁直题。”此卷笔划遒劲娟秀，结体疏朗潇逸，深得晋人韵趣，堪称黄氏书法的杰构名作。曾经明韩世能藏，钤有“世能”朱文印（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水赉佑《黄庭坚书法作品考释》（《中国书法全集》第三十六卷）中都作“世臀”）；清初韩逢祐藏，钤有“逢祐”白文印；汪日丞藏，钤有“钱塘汪日丞迟云氏图书记”、“迟云珍赏”朱文印；益阳周氏藏。嘉庆七年李廷敬刻入《平远山房法帖》。见于明张丑《南阳法书表》、张丑《真迹日录》、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等著录。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二《晋隋唐五代宋书法》著录此本为：“华严小疏一卷。湖色花绫本，尺寸失记。行书，残损，共十九行。”又据此书，则第一字为“国”字。该卷是1962年由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拨交上海博物馆收藏的。

卷中所说“华严”二字，为喻证得大方广理之佛，因位之万行如华，以此华庄严果地，故曰华严。又佛果地之万德如华，以此华庄严法身，故曰华严。此外，“巽上人”，一般书上提到的是和柳宗元同时的巽上人，与此无关。宋代游九言有《读法华经示巽上人》，但游九言是南宋初年人，所以，与这个巽上人也不是同一个人。而《黄庭坚全集》中，也没有此人的有关记载，因此不能详考。

这幅作品的写作时间，有观点认为约成书于元祐五年（1090）。元祐五年黄庭坚四十六岁，在秘书省兼史局。是年其舅父李常、岳父孙觉去世（分别死于二月二日与三日），黄与二人感情甚好，此时能否有心情写这样的游戏笔墨，很值得怀疑。今考《宋黄文节公全集·续集》卷六有黄庭坚《与范长老书》云：“《华严经》未承来谕，已施与方广，并为作《华严阁疏》及《自开疏》去矣。渠识得法身本质历历，而与沤和绝少功，故聊助之矣。闻成都乃有《华严大疏》，但二十五千便可成就，果耳，为寻一好事者与致来，却与渠写所要文字矣。”文中所说的《华严阁疏》，疑即指此《华严疏卷》。而所谓“范长老”，系指觉范道人，在黄庭坚作品中又称“六祖范和尚”、“六祖长老”，是黄庭坚在黔中时的道友，在黔中时，山谷与之来往最多。山谷在《与周元翁别纸》（《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十八）中对其生平有所介绍：“今所与共居师范上座，是简州人，沩山喆老门人也。其人闻道已久，多见前辈，道机纯熟，智虑深远，于士大夫中求之未易得。”黄庭坚对于觉范甚为推重，在《成都府别敕中和六祖禅师劝请文》（《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二十四）中说：“范公道人，衲僧命脉，古佛心宗，如净月轮，出则万波分影；如吹毛剑，用则千里无人。”《宋黄文节公全集·续集》卷六中，又收有一通《与范长老书》，云：“伏奉手诲，审缾锡已到六祖。闻开堂日，道俗震动，不胜钦仰，但犹未有人传语录来耳。计入院今半月余，想人事稍稍就绪矣。《开堂疏》出于牵强，乃承推奖过度。若不同床卧，争知被里破，只是奉酬说邪，说（偷）牛耳（一本无此三字）。霜露果熟，诸圣推出，想化缘必不龃龉，但恐不能得人事清简耳。”所述之事，应该就是与《华严疏卷》中所言相关联的对于帮助觉范化缘，造作新的讲堂成功之后的后续（《宋黄文节公全集·外集》卷二十四中又有黄庭坚为此事而作的《成都中和六祖院劝缘疏》）。如果这一推测不错，那么，《华严疏卷》的创作时间也就基本可以确定了。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黄庭坚五十一岁，被贬为涪州别驾，于黔州安置。此年四月二十三日，黄庭坚到达黔州，至绍圣四年（1097）十二月二十三日，因黄庭坚表兄张向提举夔州路常平，于是朝廷诏移黄庭坚于戎州安置，此时黄庭坚五十三岁，前后在黔州两年又八个月。而《华严疏卷》应该就是成书于这个时期。又文中所说“沤和”，是十波罗蜜的第七项，即指菩萨为摄化众生，乃方便善巧涉种种事，示现种种相。又称伛和拘舍罗、沤和俱舍罗、忧婆憍舍罗、乌波野。意译善巧方便、善权方便、方便善巧、方便胜智、妙。吉藏《法华义疏》卷三云（大正34·482b）：“外国称伛和拘舍罗。伛和称为方便，拘舍罗名为胜智，谓方便胜智也。”又《华严经疏》卷十五云（大正35·613b）：“文殊则般若观空，智首则沤和涉事。”依《华严经疏演义钞》卷十四释沤和涉事即沤和俱舍罗，并引《肇论》“宗本论”之说，谓沤和、般若皆大慧之称，诸法实相名为般若，能不形证乃沤和之功，适化众生称为沤和，不染尘累则因般若力。然般若之门观空，沤和之门涉有，但涉有未始即迷空，故常处有而不染，不厌有而观空，故观空而不证。可知般若、沤和（方便）二者皆具于一念之力。

另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的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的《黄庭坚全集》中，又收有《华严修造疏》一篇，文曰：“遍照如来世界海，宝严宫殿；赵州古佛三十年，折脚绳床。道不虚行，理惟一味。此华严禅院者，昭陵皇帝百福所严，毘卢遮那一会如此。而丹青黯昧，土木欹倾。属在檀那，崇兹佛事。夫沙门法者，终日吃饭，不破一米；终日著衣，不挂一丝。纵令法席崇光，不动镇州一草。若有见闻随喜，功不虚捐，当令大众为白牯狸奴，念《摩诃般若波罗密》。”（1716页）其中所说的华严应该是指华严寺（或者叫华严院）。此寺据上文应该在镇州（今河北正定），因为赵州从谂在此主持过。而且可能修于唐朝（昭陵皇帝）。但现存记载中，宋前的两个华严寺都在五台山，与此有所不合。而黄庭坚友人中，有长芦应夫禅师，俗姓蒋，滁州（今属安徽）人。初入江宁保宁禅院承泰门下出家，受具足戒。后谒天衣义怀，得云门之宗要。历住润州甘露禅院、真州长芦崇福禅院，赐号“广照禅师”，山谷集中有《长芦夫和尚真赞》，所赞之人正是这位禅师。而此文或许就是应他所请而作的。

今按：此文原载《上海文博论丛》，2006年第2期，与他人联合署名。但此文其实是不佞个人独立所成，故亦收入。

黄庭坚书《华严经》（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