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刘元禄走进赵玉昌的小铺子，就像一个老顾主那样，往桌子旁边的椅子里一坐，叫了声：

“来二两！”

赵玉昌一见刘元禄进来，便把手里的报纸放在桌上，把煤油灯移到他跟前，一面给他打酒，一面问：

“怎么你没有去防霜？”

刘元禄先喝了一口酒，然后就发起牢骚来：

“嘿，不用提啦。乡长让我领导互助组，可我叫了几个互助组组长，都是不想去防霜。刚才我去叫周有富，他倒睡啦，怎么叫喊他也不起来。叫不动他也罢了，一出门，又碰上郭春海，还相跟着杜红莲。”

“怎么？”赵玉昌一听说深更半夜的，一男一女相跟在一起，就紧跟住问道：“他们相跟着到哪里去啦？”

刘元禄说：“看样子是从野地里回来的。杜红莲回了她家，郭春海到庙上去了。”

“噢，噢！”

赵玉昌好像听到一个好消息那样，又高兴地玩弄开手里的两颗核桃了。让那两颗油亮的核桃在手心里转了几圈，他的脑子里也就转出一个主意来了。于是，他也打了一壶酒，又到柜台上拿了几块豆腐干。随后，他又故意问刘元禄：

“你不是看错人吧？郭春海人虽年轻，可总是你们的党支书，村里的头面人物，又是县委李书记眼里的红人，我看不准是他吧。”

刘元禄说：“没有错，他还顶了我一句哪。哼，李书记眼里的红人？”一提到县委李书记，刘元禄就想起年前冬天办社时，李书记表扬郭春海，批评自己的事了：“要不是李书记一手提拔他，论资格，凭本事，怎么能轮上他当支部书记！”

“是啊！”赵玉昌接着便奉承了刘元禄几句：“不用说我，就说村里的干部和群众，哪个不说咱村里的工作就数你的功劳大。”随后，赵玉昌又把话题转到郭春海和杜红莲身上，一面慢悠悠地转着手里的两颗核桃，一面又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道：

“郭春海既然是台面上的人物，今晚上这事情可就有点麻烦。那杜红莲是有了主的人，这要叫外人知道了，对郭春海影响不好，对李书记面子上也不好看啊！”

“杜红莲有了主啦？”刘元禄对这一层还不知底细，便瞪起眼追问道：“谁呀？”

赵玉昌急忙回道：“亲事倒没有说定，你没有听说她后老子周有富有意让她和她隔山哥哥周和尚成亲？这事情你们老社长也知道。杜红莲妈后嫁给周有富，就是你们老社长给管的媒。”

“嗯！”刘元禄只是点了点头，不再说了。心想那一贯和稀泥的老社长徐明礼，这一回大约总要管一管这事吧。

这时候，街里忽然响起一阵年轻人的吆叫声，刘元禄知道是民兵们正往庙上集中，他想到自己也要值夜，想到自己在这个富农兼商人的小铺子里也不便多坐，便站起来要走。

赵玉昌也没有留他。他那贼眼已经看出刘元禄的几分心事，自然也用不着再多说话。虽说刘元禄暗里还在他铺子里入的股子，但说到这些是非，还是小心为妙。他便赶紧站起来，急忙拿了两个枣泥饼子，一面硬塞到刘元禄怀里，一面说着：

“带着吧，副社长，叫你半夜里压压心慌。两个饼子算甚哪，你整天的为众人忙累，到晚上也不能睡一会儿安身觉……”

在农业社的办公室里，乡、社干部们都集中在这里，轮流守候着电话机和温度表，准备霜降时立刻敲钟点火。夜深了，该轮到老社长徐明礼值夜了。郭春海看着披件老羊皮袄趴在桌子上睡觉的老社长，看着这位上了年纪的老社长的疲累、瞌睡的样子，又不想叫醒他了。年轻的郭春海想着今夜的防霜将对农业社的增产有很大影响，想到自己的重大责任，心情竟有些紧张。同时，也因为办起农业社以后的第一次集体行动，使他心情激动。他不想睡，躺下也睡不着，就提起马灯，轻轻地走出办公室，到院里看了看温度表，温度还没有下降。他又走到那原是大庙的正殿、现在改成了乡公所和农业社的会议室里。集中在这里的民兵们，刚才打了一阵扑克、敲打着锣鼓唱了一阵秧歌之后，就在桌子上、凳子上、地下，你靠着他，他偎着你地睡着了。而且每个人都带来了一把镰刀。那是因为刚才郭春海从村外回来，看见好些互助组和单干户的地头上还没有摆好火堆，所以他又让民兵们每人带一张镰，后半夜点火时，见哪个地头上没有高粱秆火堆，就割些柴草点着熏烟。现在，有些民兵就坐在镰刀把上，靠着墙睡着，好像战争时紧抱着武器睡觉一样。看到这情景，郭春海就想起了解放战争时期，当民兵的那种紧张愉快的斗争生活。那时他是这村里的民兵副队长，时常和民兵们挤在一块儿睡觉，有时在这庙里，有时在野地里。土地改革时，他当了民兵队长，也是每天晚上和民兵们挤在这庙里睡觉。不是押守地主，就是照看斗争果实，还要在村里放哨巡查。土地改革以后，大家都忙着闹生产，民兵们也很少在一起集中了。自从成立农业社以后，特别是今晚上为了防霜，他们一下子就动员了全社和全村的人，民兵们也都高高兴兴、齐齐楚楚地集中在这里，准备着迎接一场新的战斗任务。郭春海看着这些青年伙伴们，心里一阵热乎，一时又舍不得走开了。他刚提着马灯在屋里绕了一遭，一阵惊心的电话铃声就传了过来，他急忙跑过办公室去，抓起耳机，听了县委会防霜指挥部的霜降警报；又到院里看了看温度表，温度正在迅速下降，他便迅急奔上钟楼，敲起钟来。

当当当的钟声和民兵们在庙院里的呼唤声响了一阵之后，干部和民兵们便按照原先布置好的路线出发了。

老社长徐明礼提了一盏马灯，和副社长刘元禄相随着到村外巡查去了。前半夜，刘元禄从赵玉昌小铺里回来后，就把郭春海和杜红莲从野地里相跟回来的事，添油加醋地报告了老社长。老社长徐明礼听后，却是半信半疑。他觉得郭春海人虽年轻，但走路端正，办事稳重，不像刘元禄翻来覆去，颠三倒四。但生性随和的老社长，最后还是经不住刘元禄的生撺硬掇，只得相跟上刘元禄，到郭春海负责点火熏烟的地段查看去了。

他俩走到河畔麦地头上，看见地头上虽有四堆烟火，只是不见郭春海。他俩四处察看了一下，就往地崖底河畔上走了几步。忽然，他们听见河滩里有人说话，还有割草的声音。他俩就向河滩里走去。走了几步，又听不到说话声了。河滩里静悄悄的，只听见汾河里的流水声。刘元禄想了一下，就冒叫了一声：

“谁在那里割草？”

崖畔底下的郭春海站起来，答应了一声：

“我！”

刘元禄一见郭春海站起来，就想到杜红莲，如果杜红莲也藏在这里，看他老社长再说半句不相信。于是他又冒叫了一声：

“还有谁在那里，不出来，我就去搜查！”

“不用搜查！”随着这一声答话，杜红莲早站了起来，“我正要找你们哪。”

这句话倒使刘元禄和徐明礼有些愣怔：

“你找我们干什么？”

杜红莲一手拿着一把镰刀，一手抱了一堆碎柴烂草，走到徐明礼和刘元禄面前说道：

“社长、副社长你们听着，你们农业社防霜，我们互助组也应该防霜吧？刚才我让你们支书把高粱秆给我家地头上点一捆，他说甚也不肯，我说：‘你们整天说农业社带动互助组，就连这点点互相帮助也没有？’后来他才和我到河滩里收拾了一堆碎柴烂草。社长、副社长你们说一说，他应不应该帮助我们防霜？”

老社长听了红莲这一番话，真觉得这女子心灵嘴巧，虽然他还有几分疑惑，可是看着春海负责的地头上那四堆烟火，看着他们一人抱着一堆柴火，他自然不能再说什么话了，就笑着对红莲说：

“应当帮助嘛。来，我们也一块儿帮助你家弄几堆烟火吧。”

刘元禄真没有想到老社长又把这事和了稀泥，而且自己还不得不伸手帮助杜红莲拢起两个火堆。

郭春海和徐明礼帮助杜红莲点着火堆，压上土，看着浓烟冒起来以后，这才相随着沿河畔走去。沿河畔的麦地头上，点起了一排火堆，浓烟随着西北风铺盖到麦地里，真像从天上落下来满地云彩。当他们走到郭守成负责的那块麦地头上时，怎么既看不见冒烟、也看不见有人点火呢！他们走过去一看，才发现这儿原就没有摆下火堆。郭春海正在又急又气，突然从河畔渠里跳上一个人来。

这人名叫王连生。今年四十多岁。头上长了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脸上生了乱蓬蓬的胡须。身上披着一件开花破棉袄，手上拿着一把镰刀，怀里抱着一大堆碎柴烂草。他跳上渠堰，就对着郭春海嚷叫道：

“春海，当着你的面，我也要说一说你那老子。前半夜我送了高粱秆回村，正碰上你老子郭守成，你猜他怎么着？背了一捆高粱秆从地里回来了。我问他：‘大家都往村外送高粱秆，你怎么倒背了高粱秆回家？’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儿驮了四捆高粱秆，我家还多出了两捆哪。’我怎么劝他都劝不住。刚才我出来点火就不放心，到这里一看，果然一捆高粱秆也没有，我就赶紧收拾了些碎柴烂草。”

郭春海一听这话，自然恼火。自己那落后自私的老爹，竟不顾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上耽误下大事。他便对老社长和刘元禄说道：

“你们先在这里巡查，我回去叫我爹再补一捆高粱秆来！”

他说罢就走，老社长却一把拉住了他：

“算啦。已经误事了。随后你再批评他吧。”

王连生也说：“你回去再叫他来也赶不上了。我在渠堰畔搂割到不少柴草，我看管够拢两个火堆。”

郭春海听到老社长和王连生的话有理，只好按下火气，心想等天明后再回去批评自己那不守纪律的老爹吧。于是便帮着王连生拢起火堆来。

这一来，刘元禄反倒生气了。刚才他和老社长碰见郭春海和杜红莲，老社长和了稀泥；眼下他正要看看郭春海怎样处理他老子，老社长又给他敷衍过去，而且还加了一个王连生。看到王连生，他就想到王连生入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他是坚决不同意王连生入社的，便瞪起眼冲着王连生问道：

“你既不是民兵，又不是社员，谁叫你到这里点火？”

王连生说：“生产队长张虎蛮。”

刘元禄更生气了：

“你还没有入社，倒有了队长啦！谁把你编到张虎蛮那个队的？”

王连生说：“今后晌我从城里回来，正遇你们开会布置防霜，我就找到张虎蛮要求入社，他让我先跟上他们来防霜。”

刘元禄说：“你还是快到你家地里防霜去吧。你在这里也是白动弹。不给你记工分是小事，冻了你的麦苗我们可不管。”

王连生一听这话，心里一阵冰凉。但他仍然央告道：

“不记工分就不记工分，反正我要入社。今晚上正好，支书、社长都在这里，我求了你们一冬天，你们就答应了叫我入社吧。”

雇工出身的王连生，虽然在土地改革时分了十亩地，但他的瘦女人却一连给他生了四个孩子。而且他女人年年闹病，闹病就要吃药，吃药就要花钱。女人一病，他还要守在家里伺候病人，照料孩子。地里庄稼作务不好，自然打不下粮食，开春以后，只好借粮、欠债。欠债利大不要说，借粮更是活坑人。穷人家粮食不富裕，只好向富农赵玉昌借。春天借一斗高粱，夏天就要还一斗麦子。迟到秋天，就要还二斗高粱。王连生年年欠债，年年还不起。亏空越来越大，就把土改时分的一些家具卖掉，三不值二，也顶不了大事，又只好把他和刘元禄在土改时伙分的那半头骡子折卖给刘元禄。

没有牲口，就更难作务庄稼。他在互助组里让有牲口的人给他耕种一天地，就要还人家三个人工，用畜工换人工，真比雇短工还杀剥人。王连生没有牲口也积攒不下粪，供粪不到打不下粮食，一年下来又是一屁股饥荒。债主催逼紧了，只好卖地。因此他年年是刚收罢秋，还清债，就没吃的了，没办法，只好到城里找点苦活糊口。去年收罢秋，他就到城里和一家醋坊定了三个月的合同。当他正发愁来年开了春怎么安种庄稼、怎么过活时，就听说村里要办农业社。那时候，城里也有宣传队上街宣传，有的是化妆演戏，有的是大声讲演，都讲的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听了那些宣传，特别是知道了农业社的优越性以后，他心里就热腾腾地想着：“毛主席又给自己指出一条活路，指出一条明路了。”便下定决心要参加农业社。他觉得参加农业社比土改还要靠实。土改后，靠土地、靠牲口，都没有靠上，小农经济真是经不住风吹雨打，眼看着又分开穷富，还能再来一次土地改革吗？入了农业社，就可以靠着农业社稳步登高了。

但是，醋坊里因为和他定了合同，一时又找不到替工，便劝他先回村报了名，等合同期满再回去入社。他白天没空回村，便连夜赶回村里来要求入社。头一夜回来，社干部们正在开会；第二趟回来，又遇上社干部们到区上开会；第三回他找到社长和副社长，想不到副社长刘元禄却给他泼了一瓢凉水：刘元禄嫌他穷，怕他没有投资，怕他出不起股份基金，怕他入了社连累众人。他虽然遭到刘元禄的拒绝，但还是不死心，第四回又找到郭春海，郭春海知道他的苦处，不但同意他入社，还劝他按合同做完工，好拿几个钱回来给社里投资。好容易等到今天合同期满，晌午算清账，他连饭都没顾上吃，便赶回来。

回到村里，听说社干部们正在布置防霜，他便找到他的邻家张虎蛮要求入社。张虎蛮过去曾和他同给一家地主扛过长工，而今又是农业社的生产队长，还是社务委员，他早就欢迎王连生入社，便让他先回家去吃夜饭，随后扛一捆高粱秆，跟上他领导的生产队参加防霜。

回到家里，四个小儿女就连声叫喊着：“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一齐围到王连生跟前，爬到他身上。

王连生的女人李雪娥刚做好夜饭，看见他回来，也急忙迎上来，一面从他身上抱过小儿子来，一面说她的几个孩子：“快下来，爸爸走了路，累了，快叫爸爸吃饭。”接着又问他：

“城里的事完了？”

“完了。这次回来就报名入社。你们还没吃饭？快吃吧，我还要去防霜哪！”

王连生走到灶台跟前，看到灶台上放着五碗菜汤，四个碗里还有一小块煮窝窝，另一个碗里全是稀菜汤。他就拿出三个窝窝头来。这是他在醋坊里的最后一顿饭。他给四个小儿女每人掰了半个，又给他女人掰了半个。

李雪娥说：“你吃吧，我在家里不出去动弹，我不饿。你走了路，还要去防霜。”

王连生看看她瘦黄的脸色，硬把半个窝窝塞到她手里。一面说：“我在外头吃饱了，喝口汤就行了。”一面端起碗来喝了几口汤。

李雪娥把那半块窝窝又分成四瓣，给了四个孩子。

王连生看到这情景，自己那半块窝窝也不想吃了。就悄悄地留在她碗里，随后便急忙走出屋去。

李雪娥跟出来问道：

“到哪里去呀？”

“到农业社地里防霜。”

李雪娥一阵高兴：

“咱入社了？”

“还没有。刚才虎蛮让我先跟上他们防霜。”

李雪娥又急了：

“眼看开春了，人家有牲口的都送开粪、耕开地了，我去问了几家牲口，都说没空。唉，不入社可怎么活啊！”

王连生说：“我先扛一捆高粱秆去熏烟防霜，随后再去找社干部要求入社。”

李雪娥一面帮着王连生收拾高粱秆，一面说：

“怕连一捆也不够了。你全收拾去，以后可拿什么烧火做饭？”

王连生说：“我回来，你就不用愁了。我有的是力气，每天上地捎带些柴火回来就足够你用了。”

就这样，王连生还没有入社，已经参加农业社的劳动了，而且，今晚上他竟是第五回要求入社了。

老社长徐明礼看见王连生眼睁睁地看看郭春海，又看看自己，而郭春海也转过脸来看着自己，好像就等他开口似的。可是怎么说呢？他也看了看郭春海，又看了看刘元禄，才为难地对王连生说：

“你有困难，我知道，你要入社，我同情。可是，农业社已经办起来，你而今才入社，怎么个算账？我看你还是再咬咬牙，等到秋后再说吧。”

王连生一时心焦火急，便大声吼道：

“等到秋后，我怕连农业社也看不到了。社长，我不入社不能活啊！”

郭春海听到这两句话，心上一阵跳动。立时想道：王连生入社的事再不能拖了。再不能看着他受穷、受累、受剥削了！刚才他看到王连生，就想和老社长商量此事，想不到老社长又随和了刘元禄。眼下，他就只好直对徐明礼和刘元禄说道：

“王连生一直拖到如今才入社，我看不能怨他。他是没办法才到城里揽工的，他的困难咱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也说过让他满了合同再回来入社，还能带几个钱投资。一冬天，他跑回来报了几回名，要求过几回入社，咱们在社务委员会上也讨论过两次，虽说意见不投，但多数人同意他入社，后来都说等他回来再说。而今他回来了，我看还是批准他入社吧。”

“慢着！”刘元禄拦住郭春海说道，“年时冬天办社时，你老是要多吸收贫农，我那时总算依了你，而今我可不能不再提醒你一下，不能再盲目冒进了。”

郭春海说：“按照党的政策，吸收贫农入社，怎么是盲目冒进？李书记领导咱们建社时，不是一再教育咱们要依靠贫农吗？”

刘元禄说：“可是，县委张部长也说过，困难户不敢要得太多，拖累不能太大，步子不能迈得太快！你算算咱们社里的困难户已经不算少了。加上前些时入社的孙茂良和周林祥，早超过半数了吧！你只顾收罗困难户，可就不盘算土地、牲口不多，投资、底垫不足，怎么多打粮食？王连生要好地没有二亩，要牲口没有一条牛腿。两个肩膀抬一张嘴进来，我看春荒缺粮时咱们这没底子农业社怎么应付！你没看见眼下天旱无雨，人们已经闹喊开缺粮，咱们办农业社到底是为增产啊，还是为收罗穷户？再说，社里那些有车马的户户，已经怕穷户多了沾他们的光，万一因为再收留王连生引起人家退社呢？”

郭春海说：“退社也吓不住我们。就是那几户有车马的富裕户真退了社也不怕。依靠贫农，办一个贫农社我也干。我就不信贫困户组织起来，比不过富裕的单干户！当然，我们还要多做政治思想工作，要团结他们，但不能迁就他们，更不能按他们画下的道道走。农业社有责任帮助困难户。办农业社就是为了大家富裕，走社会主义大路。你也再好好想想，咱们办农业社究竟为了甚？”

刘元禄不愿回答这个问题。沉默片刻，他就回头冲着王连生说道：

“王连生，你真要是拥护农业社，你就等到秋后再说，等农业社增了产也好拉拔你。我看你也不愿意为了解决自己的困难把农业社拖累垮吧！”

王连生听着这话，真像乱刀挖心。特别是刘元禄最后那句话，更使他难受。人穷志不倒，就是自己穷死、饿死，也不能因为自己拖累别人啊！他就咬咬牙对刘元禄说道：

“好吧，你硬不叫我入社，我也不能赖住你。谁叫我把好地卖了，把牲口卖了！谁叫我穷来！”说到这里，他竟伤心地涌出泪来。“我就是因为穷，因为毛主席给我指出了这条明路，因为我要奔这条活路，才三番五次地求告人啊！”说到痛心处，他就双手抓着自己的胸脯，仰面朝天号叫了一声：“毛主席啊，我到哪里去求告你老人家啊！”说着哭着，抬脚便走。郭春海一见这情景，立时觉得一阵心酸眼涩，便使劲拉住王连生说道：

“你放心，王连生，有党支部在，你就不用害怕入不了社。毛主席给咱们指的明路，谁能挡住走！”

郭春海也激动了。他最看不惯刘元禄对待贫农的这种既不关痛痒，还要故意为难的态度。为什么不支持像王连生这种最迫切要求入社的贫农呢？真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又走回土地改革以前那样的贫穷的老路上去吗？办农业社究竟是为了什么？

杏园堡村的贫苦农民自从1948年夏天解放后，当年冬天就进行了土地改革。斗倒了地主，分到了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翻身做了主人。他们高兴地、使劲地耕种着自己的土地，粮食打多了，生活过好了。可是，不过两年，像王连生这样的贫农，由于家底单薄，老婆生病，儿女又多又小，拖累大，欠债多，只好又把土改时分到的土地、牲口卖掉，光景也就一年更比一年困难。刘元禄呢，也是贫农，他家里没有拖累，又跑运输，又做小买卖，又添牲口，又拴起大车，光景也就一年比一年发起来。用不了几年，就会向两极分化，富的越富，穷的更穷，王连生这样的贫困户就会像土改前那样，给刘元禄这样的富裕户打短工、借粮款。当时，郭春海曾苦恼地想着：怎么办呢？县委李书记到杏园堡宣传、组织互助组了。李书记给他们讲了毛主席的《组织起来》，帮助他们成立了几个互助组。郭春海自然带头参加，并且领导了一个互助组。

头两年，互助组在提高产量、帮助贫苦农民解决困难方面，确实起了不少作用，但到后来，有些互助组就被那些牲口多的富裕户钻了空子。按规定是一个畜工换三个人工，等价互利；可是，有牲口的户户却总要占些便宜。春季工资低，有牲口的户户抽空给没牲口的户户耕上几亩地，到锄苗、麦收、农忙工资高时，又要没牲口的户户先给他们收麦、锄地。这样一反一折，一个畜工实际上就等于换了五个人工。没有牲口的户户觉得吃亏太大，就提出按季节换工，按忙闲规定工资。而有牲口的户户竟也提出了要按车马跑运输规定工资。后来，政府规定了按季节合理计算工资以后，有牲口的户户就推说牲口没空，不给没牲口的户户耕地。没牲口的户户因为买不起牲口，自然还得求告人家。唉，种庄稼没有牲口真作难啊！只好在互助组里明依规定换工，暗地里吃亏受穷。这样，有的互助组就被牲口多的人家把持了，等于他雇了些不花钱、不管饭的短工。就这样，他们一年比一年打的粮食多了，又添牲口又盖房，又放粮债又买地；而没有车马的贫苦农民呢，自己的庄稼作务不好，粮食一年比一年打得少了，再遇上个什么天灾人祸，就只好借粮欠债，典房、卖地，一家人家就又变成土改以前的模样了。就是像自己这样的户户吧，虽然有一套老牛破车，但小心谨慎，费气败力地扑闹下来，顶多也只能维持老样子。前年春季，霜冻了麦苗，小麦减产，回茬小谷子又遭了风灾，差些卖了老牛。这样下去，怎么能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发展生产呢？

郭春海又苦恼地想着：怎样向前发展呢？如何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前进呢？他正和张虎蛮等几户贫农商量着：大家凑些钱，再向国家贷点款，合伙买几头牲口时，县委李书记带领工作组到杏园堡来了。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李书记给他们讲了1953年10月毛主席在中央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期间的谈话精神，和党中央于1953年12月16日发布的关于农业生产合作化决议，并且帮助他们办起了曙光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来，郭春海可真是找到明路了，他就一劲儿动员贫下中农入社。那时，刘元禄就曾经为难过贫农，好像贫农入了社就碍着他似的。郭春海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又得到了县委李书记的支持。而现在呢，面对着王连生这户最困难的贫农，他还能见死不救，让刘元禄挡住他的去路吗？当然不行！他就直截了当地向老社长建议道：

“社长，我看还是先应许了他入社吧。我估计社务委员会上也会批准的。咱们办农业社为了甚，为了共同富裕。年时冬天办社时，县委李书记就常教育咱们，注意依靠党团员，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要建立贫农的优势，要我们注意不要排挤贫困农民，不要眼里只有那些有车马的富裕户。眼前，真正的贫农找上门来，咱们倒要推开了。”刘元禄听到郭春海提起李书记说的这些话，心里又底虚又不服气。年时冬天办社时，李书记曾批评过他眼睛里只有富裕中农，没有贫农感情，并提到阶级立场问题。这时，刘元禄虽然理屈词穷，但仍不甘心，又以实际问题刁难：

“那么投资哪？他能拿出来吗？”

王连生急忙应道：

“我在城里挣下的三十四块钱，一个也没敢花，就预备着给社里做投资哪！”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来给老社长。

老社长没有接小包：

“不要急，等你入社时再交会计。”

郭春海看看刘元禄无话可说，老社长也有些活动了，便又说道：

“关于王连生的投资和股份基金，他生活那么困难，还交出三十四块钱，我看也差不多了。李书记在时，咱们就决定过，对实在交不起的贫农，可以照顾一下。”说着，他就抓紧时机催问徐明礼道：“社长，王连生入社的事，是不是先应承下来？”

老社长徐明礼也为王连生入社的诚意感动了。同时，他也想起了办社时县委李书记说的阶级路线。便点头应道：

“好吧，那就先应承下来吧。”

王连生听了郭春海的话，又见社长点了头，立时便高兴地叫道：

“我还有积下的几担肥料，还有种子，我这就给社里拿去！”说着，撒开腿就走。虽然老社长又叫了一声：“你先等等，明天还要开社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王连生也已经听不见了，这时候，他心里只是热乎乎地想着：

“这一回可算是入了农业社了，可真是走上毛主席指的活路，可算是有奔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