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的最后一个受难者

——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记之二

刚刚走进安德森维尔的国家战俘博物馆展览长廊，一张大照片立即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拍摄地点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因为照片的背景，是这里每个人都熟悉的联邦国会大厦仿古罗马式的巨大白色穹顶。可是，我还是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凑上去看照片的说明，想证实自己并没有搞错。是什么在困扰着我们呢？

照片的近景是一个构筑物，但是对比它的背景，那洁白优雅的国会大厦，之间的反差实在太大。这个构筑物是临时的、深色的、简陋的。令人感到惊讶和震慑的不是一个表面上的对比效果，而是它所包含的内容。这个构筑物虽然正在搭建，但是即将完工，可以确信无疑，那是一个绞刑架。

我们没有看错。那是一百三十五年前——1865年11月10日的早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附近搭起的绞刑架。这个绞刑架将要执行的，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战争罪”被判处死刑的人。他就是亨利·埃·威尔兹上尉。

亨利·威尔兹上尉为什么会走向绞刑架？这是一百多年来，在美国历史学家中一直有人探讨的课题。

威尔兹上尉原来的生活轨迹是非常典型的“美国故事”。亨利·威尔兹出生在欧洲，他是瑞士人。在巴黎和柏林接受了多年教育以后，成为一名医生。在二十七岁的时候，移民来到美国，成了这个移民国家的公民。他在这里照样以行医为生。一开始，在肯塔基州的大城市路易维尔，他和一个从德国移民来的医生合作开业。然后，他搬到同是肯塔基州的另一个小城，靠自己的医术获得了当地人的敬重。1854年，他娶了一个三十一岁的寡妇，生活渐渐稳定下来。

大凡当时的欧洲移民，假如不是因穷极潦倒而来，就总是有一点冒险精神的。威尔兹医生在自己的一个庄园主病人的鼓动下，除了行医，也试图在南方深腹地买下自己的庄园。此后，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医生，也成了一个投资成功的庄园主。本来，这就是又一个移民实现“美国梦”的例子。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唯一的一次国内战争——南北战争爆发了。无数平民的正常生活被拦腰切断。当然，这场战争有复杂的起因，双方有各自的政治诉求。可是对于参战的民众来说，并不一定就是自觉地在追随这样的诉求。尤其在南方，由于战争的基本战场是在南方，所以许多南方民众投入战争，只是为了一个“保护家园”的简单目标。南方当时奴隶主的比例其实相当低，威尔兹医生虽然拥有一个庄园，可是他并不蓄奴。当时美国南方的人口普查，奴隶人口都计入主人家庭。在战前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中，威尔兹医生家里，除了他们夫妇，只有医生夫人和前夫所生的两个女儿，还有他们自己的两个孩子，一个五岁，另一个还是十一个月的婴孩。

很显然，这样和平生活着的平民不会想打仗。可是，打不打仗却由不得他们。一旦战争发生，就像一台恐怖地呜呜作响的绞肉机，一切都会被绞进去。开战时，北方的美国联邦军队，严重兵员不足，南方则根本没有军队。双方都依靠着临时招募的志愿兵。这样，威尔兹医生就和千千万万个美国普通平民一样，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威尔兹医生渐渐变成了威尔兹上尉。

1861年8月，威尔兹参战不久，就被南军派到一个特殊的战争部门任职。那就是战俘营。

借用现代语言来说，战争就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人们总是把注意力投向前线轰轰烈烈的胜负，却很少把目光转向它“输出”的另一端，也就是战争的牺牲品：那些肢体不全、被草率掩埋的战死者，那些在缺医少药、尘土飞扬的战地医院呻吟的伤兵，那些被愤怒的敌人俘获的战争俘虏。我们可以想象，在战争史上，人类文明进程越靠前端，这一个部分的状况就越差。

威尔兹被派往战俘营是十分自然的。一方面，他是个医生，另一方面，他又会说几个欧洲国家的语言。美国从一开始就遍地是移民，所以战俘营里也有不少只会几句英语的欧洲移民。威尔兹两方面的知识背景，在这里都非常适用。在此后的几年中，他辗转在几个战俘营工作过。1862年的春天，在被称为“七棵松战役”的战斗中，他肩臂受伤，而且始终没有痊愈。

1864年2月，已经成为上尉的威尔兹，被派往南北战争中最著名的南方战俘营，也就是今天的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所在地——安德森维尔担任战俘营总管，直至一年两个月以后战争结束。从此，“威尔兹上尉”和“安德森维尔”，就成了紧密相连的两个历史名词。

安德森维尔，这里如今是一片风景如画的峡谷，可是，当年这预定容纳一万名战俘的场地，却圈入了四万五千名战俘。说“圈入”，是因为这里只有“营地”，没有“营房”，也没有任何起码的生活设施。食物医药都严重匮乏，唯一的生命源泉，只是一条小小的溪流。

四万五千名北军战俘，拥挤、肮脏，在南方的烈日下暴晒着，生存条件极其严酷，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就是从恶劣的战场环境中，带着伤痛和疾病下来的。当战争结束时人们发现，这里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九。有一万三千名北军战俘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安德森维尔战俘营。

随着罗伯特·李将军代表南军投降，这个战俘营也随隶属的部队向北军投降。南北战争正式结束了。李将军和北军的格兰特将军，有过投降协议，作为降军的南方官兵都将回到日常生活，不受骚扰。所以，一场历时四年，阵亡六十二万人的惨烈战争，结束的过程显得十分宁静。没有一方追捕，另一方隐姓埋名四处躲藏逃亡的情况。战俘营随部队投降解散之后，威尔兹上尉还是住在战俘营所在地自己的居所，开始计划如何回到原来的正常生活中去。

可是，投降协议的执行出现了唯一的一个例外。1865年5月7日，一名联邦军官出现在安德森维尔的威尔兹上尉家中，逮捕了他，并且把他带往首都华盛顿。他的罪名是，与南方“邦联”的首领一起阴谋杀害和虐待北军战俘。

审判几经推迟，1865年8月21日终于开庭，威尔兹上尉被带往军事法庭。九名联邦军官，分别担任了这个案子的审判法官和陪审员。威尔兹本人则由于战争中旧伤未愈，身体虚弱，只能躺在一张沙发上受审。

经历三个半月的听证之后，1865年11月4日，军事法庭给出“罪名成立”的判决。同一天，由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给出死刑判决，定于11月10日执行。当时的绞刑架就搭在监禁威尔兹上尉的首都老监狱，位置在国会大厦附近。这就是我们在战俘博物馆看到的那张触目惊心的历史照片的来由。

1865年11月10日清晨，两名牧师和威尔兹上尉的律师去看望了他。他们后来说，威尔兹上尉只担心由于伤病体弱，不能自己走上绞刑台，会让别人误解他为怯懦恐惧。结果，围观的人们看到威尔兹上尉不用人搀扶，自己走上了绞刑架。临刑前，他说：“我就要到我的上帝面前去，他会在我们之间做出判定。我是无罪的，我将死得像个男子汉。”

威尔兹上尉就这样死了。可是，一场异乎寻常的军事审判造成的震动，和“我是无罪的”的声音，却并没有在美国消散。历史学家们在不断地对这个案子进行分析。他们在问，整个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从威尔兹上尉个人来说，他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究竟有多少责任，刑责是否公正？

为威尔兹上尉辩解的一方指出，当时的审理过程并不是公正的。其理由是，当时在军事法庭作证的证人有明显的撒谎。最具有杀伤力的证词，是指控威尔兹上尉枪杀俘虏，但是，证人却提不出确切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而几名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却没有得到法庭的传讯。

同时，也有许多威尔兹上尉的同事熟人，提供了有关他的个人人品和管理行为的描述。他们眼中的威尔兹上尉，绝不是一个凶恶残暴的人。相反，似乎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威尔兹上尉是品行良好和忠于职守的人。他们辩称，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只是没有可能做得更好。

为威尔兹上尉辩解的一方，甚至指责说，威尔兹上尉是“邦联”一方的战争罪责的替罪羊。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如此残酷的一场战争过去，普遍弥漫着一种情绪，人们总想寻找一个承担战争罪责的人，而这种罪责也往往总是由胜利的一方指向失败的一方。人们指出，在威尔兹上尉的审理过程中，无法找到南方“邦联”首领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案件中的任何罪责证据，于是，在威尔兹上尉的死刑执行之前，他曾被要求，假如他能提供这样的南方“邦联”首领的罪证，他将可以被赦免。可是遭到了他的拒绝。

最为有力的一个辩解是，在威尔兹上尉被处死不到一年的时候，战后的秩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分支也恢复正常运作，这时联邦最高法院在一次裁决中做出声明：类似审判威尔兹上尉这样的军事法庭，都是违反宪法的。一个悲剧性的事实是，今天的联邦最高法院大厦，恰好建立在当年的首都老监狱旧址上。也就是威尔兹上尉被处死的地方。

但是，对这个案子持肯定意见的一方，却似乎有着更为沉重的证据，那就是一万三千名埋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死亡者的灵魂。假如威尔兹上尉无罪，那么，还有谁能够为这些惨死在恶劣生存条件下的俘虏承担责任？

辩解的一方提出，发生在一百四十年前的这场战争，事实上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士兵们都常常像乞丐一样缺吃少穿，战俘营的状况恶劣更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本身的客观条件，是被公认为最差的一个，这并不是一个总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的。根据战后的统计，各个战俘营死亡率都很高，例如在纽约州一个北军关押南军战俘的战俘营，死亡率也高达百分之二十四。

辩解的一方甚至提出，应该承担罪责的，是北方的格兰特将军——后来的美国总统。因为他单方面停止了战争初期双方缔结的战俘在捕获后十天即必须交换的协议，而假如这个协议照常执行，安德森维尔战俘营不仅不会超员，而且将是一座空营！然而，格兰特将军停止这个协议，又源于南军事实上没有遵守“释放战俘不得重回战场”的协议规定。但是，再反过来说，战场是在南方的土地上，南军被释放的战俘们，回家几乎就是回战场，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从事件发生的第一天起，人们就公开地在媒体上表明自己的态度，开始争论。争论延续了一百多年，至今仍然没有停止。就在这样的争论中，引申出了美国人认为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和深刻的历史教训。例如，特殊状态下的司法公正问题，战争的残酷性和如何避免的问题，战争俘虏的人道待遇问题，战争中军人的合法行为和战争罪行的问题，战争罪责追究的阶层问题，等等。

威尔兹上尉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南北战争的最后一个受难者，他死在战争的炮声平息以后，死在林肯总统被暗杀以后，死在暗杀林肯总统的刺客们被处死以后。他死后，在宁静的林中小村庄安德森维尔，南方人为他竖起了一个纪念碑。我们看到，这些从一百三十五年前开始的围绕着他的讨论，事实上是十分超前的。那些一百三十五年前提出的问题，也已经非常“现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历史上发生的悲剧，但是，假如从事件发生的第一分钟起，就容许持有异见的一方公开表达，容许充分的争论。那么，也许这样的悲剧就只书写在那一页历史中，而不必在未来的历史中，让子孙后代一遍遍地重新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