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孔子的担当(5)

儒家注重教化，而不是以武力来制约、规范人的行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就指出，礼乐教化是整个儒家文化的核心，即最重视的还是通过礼乐教化来使人们懂得做人的道理，达到道德上的自我约束和提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礼教“吃人”，其实这很片面，礼教还是有让我们真正懂得怎样做人的道理在其中的。“礼”让我们辨明社会中每个人的身份，明白与这个身份对应的责任和义务，然后按照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去做人、做事。在这个具有社会性的群体中，有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儒家用什么词来表达呢？就是“伦”。“伦”是类的意思。人是分成不同类的，人伦就是探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所以儒家推崇“礼”，进行“礼”的教化，最终的目的是要达到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明伦”，即明白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在所有的孔庙中，一定有个大殿，上面挂着一块牌子，叫“明伦堂”。这就是儒家礼教的根本目的——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明伦”。儒家强调从自己做起，怎么从自己做起呢？就是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或者是“名分”。礼教最后就是给你确定一个“名”，因此在历史上也称为“名教”，礼教即“名教”。

儒家推礼明伦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恪守本分，各尽其职，尽伦尽职。总之，礼教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懂得做人的道理。而这个道理，不是靠外在的力量，而是靠我们每个人的自觉自律，即所谓“为仁由己”。楼宇烈先生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文化不是靠外在的神或造物主，而是靠人本身的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这就是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人文就是不要以武力，而要以一种文明的办法，以《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来教化人民，由此建立起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的文明社会。《周易》有一个卦叫作贲卦，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十分明显，儒家的“礼乐教化”乃至传统的儒释道主干文化对于打江山确实起不到重要作用。刘邦夺取江山当然不是靠“礼乐教化”，用现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就是“人文精神”。夺取天下要的是现实、利益、不择手段，当然还要笼络人心。刘邦之所以能成就帝业，关键是他得到了“汉初三杰”，即“运筹帷幄”的张良，“不绝粮道”的萧何和“连百万之军”的韩信，这三个人才为刘邦夺取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此三人都不是文质彬彬的儒生，而是良将谋士。思想要有力量，需要一套操作性强的方案，但孔子的方案不是当时君王急需的。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孔子主张用“礼”明确社会各个等级的特定身份，以及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建立和维护一个有“礼”的社会政治秩序，使得各个等级中的每个人都能安居乐业。仁政礼治于是成为他的政治目标。这样一种理想，在当时注定没有君王买账。统治者虽然重视孔子的思想，但并不是心中真正崇拜孔子。按照孔子的理论，统治者是有特权的，大臣是不能篡权的。而那些尊重孔子的帝王，那些开国之君，哪一个原先不是大臣，不是从帝王之中抢过权力的。所以，那些帝王，从来也没有把孔子当圣人，只是顺便利用他的学说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其次，主观方面的原因。

孔子五十六岁时，在鲁国“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大意是，孔子主持国政三个月，物价平稳，男女行走各自让道为礼。百姓晚上睡觉不必关门，人人都拾金不昧。四周国家的百姓慕名而来经商务工，不必求助行政执法机关解决纠纷就能满意而归。在群雄混战、豪强割据的春秋时代，民风教化达如此程度，实在是创造了奇迹。

针对权臣的势力过大，他的策略是拆毁三位大臣封地的城墙。但这些城墙乃是防御所需，因此最后只拆毁了一家城墙，权臣势力过大的情况并未改观。孔子代理宰相仅三个月，就自己辞职了，据说是看不惯鲁定公好女色的缘故。实际上，根据孔子执政期间的事情来看，很难说孔子是个出色的政治家。毕竟在当时尔虞我诈的政治氛围中，单纯以儒学治国，缺乏变通，终究难以成气候。

真实的孔子，敏感性急，难进易退，应该是个急性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的原话，是“三月无君则吊（《孟子·滕文公下》）”，意思都是闲居三个月，孔子就心神不宁，寂寞难耐了。确切地说，孔子是理想有余，行动不足；长于循规蹈矩，拙于出奇制胜；喜欢修补继承，害怕破坏重建；运筹帷幄、纸上谈兵时潇洒自如、风采逼人，实际操作时捉襟见肘、难以适从。

孔门弟子中，子贡最具有实践操作能力。古人说君子立德、立功、立言，子贡在这三方面，均无可挑剔，尤以立功为卓著。他具有“能言善辩”的先天才能，首开纵横家之先河，具有丰富的学识，新颖的思想，谦虚的品格和不甘平庸的进取精神。他紧紧抓住历史机遇，投身商海，大展身手，成为儒商始祖。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十三年，所用基本上是子贡负担的。此外，子贡是个出色的外交家，他全面、客观、冷静和准确地观察各国形势，坚持“亲和”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的高度统一，奔走呼号，极力协调各国关系，不用一兵一卒，改变了战争格局，减少了战祸，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在这些方面，孔子不如子贡。

司马迁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俨然是战国后期苏秦、张仪的祖师爷。孔子死后，子贡成为理所当然的掌门，别人都是守孝三年，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子贡有高傲的气质，却以谦逊的姿态从老师那学到了纯粹的知识，子贡是所有孔门弟子中，最没有酸腐书生气的。所以，在立功方面，孔子不如子贡。孔子缺乏一定的实践操作能力，特别是缺乏政治权力主体意识，这或许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

对此，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在2013年春季的“四书”精读课上讲《论语·子罕第九》“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里的“待”字的时候反思道：

“待”字在儒家那里很重要。儒家随时在哪里都带着礼物。带着礼物干吗？等待君王来访问他、来请教于他、来向他请教治国之道，然后他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样一个儒家的基本姿态呢，是我多年头疼的一个问题。儒家基本的问题其实不是牟宗三等人所说的能开出民主的精神，儒家真正的问题是有没有政治权力主体意识。这是最根本的。在儒家的话语里面，最大的麻烦，我觉得所有的弱点里面，最大的弱点就是儒家没有政治权力主体意识。儒家出不了政治家。孟子动不动就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哪儿有那么容易啊？

所以，这个“待”的姿态始终是个被动姿态。由于没有政治权力主体意识，或者说儒家也没有那种对政治权力的渴望，儒家的基本态度就叫难进易退也。你想让我升官，这很难；你想让我离开，给个眼神就够了。难进易退的结果就是，你把政治理想空间做得太过理想化。历史上，想想张居正这样的人，居然都是主流儒学所不齿的，正统儒学一直批判他，当时晚明的王学普遍都是与张居正为敌的。像张居正这样努力都得不到认同的话，这个世界怎么办呢？问题是这个世界不可能没有小人啊！读《周易》，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君子不会绝，反过来这个世界小人也不会绝。那你怎么办？这很麻烦。我常常把儒这个字淡化，你做事要合道理。我反复强调合道理的生活方式，儒可以儒，但不能腐，一旦成“腐儒”，你还不如不儒。我多年讲，腐儒之害甚于异端。“待”字是我很焦虑的，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如果按照儒家这个理念出发的话，政治权力主体意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个大问题。我到现在没有找到开出来的渠道。那么，这当然也构成儒家另外一方面的优点。由于儒家缺乏政治权力主体意识，一般的儒者就不太指望通过政治权力改变世界，而往往是通过一代的风俗教化慢慢培育出一个好的政治土壤，好的道德成长的土壤，这也就开辟了政治空间之外的另一个巨大空间。

此外，他近年又反思说：“我常感慨儒家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缺少权力主体性。我说儒家可能不一定要从自己的思想中发展出权力主体性，但是儒家必须有一种能力，就是能够包容政治家。政治家是不能简单地用个人道德的标尺来衡量的，那样衡量相当于用温度计去量长度，你说这张桌子长30摄氏度，等于整个脑子都是乱的。”（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虽然博大精深，但他的礼法制度只能克制国君地位以下的人，对于国君没有多大的制约。虽然《论语》里对国君也有规定，但是哪个国君愿意“克己复礼”？要是国君不听，也就没辙了。对于国君的“其身不正”，孔子不过说说“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罢了。由此可知，孔子的学说思想具有不平等的因素。它最大的弊端是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只寄托在国君一人身上，国家乃国君一人之国家，而非大家之国家。如此，必然形成两种情形：明主天下兴；昏君国家衰。孔子的理想因为没有实现的现实途径，最终只能成为空想。缺乏政治权力主体意识，致使再美好的理想也只能寄托在高贵的君王身上。

子贡没有孔子那样强烈的“政治情结”，或许他的聪慧洞察到了礼坏乐崩、权力旋涡的凶险，转而从事商业活动，不再去找诸侯、大夫建立君臣关系，求得一个准许，而是自己先干起来。因此，子贡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自由商人之一。发了财的子贡干了些什么呢？他坐着豪华的四匹马拉的车，带着束帛作为礼品，到各国去访问，接受诸侯的宴请。他所访问的君主，对他非常重视，对他平等地行宾主之礼，并且与他相谈甚欢。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呢？主要谈论的是孔子。孔子的为人、学说、主张和思想。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够传遍天下，子贡的广泛宣传功不可没。在宣传孔子的思想与学说方面，他有着其他弟子所没有的优势，子贡把自己赚来的钱用于对老师的宣传上。正因如此，孔子实际上并不反感他经商，因为他是孔子最聪明的弟子。子贡的追求，使他成为一个相对完美的人，不仅物质丰裕，而且精神丰盈。《论语·乡党第十》中有一笔传神的描写，说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孔子一听到国君召唤，没等马车备好，就先步行走了。这样的性格，显然并不适合从政。权力者不过略施小计，孔子就敏感地自动请辞了。性急，敏感，加上不肯放弃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主义，使孔子终生徘徊在春秋末期的政坛边缘。

当下，某些儒家原教旨主义者是有问题的。很多人一提到孔子，一提到儒家的时候，马上就会问儒学能救中国吗？这问题本身就很荒谬。我们只是说中国文化根基里有这一脉，将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这个，没说儒学能解决一切，儒学有它的使用范围。把一个局部的道理无限放大，那当然会出错。

然而，孔子在政治领域受到的挫败，并非完全没有意义。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很悲哀的是，孔子在政治领域一直受到挫败，所以，他最后只做了一个伟大的教师。但是，正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也开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另外的一面，就是当他的政治理想不能够实现的时候，他常常要用文化理念来对抗政治权威，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以‘道统’对抗‘政统’。这个现象，我们在后代能够看到，像韩愈、柳宗元，像宋代的程、朱，像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戴震，其实都是有批判精神的。只不过，中国的政治权力实在太大，慢慢就把他们都吸收到政治体系，融入正统政治意识形态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