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对于间谍，人们一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以儒家为代表，他们看不起间谍，认为间谍就是那种鬼鬼祟祟、整天和阴谋诡计打交道的人。比如宋代王应麟、明代茅坤等学者认为，把伊尹和吕尚这些他们所推崇的圣人认作间谍，简直就是“诬圣贤”之举。而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他们充分认识到间谍对战争所起到的作用，非但不排斥间谍，甚至主张要以“上智之人”担任间谍。孙子曾说：“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这句话非常简洁地阐明了间谍对战争所起到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长期占据要津。儒家习惯以仁义道德品评人物，而且已形成悠久传统，甚至仍在影响着今人对间谍的认识。其实，儒家对于间谍的轻视明显带有片面性。如果战争现象为人类社会所无法避免，那么间谍便有存在的理由。人们习惯将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间谍也可有仁与不仁之分。如果说战争是人类成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话，总有间谍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这种代价变得更小。因此，我们需要对间谍及其作用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

孙子说：“三军之事，莫亲于间。”间谍虽不一定亲赴战场，却因为比一般将领更早接触军事机密，更早了解战争内情，更早进入战争场景，所以成为对硝烟最为敏感、对生死体味最深的那一群人。一些间谍甚至因为掌握了大量机密情报、与统帅最为接近，从而部分充当起战争“导演”的角色，对于战争的发起、战争的进程，甚至是对战争的最终结果，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一点已经为古往今来无数次战争所证明。

中国古代的谍战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组织严密的间谍活动，到了商周时期，伊尹和吕尚亲自担任间谍，谍战谋略有了新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分治、你争我夺的局面，迫使各路诸侯都高度关注局势演变，高度重视收集敌情，间谍战几乎贯穿整个乱世。与之相应的是，谍战理论也于此时取得飞速发展，著名兵书《孙子兵法》甚至辟有专篇系统讨论用间术，这便是《用间篇》。除此之外，《六韬》《尉缭子》等兵书也深入探讨了谍战理论。

汉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边防、拓展疆域，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开展军政外交工作，同时打探匈奴和突厥等游牧部落的情况以及山川地理形势，以期在对抗中占得先机。张骞等人既是外交使节，同时也是战略间谍。魏晋南北朝乱世之时，更是出现很多精彩的谍战案例，其中石勒、韦孝宽等人所展示的谍战谋略尤其值得关注。当然，从总体上来看，汉唐时期的谍战理论比先秦时期有所退步，值得一提的似乎只有唐代李筌对“探心术”的研究和《李卫公问对》中对用间得失的讨论等。

到了宋朝，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侵扰中原，逼迫宋人重振兵学，《孙子》等兵学7部经典被立为兵经，政府开始设立武经博士，《武经总要》等论兵之作纷纷诞生。随着兵学研究的深入，相关谍报理论也相应地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在这股研习兵学的热潮中，苏洵、苏辙等文人也开始积极讨论谍战理论，反映出此时谍战理论和谍战谋略的新发展。在与辽、金的长期对峙过程中，隐秘战线的情报活动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宋太祖赵匡胤和名将岳飞等人，都为后人留下了非常精彩的谍战案例。

明朝吸取元朝政制松散的教训，政权越来越趋于专制，臭名昭著的特务统治畸形发展，以严密监控为特征的间谍手段被大量用来对付普通臣民。清王朝建立后，这种做法也被承袭下来。然而，清朝统治者对臣民的严密监控，只是色厉内荏，既不能阻止民众的反抗，更不能阻止外族的窥伺和侵略。英、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谍战，继之使用武力对贫弱的中国进行瓜分。当西方的谍战技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突飞猛进之时，朱逢甲正在埋头用蝇头小楷撰写《间书》，恰可形成鲜明对比。《间书》堪称古代谍战理论的总结之作，却也能折射出我国古代谍战理论长时间的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