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谍战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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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间谍,人们一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以儒家为代表,他们看不起间谍,认为间谍就是那种鬼鬼祟祟、整天和阴谋诡计打交道的人。比如宋代王应麟、明代茅坤等学者认为,把伊尹和吕尚这些他们所推崇的圣人认作间谍,简直就是“诬圣贤”之举。而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他们充分认识到间谍对战争所起到的作用,非但不排斥间谍,甚至主张要以“上智之人”担任间谍。孙子曾说:“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这句话非常简洁地阐明了间谍对战争所起到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长期占据要津。儒家习惯以仁义道德品评人物,而且已形成悠久传统,甚至仍在影响着今人对间谍的认识。其实,儒家对于间谍的轻视明显带有片面性。如果战争现象为人类社会所无法避免,那么间谍便有存在的理由。人们习惯将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间谍也可有仁与不仁之分。如果说战争是人类成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话,总有间谍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这种代价变得更小。因此,我们需要对间谍及其作用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

孙子说:“三军之事,莫亲于间。”间谍虽不一定亲赴战场,却因为比一般将领更早接触军事机密,更早了解战争内情,更早进入战争场景,所以成为对硝烟最为敏感、对生死体味最深的那一群人。一些间谍甚至因为掌握了大量机密情报、与统帅最为接近,从而部分充当起战争“导演”的角色,对于战争的发起、战争的进程,甚至是对战争的最终结果,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一点已经为古往今来无数次战争所证明。

中国古代的谍战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组织严密的间谍活动,到了商周时期,伊尹和吕尚亲自担任间谍,谍战谋略有了新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分治、你争我夺的局面,迫使各路诸侯都高度关注局势演变,高度重视收集敌情,间谍战几乎贯穿整个乱世。与之相应的是,谍战理论也于此时取得飞速发展,著名兵书《孙子兵法》甚至辟有专篇系统讨论用间术,这便是《用间篇》。除此之外,《六韬》《尉缭子》等兵书也深入探讨了谍战理论。

汉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边防、拓展疆域,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开展军政外交工作,同时打探匈奴和突厥等游牧部落的情况以及山川地理形势,以期在对抗中占得先机。张骞等人既是外交使节,同时也是战略间谍。魏晋南北朝乱世之时,更是出现很多精彩的谍战案例,其中石勒、韦孝宽等人所展示的谍战谋略尤其值得关注。当然,从总体上来看,汉唐时期的谍战理论比先秦时期有所退步,值得一提的似乎只有唐代李筌对“探心术”的研究和《李卫公问对》中对用间得失的讨论等。

到了宋朝,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侵扰中原,逼迫宋人重振兵学,《孙子》等兵学7部经典被立为兵经,政府开始设立武经博士,《武经总要》等论兵之作纷纷诞生。随着兵学研究的深入,相关谍报理论也相应地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在这股研习兵学的热潮中,苏洵、苏辙等文人也开始积极讨论谍战理论,反映出此时谍战理论和谍战谋略的新发展。在与辽、金的长期对峙过程中,隐秘战线的情报活动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宋太祖赵匡胤和名将岳飞等人,都为后人留下了非常精彩的谍战案例。

明朝吸取元朝政制松散的教训,政权越来越趋于专制,臭名昭著的特务统治畸形发展,以严密监控为特征的间谍手段被大量用来对付普通臣民。清王朝建立后,这种做法也被承袭下来。然而,清朝统治者对臣民的严密监控,只是色厉内荏,既不能阻止民众的反抗,更不能阻止外族的窥伺和侵略。英、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谍战,继之使用武力对贫弱的中国进行瓜分。当西方的谍战技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突飞猛进之时,朱逢甲正在埋头用蝇头小楷撰写《间书》,恰可形成鲜明对比。《间书》堪称古代谍战理论的总结之作,却也能折射出我国古代谍战理论长时间的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