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代史

一 宗教改革与反改革

15～16世纪，教会统治整个社会，神职人员有许多特权，教士成了一种赚钱的职业。教士们向人民征收赋税、佃租和五花八门的捐税，利用节日、斋戒等宗教活动聚敛财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主教会议和高级神职人员竭力主张改革，摈弃教会的陈规旧习，但遭遇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罗马教廷并没有明确支持改革者，教会内部的改革困难重重。

16世纪，欧洲中部率先进行宗教改革，基督教会分裂为新旧两派。在瑞士德语区，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是乌尔里希·茨温利。茨温利生于1484年，1506年担任格拉鲁斯一个教区的神甫，1518年充任苏黎世大教堂的大众神甫。1517年，马丁·路德在德国发起宗教改革，提出了《95条论纲》，第一个宣布与旧教会决裂。茨温利也于1519年在苏黎世宣扬新教信仰。他反对雇佣兵制度，反对农奴制，抨击教士滥用权力和腐败堕落；他提议禁止出售“赎罪券”，禁止斋戒和教士独身制；他主张权力属于市政当局，建立由城市领导的统一国家。茨温利从教会、政治和经济角度全面抨击了现有制度，要求进行多项改革。苏黎世市政当局积极支持茨温利的改革主张，于1520年批准他宣讲真正神授的圣经。茨温利在图尔高、圣加仑、巴塞尔、沙夫豪森、索洛图恩、伯尔尼等地宣传新教，并且身体力行实现自己的主张。1524年，茨温利与一个富孀结婚，以表示反对牧师独身的清规戒律。

在茨温利的推动下，苏黎世进行了广泛的改革。教会的繁文缛节被简化，忏悔等宗教仪式被废除，独身制被取消，偶像和圣物被撤掉，修士和修女被准予离开修道院，教堂所属的学校也进行了改造。1525年，苏黎世政府采纳了茨温利的主张，将修道院所占土地收归市政府所有。苏黎世政府还废除了农奴制和什一税，停止对外派遣雇佣兵。苏黎世的宗教改革加强了城市对乡村的统治，增强了市政当局的权威，对其他城市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于是，宗教改革迅速推进到其他城市。

茨温利的宗教改革也遇到了来自反对派的极力阻挠。不仅苏黎世城中有反对派，邦联内部也有反对派。在邦联内部，反对派是一些坚持天主教信仰的乡村州和城市。信仰天主教的城市不愿改变信仰，信仰天主教的乡村在捍卫信仰的同时还嫉恨和惧怕城市的绝对优势。1524年，四州湖畔的几个乡村州和卢塞恩、楚格订立盟约，联合对抗茨温利的宗教改革。新旧两派尖锐对立，最终爆发了宗教战争。

1529年，天主教联盟焚烧了一个苏黎世的新教徒，茨温利率兵讨伐楚格。由于缺少其他新教各州的支持，双方士兵也十分懈怠，最后苏黎世与天主教联盟达成和解协议，天主教各邦仍保持自己的信仰，但不能与奥地利共同反对新教。战事遂告和平结束。1531年，天主教联盟再次发起战争，他们组成8000人的队伍，自楚格北上攻打苏黎世。茨温利率领2500人仓促应战，不幸在战争中殒命，苏黎世军队遭到失败。双方签订和约，由各邦自己决定宗教信仰。由此，新教向瑞士中部和东部的传播也随之受到阻碍。

瑞士法语区的宗教领袖是加尔文。加尔文生于1509年，1534年定居于巴塞尔。加尔文在1536年路过日内瓦，留下来从事教会管理的整顿，曾一度前往斯特拉斯堡，后于1541年重返日内瓦，主持宗教改革和政治改革事务。加尔文反对教会的教阶制度和繁琐的宗教仪式，但不反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务实方针，他将茨温利的改革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加尔文的倡导下，日内瓦教会民主选举牧师和神职人员，由牧师和长老组成的宗教法庭来治理城市。贫困群体受到照顾，教育得到普及，社会生活井然有序。原来是天主教所在地的日内瓦成了“新教的罗马”。宗教改革不但使瑞士的宗教和政治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其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避难的外国新教徒富豪商贾加入瑞士的建设中以后，瑞士的纺织工业、银行业和加工业迅速发展，并从城市扩展到乡村。当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封建贵族早已被推翻，加尔文的经济和伦理思想受到了资产阶级的赞赏，他主张的教会组织形式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因而，加尔文派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扬，各国的宗教改革者纷纷前来学习，仿效日内瓦的模式进行改革，建立新教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形式。日内瓦成为当时宗教改革的国际中心。

二 “三十年战争”与中立开端

1618～1648年，欧洲爆发了“三十年战争”。这一战争的主战场在德意志，瑞士当时仍然属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瑞士没有直接卷入“三十年战争”，却不断为战争提供雇佣兵兵源。瑞士各州与法国签有雇佣兵协定；天主教州与西班牙和萨瓦订有雇佣兵契约；新教州与德国、荷兰订有雇佣兵契约。强邻各国都希望瑞士保持和平稳定的局势，因为如果瑞士发生骚乱，就会危及雇佣兵的来源。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各国需要一个和平的瑞士，瑞士也就在大国的夹缝中，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求得生存和发展。

在“三十年战争”中，瑞士的中立政策初步形成。战争中，瑞士邦联内部达成一致，严守中立立场，绝不介入交战的任何一方。邦联与交战双方均保持贸易往来，为双方提供粮食和其他军用物品，输送雇佣兵，提供假道方便，还时常为战争双方居中调停。1647年，邦联成员签订了《维尔防卫协定》。根据该协定，邦联设立了一支3.6万人的部队，各邦联成员负责为它提供装备和兵员。邦联各州有了共同防卫的纲领，是为瑞士“武装中立”的起源。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巴塞尔市长维特施太因代表瑞士参与了和约的制定。由于他的努力，德意志皇帝承认瑞士邦联脱离帝国而享有自由与独立，瑞士终于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几百年的统治。从此，瑞士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永久同盟”成立的1291年是瑞士历史的发端，而瑞士真正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则开始于1648年。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瑞士在欧洲各种冲突中仍然保持中立。中立是瑞士邦联生存的条件和保障，也是针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到1674年，邦联议事会在荷兰战争期间首次正式宣布了“武装中立”的政策原则。从18世纪起，欧洲列强不再同瑞士缔结军事和约，瑞士的中立最终成为现实。

三 人口与经济发展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1798年的法国大革命，瑞士度过了长达150年的和平时期。在这期间，瑞士经济持续发展，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相当发达，棉纺织业和钟表业在欧洲乃至世界居领先地位；同时人口数量稳定增长，1798年达到168万人。

18世纪的瑞士已经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其主要原因是两个世纪以来瑞士没有遭遇任何外来的侵略，更没有发生过对外战争；雇佣兵制度使得瑞士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国内的教派之争已经结束，工农业生产在和平环境中迅速发展。

农牧业生产增加 瑞士本是一个农业和畜牧业小国。在邻国连年战争时期，瑞士的农牧业得以在安静、和平的环境中持续发展。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民主要从事畜牧业，所饲养的牲畜以及肉类不断运往国外，瑞士的马匹是国外骑兵首选的坐骑。在中部高原地区，瑞士人主要从事种植业和奶牛饲养。由于土地分配给农民个人耕种，实行圈地和引种新的农作物，提高了农业产量。大量栽培马铃薯，作为谷物的替代品，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随着奶牛饲养的发展，畜产品生产增长，奶制品适应了国际市场需求，出口大量增加。在18世纪后期，仅格拉鲁斯州每年出口的鲜奶酪就达2000吨。

工业发展迅速 纺织业是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丝带编织和棉纺织业是主要行业。16世纪初期，瑞士仅有圣加仑地区的纺织业发达。17世纪末，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因受宗教迫害逃离本国来到瑞士定居。他们带来了新的纺织工艺，促进了瑞士纺织工业的发展。瑞士东部地区的棉纺工业大约有20万人。苏黎世的丝绸工业雇用10多万工人。工业化促进了城市迅速扩大，居民人数急剧增加。当时的工业主要是分散的手工工厂，以家庭接活为主要方式，产品有亚麻织品、羊毛织品、草织品、花边、钟表、首饰、皮革和纸张等。这个时期瑞士的工商业领先于欧洲其他许多国家。

商业和服务业扩大 工业的繁荣带动了商业和银行业。瑞士商人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扩展了对德意志、荷兰等国的贸易，并且与英法等国的海外殖民地建立了贸易关系，同时进口白糖、咖啡及其他工业原料。伴随贸易的发展，银行业也成长起来。在18世纪，日内瓦、巴塞尔和苏黎世已经成为银行业中心。

四 城乡社会矛盾

宗教改革运动持续时间不长，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城市的发展相当迅速，相对于乡村而言占有明显的优势。政治权利逐渐集中于少数的几个大家族，他们靠征召雇佣兵、占有地产以及经营商业和手工业而成为巨富。城市逐渐分化为两个不同的阶层：上层是极少数与外界隔离的豪门望族；底层是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的新居民。1519～1798年是瑞士内乱时期，城乡社会矛盾突出：农民与城市贵族之间、各州之间、新教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矛盾尖锐，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和四次宗教战争。

“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瑞士经济陷入衰退。大批雇佣兵返回家乡，乡村劳动力突然过剩。在乡村，多数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小农阶层仅靠占有的土地难以养家糊口，只得去当农业工人或打短工，逐渐沦为农村社会的最底层。这个时期，农民与城市贵族之间的矛盾加深，富裕城市对贫穷乡村的统治趋于加重，乡村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免税、自由等特权。乡村不仅在政治上失去许多权利，在经济方面也不断受到城市的敲诈和剥削。乡村居民对城市的反感和对立情绪加深，各地不断爆发小股骚乱。1653年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次暴动由农民领袖汉斯·埃梅纳格和尼克劳斯·勒恩贝格领导，首先从卢塞恩和伯尔尼开始，逐渐蔓延到索洛图恩和巴塞尔。苏黎世和瑞士东部地区没有响应这次暴动，其原因是1645年的农民暴动遭到当局残酷镇压，7名领袖被处决，农民运动的势头受到严重打击。面对汹涌的农民暴动，当局发出严重警告，声称要对暴动者处以死刑或肉刑。起义农民不惧威胁，很快集结了两万人左右的部队，持续战斗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城市贵族占有经济优势，又掌握军队，面对农民暴动，为了共同的利益暂时联合在一起，毫不费力地粉碎了这次农民起义，并对起义者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次瑞士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农民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18世纪，新教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新旧两派力量对比失衡，各教派之间关系紧张，共同管辖区内冲突不断。从莱蒙湖到巴登，从阿尔卑斯山到汝拉山的经济发达地区都属于新教区域。苏黎世、伯尔尼、巴塞尔、沙夫豪森是四个新教州，拥有居民70万人。新教州拥有经济实力和武装优势，城市工商业发达，道路等基础设施较好，农村比较富裕，资金力量雄厚。其他的七个天主教州，居民总共不到30万人。1531年以来，天主教的势力在共同管辖区内一直占有优势，在国会里，天主教徒占多数，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会。天主教徒所管辖的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仍然以畜牧业为主。日常生活中所需物品还要靠新教州来供应。逐渐地，天主教州的居民意欲向经济发达的新教州迁移，想在那里打工赚钱。两教区经济发展的极大不平衡，导致和加深了两大教派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在欧洲引起战乱，新教州终于在1712年7月的维尔梅根战役中取得胜利。根据同年8月双方签订的和约，天主教州被迫撤离阻碍苏黎世和伯尔尼之间交通的巴登共同管辖区。自此，天主教州占统治地位的现象不复存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教派之争休止，瑞士进入一个平稳时期，为后来的经济飞跃铺平了道路。

五 政治生活

18世纪的瑞士是一个由13个州组成的国家，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可以说是一个由20多个独立的小国组成的邦联。在联合公约的旗帜下它们走在了一起，但在权利和义务方面，其内容各不相同，因此，把瑞士比做世界上最分散的国家并不为过。13个州都是主权州，都有各自的所属领土，这些领土被称为从属地区，有些地区属于几个州共同所有，共同管辖。联邦成员内部分为五种不同情况：属于民主国家性质的有乌里、施维茨；属于联邦国家性质的有瓦莱和里西亚集团；属于寡头政治国家性质的有苏黎世、巴塞尔、沙夫豪森；属于贵族国家性质的有伯尔尼、卢塞恩、弗里堡、索洛图恩；属于君主政体性质的国家有纳沙泰尔公国、巴塞尔主教区。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分为六个阶级：贵族阶级、执政的贵族阶级、资产阶级、本地人、居民、仆从。从经济角度看，城市州比较开放和发达，而“森林州”相对保守与落后。宗教信仰方面存在两大教派，即基督教和天主教。语言文化是多语种共存。这就是独具特色的瑞士政治结构。

18世纪，贵族的等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贵族阶级牢牢控制着政权，拒绝接受新观念，拒绝任何改革，拒绝接纳那些受过教育的富裕的新兴资产阶级进入政权。人民无法忍受沉重的捐税和贵族政府的腐败无能，纷纷起来反抗贵族统治，斗争此起彼伏。1782年，伊萨克·科尔尼奥在日内瓦领导人民起义，取得了成功，人民开始参加城市政治生活。伯尔尼的人民起义遭到了贵族势力的镇压，领导人均被处决。苏黎世人民要求权利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废除封建捐税的起义也被镇压下去。瑞士贵族阶级为了保住政权和特权，勾结外国势力，企图借用外国的刺刀来支撑封建政府。然而，卢梭的自由﹑平等、个人权利的新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强大思想武器。瑞士贵族阶级最终无法抗拒时代的潮流，在法国大革命浪潮到来之时被荡涤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