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话
百骏图：紫禁城内的外国人画家
本幅画描绘了一百匹体型姿态各异的骏马，放牧于草原上。采用西洋的光影透视画法，让马匹呈现深浅变化，以纵深构图处理光线的照射，因此地面上可以看到马的影子。肥壮的马、瘦的马、有斑纹的马，各式各样的骏马有的站着、有的嬉戏、有的正在吃草，自在徜徉于草地上。郎世宁精于人物画及花鸟画，尤其擅长画马，这是一幅充分发挥实力的大作。
博物馆原本是“广博搜集物品的场所”，故宫以皇帝的收藏为基础，原则上不收“中华”以外的物件，如果有例外的话，大概就是自海外的贡品，例如有几张日本画也列入收藏。虽然如此，主流仍是中华文物的收藏，外国人的作品或是收藏品非常之少。
依据“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就确定以“整理、保管、展出原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藏之历代古文物及艺术品，并加强对中古代文物艺术品之征集、研究、阐扬，以扩大社教功能”为设置宗旨。在台北故宫收藏中，唯一占有一席之地的外国人就是郎世宁。其本名是朱塞佩·卡斯蒂廖内（Giuseppe Castiglione），意大利人，耶稣会教士，是清代等级最高的宫廷画家，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经历相当特别。
百骏图
清雍正六年
郎世宁 设色绢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94.5×776.2cm
为什么会有意大利人到清宫？任谁都觉得不可思议。郎世宁生于米兰，年轻时就进入耶稣会，怀着远大抱负来到东方传教。他曾在耶稣教会学习绘画及建筑。一七一四年得到耶稣会总会长坦布里尼（Michael angelo Tamburini）的许可出国，从里斯本搭乘“圣母希望号”（Notre Dame de l'E spérance）出航，在印度果阿转乘，于一七一五年夏天从澳门登陆。从此到一七六六年去世为止，郎氏就再也没离开过中国这块土地；然而他毕生心血并未花在他到中国来“传教”的初衷上，而是成就在“艺术”。
要传教，要有皇帝的许可，首先必须先讨皇帝开心才行；另一方面，对于皇帝来说，他不需要传教士，反而是需要擅长光影透视法的西洋画家，这项技法是中国画家所没有的才能。如果不能传教，就不能出人头地，因此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甘于以地位较低一级的“助修士”，持续为皇帝画画。此外，清代皇帝除了喜爱绘画，也热衷于时钟，要求西方的钟表工匠制作大型时钟，郎世宁便设计了圆明园内的十二生肖喷水庭园，其实就是一种时钟。
西洋画家为皇室成员画像时，脸部禁止使用光影透视的深浅画法，采以正面直视皇帝皇后的视角，整张脸正对着光，不可画出阴影。乾隆皇帝对于这位意大利宫廷画家格外重视，宫内还有其他西洋画家，但是只有郎世宁享有特别的待遇。郎世宁体弱常感冒，乾隆皇帝会请御医送汤药给他。郎氏的工作室距离乾隆的居所很近，乾隆皇帝常常亲赴工作室，和他讨论作品的进展。通常皇帝和画家之间不会有关系的，但是乾隆皇帝和郎世宁之间的情谊非常特殊，郎氏直通皇帝权力核心。
当时传教士的任务，除了传教之外，还兼有搜集中国当地资讯情报的工作，以现代的说法可称为谍报活动。郎世宁大多是以写信方式发回母国，报告皇帝的个性及清宫的内部资讯等。但是乾隆皇帝也不是省油的灯，把他放在身边，不让他传教，充分运用他的才能。
郎世宁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从画中也可窥得其人品。他的作品带有一种“清廉的张力”，让人看了都想要背脊挺直站好，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郎氏画了不少乾隆皇帝、雍正皇帝、多位皇后的画像，而他也画动物，尤其是马。
中国人喜欢马，打猎的欧美人也喜欢马。欧美人对待动物的态度，除了喜欢动物好动的一面外，同时把动物当成“朋友”、“伙伴”；而中国人对于动物比较像是对待一种“物品”。我发觉双方对于动物眼睛的画法有些不同，欧美人画的马眼比较温柔。
与马有关的代表作就是收藏在台北故宫的《百骏图》，刚好把一百匹马画进一幅画里。每匹马的表情、体型、动作都各不相同，有的在喝水、有的在游戏、有的在奔跑、有的在休息。马不是只供人骑乘，马也有它的生活形态。
郎世宁在绢本上作画，使用中国传统画法，笔触细密，又用西洋的光影透视法呈现阴影，绘画兼具细致度及立体感，是一幅体现“中西合璧”的画作。这幅《百骏图》成为留传历史的杰作，同时也正是郎世宁这个人的象征。
二〇一四年是马年，华人社会使用与马相关的吉祥话，“马到成功”到处可见。台北故宫也用《百骏图》制作电脑动画，二〇一四年间在展览厅播放。郎世宁的马至今仍被看见，如果郎世宁毕生只做传教士，恐难享有今日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