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忆与杂写:199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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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德先生温德(Robert Winter,一八八七—一九八七),祖籍法国,在美国出生与读书。一九二三年在闻一多举荐下来华任教,先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教授西方文学,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六十多年。杨绛先生曾在温德先生去世的一九八七年撰文《纪念温德先生》,收入《杂忆与杂写:一九三三—一九九一》。本文原为《走到人生边上》(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七年)的“注释”之一,征得出版社和作者的同意,收入本书。——编者爬树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钱锺书和我得到了清华大学的聘书,又回母校当教师。温德先生曾是我们俩的老师。据说他颇有“情绪”,有些“进步包袱”。我们的前辈周培源、叶企孙等老师,还有温德先生的老友张奚若老师,特别嘱咐我们两个,多去看望温德老师,劝导劝导。我因为温先生素有“厌恶女人”(woman hater)之名,不大敢去。锺书听我说了大笑,说我这么大年纪了,对这个词儿的涵意都不懂。以后我就常跟着锺书同去,温先生和我特友好。因为我比锺书听话,他介绍我看什么书,我总像学生般服从。温先生也只为“苏联专家”工资比他高三倍,心上不服,经我们解释,也就心平气和了。不久锺书被借调到城里参与翻译《毛泽东选集》工作,看望温先生的任务,就落在我一人身上了。

温先生有事总找我。有一天他特来我家,说他那儿附近有一架长竹梯他要借用,请我帮他抬。他告诉我,他特宠的那只纯黑色猫咪,上了他家东侧的大树,不肯下来。他准备把高梯架在树下,上梯把猫咪捉下来。他说,那只黑猫如果不回家,会变成一只野猫。

梯子搬到他家院子里,我就到大树下找个可以安放梯子的地方。大树长在低洼处,四周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块和土墩。近树根处,杂草丛生,还有许多碎石破砖,实在没个地方可以安放这架竹梯。温先生也围着树根找了一转,也没找到哪个地方可以安放那架长梯。近了,梯子没个立足之地;远了,靠不到树上。这架梯子干脆没用了。我们仰头看那黑猫高踞树上,温先生做出种种呼唤声,猫咪傲岸地不理不睬。

我脱口说:“要是我小时候,我就爬树。”

没想到这话激得温先生忘了自己的年纪,或不顾自己的年纪了。他已有六十多岁,人又高大,不像他自己估计的那么矫捷了。他说:“你以为我就不能上树了吗?!”

我驷不及舌,忙说:“这棵树不好上。”因为最低的横枝,比温先生还高出好老远呢。这话更是说坏了。温先生立即把外衣脱下,扔了给我,只穿着一件白色衬衣,走到树下,爬上一块最大的石头,又从大石头跳上最高的土墩,纵身一跳,一手攀上树枝,另一手也搭上了,整个人挂在空中。我以为他会知难而退,可是他居然能用两臂撑起身子,然后骑坐树枝上。他伸手把衬衫口袋里的眼镜盒儿掏了出来,叫我过去好生接着。我知道温先生最讨厌婆婆妈妈,到此境地,我不敢表示为他害怕,只跑到树下去接了他扔下的眼镜盒儿。他嫌那盒儿塞在胸前口袋里碍事。他像蛇一般贴在那横枝上,向猫咪踞坐的高枝爬去。我捏着一把汗,屏息而待。他慢慢地爬过另一树枝,爬向猫咪踞坐的高枝。但是猫咪看到主人来捉,就轻捷地更往高处躲。温先生越爬越高,猫咪就步步高升。树枝越高越细。这棵树很老了,细树枝说不定很脆。我不敢再多开口,只屏息观望。如果温先生从高处摔下,后果不堪设想。树下不是松软的泥土,是大大小小的石块,石缝里是碎石破砖。幸亏温先生看出猫咪刁钻,绝不让主人捉住。他只好认输,仍从原路缓缓退还。我没敢吭一声,只仰头屏息而待。直到他重又双手挂在树枝上,小心地落在土墩上,又跳下大石,满面得意,向我讨还了他的眼镜盒儿又接过了他的外衣,和我一同回到他的屋里。

我未发一声。直到我在他窗前坐下,就开始发抖,像发疟疾那样不由自主的牙齿捉对儿厮打,抖得心口都痛了。我不由得双手抱住胸口,还只顾抖个不了。温先生正等待着我的恭维呢!准备自夸呢!瞧我索索地抖个不了,诧异地问我怎么回事,一面又笑我,还特地从热水瓶里为我倒了大半杯热水。我喝了几口热水,照样还抖。我怕他生气,挣扎着断断续续说:“温先生,你记得Sir William James的Theory of Emotion吗?”温先生当然读过Henry James(一八四三—一九一六)的小说,但他也许并未读过他哥哥William James(一八四二—一九一〇)的心理学。我只是偶然读过一点点。照他的学说,感情一定得发泄。感情可以压抑多时,但一定要发泄了才罢休。温先生只是对我的发抖莫名其妙,我好容易抖完,才责怪他说:“你知道我多么害怕吗?”他虽然没有捉住猫咪,却对自己的表演十分得意。我抖完也急急回家了,没和他讲究那套感情的理论。

李慎之先生曾对我说:“我觉得最可怕是当‘右派’,至今心上还有说不出的怕。”我就和他讲了我所读到的理论,也讲了我的亲身经验,我说他还有压抑未泄的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