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各安其分(2)

所以，日本对“孝道”的遵循仅仅是局限在直接联系的家庭成员中，最多也只是涵盖父亲、祖父，以及伯父、伯祖父及其后代。它的意义就是在这个集团中，所有人都应该确定和自己的辈分、性别、年龄相当的家庭地位。即使是家庭成员比较多的豪门望族，他们的家族也会分成很多单独的支系，次子以下的男孩就需要成立单独的家庭，成为“分支”。在这个空间窄小的、直接接触的集体中，对“各安其分”的要求有非常严密的规章。在长者没有隐退或隐居之前，所有的人对他都必须绝对服从。甚至现在，一个即使有了几个成年儿子的父亲，在他自己的父亲没有隐退之前，所做的所有事还都需要向他年迈的父亲请示，以得到允许。即使孩子已经三四十岁了，他们的婚姻还是要被父母一手包办。作为一家男性之长的父亲，用餐时需要他第一个拿起筷子，沐浴时也要让他首先入浴，所有的家人必须对他恭恭敬敬地行礼，他要做的仅仅是点头受礼。在日本有一则广为流传的谜语，使用我国破解谜语的方式（Conundrum form）来翻译：“是什么让子女向父母提意见就像和尚要求保留头发一样。”（佛教僧侣必须剃度）谜底是：“无论怎么想，都不可能做到。”

“各安其分”不仅代表着辈分差距，并且还有年龄差别。日本人在描述非常混乱的秩序时，经常会说“非兄非弟”[6]，就如同我们平常所说的“不伦不类”（neither fish nor fowl）一样。对日本人而言，长兄就应该有长兄的性格和气度，因为长子是继承者。曾经到日本旅游的人们会谈到“日本的长子从小就要拥有责任感”。长子拥有的权利与父权几乎没有差别。在以前，弟弟注定在不久以后就会变成依靠长兄的人。但是现在，特别是在农村和乡镇，长子要按规矩留守家中，次子和更小的孩子反而能够走进大千世界，受到丰富的教育，获得更多的收入。但是古老的等级制仍然根深蒂固。

甚至在如今政治论坛上，在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传统的兄长特权也被表现得酣畅淋漓。1942年春天，一个陆军省的中佐发言人就共荣圈问题做了以下的发言：“日本是他们的兄长，他们是日本的弟弟。这个事实要让被占领地区的人们人尽皆知。过多地体恤当地居民会给他们在心理带来一种日本好意泛滥的感觉，会对日本的统治造成不好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哪些事对“弟弟”有好处，这是由“哥哥”说了算的，并且在强制执行这些事时不可以“过分体恤”。

不管年龄大小，在等级制中决定一个人地位的关键在于这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走路时日本妇女都要跟在丈夫身后，她的社会地位也远低于其丈夫。即便是她们穿上西式服装，和丈夫并肩前行，走进家门时在丈夫前面，但是一旦穿上和服，还是需要退到后面。日本家庭里的习俗是，女孩子只能安静地看着礼物、关怀和教育费用都被兄弟占有。在日本即便有几间为青年女性设立的高等学校，那里的学习重点也是在对礼仪的教导和言行举止的规范上，在智力教育上压根不能跟男性学校比较。有一位女校的校长在建议这个学校中上流家庭出身的学生需要学一点欧洲语言时，她的理由也不过是想让她们在以后帮助丈夫整理书籍时，能够擦去尘土，把书插入正确的书架。

即使这样，跟其他亚洲国家妇女比起来，日本妇女还是拥有非常大的自由，这并不是日本西化的一种简单表象。她们从来不会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缠足；她们拥有自由的行动，可以随意在大街上行走，不需要把自己关在闺阁中，这一点就使印度妇女羡慕不已。在日本，一个家庭的钱袋子都被妻子掌握。在无钱度日时，她就需要挑选一些物品，送去典当。对佣人拥有使用权的也是主妇，她对儿女的婚姻有相当大的言论权。在做了婆婆之后更是把所有的家务一手接管过来，就如同她之前从来没有当过言听计从的媳妇一样。

在日本，因为辈分和性别形成了非常大的权利。然而，与其把这些执行特权的人说成独断专制者，还不如说是受托者，因为父亲或兄长对整个家庭所有的成员都负有责任，不管是活着的还是去世的，抑或是即将出生的，他必须对一些重大事件做出决定并确保可以实行。但是，他并不能拥有无限制的特权。他所有的言行举止都需要对整个家庭的荣誉负责。他必须做到让儿子和兄弟们都能清楚记得这个家族的遗产，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并对他们做出不得辜负家产的要求。就算只是一个农民，他也是乞求祖先能够庇护他的高尚责任。他的阶级地位越高，对家族负的责任也就越大。家族的需求永远高于个人的需求。

一旦发生重大事件时，不管家庭门第如何，家长都会召开家族会议，把事情放在会上讨论。譬如，一个关于订婚的会议，家族里的成员或许会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参加。大家都有发言权，即使意见出自妻子或弟弟之口也可能具有决定性。家长如果对别人的意见听而不闻，武断专行，就会把自己推进很艰难的境地。当然，在会上那些被决定命运的人或许很难接受所做出的决定，然而，那些一直以来都对家族会议中的决定绝对服从的长辈，一定会毫无商量余地要求晚辈像他们一样服从决定。制约他们这样的要求背后的力量，跟普鲁士那种在法制上和习俗上所赋予的父亲对妻子儿女的专制权力是有很大区别的。它的制约性并不会因此而变弱，可是得到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日本人家庭生活中并不对遵从专制权力进行学习，也不会随便地形成对专制权力服从的习惯。不管那样的要求怎么严格，家族意志是用所有成员都关注的名义，换句话说，就是用与每个人的利益攸关来要求服从，用某种一起忠诚的名义来要求成员服从。

家庭是所有的日本人最初学习等级制的平台，他们会将所学到的等级制度思想在头脑中打下烙印，再将他所学到的东西应用到经济生活、政治等各个领域。他明白一个人需要向“适得其所”的人表达所有敬意，无论他们在这个集团中是不是具有真正的控制力。一位受制于妻子的丈夫或是受制于弟弟的哥哥，在正式场合上同样是要受到妻子或弟弟尊重的。权力之间的外在表现不会因某人在背后策划和引导而受到毁坏，表面关系也不会因为要适应事实支配关系就发生变化，比如等级制规定的各种礼节仪式也不会为了迎合眼前当权者而有所改变，它仍旧是不可侵犯的。这一切，在一些场合下甚至可以给不在乎身份而只在乎使用权力的人带来某些策略上的便利。因为，此种情况很少会引起别人的注意。通过日常的家庭生活经验使得日本人明白，要想果断地做出一个决定，最要紧的就是让整个家族都相信该决定可以维护家族的荣誉。这样的决定既非大家长的心血来潮也不是通过铁腕强加的命令。日本的家长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管理者，这些财产对家族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都很重要，需要他们把个人意志归从于它的要求。家庭中，日本人不赞同使用武力，但并不会因为这样而消减对家族需求的服从，更不会因此就对有特殊身份的人减少应有的敬意。就算家族中的长辈很少会成为强有力的专制者，家族中的等级制还是一直能够持续下去。

美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与日本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不同的标准，因此以上有关日本人家族等级制的简单叙述，远远不足以让其明白日本家族中那种被广泛认可的强有力的感情纽带。在日本的家族中存在一种非常坚固的连带性，这种连带性从何而来呢？是本书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想要对他们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领域中等级制的要求有所了解，那么，我们首先必须要弄明白他们是如何在家庭中彻底对这种习惯进行学习的。

存在日本人生活中的等级制习俗，在阶级关系上就如同在家庭中一样浓烈。历史上的日本，从来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一个等级制度存在了几个世纪的民族，既有其明显的优点，也有其不可忽视的短处。自从日本有了文字，等级制就一直是日本人生活中的准则，这一点甚至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在那个时候，日本已经开始从没有等级制的中国汲取生活习俗，并使之与其自身的等级制文化融合到一起。在7-8世纪时，日本的天皇及其下属官员已经开始着手要用中国的优秀文明风俗来改变日本的文化事业。因为日本使臣对这些来自中国的优秀文明顶礼膜拜、赞不绝口，他们决定用无与伦比的巨大精力来开展这项事业。在那之前，日本甚至不存在文字。7世纪时，日本开始使用中国的会意文字来记载它自己的跟中国全不相同的语言。在那之前，日本存在着一种宗教，有4万个神祇为山岳和村庄镇守，并赐福给人们。这样的民间宗教经过很多变化，发展到现在，成了如今的神道。7世纪时，佛教由中国大范围地传入日本，作为“保护国家的至善”的宗教。此前，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日本都不存在宏伟的历史性建筑。所以，天皇模仿中国的紫禁城开始了对新的奈良城的建造。日本的很多地方还模仿中国式样，建造了很多富丽堂皇的佛教伽蓝（寺院）和僧院。天皇采纳了使臣们从中国学来的官阶品位和法令。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上，想要在什么地方再找到一个自主的民族这样有效地、有步骤地汲取外国文明是很难的事了。

然而，一开始日本就没有能学习到中国的没有等级的社会结构。日本采用的中国官位制，在中国是统治者授给那些通过科举考试选出的行政官员的；日本的官位制却是授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以上种种就变成了日本等级制的组成部分。日本国土一直不间断地被分割成很多半独立的藩国，领主之间常常相互嫉妒对方的势力，很多的社会习惯也都和领主、家臣和侍从的权利相关。不管日本怎样毫不懈怠地引进中国文化，最终却还是没有采用完全可以代替其等级制的生活方式，如中国的官僚行政制度和把不同身份、职业的人聚集到一个庞大宗族里面的中国式宗族制度。日本也没有能接受中国存在的皇帝观念。日语中把皇室中的人称作“云上人”，皇位只能被这个家族的人继承。而中国却经常改换朝代，在日本这种情况却一次也不曾发生——天皇本人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引进中国文化的日本天皇及其宫廷大臣们，一定无法想象在这些事情上中国做了什么安排，也不能想到他们改动了哪些部分。

所以，尽管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很多文化精华，但这些新的文明所起的作用不过是在之后的几百年里为世袭领主与家臣之间争夺权利开辟了道路。8世纪末叶，日本贵族藤原氏获得了大权，天皇被赶到后台。之后，很多封建领主开始对藤原氏的统治进行反对，整个日本很快陷入内战之中。在封建领主里面，著名的源赖朝打败了全部的对手，戴着“将军”这个历史悠久的军事头衔成了真正掌握实权的全国统治者。“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如同日本之前的习惯一样，只有源赖朝的后代可以掌控其他封建领主，这个封号就只有被源氏家族世袭。天皇已名存实亡，他存在的意义只因为将军需要他进行一些象征性的封赐。他没有一点实权。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它用武力来使各地领主屈服，以继续自己统治者的地位。所有的封建领主——“大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势力——“武士”。这些武士对自己所属的大名誓死效忠，在战乱不断的时期，他们随时准备着向敌对的大名或最高统治者将军的“地位”发起挑战。

公元16世纪时，内乱几乎成了家常便饭。经历漫长的几十年的战乱之后，德川家康这位伟大的武将打败了所有敌手，在1603年成了德川家族里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族保持将军世袭职位大约有260年之久，一直持续到1868年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黜，新的时期开始，德川政权才最终结束。漫长的德川时代在很多方面都成为日本历史上最有价值的时期之一。它使日本国内保持武装和平的状态，一直到政权崩解为止；它颇有成效地推行了为德川氏政治目的效力的中央集权制的实施。

德川家康曾经面临着一个让他非常头疼的问题，最终也没能找出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那就是，部分强藩的藩主曾在内战中激烈地反对他，一直到最后惨败才愿意归降，即所谓“外藩”（即旁系大名）。他给这部分大名继续掌控自己的领地和家臣的权利。在日本众多的封建领主里，这些大名在他们的领地上也确实能够继续拥有最高的自治权。然而，他却不给他们拥有德川家臣的荣耀的机会，不允许他们任职于幕府中任何的重要职务。重要职务全都掌握在“谱代”（嫡系大名），即在战乱时拥护德川的那类人手中。为了使如此艰难的政局得以维持，德川家康的政策是严防藩主（即大名）囤积力量，防止所有会危害到将军统治的组合。德川氏对封建体制不仅不去废除，并且为了保持日本的和平和巩固德川氏的统治，还大力推广这一体制，使之更加坚不可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