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商办铁路的兴起

商办铁路，是中国人民反对列强掠夺祖国资源、保卫国家主权的重要举措，是清政府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实施的“力行实政”、“自强要策”的首要内容。

列强强行瓜分了中国铁路权益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共计2亿3千万两白银。分7年8次付清，第一年要付1亿两白银。这对千疮百孔的清政府财政来讲，无疑是天文数字。只能是向列强借款还债，先借俄、法4亿法郎（约合白银1亿两），年息4厘，折扣94，36年还清，以海关和盐税收入作保；1898年又借英德1600万英镑（约合白银1亿两），年息4.5厘，45年还清，以海关和盐税收入作保，而此次借英德款竟按83折交款，少给272万英镑（约合白银1900万两），这是骇人听闻的赤裸裸敲诈。

沙俄以威胁利诱兼使的方法，要求“中国允许俄国于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可以使用该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1896年9月又签订《建造经理东省铁路合同》。此合同公布于世后，世界舆论大哗，列强各国立即行动，争先恐后抢占中国铁路修筑权。1898年沙俄夺取正（定）太（原）铁路的修筑权。第二年又取得从北京至长城以北的铁路贷款优先权，其罪恶目是把中国北部都纳入它的势力范围。

德国于1897年公然出兵占领胶州湾，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强租胶州湾99年，攫取从胶州经潍县、济南直至山东边境和从胶州经沂州、莱芜至济南两条铁路的独占权，以及在铁路两侧各30华里以内的采矿权。使山东省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于1895年夺取了云南边区猛乌、乌德两地，以及在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开矿的优先权；取得了修建和经营从越南同登延伸到中国龙州的铁路；1898年又胁迫清政府同意它提出的不割让云南、两广给他国，租借广州湾99年，修建越南到昆明的铁路，以及全国邮政管理的要求；清政府又允许它修筑从北海至南宁或别处的铁路。云南和两广就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图中北极熊代表沙俄，盘踞东三省和蒙古；蛤代表法国盘踞中南并向广东广西云南张手；犬为英国占有长江流域；肠喻德国占山东；太阳为日本其光线延伸到台湾和东北、鹰为美国盘踞菲律宾，对中国领土虎视耽耽等）

英国是最早在中国保持最优越的经济势力，占据长江流域和华南海关总税务司要职。1897年提出粤汉、沪宁、宁汉三条铁路权的要求；提出由缅甸到长江流域铁路权的要求；强租了九龙半岛、香港附近各岛屿及大鹏、深圳两湾，租期99年；强租了威海卫25年；提出了津（天津）镇（江，后又改为浦口）、广九、浦信、苏杭甬以及从山西经河南到长江沿岸等5条铁路的贷款权和修筑权的要求；诱使清政府签订了《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

日本于1898年将福建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福建省内修铁路要经日本协商同意。

意大利于1899年要求割让浙江的三门湾；提出开办北京西山路矿及宁波府属的路矿等5项要求（因浙江人民反对和英俄之争均未成功）。

新兴的列强美国，忙于和西班牙争夺菲律宾和古巴的战争，未来得及参加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但提出了“门户开放”、“利益均占”的要求。夺取了粤汉铁路的投资权……

甲午战争后的5年，辽阔的中国领土，绝大部分都成为列强各自划分的“势力范围”，绵长的中国海岸线上已经找不到可以作为自己海军基地的港口，中国1万多公里的主要铁路干线都被列强帝国控制着！

清政府实行新政，首推修筑铁路，企图富国强兵

清政府面对列强各国割地赔款，国力大损，陷入空前严重的外交和财政危机。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十几年中清政府借债总额达白银12亿两以上。为了挽救颓势，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廷于1895年7月颁布上谕，宣布实施“力行实政”。重点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拆南漕、减兵额”，而首要项目是“修铁路”。1898年8月，清廷颁发上谕，设立专门管理铁路的行政机构：“着于京师专设矿务铁路总局，特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王文韶、张荫桓专理其事”，藉以“保国权”，“息纷扰”。总理衙门为此向各国驻华使节声明：“中国开矿造路等事，借用洋款，必须有矿务铁路总局准办明文，方能作准。”

矿务铁路总局成立3个多月，即公布《矿务铁路章程》22条。基本精神与康有为等提出的铁路须在国家的主持下由华商借洋债或招洋股来兴办的主张相差无几。

不久，“垂帘听政”的慈禧将光绪新政措施，一概废除。1901年，矿务铁路总局被撤，将事务划归外务部考工司掌管。次年，又恢复矿务铁路总局，仍由王文韶专司其事。

戊戌变法的影响，尤其八国联军侵占北京，逃离北京、反对变法的慈禧太后，经过一番反思，也认识到中国要抱残守阙是行不通的，在回北京的路上，告谕全国：“世有万祉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此后，清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改良。

1903年9月，清廷设立商部，再次撤矿务铁路总局，该事务由商部通艺司管理。12月，商部颁布《铁路简明章程》24条，主要内容是提倡兴建铁路，奖励华人开办铁路。

各省先后成立商办铁路公司，以保路权

清政府一前一后两个铁路章程的颁布，便是新政、实政的重要措施之一，做出了放手让本国商民兴办铁路的姿态。各省绅商、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对此寄予幻想，纷纷呈请承办铁路，以求“挽回利权”，抵御列强侵略，于是出现了各省铁路公司的创设高潮。

首先成立的是四川川汉铁路有限公司，1903年创立，先是官办，1907年改为商办。广东潮汕铁路有限公司，1903年创立，商办。广东新宁铁路公司，1904年创立，商办。

1905年粤汉铁路废约收回筑路权，对全国人民很大鼓励，废约保路发展成爱国运动。

浙江、江西两省反对美国承办浙赣铁路，要求筹办本省铁路。9月，浙籍京官朱锡恩等以“无论宁沪铁路章程种种损失利权，万难遵用，即以草合同所定线路而论，杭、嘉、湖、宁、绍等五府路权已悉入英商掌握。以利源论，则全省之精华皆去；以形势言，则下游之门户洞开”为由，奏请废除苏杭甬草合同。

11月，浙江省绅商272人联名致电两江总督、浙江巡抚和外务部，“浙人自夏至秋，集款已有端绪，测勘便可入手，”要求“奏请严旨，切责盛宣怀，如草约不能收回，必重治其罪。”1906年2月，浙江铁路总经理等以“苏杭甬草约外契约，一应废；议浙路而不一问浙之官民，二应废；议从速而久搁不办，英商先自背弃其议，三应废；盛（宣怀）催该商限6个月不办，此路作罢，该商又经默许，四应废；该商不愿与盛议，既无原议，安有接议，五应废”向外务部、商部争辩。这些掷地有声的要求和行为，推动废约保路运动走向高潮。

清廷下令：“所有前与英商订立苏杭甬草合同，责成盛宣怀赶紧磋商，务期收回自办”。（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838～841页）

这时期创立商办铁路公司还有：湖南、江西、安徽、山西、浙江、福建、广东、江苏、广西、河南省。官督商办的有：云南、湖北、湖南。官办的有陕西、黑龙江铁路有限公司。

这些铁路公司的创立，大都以保护本省路权、自筹资金开办省内铁路、杜绝列强各国的觊觎为宗旨。这些官办、官督商办和商办铁路公司各自为政，没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相互之间的协调；各省铁路公司的主持人，除广东三家由股东选举外，其余都是由各省官绅推荐商部奏派，不少是卸任的官僚，候补待缺的绅士，或为现官员充任。商办铁路由封建官僚掌握，名为商办企业，实际上与官僚衙门无甚区别；各省铁路公司建筑资金来源十分复杂，有官款、工商业者认股、还有名目繁多的种种捐税，这就在认知上和管理上出现不统一，势必造成漏洞，给不法之徒挪用和贪污以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