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一 结构与源头
《列那狐的故事》是法国一部以狐狸为主角的长篇动物故事诗，是中世纪市民文学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法国同类故事诗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
这部浩淼的长诗由二十七篇结构松散、意思并不连贯、内容也欠协调的组诗缀合而成，诗句均为八音节，两两押韵，共计两千七百余行。这些组诗大多都可以独立成篇，但均以狐狸列那为故事的主角，贯串着列那和狼伊桑格兰斗争的主线，从而形成一部完整的作品。
有关列那狐的故事情节或源自古希腊罗马寓言（如《伊索寓言》），或源自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故事（如印度著名的寓言集《五卷书》），或源自日耳曼民族的故事，但主要来源还是法国北部的民间传说。早在查理曼大帝时期，已有一名名叫阿尔古安的诗人创作了一首有关公鸡的动物故事诗。12世纪初，法国东北部图尔地区圣 -艾弗尔修道院的一位修士比埃尔·阿尔封斯写下了故事集《教士戒律》，用不同动物的形象表现了寺院的僧侣，并且首次提及了狐狸和狼的冲突，其中《狼和狐狸在井里的故事》更是成为列那狐故事情节的直接来源。大约在1148年至1149年，弗拉芒地区的教士尼瓦尔用拉丁文写下了长达六千五百行的故事诗《伊桑格里谟斯》，诗中出现了狐狸列那尔都斯、狼伊桑格里谟斯等有名有姓、完全类型化的动物，而且许多情节日后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列那狐的故事》中找到。1152年，法国女诗人玛丽·德·法兰西的故事集也被认为是列那狐的重要情节来源之一。
狐狸列那的故事早在9、10世纪即已口头流传，后经过民间创作与加工，终于形成于1170年至1250年间，并于13世纪被记录下来。因此，可以说这些故事是在伊索寓言、东方寓言和法国民间动物故事基础上形成的动物故事荟萃。而韵文故事诗《列那狐的故事》的出现，则应归功于一些对口头流传的民间创作十分敏感、并主动对其进行发掘和整理的作者的个人努力。这些作者人数甚众，据说有三十余人之多，但目前确知的只有三人，他们是：比埃尔·德·圣 -克鲁（他于1170年创作了长达一千一百行的故事诗《列那的童年》，从而构成了《列那狐的故事》中最古老的第二组诗）、里查·德·利松（第十二组诗）和拉克鲁瓦昂布利修道院的神父（第九组诗）。这些关于列那狐的组诗原来都各自独立，直到法国现代语言学者吕西安·富莱将它们按情节顺序编辑，才成为体系完整的《列那狐的故事》。
二 内容和内涵
经过多次修缮增补，《列那狐的故事》现在已经非常完整，人物性格也十分鲜明。整个故事的焦点集中在列那狐和伊桑格兰狼之间的争斗上，其间也穿插了列那和其他动物的恩怨，如狗熊布朗、花猫蒂贝尔、公鸡尚特克莱尔、狮王诺布尔，等等。在故事所描述的动物世界里，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而惹是生非、闹得鸡犬不宁的乱臣贼子，则是一头名叫列那的狡黠狐狸。它自恃聪敏，喜欢略施小计，免不了欺凌弱小，不过也敢于对付强敌，甚至戏弄不可一世的狮王；但他也有失算的时候，比如遇到比他还机敏的花猫蒂贝尔便眼睁睁地吃了亏。书中的飞禽走兽皆有人情，狐狼兔羊亦通世故。不过最精彩的章节还是集中在《列那狐偷鳗鱼》、《伊桑格兰狼钓鱼》、《列那狐的审判》等部分。在《列那狐偷鳗鱼》的故事中，列那所表现出的狡猾勇敢，足以使读者对后面的故事产生兴趣。《伊桑格兰狼钓鱼》则是狐狼争斗的精彩序幕，故事对狼的贪婪和愚蠢做了精彩的描绘，它不是在冰天雪地里用尾巴钓鱼而被冰冻在湖面上，就是被列那用开水烫得焦头烂额，甚至还惨遭被剥皮的命运；特别是伊桑格兰钓鱼而被冻住尾巴的情节，已成为动物故事的经典，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它的翻版。最后，在《列那狐的审判》中，列那狐终因作恶多端，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被它欺负的动物在狼伊桑格兰的带领下，联名向百兽之王狮子诺布尔控告；虽然诺布尔本想敷衍了事地搪塞过去，但在公鸡尚特克莱尔和母鸡品特的哭诉之下，他不得已传列那到庭受审；列那在让负责传唤它的狗熊布朗和花猫蒂贝尔尝尽苦头之后，终于来到法庭，它忽而慷慨陈词，忽而谦卑恭让，甚至还认罪请求宽恕，但仍然免不了被判处死刑的下场……
《列那狐传奇》是一部讽刺作品，它假托动物世界，赋予群兽以人的行动、语言、思想和感情，以兽喻人，影射人类社会，生动地表现了中世纪法国社会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现实，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败。作品中所有的动物都有各自的名字、身份和性格，而且像人一样生活在等级分明的社会中：狮子诺布尔是国王，代表着最高封建统治者，它横行霸道，独断专行；伊桑格兰狼和狗熊布朗等是贵族廷臣，为非作歹，强取豪夺；贝尔纳主教是一头笨驴；教皇代表夏莫是一只骆驼；普利莫在祭坛上大唱弥撒，是一条嗜酒的狼；而鸡、兔、猫、蜗牛等弱小的动物则是广大被压迫阶级，是下层社会的代表人物。至于列那狐，它的形象则最为复杂：尽管在故事中他是贵族廷臣之一，但在和狼、熊、狮等的斗争中，他却是一个反封建的人物，是市民阶层的代表；他捉弄国王，杀害大臣，嘲笑教会，几乎无法无天；他是智力的象征，他的胜利表示市民智慧战胜了封建暴力。另一方面，列那狐身上也体现出市民阶级的双重性：它对下层社会的普通百姓极端蔑视，肆意欺凌和虐杀没有防卫能力的弱小动物，许多鸡、兔、鸟类几乎成了他的腹中之物；它对弱小者的欺凌，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弱小者的反抗，其行为受到了作者的谴责，因此在与弱小者的斗争中，列那总是失败者。在这一意义上，列那狐又是城市上层市民的形象。故事通过列那狐的经历，形象地反映出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这个黑暗、充满欺诈、掠夺和弱肉强食的野蛮世界。
三 社会背景
事实上，《列那狐的故事》的产生和广泛流传，是跟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分不开的。从11世纪起，由于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商业的发展，西欧各国产生了城市，形成了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阶级。城市的发展伴随着错综复杂的斗争过程：12、13世纪，市民为自己的独立，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封建主，建立公社；13、14世纪，手工业主反抗城市贵族上层分子，进行“行会革命”;14世纪以后，城市平民（帮工、徒工、雇工等）反抗城市贵族和大行会。国王一向利用城市来和割据的封建贵族作斗争；城市则是王权的支持者，因为市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农民反封建的斗争逐渐表面化，他们和城市平民结成一股强大的反封建力量，冲击着封建制度。这又迫使小封建主向国王寻求保护，并支持王权。教会和国王之间虽有矛盾，但它一直是封建制度最顽强的支柱。
与此同时，城市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它要求有自己的文化教育，兴办私立的非教会学校，用理性来限制宗教信仰的权威。同时，在西欧许多国家产生了“异端”运动，形成了世俗文化。
正是在城市斗争及世俗文化的背景下，市民阶级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发言权，渴望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式样来表达情感；而此前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英雄史诗显然已不能符合他们的愿望。就这样，随着城市及市民阶级的兴起，同时也是为了适应后者对文化的要求，欧洲产生了城市文学。
法国是西欧城市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城市文学也最发达。“韵文故事诗”是法国最流行的城市文学类型，而《列那狐的故事》则是“韵文故事诗”的典型代表。它把中世纪法国的人情世态，以及市民、贵族、国王和教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描写得淋漓尽致，同时还反映了极为广阔的社会层面：从国王、骑士、僧侣、法官，到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仆役乃至乞丐，都是它描写的对象。故事中有许多地方影射了中世纪欧洲“公权力不彰”、恃强凌弱的社会现实，把骑士和僧侣的丑态揶揄尽致，同时也暴露了市民的贪婪自私，故事性和讽刺性都很强，因此很能投合当时封建制度下受压迫的下层民众的心理需求。
四 人物塑造
《列那狐的故事》之所以获得广泛的欢迎和持久的生命力，不仅是因为它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中世纪封建制度下欧洲的社会状况，同样也是因为它创造了一系列性格分明的动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无疑是狐狸列那。
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列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它名义上是贵族廷臣，实际上却是市民阶级的代表；他一方面反抗国王、贵族和教会的欺压，另一方面却欺压比自己更为弱小的动物；表面上它和蔼可亲、温文尔雅，骨子里却机灵狡诈、诡计多端…… 列那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正面或反面人物，而是在于作者赋予它的两面性和模糊性，从而使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丰满生动的形象。
列那的两面性和模糊性首先反映在它猎食和捉弄他人的动机上。它之所以不惜使用各种方式，使树林里的其他动物备受其害，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获取食物、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但事实上，这是它显示力量、得到承认的一种方式，甚至是它生活的乐趣之一。为此，它不仅欺压弱小的动物，也敢于挑衅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乃至不惜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它每战胜一个对手、每让一个受害者上一次当，就感到一次满足，因为这展示了它的本领，巩固了它的地位。列那对地位的追求，同样也反映在它对贵族身份的重视和骄傲上。它一刻也不忘记自己高贵的血统，而且一有机会就要挂在嘴边。即使当它出庭受审、向自己的儿子们告别时，也记得称它们为“出身高贵的孩子们”（故事四十四），这时的列那，与其说是一个充满爱子之心的慈祥父亲，不如说是一个为血脉得以延续而欣慰的贵族。
面对国王，列那表面上谦卑恭顺，甚至在打完猎后还恳求诺布尔拿走它的所有猎物（故事二十八），以示讨好。但是，在这小心翼翼、阿谀奉承的背后，却隐藏着反抗的精神和欲望，一旦忍无可忍，便爆发出来。在得到国王饶恕、从绞刑架逃脱之后，列那“把屁股对着”国王和大臣，“兴致勃勃地嘲弄”它们，还“扔掉手杖、披巾和十字架”，对国王说：“把你这破玩意儿收回去吧，上帝会诅咒那些把手杖、披巾，以及所有这些破烂货硬塞给我的人。”（故事五十五）这里，我们说列那两面三刀也好，口蜜腹剑也好，它的行为表现，恰恰是中世纪欧洲市民阶级性格两面性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这种两面性还表现在列那对待教会的态度上。莫贝杜伊城堡的主人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表达它对教会的蔑视。在为狼普利莫剃度时，它说：“用不着我们的圣父教皇，我就可以把圣带围在您的脖子上，宣布您是神甫。”（故事十）而随着它把伊桑格兰送下井底的“天堂”，列那不仅靠聪明智慧解救了自己，同时还对教会及其教义和礼仪进行了嘲讽（故事二十九）。与那些只满足于贬低教士的同代人相比，列那把矛头指向了基督社会的神圣性，并对它的说教提出了质疑。然而，虽然列那反对和蔑视教会，但对上帝却绝对信仰：它不仅自己无比虔诚地祈求上帝饶恕它的罪恶，保佑它在和对手的争斗中获胜，它的亲朋好友同样也是如此：它的夫人艾莫莉娜以及三个儿子“虔诚地祷告上帝，跪着祈求他助列那一臂之力，教给他制胜的招数”；就连伊桑格兰的妻子艾尔桑也“热泪盈眶地恳求上帝的帮助，请他不要让自己的丈夫从决斗中生还，让他亲爱的朋友获得最后的胜利”。（故事五十七）
也许正是列那的两面性，使它赢得了出乎意料的爱戴。它的表兄弟獾子格兰贝尔不遗余力地设法营救它，“美丽高贵的王后菲叶儿夫人”将自己手上的指环摘下来送给它（故事五十五），公牛布吕扬、野猪泊桑、刺猬埃斯比纳自告奋勇充当它的决斗证人（故事五十七）…… 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受害者也心甘情愿地一次又一次坠入它的圈套。如果说伊桑格兰愚蠢，不懂得吸取教训的话，那么机灵的花猫蒂贝尔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列那讲和，这就不免令人惊讶了。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列那有着无法阻挡的魅力，它聪明、机智、勇敢，藐视一切却世故圆滑，身材瘦小却敢于斗争，饥寒交迫却叛逆不羁，再加上它那身漂亮的毛皮和美丽的项圈，自然使人们对它爱恨交加，欲罢不能。
于是，《列那狐的故事》中的人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在列那面前都犹如英雄面前的侏儒，只为它的存在而存在：农夫们饲养鸡鸭、腌制熏肉只是为了供列那打猎和吃饱肚子，鱼贩子驾车经过只是为了让饥饿的狐狸运用计谋偷吃鳗鱼（故事七），就连神甫走过他的身边时，也会“掀起长袍的下摆”，一边说“上帝保佑你”，一边把手中的肥鹅拱手相让（故事十一）。对于列那而言，所有动物都仅仅是毫无个性的工具，就连狮王诺布尔也只是一个外强中干、逃避责任的国王。与列那相比，他们或胆怯，或愚蠢，虽然貌似强悍，但实际上完全处于弱者的地位；而列那则凭借自己的智慧和人人羡慕的勇气，赢得了一次又一次成功。
五 意义和影响
《列那狐传奇》借动物世界的事情，搬演人类社会的活剧。列那凭着机智狡猾，克敌制胜，暗喻了市民阶级对封建领主的报复行动。这个题材，随着法国中世纪社会生活的变化而被赋予了新的寓意。12至14世纪，许多诗人在《列那狐的故事》的基础上修饰增删，为它创作出许多续篇。13世纪中叶，鲁特伯夫写下《列那狐加冕》，狐狸的形象开始有所变化，它的所作所为，不仅仅为获取食物和图报私仇，而是具有了政治目的；13世纪末，雅克玛尔·吉耶雷创作《新列那狐》，叙述列那得到罗马教皇的册封，被树列为“世界之王”；而在流传于14世纪上半叶的无名氏作品《冒充的列那狐》中，列那则以封建叛逆者的形象出现，激烈攻击教会和贵族，对教会财产的神圣性和封建所有制的合理性提出了根本的怀疑。至此，列那狐从原本幽默逗趣的动物故事，彻底演变成了讽刺世态的揭露作品。到了14世纪末，关于列那狐故事的组诗已达十万行以上。
《列那狐的故事》对法国乃至欧洲文学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其富于讽刺性和喜剧性的特色，不仅是17世纪法国著名寓言诗人拉封丹作品的直接源头，而且为18世纪的写实小说和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开辟了道路。
此外，《列那狐的故事》因其出色的喜剧手法，对封建阶级无情揭露和嘲弄，充分体现了法国中世纪市民文学的独特风格，被看做是法国古代文学遗产中的珍品。它不仅在法国有许多续篇，在欧洲的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也不乏译本或模仿作品。英国作家乔叟在《坎特伯利故事集》一书中的《女修道院教士的故事》，即为模仿《列那狐的故事》而成；1794年，德国诗人歌德根据《列那狐的故事》写成叙事诗《列那狐》，也是一例；近代很多法国和欧美作家更是把《列那狐的故事》改写成散文、电影、戏剧、连环画，使其成为一部生动优美的童话，流行于全世界。
也正是由于《列那狐的故事》的巨大影响，列那的名字从中世纪起就在法国家喻户晓，以至于它的名字最后取代了古法语中表示狐狸的单词“古比尔”，成为今天法语中对狐狸的称呼。
本书乃根据19世纪法国著名中世纪文学史家保兰·帕里的散文改写版译出。编著者将二十七组诗的原作用现代法语改写成两部共六十个列那狐的故事：第一部主要讲述列那与伊桑格兰以及其他动物的恩怨；第二部则着重描绘对列那的审判，并且加入了少量编著者的说明和注解。
改写后的《列那狐的故事》，不仅保留了原作的全部精髓，而且避免了原作冗长重复、结构松散、晦涩难懂的缺点，使原本用古法语写就的列那的故事变得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然而，为了让今天的读者领略原作的中世纪遗风，编著者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适当保留了一些古法语词汇和表达方式，并且对一些结构不连贯、情节不协调的细枝末节加以保留，由此造成了书中少量动物名字前后不对应、故事不衔接。也许读者可以通过类似微小的瑕疵，更真切地了解这部中世纪市民文学巨著的本来面貌。
2008年7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