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马克思遗产的模糊性
虽然许多评论者都承认马克思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普遍影响，但很难厘清他的确切贡献到底是什么（第一章）。虽然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使用的那些基本概念能够做出相互矛盾的解释，但对马克思用于描述生产过程和社会阶级关系的术语，还是有可能赋予它们以连贯意义的（第二章）。确定马克思历史思想实质的一种方式是将他描述为一位技术，或更确切地说是生产力决定论者，但其他研究者会否定这种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对马克思著作的广泛摘引表明，他确实提供了一种明确的有关历史变迁的生产力决定论解释（第三章）。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家将这种解读视为对唯物史观的正统解释（第四章），并且认为它是马克思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19世纪上半期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第五章）。本书的第二部分将对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做出批判，并对一种替代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做出分析，而这种传统是奠基于“生产关系首要性”命题。
马克思对现代历史编撰所产生的普遍影响很少有人予以否定，甚至他最尖刻的批判者也是如此：“他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很难否定，没有他，我们的研究将会较少全面性和准确性……通过改变历史思维的整体方式，他做出了巨大贡献。”[69]不过，马克思对现代历史研究的确切贡献却难以确定。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经常地被简约为对阶级的强调，或对“经济因素”的全面决定作用的强调。像心理分析一样，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思想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是以过分简单化的方式被人们理解的。[70]必须说明的是，这种过分简单化的认识，其动机大多源自于要在政治方面利用马克思和他的理论。[71]然而，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某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的唯一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遗产本身就是矛盾和模糊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探寻一种单一的历史理论是没有意义的，更别提他们的追随者对他们著作的解释和发展了。存在一种经济决定论类型的“马克思”，正如存在一种能用来对经济决定论提出批判类型的“马克思”一样。关键并不在于去试图确定马克思“真正”意指的是什么。即使有可能通过某种精神交汇去接触到马克思的灵魂，我们所能得到的只会是更多的话语和更多的文本，它们仍需要我们去解释和研究。我们能够将确定马克思“真正”意指什么的任务留给政治教条主义者去完成。关键的问题是，在马克思提出的诸多思想中，我们希望将哪些思想运用于分析历史和当代社会？
本书的第一部分将论证，马克思也许可以被合法地理解为一位“生产力决定论者”，他将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视为社会演进的主要决定因素。本书第二部分将论证，人们也许可以援引马克思自己的论述来提供对生产力决定论的一种替代性观点。在本章，我们将论证，不仅在有关生产力决定论问题上，马克思的遗产有模糊之处，而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问题上都不可能确定一种单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或历史唯物主义）最常见的理解在于，它是某种形式的经济还原主义，是一种对历史发展做一元因果解释的理论，其中只有经济因素在发挥积极作用。甚至像柯林伍德这样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学者都可能宣称，马克思相信，如果人们持有某种哲学观点的话，那么“他们并不是出于哲学的原因，而仅仅是出于经济的原因才持有它们”。[72]毫无疑问，确实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犯了错误，他们借此去订正正统历史学所持的相反观点。宗教改革是现代欧洲形成过程中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梅林宣称它仅仅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对经济发展的反映”[73]，这种观点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集中表现，这种马克思主义将思想仅仅描述为对真实的、积极的经济基础的被动反映。不时地，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会滑向这种“庸俗马克思主义”。例如，在1872年为《资本论》第1卷写的跋中，马克思提到他有关思维过程的观念与黑格尔的正好相反。对黑格尔而言，思维过程被转化为一种独立的历史因素，是它创造了现实世界。“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74]类似地，英国政治经济学可以被说成是对英国经济状况的“科学反映”，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75]
将思想说成是对物质存在的“反映”是在暗示思想的被动性和思想没有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恩格斯本人甚至表述了这样的想法，认为思想作为“愚蠢的东西”不会发挥历史影响。他和马克思仅仅是否定思想能够发挥独立的历史作用。确实，恩格斯曾将下述判断描述为“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76]，即经济因素是历史变迁中的唯一决定因素。但恩格斯对经济决定论指责的驳斥不可能被仅仅视为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早在1845年，马克思就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为后者认为物质存在对观念发生单向的作用。意识不仅反映存在，而且在客观世界和“人”的活动之间、在物质存在和人的意识之间同时存在着互动关系。[77]所以，既不能忽视意识的存在，也不能将它视为自主的历史力量，能够脱离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而存在。[78]
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某种形式的经济还原主义的认识相联系的是这样一种论断，即马克思将历史视为“受结构制约的，具有必然性”[79]。确实，能够引用马克思的话来支持这种论断。例如，马克思告诫《资本论》第1卷的德国读者，他们应该关注英国的情况，因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80]马克思甚至将这种模式应用于印度，宣称印度将被纳入欧洲资本主义市场，将追随欧洲发达国家的足迹发展。[81]类似地，他还论证，大工业的扩张和工业无产阶级数量的增加将最终破坏产生这些变化的社会。因此，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82]
但是，在他生命临近结束时，马克思对某些人提出抗议，他们将他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概述视为必须普遍经历的发展道路，视为“由宿命强加于所有民族的，而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俄国不必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它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俄国农村的公社土地所有制也许可以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83]如果说马克思提出了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另一种发展路径的话，那么他同样也勾勒了从人类社会最早阶段——原始共产主义——发展而来的其他历史路径。从这种生产方式出发——马克思根据部落对剩余劳动的共同占有来界定这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勾勒了三种可能的发展道路：基于村社共同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剩余劳动由国家以税收形式占有；基于奴隶制和城邦的古代模式；基于相对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日耳曼模式。[84]
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强调了历史演进道路的多样性。例如，托洛茨基的农民革命理论明确揭示，诸如俄国等“落后”国家为什么不必追随西方的足迹发展，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变得可能之前不必经历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85]
不管马克思和托洛茨基有关俄国发展理论的实际历史价值有多大，但是人们很难引用它们来支持这种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演进视为某种必然的或单线式的发展。“必然性”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必然组成部分。
结构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关系问题是所有历史学和社会学著作关注的中心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如何能够将两种解释加以协调，即从有目的的个体行为出发做出的解释与相信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由社会决定的解释？[86]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通常被视为某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其中人的能动性据说不发挥作用。个人仅仅是经济力量的傀儡，他们无力影响具有必然性的历史进程。例如，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宣称，他将个人仅仅视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87]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那些仅仅将人描述为某种神秘历史的承载者的思想家。[88]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89]换句话说，马克思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0]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强调，正是现实的人，而不是“经济力量”创造了历史。例如，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论证，英国农民在中世纪晚期赢得自由的能力是经济条件的结果，由于黑死病和稍后发生的瘟疫造成佃农短缺，这使得农民在讨价还价中获得了有利地位。[91]正是希尔顿和布伦纳这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论证，佃农短缺同样有可能导致封建契约关系的加强。英国农民最终赢得自由不仅是经济条件的结果，而且也是农民自己的行为，即他们在地方和全国进行斗争的结果，通过斗争他们摆脱了封建束缚。[92]
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将人仅仅视为经济力量傀儡的认识是与下述信念相联系的，即马克思不承认“伟人”会对历史变迁产生影响。[93]但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研究重要个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时并不存在什么困难。例如，伊萨克·多伊彻强调，是一些客观因素导致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胜出，导致一种新型的官僚统治在革命后的俄国发展起来（战争带来的混乱、工人阶级先锋队思想的传播、俄国农民的社会影响力、国际社会对俄国的孤立等）。但他同时也关注“托洛茨基个人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他的失败”？[94]托洛茨基自己撰写的《俄国革命史》也并没有忽略那些介入革命中的个人的作用。例如，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个性必然会发挥某种历史作用，因为“君主专制就其原则而言是与君主相联系的”。类似地，他同时论证，列宁在1917年4月对发动革命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当时他说服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一种独立的政治立场；同样地，在1917年月他再次做出决定性贡献，当时他在关键的两三天中成功地推动布尔什维克党发动起义，并由此赢得革命胜利。[95]
最后，那些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某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的人宣称，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政治和国家有可能在历史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人论证，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国家和政治仅仅是上层建筑对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反映。[96]因此，马克思有关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解释据说过于强调经济因素，而忽略了政治在导致转型发生中的决定作用。[97]确实，也许可以援引马克思的论述来支持政治仅仅是对经济反映的观点。例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宣称，“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98]但是，同样有可能援引马克思的论述来反对将他理解为还原主义者。说马克思对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解释忽略了政治的作用，这很难说得通。他对英国这一转型过程的解释就包括了有关运用法律手段剥夺农民、惩罚流民和压低工资等内容。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一转型过程的高潮出现在殖民制度的形成和现代税收形式的发展之中。所有这些变化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99]罗伯特·布伦纳论证，与英国相反，在法国，绝对君主制国家制度的发展和它对农民财产权的保护是阻碍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100]更一般地看，学者们近期强调有关国家自主性的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占据了非常大的篇幅。[101]
这里的关键并不是要将一种一以贯之的国家理论强加给马克思，而是确定他的研究方法中的哪一种——如果有的话——能被那些希望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人所运用。再次地，我们不是被迫选择支持或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确定我们希望保留和应用马克思思想中的哪些成分。正如E.P.汤普森所评论的：“马克思在我们这边；而不是我们在马克思那边。”[102]人们常说，攻打城堡要攻其最弱的点；但如果是对一个思想体系发起攻击的话，就要攻它最强的点。因为即使攻一座城堡最弱的点，它也会倒塌；而攻一个思想体系最弱的点，它的说服力会继续存在。这种说法肯定适用于马克思那些可做多种解释，甚至自相矛盾的著作。我们可以不同意他提出的经济还原主义解释，但马克思的批判者也必须承认他的那套社会学概念和历史分析令人印象深刻。
长期以来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错误的和简单化的理解。在克服这种缺陷的尝试中，最近一些学者提出了一种更为精确和细致的解读，这种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解读超越了简单强调阶级或经济因素的做法。诸如科恩、肖和麦克默特里等研究者将马克思的思想解释为某种形式的技术或“生产力决定论”。在这种对马克思著作的解读中，社会生产力（简言之，即创造某种生产率水平的劳动过程的组织）据说产生某种特定形式的阶级关系。他们认为，生产力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是持续发展的，而且定期需要新形式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不仅是有关人类历史的一个中心命题，而且它本身构成对那种历史的一种解释。他们认为，生产力的增长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动的和首要的因素，通过它创造的特定形式的阶级关系，产生新形式的国家和意识形态。[103]
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它被马克思的许多研究者所接受。该解释是完全依据马克思撰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做出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他的历史理论做了最著名、也是最清楚的阐述。[104]马克思的许多研究者由此发现了一种令他们满意的历史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社会被解释为一种结构，某些因素（生产力）在结构中具有优先的解释力。生产力决定论对历史变迁的关注，以及通过生产力的增长来解释历史变迁，这些都颇为引人注目。而且，它同时强调结构中存在的紧张和冲突（即随着社会的阶级关系变为新生产力增长的桎梏），任何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都认为它们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书的目标在于揭示，相比诸如肖和科恩等学者的认识而言，马克思有关历史变迁和生产力作用的理论要更为复杂。我们将论证：
（a）对马克思做生产力决定论的解读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一问题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论述。我们将在第三章对此做出辩护，以反驳那些否定马克思是生产力决定论者的人。
（b）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继承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等）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某种形式的生产力决定论。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是重新提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做出的论断，但是并没有为它做系统的辩护。（第四章）
（c）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生产力决定论解释的历史和思想根源。（第五章）
（d）肖和科恩等学者在近期的著作中提出了对生产力决定论最为系统的说明和辩护。而对他们论述的评估表明，生产力决定论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际历史中也是无根据的。（第六章和第七章）
（e）马克思还提出了一种对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解释，它非常不同于生产力决定论。这种替代性解释反对任何类型的历史哲学演绎（诸如生产力决定论），它提出的观念开辟了对具体假设进行经验检验的研究路径。这种替代性解释不是基于生产力创造生产关系的命题，而是基于生产本身是社会活动的一种形式的论断。（第八章，A部分）
（f）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很少能够运用生产力决定论去解释历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是对生产力决定论是否正确的关键性检验——可以用于表明肖和科恩理论的错误。我们将提出一种替代性解释，其中生产力的发展不再被视为是对社会变迁的根本性解释。相反，生产力的变化本身是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结果。（第八章，B部分）
对上述各种观点也许会有两种直接的反应。第一，就马克思“实际说了”或“实际想了”什么，真的有必要去确定更多类型的观点吗？不过，马克思是否持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历史理论（第三章和第八章）的问题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即使我们承认，马克思只有一种历史理论——生产力决定论（将在第三章介绍这种理论），但我们仍然有权利去问：
（a）这种理论正确吗？（第七章）
（b）如果它是错误的，那我们更倾向于选择什么样的替代性观点，来对社会变迁做出解释？（第八章）
对上述各种观点的第二种反应也许是“为什么要这么劳神去研究它们呢？”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可能具有什么现实意义吗？本书第七章将考察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的政治影响。当然，在政治现实和历史解释之间不可能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例如，R.H.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能够被公正地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经典著作，即使就政治观点看，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05]与之相对，保罗·斯威奇从政治观点看是一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解释——从理论流派看——与其说是马克思式的，不如说是亚当·斯密式的。[106]同理可得，接受我们在本书中提供的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解释并不必然使读者也接受我们对工人阶级改良主义的分析。
尽管如此，但历史理论确实会产生政治影响，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与更一般的历史发展理论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生产力决定论肯定会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因为它对社会革命提供了一种解释，而且对革命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予以了说明。[107]生产力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触及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几乎每一个方面，由此也对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产生影响：历史变迁的动力、革命发生的原因、新阶级结构的出现，以及制约政治选择和行为的因素。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对生产力决定论正确与否的评估，其重要意义远非局限于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研究者这一狭窄范围。
对许多读者而言，他们最熟悉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内容并不是他有关生产力具有首要性的论述，而是他所使用的“基础和上层建筑”隐喻，其中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第九章和第十章）决定国家（第十一章）和意识形态（第十二章）所采取的形式。马克思再次把握住了社会和历史理论的中心问题：国家为什么在特定时间采取特定的形式？某些人群为什么会接受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和他对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所做的社会解释都采取了“功能解释”的形式，即正如社会的生产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样，国家和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也是因为它们对生产关系发挥了稳定作用。因此，生产关系和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是根据它们的功能作用（分别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加以解释的。由此可见，任何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估都必须考察这种形式的解释所涉及的逻辑和经验问题。（第六章）但在我们能够对马克思有关社会决定作用的论述做出评价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界定他的历史理论所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