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理论来源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历史上的各种哲学学说，都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条件为前提，为表达和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它所处时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代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概括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代的主要特征，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客观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相对地说，哲学是一种更为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但是，归根结底它也根源于经济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以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大生产为物质前提的。

18世纪中期，以工具机的发明和使用为起点的产业革命（又称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从80年代开始，随着蒸汽机的应用和机器制造业的出现，产业革命扩展到各个部门，迅速改变了整个工业生产的面貌。到了19世纪40年代，各主要生产部门都以机器工业代替了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形成了工厂制度。当时的英国是全世界工业产品的主要生产地，号称“世界工厂”。继英国之后，法国也于19世纪初开始了产业革命，特别是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产业革命发展迅速，机器生产大量增加。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德国，也在1820年开始产业革命，在1834年订立关税同盟之后，大工业生产也有了较快的发展。

产业革命不仅使生产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引起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如果说英、法三大空想社会生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之所以陷入空想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处在资本主义生产还不很发达的时代，那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所以能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正是因为它已有机器工业的社会化生产为物质前提。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对工场手工业和分散的小生产的取代，使人类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活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资产阶级以其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历史实践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唯心主义的荒谬，而且也使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机械性失去其根据，科学地揭示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把唯物主义推进到更高阶段已有了客观的需要和可能。

产业革命深刻而迅速地改变了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作用、构成社会形态的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明朗，从而使科学地揭示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及其发展的动力成为可能。

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社会化生产，使资产阶级社会成为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它一方面使人们能够通过对现实社会各种关系和结构的理解，去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私有制社会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化所建立的物质基础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暴露，又为人们预测历史发展的方向提供了客观依据，因而也就有可能揭示出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更替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国际交往的扩大，打破了民族的局限性和狭隘眼界。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亦是如此。这就使人们有可能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并不是它的创始人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由于时代的发展，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它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它植根于现实基础之中，首先植根于经济事实之中。

在阶级社会中，哲学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有其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对孪生子。作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着阶级利益的对立和斗争。18世纪中期开始的产业革命，不仅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阶级，同时也创造了一个与大工业相联系的近代无产阶级。19世纪30年代，英、法等国资产阶级在同封建势力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通过长期斗争实践，在觉悟水平和组织程度上得到不断提高，日益发展成为独立的和自身团结的阶级。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统治的加强，特别是1825年以来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仅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造成更为深重的灾难，而且也更充分地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因而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在1830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1838年起持续达10年之久的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和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中，工人们已提出自己独立的政治要求，发出消灭私有制的呼声，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斗争，并建立了第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这些表明，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深受苦难的阶级，而且是一个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阶级，一个能够团结和带领群众争取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革命阶级。同时也表明，无产阶级的斗争也还带有一定的自发性，特别是在理论上还没有达到与其伟大历史使命相适应的水平。这就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用以武装无产阶级，指导它的解放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创立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

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因而每一种哲学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它所处时代的自然科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以19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为基础的。

18—19世纪的欧洲产业革命，是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是科学和实践相结合的结果。而产业革命的胜利，又反过来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把自然科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15—18世纪，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实的科学；而19世纪的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事物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等，都是在19世纪产生或发展起来的。

19世纪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成果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这些伟大发现和其他成就，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及其过程的辩证性质，而且使人们有可能根据自然科学本身提供的事实去说明自然界的主要过程，以往那种用臆想的联系去填补尚未认识的真实联系的企图失去意义。这一切都沉重地打击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科学依据。自然科学还通过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对哲学发生影响。恩格斯曾指出，18世纪的科学成果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这显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

任何一个时代的哲学虽然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决定的，但它的创立却需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严整而正确的世界观，也是由于它批判地继承了人类认识史上特别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回答了前人提出的各种问题。

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适应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不少新的突破，出现了从不同方面反映现实社会矛盾的新学说，其中主要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尽管这些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矛盾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成果，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新思想，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材料和理论来源。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期。它在法国，从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开始，中经以弗朗斯瓦·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的发展，到西蒙·西斯蒙第为止；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中经亚当·斯密的发展，到大卫·李嘉图为止。古典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具有重大的影响。第一，它所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以经济学的形式对劳动作为主体活动的创造能力的肯定。在以往的经济学家看来，财富只是单纯客观的物，而古典经济学家则认为财富是劳动的创造物，从而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移到主体的活动；他们还认识到，劳动创造财富要与一定的自然条件相结合，如配第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因素”。他们还从各种具体劳动形式中抽象出一般劳动，从而为形成科学的劳动范畴做出贡献。第二，古典经济学家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分工问题。斯密认为，分工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劳动生产力的最大的加强，以及运用劳动时间所表现的更大的热情、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的程度同时就是劳动生产力加强程度的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他还认为，分工和交换是人们相互联系的纽带，人们在劳动中通过分工、交换，便构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他还根据分工将人类社会区分为野蛮时期的狩猎社会和畜牧社会，从野蛮时期过渡到文明时期的农业社会，以及文明时期的工业社会。第三，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对立状况进行了经济上的分析。斯密认为，地租、工资和利润是文明社会的三种基本收入，与此相应，形成了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的三大社会集团，“构成文明社会三个主要的和基本的阶级”。他还初步分析了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指出“两个上层阶级压迫下层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压迫工人。李嘉图则通过分析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之间对立的经济根源。

正当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来论证的时候，19世纪初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却已对它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是18世纪启蒙学者的理性原则的继续和发展，因而总的来说在历史观上还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们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天才的思想，对社会历史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第一，他们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必将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圣西门把人类历史分为五种社会形式：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神学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实业制度”，即社会主义社会，并认为这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其中每一个新的社会制度都是以往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过程分为依次更替的蒙昧制度、宗法制度、野蛮制度和文明制度四个阶段，未来的历史发展将上升为“协调制度”，也即社会主义制度。第二，空想社会主义者触及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问题，试图用社会经济状况来说明政治制度。圣西门认为，生产是任何社会联合的目的，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础，因此社会的本质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所有制问题。他还指出，“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历史进步的合乎规律的趋势应是日益广泛地组织生产和改善社会关系，它将导致人类更加广泛的协作。随着历史的发展，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政治上对人的统治将转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傅立叶则把生产的发展看作社会制度更替的基本原因：宗法制度向野蛮制度的过渡，是同小生产过渡到中等生产相应的；而当大生产出现时，社会就由野蛮制度过渡到文明制度。第三，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认为15世纪以来西欧的历史，是工厂主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史，是两个利益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与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同，他们认为法国的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而且也是“无财产者”同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第四，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中，也提出不少合理的思想。圣西门认为，每个人的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是他的基本愿望和要求。因此每个人都应该从事劳动，不允许有特权，任何人对人的剥削都应由人对自然的开发所代替。傅立叶认为，劳动不仅是财富的源泉，而且也是人们真正的生活需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被沾染了一种令人厌恶的性质，未来的社会制度必须保证按照人的愿望自由地选择劳动。欧文也认为，资本主义工业中劳动分工的畸形发展使工人失去劳动的兴趣，只有把生产资料作为共同的财产，才能造福所有的人。未来社会应当建立在财产公有的基础上，人人劳动，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各取所需。

“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是指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1815—1830年）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梯叶里、基佐、米涅等。这些历史学家的历史观总体上是唯心主义的，但他们在社会历史研究中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见解。第一，他们突破了把历史发展归结为个别杰出人物自觉活动结果的英雄史观，提出应当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指出以往的历史学家“总是顽强地不承认人民群众有首创精神和思想”，而把一个国家的建立，以至于一种社会新风气的形成，都看作某个“英雄”或“王公”的创造物，而人民群众则“不过是某个人的思想的掩饰物”，但事实上，正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行动的群众，才是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事业的主要创造者和参加者。尽管这些历史学家所说的“人民群众”，主要是指资产阶级，而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则是蔑视和歧视的，但他们的观点毕竟是对英雄史观的一种突破。第二，他们结合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对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作了具体的考察。在他们看来，17世纪英国革命和18世纪法国革命的历史，都是第三等级反对贵族斗争的历史。贵族和第三等级是欧洲社会中最主要的因素，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欧洲政治的发展。他们还指出，财产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基础。米涅对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各政党的斗争作了生动的分析，并把这种斗争的实质概括为“变化破坏利益；利益产生政党；政党进行斗争”。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否认第三等级内部有阶级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第三，这些历史学家不满意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政治机构决定社会生活的理论，试图证明财产关系是社会政治制度和统治思想的现实基础。基佐认为，社会状况是由财产关系、公民生活所决定的。因此，“要了解政治制度，就必须研究这个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及其相互关系。要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就应该理解土地关系的性质”。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还研究了思想潮流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思想、学说以及宪法本身，都服从于环境，“只有当它们能够成为工具和人民利益的保证的时候，人民才会接受它们”。恩格斯在评论法国历史学家的这些思想时指出：把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看作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东西的这种观念，曾经支配着以往的整个历史观，只有法国复辟时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才使之发生动摇。

德国古典哲学是作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先导而出现的哲学思潮。其代表人物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其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贡献主要是：第一，它把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来研究。从康德到黑格尔都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对这一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并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化；费尔巴哈则从人本学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上述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德国古典哲学对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关系的深入探讨，无疑对科学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全面而深刻地研究了辩证的发展观，从世界观的高度用辩证法代替了形而上学。特别是这种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继承了前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使之系统化了。在哲学史上，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阐明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并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从根本上否定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统治。第三，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在历史观上提出不少深刻的、有价值的思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形式是唯心的，内容却是现实的。他把社会历史看作一个发展的、有内在联系的过程，并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思想，反对把社会历史看作只是无数偶然现象的堆砌，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并力图去揭示这些规律；他不满意用人的思想、意见来说明历史的观点，认为在历史人物动机背后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动力。当然，黑格尔只是提出了认识历史规律的任务，而没有也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他所提出的上述思想无疑是深刻的。恩格斯曾指出，黑格尔的“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也是人类认识史上优秀成果的综合和发展。19世纪初期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合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它们所提出而未解决的问题，则给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世界观以启迪，它们的不足之处也给马克思、恩格斯以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