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生存探寻与存在主义的关系
毋庸讳言，对于中国现代诗歌中生存探寻这一创作现象的认识，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启示，这也是将其命名为生存探寻的原因。但是，以往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存在主义”的研究存在着一些问题。它受制于一种西方理论的束缚，不能从文学史事实出发，导致将一个完整的、丰富多彩的创作现象变得残缺、苍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存在主义思潮”“存在主义文学”“存在主题”“存在主义创作倾向”等与存在主义相关的研究始终绵延不断，综观这类研究，其中存在两种思路。
首先是严格地从西方存在主义理论出发，梳理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流传、影响过程，并力求按照西方存在主义原旨对相关作家、作品做出阐释，这方面的代表是解志熙、杨经建等。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可以从具体作品中拣出与西方存在主义类似的思想因素，但是除去冯至等个别作家之外，一般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接受西方存在主义影响的证据，相似的思想之间未必存在影响关系。
其次是从具体的文学史史实出发，不拘于西方存在主义理论的具体观点，将其视为方法与工具，对其进行大胆的转化与改造，这类研究以汪晖、张清华为代表。汪晖虽然在具体研究中使用了很多存在主义理论观点，但是在使用存在主义这个特定概念的时候，表现出谨慎和犹疑。张清华则对其进行了大胆改造，一方面使用存在主义一词，一方面又说这个存在主义与西方的存在主义不同。但是对于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他并没有做出严格的界定，只是在面对具体研究对象的时候，临时做一些简短的阐述。
今天看来，这两种研究思路都存在问题。如果严格从西方理论出发，能够纳入研究视野的对象很有限，形不成规模。事实上，这是用中国的材料论证一个西方理论，是用一个外国的框子来套中国的对象，把原本完整的对象切碎了。如果从史实出发，就必须对这种来自西方的理论方法进行改造，重新界定概念，以准确把握这种创作现象。但是就目前状况来看，这种转化并不成功，容易造成概念混乱。
本书不关注这种来自西方的理论是什么，而关注在这类研究中，在“存在主义”这个能指之下的所指是什么。由于上述研究的对象范围不同，有的是作家研究，有的是现代文学研究，有的是“文化大革命”后诗歌研究，有的是20世纪文学研究，所以这个“存在主义”的外延是无法归纳的。而且这项研究从8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有新的对象被纳入视野。为此，要让这种创作现象浮出海面，就必须对这些“存在主义”的内涵予以归纳。
解志熙、杨经建虽然力图从严格的西方存在主义原旨出发，但这个来自西方的复杂理论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面对具体文学史对象的时候是如何使用这个理论的，也就是这个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具有有效性的那部分内容是什么。
解志熙在评价《野草》时说：《野草》“是对整个实在世界的形而上思考”“对人的存在问题有着超越性的理解”
，是“对孤独个体在世的荒诞性的揭露”“揭示了人的本源性虚无与被抛掷在世的荒诞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绝望感”。“真正的自我还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尚待他去创造和实现”。在评价《围城》时，他说：“钱钟书则在《围城》中着力揭示人的存在的荒诞性以及人在失去信仰和意义之源后的畏怯与迷惘”“是对人的存在困境的经典性阐释”。此外，他还强调非理性与体验性：“由于上述作家受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注重从非理性的主观情绪体验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存在，遂在传统的心理领域之外开辟了一块存在体验的领地。”至此可以对解志熙所使用的“存在主义”的内涵做出如下归纳：“形而上思考”，个体本位，虚无与荒诞的生存境遇，人的本质的生成性，体验与非理性。
杨经建所使用的“存在主义”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条：第一，荒诞与虚无。从杨经建的文章来看，所谓荒诞就是丧失了意义的生存，就是对于此在虚无境遇的认识，荒诞与虚无是相通的。第二，孤独。孤独的个体才是唯一的真实存在，同时也只有在孤独中才能通往那个不可言说的存在与大全，在此进程中，此在不断绽开。孤独既是此在的真实存在状态，也是通向超越之途，在此意义上，孤独就是本体层面上的个人本位。第三，“终极追问”。所谓“终极追问”是指“对存在的目的予以终极追问”，它“指向超越现存荒诞的存在”“代表了人类的超越意向”。可见“终极追问”就是对人的终极意义的追问，同时也是自我超越、自我生成的过程。
汪晖、张清华的研究思路虽然与前者不同，但是他们使用的“存在主义”的内涵基本相似。
汪晖将西方存在主义概括为两个根本特征：“把个人及其情感体验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孤独个体是世界的唯一实在”。关于《野草》，他认为：“《野草》诞生了一种类似于‘被抛入世界’的感觉（海德格尔）、被投入毫无意义或荒诞的存在之中的感觉（基尔凯郭尔、卡夫卡、萨特、加缪）的东西。”关于鲁迅，他抓住了“绝望”与“反抗绝望”，这正是使用存在主义理论方法在研究对象中得出的发现。所谓“绝望”就是此在认识到自身虚无处境之后的情绪，是虚无在主体情绪上的表现。“反抗绝望”其实就是反抗虚无，因为绝望的原因是虚无。反抗虚无就是寻求意义，寻求价值关怀，但是当意义不可确定之时，就只剩下不断反抗的行为，也就是追寻意义的过程。意义虽然不可确定，但是意义的牵引力始终存在，引领生命不断前行，生命的本质也在此进程中不断生成，这种意义的牵引就是“过客”耳中的声音。至此，可以归纳出汪晖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存在主义”（虽然他本人并没有使用存在主义概括自己的研究）的几个基本内涵：体验（以体验反对理性）；个体（以个人本位反对集体本位）; “本体论的高度”；虚无感（此在对自身生存境遇的体验和认识）（绝望）；自我的不断创生（此在的不断绽开）（反抗绝望）。
张清华在谈到他所使用的“存在主义”的含义时说：它是“以个人精神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它是个体的自觉”“它更多的是强调关注个人内心、个体生命体验、个体生存状况”。它是“对‘终极存在’的哲学命题的探寻与追问”，是“关于人的本质与价值的追问，它表现为哲学、宗教和神话的合一，是对普遍而具体的存在着的世界（存在者）和人的本质及生命意义的假定、寻找和描述”。张清华文章中的“存在主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内容：个体生命；体验；“人的本质与价值的追问”即对所谓“终极存在”的探寻。
至此可以明白，不论他们是探讨西方存在主义思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流传与重构，还是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一种类似于西方存在主义的创作现象，其实，他们所使用的这个存在主义概念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同时，如果将这个概念的内涵贯彻到中国现代诗歌中所列出的外延，正是本书研究的对象。或者说，这个在前人研究中被冠以“存在主义”的创作现象，在中国现代诗歌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史上的具体问题与现象，而不是把这些现象用作验证某种既定理论的材料，各种理论方法只是研究者手中的武器和工具，而不是目的。汪晖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汪晖研究的仅仅是一位作家。张清华是从对象出发的，但是仍然使用了存在主义这个既定概念，势必无法摆脱先入为主的理论牵制。杨经建注意到这种西方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转化与重构，但是转化与重构毕竟是建立在影响的基础上的，其实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在多大程度上存在，都是需要质疑的。
上述研究共同昭示了一个事实：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确实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存在主义的创作现象，但是它与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存在主义理论有很大的出入。因其相像，所以使得研究者纷纷使用存在主义理论来予以研究；因其不同，所以使用严格的西方存在主义理论研究这种现象是蹩脚的。为此，要准确而全面地把握这种现象，就必须冲破西方存在主义理论的束缚，回到具体的文学史中，从现象本身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生存探寻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