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印度佛教向西域的传播

一 说一切有部在龟兹的传播

龟兹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过程中和于阗一样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很多学者都考察过它的佛教发展状况。关于佛教最早传入西域的时间，学术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就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纪末已传入西域了。在传入于阗之后又向西和向北传播。但也有学者认为龟兹地区与佛教接触可能比于阗要早。最初传入西域于阗和其他各地之佛教是“说一切有部”小乘佛教。小乘佛教自克什米尔传入于阗后，在很长时期流行于西域各地。当时在西域诸地弘扬小乘佛教的主要高僧大德有最初把佛教思想传入于阗的克什米尔高僧、圣文殊菩萨之化身毗卢折那迎请来的许多传教尊者和来自克什米尔的印度使者“阿罗汉布达和僧伽斯达、僧伽菩扬、僧伽斯达纳”。

关于佛教传入龟兹、于阗的传说，很多学者引据《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苻秦昙摩难提译），其书卷1云：

阿育王闻，喜庆欢悦，和颜悦色，告耶奢曰……今当分此，阎浮利地，吾取一分，一分赐子，使我法益，长生寿考，治化人民，如今无异。新头河表，至娑伽国，干陀越城，乌特村聚，剑浮安息，康居乌孙，龟兹于阗，至于秦土，此阎浮半，赐与法益，纲理生民，垂名后世。

此外在《梁书·刘之遴传》中载，刘之遴曾在荆州收集到众多的古代器物，并挑选了其中的四种献给东宫，中间就有一个外国澡灌。在它的上面刻有“元封二年（前109），龟兹国献给”字样的铭文。这两个资料都带有一定的臆测性。季羡林认为，公元前后佛教开始进入内地，汉明帝时代，内地佛教小有传播。由于龟兹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最晚在1世纪中，佛教已经在龟兹（可能也有焉耆）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才出现3世纪，也就是两晋之际，《晋书》之《四夷传》所记的“（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的历史事实。而且当时来华宣化译经的龟兹僧徒、王族子弟不绝于途。

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白霸在班超的扶持下登上龟兹王位，直到8世纪末，王位几乎皆为白氏垄断。在中国古籍里，有时“白”又作“帛”，很多早期来华译经的帛姓僧人，都来自龟兹国。现将两晋之际龟兹僧徒、居士参与译经，以及从该国赉来的佛典，列表如下：

从表1—2所列龟兹僧徒翻译之经典类型，大致勾画出龟兹佛经传播的整体轮廓。从魏至东晋，龟兹国人向中土译介的佛典，以小乘经律占最大比例，这种现象，基本上符合该国向来小乘教占主导地位的实情。在大乘经方面，龟兹译师偏重方等，兼有少量法华、般若等部。在社会上流行佛教大小乘的同时，当时还有了密宗的经典和思想。比如表中列举的一些魔法咒语的佛经，也开始影响着人们的信仰。从4世纪起，就有库车人在信奉这些密宗的经典。

很多学者认为西域早期甚至后来的小乘佛教的“说一切有部” 主要来自罽宾地区。造成这种思想的原因就是没有注意罽宾佛教的历史变化。具体到龟兹的小乘佛教来源和发展，它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如果说最早的时候是来自罽宾的有部，那么当迦腻色迦王时代，也就是相当于1世纪左右，它受到犍陀罗小乘思想的影响更多一些，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3世纪末。大约4世纪开始，罽宾的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教义思想开始广泛影响到西域各国，尤其是北道一线的国家。鸠摩罗什正是在龟兹受到罽宾有部的广泛深刻影响的这一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鸠摩罗什带来了龟兹大乘佛教短暂的辉煌，之后又转向了小乘为主的局面，直到唐代这种形势才稍有改观。龟兹的这一佛教发展变化过程是值得认真梳理的。

龟兹佛教的说一切有部不仅仅来源于罽宾地区，在二三世纪，应该还受到犍陀罗小乘有部传播的影响。一个原因是，表1—2列举的很多大乘佛教的经典都来自大月氏国。当时的大月氏国的小乘有部也十分流行，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小乘随之传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的有部佛学基本上以犍陀罗为中心，而罽宾显然受其影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龟兹地区石窟的开凿深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耿剑在《克孜尔佛传遗迹与犍陀罗关系探讨》中通过克孜尔佛传遗迹与犍陀罗题材的释读和比较、画面构图及人物组成的对比、形象的比较与溯源，得出克孜尔的佛传壁画曾经在一个时期部分地接受犍陀罗的影响。通过对犍陀罗佛传浮雕与克孜尔佛传壁画部分图像比较，有人认为“肯定犍陀罗与克孜尔有着必然联系。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等原因，犍陀罗与克孜尔发生了两种不同的主要艺术形式，但两种形式同样是特定时期佛教艺术的典范”。朱英荣也认为：“龟兹文化受到过犍陀罗文化的影响，它的许多艺术观念、艺术风格、艺术技巧以及艺术处理方法来自犍陀罗。”只不过龟兹文化对犍陀罗文化进行了融合与改造，使其与本地的文化传统和艺术风格结合在一起。满盈盈认为：“犍陀罗艺术元素是克孜尔石窟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它是一条河流，注入龟兹，激发了克孜尔石窟艺术的蓬勃发展。在克孜尔石窟艺术初创期，表现出对犍陀罗艺术的依赖与借鉴，为龟兹艺术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克孜尔虽然融入了多种艺术样式，但也始终青睐于犍陀罗题材和叙事方式。”

从以上可分析出，1—3世纪，罽宾地区并未成为西北印度佛教传播的中心，犍陀罗无论在造像艺术、大乘经典还是小乘有部上都是传播的主阵地。虽然罽宾后来有了《大毗婆沙论》的编撰成功，但是它的影响势头还比较弱，犍陀罗以及王国都城附近地区仍然是有部传播的中心。直到3世纪末罽宾有部才开始兴盛，这或许与前面说的它的趋于保守性和讫利多族的掌权和破坏佛法有关系。这一时期西域的大小乘佛教的来源和接触主要是大月氏。尤其是西域的小乘有部，罽宾国并不是最初的主要直接来源地。小乘有部的传播发展路线就是“罽宾区（广义上以犍陀罗为中心的地区）的小乘教，传到西方的吐火罗，再向安息、康居。再从吐火罗、康居、安息，越过葱岭，到达西域的沙勒与龟兹。据最近的发现，龟兹一带使用吐火罗语。早期的小乘教，是由此路线而传入的”。季羡林先生这一点说得很明确：“龟兹和焉耆地区的佛教信仰从一开始就是小乘，而且是说一切有部。这有其必然性。这里的佛教是从犍陀罗国传入的，而犍陀罗国是一个小乘的国家。”

二 大乘佛教向西域的传播

印度佛教向西域的大力输入应该在迦腻色迦时代，季羡林认为：

公元二世纪初，迦腻色迦在位，大力推行佛教信仰，派人四处传教。此时，佛教早已在龟兹流布。迦腻色迦使佛教东传的势头加强了，龟兹当必受其影响。公元三四世纪，龟兹经济繁荣，文化也随之发展。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佛经慢慢出现。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西方所谓探险家来到了中国新疆敦煌一带，挖掘古代遗址，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婆罗谜字母书写的吐火罗语A（焉耆语）和B（龟兹语）佛典，内容繁多，数量极大。对研究古代西域佛教，其中包括龟兹和焉耆佛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国南疆的塔里木盆地，从19世纪末至今，多次发现过大量的佉卢文文书，合计总数达1000件以上。而佉卢文曾是贵霜王国的官方文字之一并广为流行。在2世纪以后，佉卢文却成为新疆古代于阗、鄯善、疏勒和龟兹等国使用的主要文字之一，这反映了中国西域文化深受贵霜文化的影响。

斯坦因收集的汉佉二体钱，绝大多数出自和田附近各古城遗址。有少数流通于叶尔羌或库车等地。钱币上铭文有“王中之王” 字样，说明于阗王袭用贵霜王朝君主尊号的历史事实。汉佉二体钱的出现，反映了于阗文化深刻受到贵霜帝国和中原文化两方面的影响。

这种佉卢文的历史给我们研究佛教带来了重要的信息。鄯善发现的佉卢文资料的年代在3世纪30—40年代至4世纪30—40年代。该阶段鄯善国官方突然大量使用佉卢文，这种突然性显然是受到外界的强烈影响所致。其影响源就是流落到鄯善国的贵霜人，较为明显的例证则是尼雅佉卢文简牍中书吏父子相传现象。在鄯善国的书吏有祖—父—子或父子相传现象，因为流落到鄯善的贵霜人所带来的佉卢文，对鄯善人而言完全是陌生的。在这以前没有文字或毫无文字基础的鄯善人面对突然使用的佉卢文，其书写任务非贵霜人莫属。贵霜对鄯善国的影响还表现在佛教和佛教艺术方面。在尼雅遗址、米兰古城附近、楼兰古城及其近旁的遗址等处都发现了佛教建筑遗迹和佛教遗物。这些佛寺遗迹皆以佛塔为中心，佛教遗物以塑像和壁画为主，它们均明显具有犍陀罗风格。在上述遗址发现的许多木雕家具残件、装饰品、封泥印章等，其花纹图案的风格同样是犍陀罗式的。鄯善国境内具有犍陀罗风格的佛寺遗迹和佛教艺术，其时代几乎都是3世纪前半期以后。因此，似可认为佛教和佛教艺术在鄯善国的流行和发展，主要与贵霜衰亡后有相当一部分贵霜人流落到鄯善国的情况密不可分。黄文弼先生也认为：“楼兰有晋泰始五年（269）年号之木简，为公元后第三世纪之遗物。由此言之，是贵霜王朝影响之东渐，与佛教之传播，始于公元后第二世纪之中期，至第四世纪之初期，亘二百余年矣。据此，是鄯善佛教非得之迦湿弥罗，而为由大月氏人所传入，似可肯定。”

由于大月氏人的内迁和流动，直接带来西域佛教的兴盛和发展。当然这里面有大乘佛教也有小乘佛教的内容，因为当时的贵霜王国境内两种思想也是并行存在和发展的。但是就大乘佛教的传播而言，不得不提到的是三个国家，莎车、于阗和龟兹。大月氏的大乘佛教基本上就是先传到莎车，然后再到于阗和龟兹的。当然传播的情况不一样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发展局面，这在后面章节将继续论述。

作为西域接受印度大乘佛教的桥头堡，莎车首先表现在经典的集结方面。莎车，位于于阗的西部，《法显传》中称为子合国，惠生记载的是朱驹波国，《魏书》《北史》《唐书》等正史《西域传》中记为朱居国、朱俱波国。《历代三宝纪》卷12阇那崛多所说的遮拘迦国和玄奘所说的斫句迦国是同一国名。关于莎车佛教的资料记载，一是《历代三宝纪》卷12《新合大集经》卷60云：

于阗东南二千余里。有遮拘迦国。彼王纯信敬重大乘。诸国名僧入其境者并皆试练。若小乘学即遣不留。摩诃衍人请停供养。王宫自有摩诃般若大集华严三部大经。并十万偈。王躬受持亲执键钥。转读则开香花供养。又道场内种种庄严。众宝备具。兼悬诸杂花时非时果。诱诸小王令入礼拜。彼土又称。此国东南二十余里。有山甚崄。其内安置大集华严方等宝积楞伽方广舍利弗陀罗尼华聚陀罗尼都萨罗藏摩诃般若八部般若大云经等。凡十二部皆十万偈。国法相传防护守视。兼云有三灭定罗汉。在彼山窟寂禅冥卫。半月一月或有僧往山为罗汉净发。

二是唐僧祥撰《法华经传记》卷1云：

昔于阗王宫有法华梵本。六千五百偈。东南二千余里。有国名遮呴槃国。彼王累世敬重大乘。诸国名僧入其境者。皆试其解。若小乘学则遣不留。大乘人请绮供养。王宫亦有华严大集摩诃般若法华大涅槃等五部大经。并十万偈。王躬受持。亲执户钥。转读则开。香华供养。又东南二十余里。有山甚崄难。峰上有石窟。口狡内宽。其内华严大集方等宝积楞伽方广舍利弗陀罗尼华聚陀罗尼都萨罗摩诃般若大云法华。凡一十二部。皆十万偈。国法相传防护守掌。

三是《大唐西域记》卷12记：

国南境有大山，崖岭嵯峨，峰峦重叠；草木凌寒，春秋一贯；溪涧浚濑，飞流四注；崖龛石室，棋布岩林。印度果人，多运神通，轻举远游，栖止于此。诸阿罗汉寂灭者众，以故多有窣堵波也，今犹现有三阿罗汉居岩穴中，入灭心定，形若羸人，须发恒长，故诸沙门时往为剃。而此国中大乘经典部数尤多，佛法至处，莫斯为盛也。十万颂为部者，凡有十数；自兹已降，其流寔广。

无论是来自北印度犍陀罗国的阇那崛多还是西去游历的王玄策，都对莎车国保存的大量的大乘经典有深刻的印象。一方面说明这里是大乘经典云集的地方，包括《华严》《大集》《方等》《宝积》《楞伽》《方广》《舍利弗》《陀罗尼》《摩诃般若》《大云》《法华》等众多部类的经典，而且保护得十分完好。另一方面说明这里也成为大乘佛教经典向东传播的重要据点。中原很多的大乘经典与于阗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很大程度上于阗的大乘典籍的来源也与莎车有直接的关系。莎车成为向西域南北线和中原输入大乘经典的中转站。

从我国古代游历者的作品《法显传》《五天竺国传》《大唐西域记》来看，北印的乌仗那、迦毕试、那揭罗曷、呾叉始罗；新疆的于阗、斫句迦，都是大乘佛教盛行的地带。传说龙树入雪山从老比丘得大乘经，斫句迦山区也有大量的大乘经；陀力的山岩中藏有大乘经等，都可以看出此一山区与大乘佛教的关系。从地理上看，大乘是从犍陀罗、乌仗那，通过大雪山及葱岭而东来的（法显等西去，玄奘回国，也都是这一路线）。中国初期（汉、魏、晋）的大乘教，受到这一地区的深切影响。莎车成为接受印度大乘佛教的枢纽。由于莎车的天然地缘优势，于阗显然受到影响，大乘佛教经典十分流行。两晋至南北朝，有史传录载而确认为从于阗输入的大乘佛典原本，包括以下数种：

1．《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

《出三藏记集》卷9《华严经记》，是支法领从于阗得胡本，由北印度佛驮跋陀罗从元熙二年至义熙十四年翻译而成。

2．《大般涅槃经》四十卷

根据《高僧传》卷2和《出三藏记集》卷14昙无谶的传记，他在罽宾得到《大般涅槃经》前分十卷（《出三藏记集》作十二卷），后因本品数不足，在于阗又获中分和后分，所以才译出四十卷《大般涅槃经》。刘宋时，慧观等人编为三十六卷，史称南本。

3．《禅要秘密治病经记》

《高僧传》卷2记，北凉安阳侯沮渠京声在于阗求法时，从瞿摩帝大寺获得的天竺法师佛驮斯那授的《禅要秘密治病经记》二卷，在宋孝建二年（455）在竹园寺译出。他译出的经典还有很多，出自于阗的肯定不在少数。

4．般若类经典

魏元康元年（291）在洛阳译出的《放光经》原本，是朱士行在甘露五年（260）在于阗求得。竺法护译的《光赞经》十卷，是由于阗沙门祇多罗在太康七年（286）赍来，是《放光》的同本异译。按《出三藏记集》中《合放光光赞略解序》的记载，两本皆来自于阗国。《历代三宝记》卷9载，周武帝世，先在邺齐受魏禅，梁武帝太清二年（548），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遇于阗婆罗门僧求那跋陀持有《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梵本，他在陈天嘉乙酉之岁（565）译出此经。

5．《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一卷、《法华经·提婆达多品》

《高僧传》卷13记载宋元徽三年，法献在于阗得《观世音灭罪经》（《出三藏记集》卷2作《观世音忏悔除罪经》一卷）。《弘赞法华传》卷2和《历代三宝纪》卷11又说同时获授《妙法莲花经提婆达多品》。《法华经传记》卷1引述《西域志》说：“昔于阗王宫有法华梵本，六千五百偈。” 说明在唐代以前，于阗境内流传有不同版本的《法华经》。

依上文所述，迄至南北朝顷，于阗国内流传的大乘佛典种类，至少包括法华、般若、华严、涅槃和秘密诸部。

同时期北道的龟兹佛教也十分兴盛，僧侣人数一度超过1万人。《晋书·西戎传》记载当时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这不仅说明佛教之兴盛，也说明当时的龟兹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所以才能供养这么多的僧人和寺庙。龟兹早期大乘佛教的流传情况的资料遗留下来的十分少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时期它与内地的交往和龟兹籍僧人的译经情况，来认识当时的大乘佛教传播的信息。根据表1—2可知，当时的龟兹虽然小乘占有优势地位，但大乘佛教的传播也可以通过当时本国大乘佛教经典的流通情况来认识，这些经典主要有：

白延传译：《首楞严》《叉须赖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菩萨修行经》

帛元信助法护译出：《正法华经》《光赞般若》《须真天字经》

帛法炬传译：《普曜经》

帛法祖参译：《等集三昧经》《菩萨修行经》《菩萨逝经》（《逝童子经》）《严净佛土经》（《文殊师利严净佛土经》）《郁迦罗越问菩萨经》《持心梵志经》《善权经》（《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海龙王经》，以及法祖所注之《首楞严》

帛延翻译：《首楞严经》《须赖经》《上金光首经》《如幻三昧经》

羌子侯授予法护：《不退转法轮经》（《阿惟越致遮经》）

总而言之，龟兹佛徒重译大月氏的大乘经典中，还是以方等部居多，当中法祖可称代表。法祖所译注的23部大乘经中，与大月氏佛徒重叠者共占10部。此外，正始与东晋年间的两位译经师帛延，以及太康年间的帛元信，传译经典虽然不多，但在种类上，却殆与大月氏人译出的大乘经典如出一辙，由此可见龟兹与大月氏方等部之深厚渊源。《高僧传》卷2记载鸠摩罗什在王新寺的故宫中得到了《放光经》，“后于寺侧故宫中，初得《放光经》”，说明当时的龟兹已经有了般若类的经典，这与于阗的大乘经典多少有些关系。建元十八年（382）九月，车师前部王弥第、鄯善王休密驮来长安朝秦，同随的还有车师前部的国师鸠摩罗佛提等高僧，他们所献的佛经有大品《般若经》《阿毗昙抄》《四阿含暮抄》《鼻奈经》等大、小乘经律。当然这部《般若经》和《光赞般若经》《放光般若经》以及后来鸠摩罗什译的《大品般若经》有所不同，但却是当时西域流行的胡文偈颂体经抄。在当时释道安的主持下，将这些经典全部译出，并由道安审定写有《序》文。

三 西域南北两道佛教传播的不同特点及其原因

《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旁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这应该是西汉时代通西域的主线。

曹魏通西域路线，一般认为即《魏略·西戎传》所载：

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西域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在3世纪以后进入初期兴盛的阶段。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南北两线不同的佛教发展特点。汉唐时代的南道以于阗为中心，同时也是佛教的重镇；北道以龟兹为经济交通中心，同时也是佛教的文化中心。从汉魏晋时期西域与中原发生的佛教关系看，于阗向中原输入的佛教经典主要是大乘佛教，而龟兹国除鸠摩罗什外，大部分是小乘佛教。关于龟兹小乘的分布和发展，前节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于阗的大乘佛教从260年朱士行求得《放光般若》到晋太康七年（286）于阗沙门祇多密持来《光赞般若》等大乘经，都说明当时于阗的佛教信仰状况。据《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虽然未说于阗佛教状况，但靠近它的莎车国却是大乘佛教的国家。另外根据《法显传》《洛阳伽蓝记》中的宋云、惠生游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列表如下：

从表1—3看到，南道的子合国（莎车）和于阗构成大乘佛教区域，而焉耆、龟兹甚至包括疏勒，都是以小乘佛教为主。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不是铁板一块，两地均有大小乘分布，但是其占据的优势和主导地位是不一样的。

疏勒是东西交通中的枢纽，新疆南北两道交会处，也是佛教传入内地的必经之地。日本学者羽溪了谛指出：“大月氏、安息、康居以及印度诸国与中国间之往来，皆取北道，而必通过龟兹。……龟兹与疏勒关系之密切，则佛教昔由疏勒方面输入自不为无理也。”黄文弼也说佛教早期传入新疆和内地的为大月氏和安息人，“佛教最初传入新疆及我国内地者，为月氏人及安息人……故中国内地及新疆之佛教文明最初确遵妫水大路而来……及逾葱岭，又分两支传播，一支至库车、焉耆、吐鲁番。一支至和阗、且末、鄯善。”作为东西交通重要地位的疏勒，最早接触了佛教，北道的龟兹和焉耆肯定受其影响，但是南道的于阗佛教也是由该地传入的，为什么在历史的同一时期和同一地理区域呈现出不同的传播和发展特点呢？

首先，这与西北地区印度佛教发展的背景密切相关。大月氏国的佛教是在占领了大夏以后才开始接触发展起来的。作为游牧迁徙的民族，最初的环境并不适合佛教的发展，在建立了贵霜王朝之后，生活逐步安定，成为农业的定居国，中间又经历了阎膏珍的婆罗门教崇拜，因此当时的佛教发展是缓慢的。到了迦腻色迦时期开始进入繁荣期，商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城市人口增多。由于王国前期占领了整个印度的北部甚至到达了中部的很多地区，直接和南方的案达罗王国疆界接触，大乘佛教的思想也很快传播到北方。此时的迦腻色迦对佛教大力扶持，大小乘佛教同时得到发展，而且他试图学习阿育王做弘法者。其后的几代，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也是支持佛教的，使佛教得到持续的发展和传播。犍陀罗处于当时贵霜王国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区，希腊移民的聪明才智运用于造像之中，带来艺术的繁荣。这样佛经和艺术伴随着传入西域和中原。

由于大乘佛教的传播，附属于大月氏的印度北部的呾叉始罗、陀力、乌苌等国以及中部的摩揭陀等国大乘佛教逐步兴盛。当3世纪以后大月氏国走向衰落的时候，印度中部的摩揭陀国开始崛起成了笈多王朝，大乘佛教一度又兴盛起来。这些背景对佛教传入西域和中原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罽宾在迦腻色迦的时候是贵霜的属国，小乘有部一度盛行。据《西域记》，迦腻色迦以后，讫利多族重新掌握政权使佛教遭受破坏。到3世纪，吐火罗呬摩呾罗王平定迦湿弥罗国，建立伽蓝，召集僧徒，佛教得以复兴。或许是历史的原因，或许是上层集团的原因，当时的小乘有部盛行于罽宾国，这一点和周围的国家有所不同。强势地位的有部恢复了原有的局面，成为当时北印度和西域地区有部的佛学中心，禅法戒律之学盛极一时，从而对周围地区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由于南北道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同，产生了来自不同印度地区的佛教渊源。虽然它们都属于新疆地区，但在与印度和中亚的接触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对于北道的龟兹来讲，通过疏勒可以向西直达大月氏或康居、安息等中亚国家，也可由疏勒南下再到罽宾国。于阗通过子合（莎车或斫句迦），向西可从中路达大月氏，向南达罽宾、陀力、乌苌等国。也就是说，龟兹、疏勒更容易接受来自中亚国家的佛教，而于阗和莎车越雪山南下入印度的道路更近些。这样，或许早期的时候，龟兹更多接受的是来自中亚一带的小乘有部的思想，而于阗最早接触的是罽宾的有部思想。到迦腻色迦王时，两者主要受到大月氏佛教的影响，犍陀罗艺术和建筑也伴随进入。但是这时的西域佛教发展缓慢，直到3世纪以后才开始全面接受来自大月氏的佛教。这也就是说，在公元前后西域南北两道的佛教接受的都是小乘有部的内容。作为佛教接受的桥头堡莎车为什么与罽宾中断了联系，除了政治和僧团的原因，或许与道路阻断有关系。《名僧传》卷26《晋吴通玄寺释僧表传》记：“闻弗楼沙国有佛钵。钵今在罽宾台寺。恒有五百罗汉供养钵。钵经腾空至凉州。有十二罗汉。随钵停。六年后还罽宾。僧表恨不及见。乃至西踰葱岭。欲致诚礼。并至于宾国。值罽宾路梗。于宾。王寄表有张志模写佛钵与之。又问宁复有所愿不。对曰。赞摩伽罗有宝胜像。外国相传云。最似真相。愿得供养。王即命工巧。营造金薄像。金光陜高一丈。以真舍利置于顶上。”葱岭以南的文化和宗教越过喀喇昆仑山之后，首先接触到的就是塔里木北缘西端的疏勒和莎车等地，然后向东再传入于阗。

吴焯先生通过佛教考古和图像艺术分析认为，塔里木盆地南道的佛教文化，主要接受的是西北印度犍陀罗的风格；而盆地的北道，与南道明显不同，龟兹石窟的风格与阿富汗巴米扬石窟近似。南道的路线由犍陀罗至克什米尔再至于阗鄯善；北道由巴米扬至迦毕试再至疏勒龟兹。西域南北两道的佛教文化明显不同。

再次，与当时王权上层统治者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根据鸠摩罗什传可知当时的龟兹国有部小乘教占据主导位置，《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记载说龟兹寺甚多，修饰华丽，云：

拘夷国（龟兹）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像，与寺无异。有寺名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六十僧，剑慕王新蓝五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座，或易蓝者。未满五腊，一宿不得无依止。王新僧伽蓝九十僧。有年少沙门字鸠摩罗才大高明大乘学，与舌弥是师徒，而舌弥阿含学者也。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输若干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比丘尼外国法不得独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为道远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检制。

剑慕王和温宿王都是当时西域诸国的国王，这些寺院肯定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当然龟兹国王对小乘也是积极支持。佛图舌弥是鸠摩罗什曾经的小乘师父，作为皇亲国戚，跟随他学习本身就说明了皇家对他的重视。还有鸠摩罗什的母亲，也是出家跟着佛图舌弥学习的小乘之学。而当时的佛图舌弥掌握着七个寺院的权利，其中的右三寺比丘尼多是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出西域王国贵族们对小乘佛教的大力支持以及小乘师在龟兹等国中的地位。

南道于阗初期流行小乘佛教，但时间不长便被大乘佛教所取代。根据《于阗教法史》记载：先后造了333座寺院，绝大多数是大乘教派的。薛宗正先生认为：“小乘佛教衰落似起于教权干政对王权的威胁以及此派排斥具有广泛群众衣墓法的传统地方神祇信仰。为了遏制小乘教团势力的膨胀及其干政倾向，于阗王朝尉迟氏家族开始尊崇大乘，小乘较衰。”由此可见，王权的力量和大乘佛教的兼容性起到一定的作用。

最后，塔里木盆地的龟兹、焉耆、鄯善等国在语言上以吐火罗语为主，于阗在语言上以东伊朗语系统的于阗塞语为主。这种语言和文化上的不同，带来了佛教文化上的极大不同，大乘佛教更适合于阗的社会文化需要。《于阗教法史》就记载了这一情况：

二部僧伽之持见情况如下：二部僧伽比丘和比丘尼中，行大乘法者执不妄想和首楞严三昧地；行声闻乘者执四谛。二部僧伽与在家人中，行大乘法者和行声闻乘者多少之数：行大乘法者约如马身之毛，行小乘法者约如马耳之毛，多少之数大约如是。

于阗与莎车、疏勒等国从语言文化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同时在地理位置上也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它们接受的大部分是来自中印度的大乘佛教。

于阗的佛教在朱士行到达以前既有大乘也有小乘，但小乘占据主导地位。《高僧传·朱士行传》记载，260年他在于阗寻得梵文原本《放光般若经》后，派弟子法饶将梵本送回洛阳，但却遭到当地小乘僧团的阻扰，他们上言国王说：“内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王即不听赍经。”此经后来依然在内地得到翻译，而译者竟是来自于阗的僧人无罗叉和竺叔兰等。说明当时的于阗不仅有小乘僧团，研习大乘佛教的僧人也已经出现，说明大乘佛派正在逐步兴起。

但是，小乘佛教在于阗很快被大乘取代。藏文版的《于阗教法史》记载东晋至南北朝时期，于阗在牛头山、贡邦等地区兴建了几百座的寺院，而其中的绝大部分属于大乘佛教寺院，诸如赞摩寺、牛头山寺、王新寺、瞿摩帝寺、娑摩帝寺等皆属此列。这些名刹的陆续修建反映了大乘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兴起。薛宗正认为：小乘佛教衰落与于阗王朝尉迟氏家族开始尊崇大乘有很大的关系。可考的倡导大乘佛教的名王有尉迟毗梨耶和尉迟信诃，逾雪山伐迦湿弥罗的尉迟讫多以及兴建麻射寺的vijaya-jiya（尉迟亚伽），他们大约都生活于南北朝时期，见于藏文载籍。其中尉迟毗梨耶兴建了瞿摩帝寺，作为大乘佛教的中心。此寺逐渐取代了小乘圣地赞摩寺的国寺地位。至尉迟信诃之世，又兴建了娑摩若僧伽蓝为新国寺，汉名王新寺。此王在位第三年十月十八日的一件世俗文书已在安得悦遗址发现，末署此王全称为“于阗大王，王中之王夷那□提婆·尉迟·陀信诃”。此寺历王三代，80年始成，规模的宏大又胜于瞿摩帝寺。自此进入了大乘佛教的全盛时代。关于大乘佛法从北印度至于阗的东进途径，根据印顺法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中指出，大抵是从乌仗那、商弥而到Wakhan；然后一直向东（不一定经过塔什库尔干），经昆仑山东行；或经叶城到叶尔羌，即法显所到的子合，玄奘所说的斫句迦；或经皮山，或从于阗南山，抵达于阗，成为以大乘为主的教区。于阗和莎车一样以大乘佛教为主流信仰，很明显于阗的大乘来自莎车。1世纪后期，于阗王广德杀莎车王贤并灭其国，将莎车属国并为己有，成为匈奴南下的障碍，匈奴遂谋攻于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