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农户与国家的中间分析变量：集体

我们以农户为基本单位来追寻国家对农村的治理轨迹，离不开对农户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分析变量的解读。但这个中间分析变量应该落在什么层面上，却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学术界在这点上大体有两种看法：

1．以村庄为中间变量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将村庄作为中间变量。自从葛学溥1918年对广东凤凰村开展调查以来，村庄研究就成了中国研究的热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大量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述。村庄研究到1950年代一度中断，到1970年代后期又再度复苏。新时期的村庄研究与1949年前的村庄研究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一个是从原来试图通过村庄来认识整个中国，转为探讨村庄与国家的关系过程；另一个是从原来注重村庄的文化面向，如宗族和村庙等，转向多元化的研究，包括并重基层政权和新兴的乡镇企业研究。

但村庄研究面临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村庄到底是否构成共同体？这就要涉及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著名争论。1939年日本学者清水盛光提出中国村落具有强烈的共同体性质，村落共同体具有自律性的连带性质。他的这一看法经过日本满铁调查后激起了激烈的学术讨论：以平野义太郎为代表的部分满铁调查者支持了清水盛光的看法，认为中国农村存在着乡土共同体。而同样参加了满铁调查的戒能通孝则认为中国村落并没有形成紧密的团体结合，而只是由松散的个人联合而成的集团，基本不存在村落共同体。且不说这场争论背后复杂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单就争论本身而言，中国村落是否构成共同体这一问题取决于研究者如何定义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定义的论争核心在于家庭优先还是村落优先的问题。日本学界这场争论后来也启迪了美国学界关于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之争。

第二个问题是：何以能够通过村庄研究来认识中国？无论是村落共同体的肯定论者，还是否定论者，都把中国村落看作封闭的、孤立的，看作中国社会的缩影。日本学者旗田巍对争论双方忽略共同体的历史性格和村落“社会基盘的差异”提出了批评。而汉学人类学的奠基人、美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则对企图用村庄民族志的堆积来认识整个中国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学界常常误将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看成一种“范式”。其实宗族只是他的切入点而非研究目的，他的本意在于中国的宗族并非自在的社会有机体，必须超越社区研究和村落研究，触及宗族与国家力量、社会中的经济、文化差异如何互动与并存，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文明。这样，就将超村庄作为乡村分析的中间变量的问题提了出来。

2．以超村庄为中间变量

以超村庄为分析变量，是在不满意那种封闭的村庄研究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另一位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施坚雅的集市理论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在他看来，村庄不是孤立的，中国农村社会网络的网结不在村庄而在集市。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们生活的村庄的狭窄范围决定的，而是由他们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在施坚雅的带动下，中国农村区域社会研究得以展开。除了农村的市场层级社会外，祭祀圈社会、区域水利社会、超级村庄等理论都发展起来。

由上可见，在乡村研究中，位于家与国家的中间分析变量，可以是村庄，也可以是比村庄概念要小的宗族或家族，还可以是比村庄概念要大的集市或超级村庄等。或者也可以用共同体、社区、区域社会这类的概念来表述。

本书选择了一个较为含混的概念——“集体”作为中间变量。这一方面是因为本书是一本概貌性、综述性的著作，采用宽泛的“集体”概念可以包括小到宗族、大到集市的内涵，因而根据具体分析的需要落实相应的分析层面；另一方面，本书既然是以分析中国6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农村的社会发展，那么，集体作为农户与国家之间的范畴也是最为人们所熟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