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之路:百年中国教科书与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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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是时代启蒙的种子(代序)

鸦片战争以前,没有近代的普通学校,只有进行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私塾和书院,初学《三字经》《百家姓》,进而读四书五经,不存在现代学校所备的教科书。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发达的科技和昌盛的物质文明中,深感自身的贫穷和落后,从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和民主制度的盛行中,看到了千年封建社会的流弊。“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页。而兴办教育“全以教科书为胜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胶片号9,拍摄顺序号2,卷54。于是,近代历史重大的变革关头,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亡图存、复兴民族的刻不容缓的神圣伟大使命。百余年来,中小学教科书发展经历过艰难的移植、激烈的碰撞及其更多别具匠心的创造。从《国文》到《国语》到《语文》、从《修身》到《公民》到《思想品德》、从《格致》到《理科》到《科学》、从《唱歌》到《音乐》到《艺术》、从《体操》到《体育》到《健康》……“人民”“文明”“科学”“民主”“自由”“议会”“法律”“电报”“电话”“留声机”“显微镜”“交易所”“托拉斯”“银行”“证券”“图书馆”“博览会”“因特网”等直接反映现代社会文明成果的新名词大量涌现……穿越岁月的风雨、动荡、喧嚣与浮华,这些教科书以相对凝定的视角,承载着不同时代的希望与梦想,有目的地传承和嬗递不同价值取向的知识,标示出对特定生活世界的文化的深邃反省、思索和忠实记录。“如今,翻天覆地的变革虽已过去,遗存的教科书却述说着不可磨灭的意义。”石鸥、吴小鸥编著:《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1897—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启蒙”一词最早见于《风俗通·皇霸·六国》,“海辄挫恤,亦足以祛蔽启蒙矣”。(汉)应劭:《风俗通·皇霸·六国》。其中“启”是开的意思。《说文·口部》:“启,开也。”而“蒙”,至少有三种意思:其一,蒙骗,与“实”相对《左传·昭公二十七年》:“鄢氏、费氏自以为王,专祸楚国,弱寡王室,蒙王与令尹以自利也。”杜预注:“蒙,欺也。”(宋)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其二,蒙昧、无知《易·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孔疏:“蒙者,微昧暗弱之名。”《素问·举痛论》:“令验于已而发蒙解惑,可得而闻乎?”(清)王夫子《张子正蒙注序论》:“蒙者,知之始也。”;其三,通朦,眼失明。(唐)刘禹锡:《赠眼医波罗门僧》:“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启蒙是指启迪和教育童蒙,消除蒙蔽,恢复光明。“启蒙”一词在英文中是enlighten,在德语中是aufklaren,在法语中是luire。它们的中心词根皆为“光”“照亮”,一般指传递知识,使人从无知变为有知。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的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德]伊曼努尔·康德:《历史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教科书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实施的最主要载体,以其知识的规范化、系统化特征,扮演了主导启蒙的角色,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整体素质提高及社会文明进步。一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究竟怎样实现从沉沦到复兴的伟业,一本本教科书述说不同时代一些行将远去的信息、一些昭示和影响了后人的言行和思想,展示一代又一代人不同的人生理想及时代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