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成篇时代考证

《洪范》的成篇时代对于研究《洪范》与先秦思想关系这个课题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先确定其年代。但对于《洪范》成篇年代的考证又是复杂的，不能单靠某一两个论据而得出结论，而应当全面考察《洪范》的成篇背景及文本内容，同时还应重视《洪范》思想所产生的最早影响。

一 背景考察

（一）时代背景

1．武王

《史记·周本纪》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武王徵九牧之君……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武王有瘳。后而崩……”此段内容记录了武王克殷的准备、过程及访箕子与病死之事。具体过程为：九年，武王祭祀毕星。十一年十二月，诸侯会于孟津。十二年二月，与纣战于牧野。之后又征伐九州的长官。武王战胜商纣两年后，问箕子商灭亡的原因。箕子不忍心说商的罪恶，就告诉武王一个关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治国方略。后来武王去世了，但此时国家还没有完全安定。

武王时期的《利簋》记录了武王征商的经过，其铭文为“（武王）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又（有）商……”此处记录的时间与《史记·周本纪》“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尚书·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逸周书·世俘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相同。铭文中除了记录征商的时间外，还记录了武王仅用一天便打败了纣，占领了朝歌。此亦与《史记·周本纪》《逸周书·世俘解》的记录相同。这么短的时间，只是打败了商纣及其所统率的军队，其他诸侯并没有归顺，正如《逸周书·世俘解》所载“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在牧野大战之后，西周王朝又经过一系列的征伐战争，共征服了六百五十二个诸侯国。《史记·周本纪》也有类似记载“武王徵九牧之君”。即使这样，天下也没有完全安定，依然危机四伏。所以武王一死，管叔、蔡叔便与武庚发动叛乱，东国大乱。

2．箕子

《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桮；为桮，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史记·殷本纪》载：“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根据《史记》对箕子的记载，可以看出：箕子为商朝贤臣，具有见微知著、勇于直谏、忠于君主、大智若愚等品德，但纣王却弃而不用，“商王大乱，沈于酒德，辟远箕子”，并把他囚禁起来。所以武王克商后，便命令召公释放箕子。

综合来看，武王刚刚接手一个新的政权，面对如此广阔的疆域与人心浮动的政治局面，他一定会感到困惑与彷徨。他希望从殷商旧臣那里获得统治经验与治国方法，而箕子成为不二人选。因此，武王在克商两年后，向箕子请教治国方略，希望箕子能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给他提供借鉴。

（二）思想背景

1．大量商代史官带着文件档案来到周朝继续做史官

（1）殷末周初，有很多史官归顺周朝，如《吕氏春秋·先识》记载：“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案：此处“图法”指先圣之法度，即指史官记录下来的先圣的法度）他们都是带着自己职掌的典册而来。

（2）武王克商后，还有一些商代史官以及文件档案，在周初被作为赏赐分给诸侯国，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分鲁公以大路大旂……殷民六族……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这表明殷代的史官、文件档案、祭祀礼器等都被周朝接收，有些被分到鲁国。

2．商代史官有记录历史事件与保持历史文件档案的职责

（1）商代史官对夏末商初的历史有所记录

《尚书·多士》记载“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此为周公告诫殷遗民的内容，也说到商代史官有记录历史事件与保存历史文件档案的职责。

（2）周公曾大量阅读商代的历史文献

《墨子·贵义》记载“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这表明周公所阅读的大量历史文献是由商代史官记录并保存下来的。

上述两条内容都说明周公曾阅读过殷代的典册，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3）夏代也可能有历史文献保存下来

《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朱熹认为“文，典籍也；献，贤也”，把“文献”解释为“历史文件和贤者”。孔子所述的内容表明，夏代和殷代都有历史文件在他们的后裔所在的国家分别被保存下来，只是这些历史文件残缺不全。

总体来说，殷商时期有文件档案之类的文献材料，记录了以前及当时的重大事件及重要言论。箕子作为殷代的贤臣，应该读过这些材料，并能将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以古知今，最终形成一套治理国家的原则与方法。

（三）作者背景

1．周初史官的来源

据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研究，西周初期周王室的史官有三个来源：第一为原周方国，如史佚；第二为原殷商王朝，如辛甲、向挚、太史比、小史昔、太史友、内史友、夨令、大、睘、益等；第三为由周王朝新任命的史官，如大史友等。

2．周初重要史官

（1）辛甲

辛甲为周初重要史官，曾任太史，史籍中有很多关于他的记载，如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记载“辛氏出自姒姓。夏后启封支子于莘，莘、辛声相近，遂为辛氏。周太史辛甲为文王臣，封于长子”。此段内容介绍辛甲的祖先及辛氏的来源。辛甲的先祖为姒姓，是夏王启的庶子，夏王启把这个支子封到莘地。有了封地，便以封地为氏，即莘氏，这是上古贵族用来表明宗族的称号，是姓的分支，正如《左传·隐公八年》所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后来由于莘、辛二字声音相近，便舍莘而以辛为氏。辛甲，是文王时的大臣，长子是文王封给他的采邑。

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第一卷记载刘向《别录》内容为“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沈约《竹书纪年》卷上载“（商纣王）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国语·晋语四》载“（文王）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韦昭注：“辛，辛甲。”）。辛甲原为商纣王的大臣，因为向纣王进谏了七十五次都没有被采纳，因此他在商纣王三十九年出奔到周朝。召公和他谈话，认为他很贤能，便告诉了文王。文王亲自迎请辛甲，让他做周朝的公卿，并把长子这个地方封给他。文王经常向辛甲咨询政事。

《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韩非子·说林上》载“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武王时，辛甲为周太史。辛甲命令百官，对于武王的过失要进行诫谏。当时的《虞人之箴》很有名。成王时，武庚发动叛乱，周公率军东征，战胜了武庚，将要攻打商奄，辛甲又从战略上对周公进行劝谏，使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这些都表明辛甲有智有谋，并善于分析形势。同时也表明周初史官的重要地位，他们是周王的重要辅政大臣，对周王朝的巩固与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汉书·艺文志》载《辛甲》二十九篇）。

（2）史佚

史佚又称尹逸、尹佚、史佚、作册逸，为周初另一位重要史官，也曾担任太史一职。史籍中关于他的记载很多，如《国语·晋语四》载“（文王）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韦昭注：“尹，尹佚。”），《大戴礼记·保傅》载明堂之位曰“博闻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这些记载表明史佚的地位很高：文王时，史佚为重要的咨政大臣；成王时，史佚与周公、太公、召公为四圣，共同辅佐天子。而史佚的主要作用为“承”，“承”通“丞”，为辅佐之义，负责记录重大事件及重要言论。只有具有博闻强记及思维敏捷、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人才能胜任“承”之职。

史佚的职责可以从古代文献的记载中体现出来。《逸周书·克殷》载尹逸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昊天上帝。”《史记·周本纪》载尹佚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尚书·洛诰》记载：“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武王降自车，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这些内容表明史佚经常出现在各种大的祭祀或求神中，宣读祷告神灵的册文，用于沟通天人，还经常出现在君王的册命中，用以将诰命记录在典册上。《史记·周本纪》载“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史佚还参与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是周王的得力助手。《史记·天官》载“昔之传天数者……周室史佚、苌弘”，史佚还精通天象、历法以及由此所昭示的吉凶祸福。《史记·晋世家》载周公诛灭唐后“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尔。’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史佚作为史官，还秉持着“君言必录，君举必书”的原则。

对于史佚的品行，《礼记·曾子问》记载了孔子从老子处听到的言论“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远。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敛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岂不可？’史佚行之。下殇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从中可以看出史佚是一名知礼守礼的官员，不会因为自己的功高权重而破坏礼制。

史佚的言论在春秋时期流传甚广，如《左传·成公四年》载史佚之志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文公十五年》载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抚之”，《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史佚所谓“毋怙乱”，《左传·昭公元年》载史佚有言曰“非覉何忌”，《左传·僖公十五年》载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国语·周语下》载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由于史佚的语言短小精悍、形象生动又深具哲理，因此他的言论经常为后人所引用，被称为“史佚之志”或“史佚有言”，很可能已有集结的书册（《汉书·艺文志》载《尹佚》二篇）。

史姓来源，亦根源于史佚。据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记载“史氏出自周太史佚之后，子孙以官为氏”。史佚之史本是官职，而史佚的后人以官职为氏，遂有史氏。

作为周初太史的史佚，不仅具有博闻强记的能力，而且还随时记忆或记录君王与重要人物的重要言行及国家的重大事件，以便能时刻给君王以提醒。同时史佚还秉持着“君言必录，君举必书”的原则。因此有理由相信由史佚作为太史的西周初期，任何重要的事件及言论都会被记录下来。

3．西周金文中所见的西周初期的史官名称、史官及比较完整的记事铭文

（1）西周初期的史官名称及史官

周初史官名称有“作册”“太史”“史”“中史”等。如：成王时期的“作册”，康王时期的“大史友”“史”，康王或昭王时期的“中史”，昭王时期的“作册旂”“作册睘”“作册令”，“史儿”，“史”，西周早期的“公大史”“史兽”。

（2）周初史官中的殷商史官家族

据昭王时期的《作册旂觥》《作册旂尊》《作册旂方彝》“用乍父乙尊，其永宝。木羊”，可知作册旂家族是殷商史官。据昭王时期的《作册睘卣》《作册睘尊》“用乍文考癸宝尊器”“用乍朕文考日癸旅宝”，可知作册睘家族是殷商史官。据昭王时期的《令簋》《作册令方彝》《作册令方尊》《令鼎》《令盘》的“父丁”“册”，可知作册令家族是殷商史官。《作册卣》“用乍父乙宝尊彝。舟”，可知作册家族是殷商史官。恭王时期的《墙盘》叙述了微氏家族从殷到周的经历。

（3）周初比较完整的记事铭文

武王时期的《利簋》，详细记录了武王征商一事，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等。武王时期的《天亡簋》，细致记录了武王举行大礼的事件，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整个过程。之后又记录了武王大饮宾客一事，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成王时期的《何尊》，详细记录了成王迁都成周后，举行了祭天大礼，并对官员进行训诫一事，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整个过程等。其中成王对官员训诫的内容尤为详尽。

通过西周金文中所见的西周初期的史官名称及史官，可以看出西周初期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史官体系，其中还有殷商史官家族。这些都表明西周初期的史官制度已具有相当规模。同时，通过西周金文中所见到的周初比较完整的记事铭文，可以看出周初史官对于重大事件的记录已相当规范，并具有语言精练、事件完整、文辞质朴的特点。总之，周初史官完全有能力记录出《洪范》这样的文章。

4．周初史官职责

通过对周初重要史官辛甲和史佚文献记载的分析，总结出周初史官的主要职责：第一，记录君王和重要人物的言行及重大事件。第二，君王祭祀、册命时，宣读祷告神灵的册文和宣读册命。第三，对君王进行规谏、劝诫。第四，作为周王咨访、谋议的对象。第五，保管政府档案。

在史官的众多职事中，包括记录君王言行和保管政府档案二事。《史记·晋世家》记载史佚云“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礼记·玉藻》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谥法解》云“古者帝王，右史记言，左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汉书》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些历史文献记载表明史官有责任记录君王言行，并且史官分为左史和右史，分别记录君王言论和君王行为（《通志》中有“左史氏、右史氏”，并注释说：“古者，左史记言，楚有左史倚相，左史老其后也；古者，右史记事，周有右史武，见宋衷《世本》。”），所以说“君无戏言”。尽管对于谁记言、谁记事有不同的记载，但是君王言行都有史官记录，确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史官的职责之一便是记录君王的一言一行，所以周王去访问箕子这样的大事，史官必会记录下来。除了记录君王言行，史官还有保管政府档案和文献典册的职责，如《吕氏春秋·先识》记载“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正因为史官能见到这些政府档案，他们才会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供君主咨询、借鉴之用；同时也有利于他们的编史工作。

综上所述，西周初期史官系统已成规模，他们记录着周王朝所发生的一切大事，同时又是重要的辅政大臣，参与周王朝的重大政策制定。当时的文字记录已达到一定水平，能准确记录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结果等内容。这些文件档案被史官细心保管起来，以备日后的查阅及整理。据此可以看出《洪范》应当是由周初史官记录的，并被作为文件档案保存起来。

二 《燹公》与《洪范》

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购藏的《燹公》，是一件西周中期后段的青铜器。据裘锡圭考释，铭文如下：“天令（命）禹尃（敷）土，堕山，濬川；迺（乃）畴方，设征（正），降民，监德；迺（乃）自乍（作）配，卿（嚮）民；成父母，生我王，乍（作）臣。氒（厥）贵唯德，民好明德，羞才（在）天下。用氒（厥）邵好，益□懿德，康亡不懋。孝友明，经齐好祀，无（愧）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敏用老（孝）申（神）；复用祓禄，永孚于宁。燹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无）诲（悔）。”注

注裘锡圭：《燹公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第13页。

“天令（命）禹尃（敷）土，堕山，濬川”，说明在西周中期后段，时人已把禹看成受天命而治水土之人，继承了《洪范》“禹乃嗣兴”的内容。“迺（乃）畴方，设征（正），降民，监德”，据裘锡圭考释，“畴方”应为使方相畴而成类，应该就是以天赐禹《洪范》九畴的传说为背景。“设正”，即设立五行之官的正。“降民”，即降生下民。“监德”为监察下民之德。这些都继承了《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的内容。“迺（乃）自乍（作）配，卿（嚮）民”，“自作配”指在下土立王。“向民”，即使民有方向。继承了《洪范》“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的思想。“成父母，生我王，乍（作）臣”，“成父母，生我王”，与《洪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相同，即天为下民生王，作民之父母。“作臣”即立王的辅佐。“氒（厥）贵唯德，民好明德，羞才（在）天下”，以有德于民为贵，百姓中有喜好光明之德的就让他当官。《洪范》“五福”中第四福便是“攸好德”，《洪范》“皇极”中“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正与此相同。“用氒（厥）邵好，益□懿德，康亡不懋”，以此来美善，增益美德，安宁却不懈怠。继承了《洪范》“五福”中的“攸好德、康宁”内容。“孝友明，经齐好祀，无（愧）心”，孝友之行大明，严肃恭敬地进行祭祀，没有羞惭之心。继承了《洪范》“敬用五事”及“八政”第三政“祀”的思想。“好德婚媾，亦唯协天，敏用老（孝）申（神）”，以好德之心对待婚媾，这样才能合于天意，勤勉地追孝先人。继承了《洪范》“于帝其训”的思想。“复用祓禄，永孚于宁”，这样便能享受福禄，永远安宁。继承了《洪范》“五福”中“富、康宁”的思想。“燹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无）诲（悔）”，燹公说：“民能用此德，就没有悔咎。”继承了《洪范》“皇极”中“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的思想。

通过对《燹公》铭文与《洪范》内容的对比研究发现：铭文中的很多内容都与《洪范》有关，是对《洪范》思想的继承。正如裘先生在文章末尾所说：

 

燹公铭中的一些词语和思想需要以《洪范》为背景来加以理解。这说明在铸造此的时代（大概是恭、懿、孝时期），《洪范》已是人们所熟悉的经典了。由此看来，《洪范》完全有可能在周初就已基本写定。如果我们对“设正”的解释符合原意，《洪范》以水、火、木、金、土为五行的内容，也应是原有的，并非出自春秋或战国时代人之手。《洪范》第二畴“五事”部分和《诗·小雅·小旻》第五章，都说到“肃、乂（《诗》作“艾”，二字通）、晢（通“哲”，《诗》作“哲”）、谋、圣”。有人认为《小旻》袭《洪范》，有人认为《洪范》袭《小旻》，还有人认为二者间无直接关系。从上述铭的情况来看，应以《小旻》袭《洪范》的可能性为最大。注2

注2裘锡圭：《燹公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第23—24页。

 

通过对《燹公》铭文的释读，裘先生不仅认为《洪范》很可能在周初便已成篇；还认为《洪范》中的“五行”原本就有，不是源于春秋或战国；同时在《诗经·小旻》与《洪范》的关系上，裘先生认为是《小旻》袭《洪范》。这些判断都是对《洪范》成篇时代核心问题的解释与论证。

《燹公》的出土表明《洪范》思想在西周中期已广为流传，并产生深远影响，那么《洪范》的成篇时代当然在西周中期以前。

三 《书》初次结集时代

关于《书》的初次集结时代，葛志毅和饶龙隼都有过论述。葛志毅在《记事之史与〈春秋〉、〈尚书〉等史籍的编纂》中指出《尚书》的初次集结应在两周之际。他从四个方面来论证：第一，记事史官设立在西周厉王、宣王时期，开启了中国古代史籍编纂的端绪。第二，《尚书》的编纂与西周夷、厉时期的衰落及由此引发要求恢复文武创业精神的期望有关。第三，《尚书》的编录者认为西周穆王之后王业已无足称述者。第四，根据《史记·周本纪》的编纂材料来源来看，穆王以前的资料，《尚书》是其主要来源之一，这也表明有关穆王以前的史迹是构成《尚书》有关周代记载的主体部分。

饶龙隼在《〈书〉考原》中指出《尚书》的初次结集最迟在周穆王时期。他从五个方面来论证：第一，周代有比较完备的藏书制度。春秋以前作为官方重要典籍的《书》收藏在官，保存较完好。第二，对春秋及春秋以前各种文献中称引《书》的时间、国别、称引人及称引意向等进行研究，最后确信春秋以前《书》已是一个写定本。第三，通过对自己编制的《周代称引〈书〉汇总表》和《周代称引〈书〉篇、〈夏书〉、〈商书〉、〈周书〉、〈书〉的时段分布表》的研究，推原出春秋以前《书》的基本形态，即《书》最初只有具体的篇名，可以确定的原有篇目是包括《洪范》在内的25篇。第四，对《管子·小匡》载管子的言论：“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合群国，比校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美以相应，比缀以书，原本穷末。劝之以庆赏，糺之以刑罚，粪除其颠旄，赐予以镇抚之，以为民终始。”重新解读，得出其记述了周昭王、穆王时一次成规模编纂典籍的实况，而《书》篇最初之编纂当在其列。第五，通过对自己编制的《〈史记〉载〈书〉篇制作情况表》的研究，及对《书》篇制作背景的参考，推断出朝代更替之际是《书》篇制作的高产期，此外在政局发生大的波动时偶有《书》篇制作，而其他时期几乎没有书篇制作。

葛、饶两先生的观点虽然不同，但都确认《书》的首次结集不会晚于两周之际。那么首次结集的《书》中所包含的《洪范》篇当然不会晚于这个时间是确定的。同时，他们都认为早期《书》篇是采用口耳言传的形式记录下来的，并且其中就包含《洪范》篇。葛志毅认为：“《洪范》载箕子为武王所言‘洪范九畴’，实相当于韦昭所谓‘治国之善语’……古人议论喜欢称引古昔，很可能反映了乞言合语之礼的一种遗俗……（如）《洪范》中的‘我闻在昔’。”饶龙隼认为：“《书》篇之来源久远，殷商以前是通过口耳言传，延至西周初期开始由口耳言传的形式转换成书写简帛的形式，最后在昭、穆之世编纂成写定本。”

葛、饶两位先生都认为《洪范》是武王访问箕子时，由箕子所陈述，由史官通过口耳言传的方式记录下来。之后在《书》结集时，将其转换为文字记录。这也就是说，《洪范》的成篇（语言版）时代在西周初期。根据之前对周初史官的考察，我们认为《洪范》在制作之初就应有文字版，而不是在周初先有语言版，之后到西周中期或西周末期再转换为文字版。

四 语体特征

（一）用韵

“无偏无陂（歌），遵王之义（歌）；无有作好（幽），遵王之道（幽）；无有作恶（铎），遵王之路（铎）。无偏无党（阳），王道荡荡（阳）；无党无偏（真），王道平平（耕）；无反无侧（职），王道正直（职）。”据王力《诗经韵读》：陂为歌部，仪、议均为歌部，而据《说文解字》仪、议皆以义为声符，所以义也应为歌部；好、道为幽部；恶、路为铎部；尚、荡为阳部，据《说文解字》党以尚为声符，所以党也应为阳部；翩为真部，据《说文解字》翩、偏皆以扁为声符，所以偏也应为真部，平为耕部，耕真合韵；侧、直为职部。此处用韵为两句一换韵的押韵方式，非常工整。

“三德（职）：一曰正直（职），二曰刚克（职），三曰柔克（职）。平康正直（职），强弗友刚克（职），燮友柔克（职）。沉潜刚克（职），高明柔克（职）。惟辟作福（职），惟辟作威（微），惟辟玉食（职）。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职）。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职），其害于而家（鱼），凶于而国（职）。人用侧颇僻（锡），民用僭忒（职）。”据王力《诗经韵读》：德、直、克、福、食、国、忒均为职部。本段共18个分句，除3句不规则外，其余15句尾字皆押“职”韵。

“曰时五者来备（之），各以其叙（鱼），庶草蕃庑（鱼）”，鱼之合韵，句句押韵。“一极备（之），凶（东）。一极无（鱼），凶（东）”，一、三句押韵，二、四句押韵，交韵。“曰休征（耕）：曰肃（觉），时雨（鱼）若；曰乂（月），时旸（阳）若；曰哲（月），时燠（觉）若；曰谋（之），时寒（元）若；曰圣（耕），时风（侵）若。曰咎征（耕）：曰狂（阳），恒雨（鱼）若；曰僭（侵），恒旸（阳）若；曰豫（鱼），恒燠（觉）若；曰急（缉），恒寒（元）若；曰蒙（东），恒风（侵）若”，奇数句不押，偶数句押的隔句押韵。“岁月日时无易（锡），百谷用成（耕），乂用明（阳），俊民用章（阳），家用平康（阳）”，后三句句句押韵。“日月之行（阳），则有冬有夏（鱼）。月之从星（耕），则以风雨（鱼）”，奇数句不押，偶数句相押的隔句押韵。

通过对《洪范》篇用韵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洪范》篇中多处出现韵文，符合西周时期语言运用的特点。

（二）以数为纪

张怀通在《由“以数为纪”看〈洪范〉的性质与年代》中指出“‘以数为纪’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主要出现在口头语言中，是典型的口头语言程式”，而《洪范》“作为经验，为了便于记忆与传授，语言采取了‘以数为纪’加韵文的形式”，如其中的“九畴、五行、五事、八政、五纪、三德、五福、六极等”。《洪范》中的“以数为纪”确实反映了口语特征，这也表明《洪范》确是箕子向武王陈述治国大法时的记录，保留了很多口语特征。

 

通过上面的层层论证，可以得出：《洪范》是因为周武王访问箕子，由箕子陈述，而经周初史官记录而成的。《洪范》反映了箕子对历代统治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是古代文明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传承。周初统治者对《洪范》非常重视，认真学习并贯彻到统治过程中。《洪范》对整个西周时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