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神话面向与解蔽的可能性

神话和神话思维是人类的原始状态。《辞海》解释神话“是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和传说。它并非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而是由于古代生产力的水平很低，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矛盾、变化，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拟人化的产物。神话往往表现了古代人民对自然力的斗争和理想的追求”。马克思认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结果，都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具有对自然现象、自然与人关系等的解释功能、对礼仪与价值的规范功能、进行巫术的操作功能。

作为方法论的神话应该如何理解？巴特在《神话学》中有一篇长文《现代神话》对此进行了阐释。从这篇文章可看出巴特“寻求意义的欲望”。既然神话以隐匿的方式藏于社会各个角落，那么何谓神话？文章一开始便将神话定义为“神话是一种言谈”，一种传播体系、一种信息、一种话语等。第二，“神话的定义，并不来自其信息对象，而是来自神话吐露这一信息的方式”，神话无关信息的客体，而来自言谈的方式。第三，神话具有历史的规定性，“神话只有一种历史性的基础，因为神话是通过历史而选择的一种言谈：它不可能从事物的‘本质’中演化而来”。历史规定性成为神话的符号学系统的必要前提，也是巴特赖以进行神话分析、并致力于探究的东西。

所以，“神话”，区别于传统概念范畴，它是一种富有历史性的言谈方式或言谈体系。本书的“神话”理解正是基于此。

随着人们认知水平在工具理性中的提高，神话的一些功能被弱化，甚至出现了“神话消亡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但是，“我们知道，神话本身是变化的。这些变化——同一个神话从一种变体到另一种变体，从一个神话到另一个神话，相同的或不同的神话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有时影响构架，有时影响代码，有时则与神话的寓意有关，但它本身并未消亡。因此，这些变化遵循一种神话素材的保存原则，按照这个原则，任何神话永远可能产生于另一个神话”。美国学者费斯克提出：“（符号）隐含的人价值和迷思是文化成员所共有的。而这个共通性要得以延续、发扬，只有靠在传播中经常‘露脸’。一个符号每露脸一次，其第二层次意义便能在文化使用者心中受强化一次……符号靠其使用者的使用才免于成为过时品；也唯有靠使用者在传播中与符号的一唱一和，才能保存文化里的迷思和隐含的价值。存在于符号与使用者、符号与迷思和隐含义之间的关系，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关系。”神话并未消亡，因为神话的基本元素和结构都是不变的，它只是改变了形式，并介入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在现代社会，“古典神话的某些元素为适应现代语境，某些神话元素、象征符号、叙述模式、表现形态有所修改，但是其根本的思维方式和无意识的心理结构所构造的神话文本和审美意象，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存在和发挥潜在的功用，深刻地影响着市民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它在现代经济活动、科学技术，以及现代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产生，并确立存在方式和价值意义。

比如传统文化与权力话语的隐秘关系就十分值得探讨：首先，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传播的生产、制作营销过程，隐含着权力因素及其性质。传统文化的生产和制作，固然比不上流行文化，但也要有一定的财力、经济实力和文化资本作为。它的社会营销也是在特殊的权势操作下进行的，这就涉及各种权力的介入和策略。其次，就传统文化与社会媒体、传播系统的关系而言，也可以发现它的权力性质。再者，从传统文化节目的观众来看，传统文化渗透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结构，从中能看到当代社会的权力网络是如何渗透到人民大众的生命和生活活动的。那么，就传统文化作为社会的一种象征性权力形式而言，传统文化的象征性权力结构的特点是什么？它是怎样以象征的形式行使它的权力功能的？

再比如，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阶层对立严重。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最多，所以处于最高或较高的阶层位序；而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所拥有的三种资源很少或比较少，所以他们所处的阶层位序就比较低；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基本不拥有这些资源，所以阶层位序最低。因为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多少差异，造成中国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对立，贫富差距拉大。据北京大学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数据，中国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成以上的财产，底层25%的家庭仅拥有全国一成财产。阶层的分化、对立、流动，抛开社会现实既定层面，在我们社会的符号象征系统里，还是一直把社会描述成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但现实并非能完全遂人意。所以，为了弥补事实与符号的断裂，谎言的出炉在所难免。

我们置身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周遭早被科技代码缠绕。现代社会的文化表征早已不再沿袭几千年的古代文化的模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景观、社会问题、精神取向，以及表述它们的一套修辞。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占有重要地位。从秦汉统一以来，特别是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思想源流，也成了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和政治的意识形态。同时，像法家这样的一些文化也被运用到统治阶级统治思想之中。但是，随着废除科举制度、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社会革命的进行，地主、士大夫、官僚等三位一体的集团消失，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也就难以为继。如今传统文化的电视传播，便是现代经济生产、交往方式的一种传播形式，亦是塑造现代公共空间的连接点。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表征的解读视角已呈多元景观。本书选择神话学的路径来考察传统文化的现代媒介传播，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 发现传统文化的神话意蕴

对文化的研究有两个面向，一是人文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一直反对将文化事物的内容和形式还原为文化事物产生的环境，认为文化的精髓超越了政治环境，与社会冲突保持一定的距离。二是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视角。这种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此视角认为，文化在传媒出现，挤占了政治话语的空间，这是一种深刻的政治方式。

“中国文化本来就存在着视常识为天然的合理，并用常识建立宇宙观和使意识形态合理化的基本结构。“五四”时期对科学的推崇，是因为西方科学被视为一种现代常识，科学理性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常识理性的基本结构。从此科学在建构新意识形态、使宇宙观和社会观的合理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文化的神话意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研究发现。这种研究视野突破了传统的文学本位和故事本位的神话观。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其完全的和弥漫性的神话特质。不仅遍布城乡各地的无数孔庙和财神庙，有力地见证了这个多民族国度的巨大造神能量，就连被西学东渐以来的现代学者视为‘中国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科学’的许多根本内容，也离不开神话的观照”。很显然，此处神话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类似《山海经》《楚辞》等典籍，而扩展到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

群经之首的《易经》，其来源便具有神话性质，“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围绕它的卷帙浩繁的灵验之说、占卜法等都充满了神话色彩，更充满了西方学者所谓的“神圣的叙述”（Sacred narrative）。如《系辞上传》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有学者认为：“我们以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便在于神话思维方式的延续，而《周易》和《老子》正是最能体现这种神话思维特征的典型文献。”“中国哲学中的基本范畴，如太极、道、阴阳、五行、变、易等，几乎无一不是从神话思维的具体表象中抽象出来的。”“所谓两仪、四象、八卦等等，不过是对以太阳运动为基准的时空坐标的神秘表述。”赵沛霖先生在《先秦神话思想史论》一书中分析了《诗经》、孔子、观射父、墨子、庄子、屈原、《山海经》各家的神话思想及其地位。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到，古代文化文本中的大量神话书写被发现。

在中国文化最具影响力的儒家文化中的概念体系、话语模式和思维方式中也充满了神话思维和原型编码，成为“儒家神话”，这种神话性在六个层面上有所体现：（1）以凤、麟、玉等圣物为代表的儒家神话意象系统；（2）以圣人崇拜为基础的“尧舜禹汤文武”圣王谱系的儒家神话历史观；（3）以天命、德、心、仁、义等为核心的儒家神话哲学关键词；（4）以礼乐、孔庙祀典为核心的儒家神话仪式及其神圣空间；（5）儒家经典编纂结构、程式性语词、仪式性盟誓等的神话编码；（6）儒家思想发生期（包括儒之源流）的神话信仰语境。至于儒学大纛孔子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其实也是一个不断被神化的过程，由人而王，而圣而神，对他的神话，大致有王神话、人伦神话、师表神话、传道神话、文化神话、经典神话、圣人神话等。各种话语穿梭于神话之间，历史权力的博弈使得一个哲学家背负起如此沉重的符号，在每个历史时期进行几乎类似的使命。

因此，传统文化作为原始神话意蕴，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有神话的地方就会有所遮蔽，那么神话学方法的运用便是必要的。

二 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神话

不管传统文化如何式微，它介入当代生活已是不争的事实，并且以异于当代生活的符号表征成为现代社会的神话。这种神话一方面来自传统文化本身的文化魅力，另一方面它被纳入现代生产方式的结构性运作当中，在民族神话、经济神话、科技神话等神话类别中呈现。

（一）经济神话。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的路径中，重要的一条便是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连接，使其具有商业属性或产业性质。传统文化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表现便是文化产业，比如改革开放以后国学的三次兴起，为其产业化提供了契机。文化产业是一种创意产业或内容产业，国学提供了丰富内容，这些内容包括“大量的文化符号（如象形文字、龙、红灯笼等）及文化素材（如经典文本、历史人物、故事情节等）。它们通过适当的创意转换就构成资源可再生的文化资本”。带动了一系列的产业，比如服饰文化制造业、旅游文化产业、饮食文化产业、医药文化制造业、礼仪文化制造业等。比如美国制作的《花木兰》、央视《百家讲坛》及其配套的畅销书如《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等。传统文化仍然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在现代经济中创造着经济价值。除此，依据各地现存的宫殿、寺庙、故居、诗词、典故、文化遗址等打造出来的文化旅游景点，为当代城市人群的休闲、娱乐提供了一种极好场所，门票收入和由此带动的交通收入、餐饮收入，以及其他消费收入都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数据表明，在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中，古代文化物件的拍卖占有重要的地位。2009年，中国古代书画上拍19264件，成交14450件，成交金额38亿余元，其中有几件拍品进入亿元时代，明代画家吴彬的作品《十八应真图》拍得1.69亿元；宋代书法家曾巩的《局事帖》拍得1.01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文化蓝皮书：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战略转型，国内外市场规模8000亿元，其中传统文化产业贡献颇大。

（二）民族神话。从国家、民族层面来讲，传统文化同样创造了民族神话。为促进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的举措。非物质遗产包括以下几种：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具有无形的、民间的、口传的及活态的等特点，显示出其历史文化价值的可贵性。截至2011年11月底，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总数已达36项，成为世界上入选“非遗”项目最多的国家。《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手册》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叫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是人类通过民间口头形式传播下来的无形文化遗产，它蕴藏着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库，代表着民族普遍的心理认同和基因传承，代表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是人类另一种伟大的精神创造，其内容、内涵比起物质类遗产更为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这无疑说明我们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对人类文化具有价值潜能。除了“非遗”，我国从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建立第一家孔子学院，以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和加强交流开始，截至2013年1月，中国已在世界108个国家开办了400所孔子学院、500多所中小学孔子课堂，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超过5000万。尽管创办孔子学院的行政主导模式存在明显不足，其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实现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也值得商榷，但是它以数量和地区覆盖的优势，让我们民族自豪感陡升，成为“中国模式”确证的一个案例。

（三）技术神话。随着科技的发展，21世纪兴起了广受关注的“新神话主义”（New Deificationism）浪潮。所谓新神话主义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一股文化浪潮，它“以技术发展（主要指电脑技术）为基础，以幻想为特征，以传统幻想作品为摹本，以商业利益和精神消费为最终目的，是多媒体共生的产物，也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经典电视剧的重拍区别于前文本的重要点是特效的运用。重拍剧从叙述角度到情节设置，从场景构建到人物造型，从画面结构到时空构成，都产生极其明显的视觉效果。高希希版《三国》展现了一幅幅宏大的战争场面，官渡、赤壁、彝陵等七十多场战役的场景，极大地提高了观赏性。李少红版《红楼梦》中的女娲补天、太虚幻景、怡春院、潇湘馆等场景美轮美奂。当然，这种图像对话语的强行介入，并不会消除电视叙事模式的目标，但是需要在数字化的图像叙事与电视叙事之间寻找到较好的接洽点，才能显示新技术在电视艺术中的表达张力。

三 媒介即意识形态：无法回避的论题

意识形态是启蒙运动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经由马克思阐释，在20世纪50年代后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声名显赫起来。作为一个某些利益驱动下的包含着欲望、情感、表象的知识系统，意识形态的内涵极其丰富。在马克思、葛兰西、马尔库塞等人的论述中，媒介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是某些利益集团利益的表达。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在葛兰西那里，意识形态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

到了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媒介不仅仅是国家的代言、权力的工具，甚至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实现社会控制。阿多诺在《意识形态》（1964年）中写道，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在于对群众进行思想灌输和意识操纵，而“这一直是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加以实现的”。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观点起源于法兰克福学派众所周知的一个著名论断：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这一观点始自霍克海默，经阿多诺，到马尔库塞那里广为人知，最后由哈贝马斯将这一理论体系化，使之成为著名的论断。他们认为，媒介是技术的外化形式，设计本身即包含了一种统治的先验性和控制的欲望。因此，“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本身，皆为意识形态”，科学和媒介之所以成为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们都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媒介的虚假性、操控性、社会控制使其本身成为意识形态众多表现形态的一种。

中国大众传媒的“喉舌论性质”，即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也是大众传媒的功能与性质：党和政府通过它们向人民群众传达大政方针、决策主张，人民群众通过它们向党和政府反映自己的呼声、要求、愿望。党和政府传播重要的党务、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以及自己的主张、理念；人民群众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种种看法。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性质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党性的集中体现；党的方向、任务和目标规定着广播电视工作的方向、任务和目标；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开展广播电视工作的重要依据。电视制度要受制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由电视所有权、基本目标和性质等构成的规范体系。在我国，它意味着电视的国家所有制、电视的党性原则以及宪法明确界定的电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属性。所以说，电视的娱乐、信息等功能在官方的表述中让位于宣传、舆论等功能，官方意识形态的表达与输送是电视传播中不可或缺的一链，并且官方意识形态长时期以来对电视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政治权力、利益维护的重要手段。除此，当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思潮对电视的制作和输出的影响，随着中国电视的市场化的深化而益加明显，这种影响对当代转型中的中国的“金钱本位主义”观念更有推波助澜的效果。政府通过传媒管理法规、政策引导等手段来间接调控商业媒体。因此，意识形态在电视节目中通过“常识化”、“主体化”等运作机制，建构人的欲求，以及乌托邦的想象。这种欲求和想象在多大程度上在人的规范之内，这就需直面意识形态的勇气了。

所以说，传统文化在现代媒介生存已成为无法忽略的神话。神话学方法已成为揭示传统文化电视传播过程中的结构性意识形态的途径。而谈起神话学方法，罗兰·巴特的神话学阐释理论是无法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