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前沿报告（2012—2013）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以来，不断取得新的进展。21世纪，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与世界历史研究的深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学者们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探讨。2012—2013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以往基础上继续发展，取得了不少引人瞩目的成就，以下分为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基础工作的加强
2012年—2013年6月期间，诸多学者，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大批专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推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说摘编。这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深化学术界相关科研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学习提供了便利。
（一）关于意识形态
侯惠勤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意识形态》由意识形态概述、统治阶级和统治思想、意识形态虚假性与拜物教、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领导权、意识形态与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与宗教、意识形态与社会理想、意识形态的类型八章组成，系统收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相关论述。该著不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人物排序，而是根据各段论述所表达的思想，以逻辑关联进行排列。这一编辑结构，体现了编者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独到理解。
（二）关于社会形态
吴玉贵、杨艳秋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形态》分“总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六大部分，附录“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社会”。各部分以社会特征和相关概念设立分类专题，分类专题下系以同类篇章，每篇提炼出主题句。纲举目张，上下相维，层层相系，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内涵。
（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黎澍、蒋大椿、王也扬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选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有关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观点。第一部分“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包括：马克思主义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从历史实际出发，唯物地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用辩证的方法，历史地、具体地、全面地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对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各种错误倾向的批评。第二部分为“对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以斯巴达克、路德、闵采尔等人物分类。另有附录《黑格尔论必须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该著为1961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和1981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修订再版。
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发展的研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成长、发展历程始终是研究者聚焦的论域，本年度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反思；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和发展过程的深入研究；三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认识问题。
（一）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
苏双碧《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纪念翦伯赞诞辰110周年》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成绩和不足有所总结与反思。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研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兴起。从总体上说，中国史学研究的水平提高了，建立了中国历史学的科学体系，成绩重大。但从局部看，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没有认真掌握和深刻体会，在运用中不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偏差。
第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历程。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30年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史学思想是进步的，方向是明确的，但用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进行改造在新中国成立前有限：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队伍并不大；二是他们容易让史学研究政治化，或为政治斗争需要写历史。
第二，为政治服务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一回事。在革命战争年代，出于宣传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研究历史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缺乏学术文章应有的探讨和分析。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研究，影响到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第三，关于历史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研究历史的头等信条，以约束历史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围，这是有欠具体分析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主要是解决分析问题和考虑问题的科学性，而不是其他。
第四，如何理解“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对历史遗产只批判不继承，而且不少论者在批判历史遗产时，都引用了马克思关于“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句话作为武器。于是，一部分人很容易把历史遗产当成“封、资、修”的货色，全盘否定。
这些问题的提出，有益于我们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讨论并进行商榷。正如文章所指出的，“我们要认真地对历史遗产进行批判继承，只批判不继承，就会割断历史，看不到伟大的历史联系。同样，光继承不批判，把古代的东西一无例外当成珍贵的历史遗产加以继承，也是错误的”。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既要继承其优秀的遗产，也要正确对待其中的不足，在以后的研究中能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会更快地迎来新的发展与创获。
（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和发展的研究
濮灵《试论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一文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首先，它在对诸多史学思潮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始终坚持着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时也发展了苏联史学的党性原则；其次，它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工具，史学工作者皆致力于阐释历史发生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根源，并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倾注了史家个人的情怀；再次，它秉承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和治史传统，在“论从史出”和“设馆修史”等方面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黄静《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两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析论》一文认为：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两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规模与研究群体。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中国通史、古史分期、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等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初步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框架体系和话语系统。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不同的风格与特点，共同壮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的声势，在中国史坛形成了不可忽视的一个史学流派，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洪认清《延安时期苏联史学的传播及其影响》一文认为，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历史教科书的5份材料于延安时期传入中国，旋即在中共党内和马克思主义学界产生热烈回响。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倡导下，全党掀起了学习和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高潮。苏联关于历史教科书的5份材料也引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人高度重视。苏联史学的传播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这在延安时期即已彰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启迪中国共产党创制中共党史教科书审定的延安模式；②促进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及现实相结合；③促使延安时期历史教科书去教条化；④深刻影响延安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范式的确立；⑤一定程度阻滞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化进程。苏联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影响都很明显，但仅就延安时期而言，苏联史学传播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三）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
对新中国“前十七年”史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诸多学者的瞩目。陈其泰在《正确评价新中国17年史学道路》一文中批驳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界教条主义盛行，整个中国史变成了一部农民战争史，将十七年史学贬低为“完全政治化”的史学，完全依附于政治，毫无学术可言。他认为，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正确地做出基本估价，实际上关系到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是有利于史学的发展，还是阻碍了史学的发展？“十七年”中出现的教条主义一度泛滥，究竟是因倡导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造成的，还是由于其他原因？认真辨析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发展的道路，而且关系到认清当前史学发展的方向。
实际上，“十七年”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学风，一种是实事求是、坚持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优良学风，一种是教条式地摘引马列词句、当作公式随意套用的恶劣学风。“十七年”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恰恰是正直、严肃的学者大力发扬优良学风、坚决抵制教条主义恶劣学风而取得的。这是正确评价的关键，也是考察“十七年”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如果离开了这一正确的原则，就会只看到教条化、公式化在一段时间盛行和危害，甚至将曾经发生的教条主义错误不加分析地归罪于唯物史观，从而怀疑以至否定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在实事求是优良学风指引下“十七年”史学取得的主要成绩，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①撰成了一批有学术价值、有新的时代风格的通史、断代史、史学著作；②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推进；③整理出版大型历史文献的巨大成绩；④学科建设取得的显著进展。
“十七年”中教条主义恶劣学风的泛滥，主要是1958年以后一段时间。在此之前批评胡适思想等政治运动，已发生“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将学术问题简单化地贴上政治标签来批判，以武断结论代替充分说理，但当时从全国范围而言，这类教条式错误做法尚属局部问题。至1958年“大跃进”，政治上“左”倾错误直接导致史学界教条主义成泛滥之势，造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的严重曲折。其突出表现，一是提出“史学革命”口号，在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大搞“批评资产阶级权威”, “拔白旗，插红旗”，许多学术观点被任意扣上“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的帽子加以批判。二是根本违背理论与材料相统一、“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对史料的忽视达到无以复加地步，摘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若干词句，当作标签到处套用，把历史著作和文章当作社会发展史的简单图解；为了强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把阶级身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尺度。
造成“十七年”中教条主义一度盛行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直接引起和推动的。用贴标签的方法代替艰苦的学术研究，抛开起码的史料和历史知识，热衷于“史学革命”，就是“大跃进”时期党的路线出现了严重“左”的错误所引起。造成教条主义盛行，还有一个原因，即“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恶意煽动。
纵观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够发展壮大，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其中有着宝贵的传统和经验，具有深刻的哲理启示意义：一是坚持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方向。二是充分尊重前人成果，吸收古代文化遗产中优良的东西，同时学习近代实证史家学术上的精髓。三是坚决摒弃和清除教条主义的危害。运用唯物史观为指导，成功与否之根本，取决于是创造性地运用其精神，还是死板地照搬其教条。
三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成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学者不断对这些史家进行研究，或梳理他们的治学历程，或探研他们的史学思想。在本年度，学者们主要对以下史家进行了研究。
（一）对翦伯赞的研究
2012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诞辰110周年。苏双碧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纪念翦伯赞诞辰110周年》一文中认为：翦先生之所以值得史学界追念和缅怀，是因为他的思想和理论著作闪耀着时代和历史的光辉。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他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的发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个人迷信横行的年代，像是一副清醒剂，激发人们去面对、去思考“若干历史问题”，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像翦伯赞先生这样清醒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毕竟凤毛麟角。
（二）对侯外庐的研究
邹兆辰《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个性——以侯外庐为例》认为，学术个性就是一个史学家在某种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的支配下，由于个人不同的家庭环境、社会背景、学术传承、治学经历、知识结构、性格特征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某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致思路径、论说方式等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以及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总体上都信奉唯物史观，实践中也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但他们又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在许多历史理论问题上的见解亦各有不同，甚至有时分歧还很大。比如，侯外庐先生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特殊路径说、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的观点、西汉封建论的观点等。纵观侯外庐先生一生的学术历程，其个性的学术表现、产生原因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对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三）对李达的研究
鲁涛、莫志斌《李达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对李达史学思想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在李达思想众多研究领域中，其史学思想研究稍显单薄，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集中在李达的唯物史观研究，李达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研究，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影响研究四个方面。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20世纪30年代；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阶段是繁荣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李达史学思想是李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仍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缺乏从史学理论的高度对李达的史学思想进行整体的考察和系统的概括；第二，缺乏从史学近代化的视角来考察李达史学思想的地位；第三，缺乏对李达的史学观和史学方法及其运用方面的研究；第四，缺乏将李达与同一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四）对华岗的研究
黄广友、孙宜山《政治、科学与历史：华岗革命史学观念研究》一文，对华岗的治学与研究经历做了系统的论述，认为华岗既是中共创业一代的职业革命家，又是严肃的学养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极深地参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造，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华岗革命史学观念的形成，与他生活在以“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历史环境、与他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政治使命、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斗争密切相关。华岗革命史学观念深刻反映了他对史学的革命性、科学性及其本身的认知，既是他那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突出代表，又带有来自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同时，作者认为，在长期为革命事业奋斗的过程中，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缔造了以革命为最高价值的研究范式和史学观念，这是那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那一代史家回应时代主题的结果。处在后革命时代的我们，对于传统革命史范式，重要的是在吸收其合理因子的基础上，从回答当今社会提出的时代课题再出发，一味地抛弃或全盘接受都不可取。
孙宜山在《革命话语阐释下的求真探索——华岗的五四运动史研究》一文中，以华岗对于五四运动史的研究为例，探研了华岗治学路径的转变，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将五四运动史纳入革命史框架中进行书写和阐释，又经历了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从重论轻史到史论并重的转变。这种转变恰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三四十年代发展成熟的轨迹相一致，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
（五）对白寿彝的研究
在本年度关于白寿彝人生与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乐爱国对白寿彝先生在民国时期的朱熹研究多有论述。陈安民《白寿彝先生的史家风范——读瞿林东著〈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一文对白寿彝学术生命的宗旨和治学精神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论述：第一，他是将求真与致用很好统一起来的史家；第二，他有执着的理论追求，其精髓在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具体研究对象相结合；第三，他学术的“通识”，不仅体现于他在多个研究领域的创见，更重要的是他能将这些领域的研究有机地融贯在一起；第四，他学术的“创新”充分体现了创新和继承的辩证统一。薛莹《白寿彝先生的学术风格》一文，对白寿彝先生的治学经历、渊博学识、高尚史德、史家风范等几个方面做了总结与研究。
（六）对刘大年的研究
黄广友《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一文认为，“革命史叙事”的本质特征是以“革命”为“最高价值”研究和撰述历史。革命史叙事的体制化和体系化是时代的产物，是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共同塑造的结果。刘大年在史学理论及具体历史编撰等方面代表着从多领域丰富和完善革命史叙事体系的努力方向，对革命史叙事最后形成完整体系做出了独特贡献，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
黄仁国《刘大年治学特点试析》一文对刘大年的治学经历和特点有系统的叙述与研究。作者认为，刘大年的史学研究特点中，民族精神是主线，关注现实是出发点，求实求真是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这五个特点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使刘大年的史学成果能够引起不同凡响的社会影响。如果将它们单列起来简单地理解，就很难体会刘大年所取得的史学成就。
四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与探讨，自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日至今，一直吸引着众多学者。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学术，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关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多了理性与反思的成分。历史研究要从中国的历史实际经验出发，反对与杜绝教条化成为共识。
（一）对唯物史观的阐释
不论是经典作家还是专家学者，对唯物史观多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但反对将唯物史观教条化，强调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积极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西方学术的进步观点，成为目前专家学者的共识。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发展和壮大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史学中的指导地位，2013年4月13—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首届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新中国史学发展”。朱佳木、于沛、张海鹏、沙健孙、瞿林东、陈祖武等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所的68位专家学者围绕当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热烈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唯物史观与中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唯物史观与中外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史学思想与方法、唯物史观与专门史、唯物史观与国史、唯物史观与史学史和史学方法论、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外著名历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大家一致认为：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②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水平在总体上有所提高；③那种从概念到概念，空泛、空洞、公式化的理论研究正被人们所摒弃。与会专家学者还就如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沙健孙作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个发展开放的体系》的主题发言。他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指明了科学地研究历史的方向和方法，但它不是构造体系的杠杆，也不是剪裁历史事实的公式。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与继承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优秀遗产和有分析地吸取外国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有益成分并不矛盾。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由什么人发明出来，而后从外部强加给历史的僵化原则；它本身正是从无数历史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它在发展中可以融合、吸纳一切对于历史的科学的观察方法和研究成果。而一切对于历史的科学的观察方法和研究成果，也是可以而且一定会与它相通。正因为如此，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不仅并不妨碍而且可以使我们正确地继承、吸纳、融化中外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有益成分。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体系，不是一种僵化的、封闭的学说。
陈其泰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式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发言中指出，纵观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够发展壮大，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其中有着宝贵的传统和经验，具有深刻的哲理启示的意义：一是坚持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方向。二是充分尊重前人成果，吸收古代文化遗产中优良的东西，同时学习近代实证史家学术上的精髓。三是坚决摒弃和清除教条主义的危害。运用唯物史观为指导，能够取得成功与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是创造地运用其精神，还是死板地照搬其教条。我们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式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研究工作。
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的主题发言中，郑大华认为，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与继承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优秀遗产，并有分析地引进和吸取西方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并不矛盾。因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它可以也应该吸收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并通过研究新问题、产生新理论而不断地丰富发展自己。任何把唯物史观作为标签、在历史研究中生搬硬套的做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运用。在引进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时，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研究实际，将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中国化”，从而建立本土化的研究理论、方法和范式。
本年度《河北学刊》组织了专题讨论——“坚持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史学研究”，以此促进这一领域的研究。
朱佳木《以唯物史观推进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繁荣发展》一文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和深厚史学理论积淀的国家，但直到唯物史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并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掌握和运用之后，史学研究才得到了“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界在今天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追求真理、学以致用、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光荣传统，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牛润珍《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十个方面影响》一文认为，历史观对历史学的发展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唯物史观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可归纳为十个方面：奠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基础；批判与总结中国的传统史学；改造清末民国以来的“新史学”；完成了历史科学化的进程；深化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产生了史学论争的“五朵金花”；史料的整理与新材料的运用；旧方法的借鉴与新方法的引进；史学自身的总结与认识的深化；历史研究新思维模式的建立。他认为，在21世纪，主导中国史学发展主流方向者，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史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仍然是唯物史观，这一总体框架不会改变，但研究的问题与热点将会有大的调整。从总体上讲，中国史学会朝着建设、集大成与理论深化的层次迈进，唯物史观在各个方面仍然主导着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
（二）社会形态理论问题的争鸣
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最为重视的马克思历史理论之一，甚至被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部分，但同时也是引起较多争议和质疑的部分。本年度，除了上文所提及的这方面的基础性工作，还有许多综合的探讨。理论界对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及其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与争论。赵家祥《资本逻辑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新领悟》一文认为，按照资本的逻辑和历史，从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提出的逻辑考察、人的依赖性社会的特点及其解体过程、物的依赖性社会的实质及其拜物教性质、物的依赖性社会为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创造条件、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的特点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五个方面，可以进一步明确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特点和实质。并且由此得出结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存在差别，但二者又具有一致性、统一性。
针对多年来学界围绕“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所展开的种种争议，黄斌《准确把握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基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批评与质疑的辨正》一文认为，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演进一般进程的概括，在马克思的文献中，五种社会形态不是“依次演进”，而是“相继更替”。马克思“五形态论”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图式，既不是单线论，也不是多线论，而是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类”规律与各个民族或国家具体道路的辩证统一。对此，必须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给予准确把握。郭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发展规律思想新探》一文认为，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发展的视角是所有制形式。从所有制形式看，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将经历“直接公有制—私有制—公有制”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不能等同于“五形态”。马克思认可的、能称得上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有四种：直接公有制—私有制—公有制；人的依赖性社会形态—物的依赖性社会形态—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产品经济社会；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有阶级的阶级社会—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中，直接公有制—私有制—公有制的社会形态发展规律是基础，其他种类的社会形态发展规律都可从中推理出来。
另外，对马克思农村公社的研究在本年度也有推动。甄修钰、张新丽《马克思研究农村公社的动机和方法论——兼论走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困境》一文认为，马克思研究农村公社的动机和方法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农村公社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形态中其残存程度不同。第二，农村公社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形态中其解体方式也有所不同。第三，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三种所有制显然是农村公社次生形态的表现形式，而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三种“对抗形式”的生产方式显然是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类型。第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并不存在着所谓的“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演进的理论，但存在着按历史先后顺序出现的奴役形式的明确表述，即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制三大奴役形式；但奴役形式毕竟不同于社会形态。第五，马克思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两大方法论：一是以源于农村公社平等分配的小土地所有制形式为切入点，分析其在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中如何被大土地所有制代替；二是特别关注亚洲落后地区仍残存着农村公社的社会发展道路和历史命运。作者进一步认为，可以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演进归结为四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东方的贡赋关系的社会、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西欧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社会主义为低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应当是一元多线式的演进，而非一元一线式的演进，是多样性的统一。同时，作者把《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比较，并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应当是指前资本主义时代东方的一种社会形态，而不可能是指原始社会。
学术进步的动力在于自由争鸣。不论是对唯物史观的不同的阐释，还是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不同理解，一是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作的具体语境，具体分析，把握其本意，辩证地看待。二是要回归具体的世界历史或中国历史的客观本体，进行深入研究。三是把握正确的方向，对具体的学术问题展开自由讨论。这样才能深化这方面的研究，并推动学术的进步与发展。
（三）历史学应更多关注生产力的研究
历史学界对生产力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武力《历史学应更多关注生产力的研究——从一次中日学术会议谈起》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深邃的眼光看到了眼花缭乱的政治纷争和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背后的最终决定因素生产方式，又从生产方式的演变中，看到了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决定因素。但是，在对历史研究中，长期以来，我们对生产力的研究，尤其是对科技进步的研究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往往把它视为生产关系和经济政策的自然产物，而忽略了生产力本身发展的规律。这固然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始终处于突出位置有关，也与从事历史学和经济性研究的学者缺乏基本的科技知识有关。在今天，当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处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后，就历史研究来说，加强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研究就更加紧迫了。
（四）历史学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为了唤起当代史家对自身社会责任的清醒认识与承担，《史学月刊》编辑部组织了“当代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笔谈，发起关于历史学家社会责任的讨论，希望当代历史学家以历史思辨的睿智参与当下社会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建设，为社会进步提供坚实可靠的历史借鉴，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健康而科学的历史观念去培育我们的国民精神。历史学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对历史学家参与历史创造，也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李振宏以《历史学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为题，对这一问题从“史学工作者的身份认定”、“史学工作者如何创造历史”、“是什么遮蔽了历史学家的历史创造者身份”三个方面继续深入系统论述。作者认为，历史学家研究的是过去，是历史，但不是历史的看客，历史学家要把睿哲的目光投向现实，投向未来，肩负起当代历史创造者的神圣责任！刘泽华《再说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一文则强调：“大力开展当代史以及与当代社会重大问题相关的历史研究，是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历史学摆脱困境，走向新繁荣的一个转机。
史家的责任，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中的重要论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众多史学家便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历史研究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经济、社会、文化的全球化，当代史家重提并强调“当代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既反映了优秀史学传统在当代史家身上的继承，也反映了社会、学术和文化对史学家的新期待。
（五）当代中国史学史的新写法——为当代史学家“立言”
首都师范大学邹兆辰教授自1998年开始进行了当代史学家的访谈工作，并结集为《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为了史学的繁荣》两部“对话当代历史学家”访谈录，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他们的访谈对象首先是出生于二三十年代的学者，他们当今已经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传承了中国现代史学传统，又主导着新时期史学变革和发展的方向。其次是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的学者，他们赶上时代的风云际会，如今正是史学界的骨干力量和领军人物。2012年11月12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组织了“变革时代的史学与史家——《对话当代历史学家》新书座谈会”，与会学者一致肯定了该著的学术史意义，认为这是“为当代史学家 ‘立言’”，是当代中国史学史的新写法，有利于促进学术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为后人研究这些史家及其观点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瞿林东《论中国史学学术史的撰述方式》一文认为，学术的发展推动学术史研究的发展，中国史学学术史具有多种撰述方式，如果把那些不同时期学者撰写的史学家传记汇编成书，也是一种中国史学学术史。其特点在于不仅传主所在时代的跨度很大，撰述者所在时代的跨度也很大，这给后人留下了极大的思考空间。在那种为史学家立言、以“对话”形式撰写的访谈著作中，史学家用自己的语言准确表达其学术思想和治学特点，也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一，在“对话”中，史学家用自己的语言，准确地表达了自身的学术特点；第二，在“对话”中，因语境的融洽或心境的提升，史学家对自身学术思想作总结性的表述，成为对话最重要的学术价值之一；第三，在“对话”中，一个不可绕开的问题即史学家的师承关系，而这个问题乃是学术史的重要问题；第四，在“对话”中，该书作者与史学家作师友般的交谈，史学家愿以真诚的态度表达自己治学的甘苦，进而反映了史学家的旨趣、风格和功底所在。总之，史学学术史应当把史学哲学、史学方法、史学学术成果的价值估量以及史学成果与其他史学成果的关系等诸多方面都考虑到，并作系统的考察，逐步摸索出各不相同的、行之有效的专门领域学术史的撰述途径。
（六）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系统的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系统和“革命叙事”，多有学者进行了研究。在经济、社会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构建当代中国史学话语系统已提上日程。在本年度，有些学者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黄广友的《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一文，以刘大年的史学研究为例对“革命史叙事”有较为系统的研究与叙述。对如何建立新的话语系统，赵梅春《从“‘梁启超式’ 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有所深入思考。该文指出，依赖西方史学模式来表达对历史的认识，缺乏自主性的历史解释体系，是其最大的弊端。而克服这一弊端，确立中国史学的自主性则是建构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既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鲜明的自我意识以及开阔的世界眼光，还需要有自觉的批判意识与创新精神。这里所说的批判意识是指杜绝对任何学术的盲从，不管运用何种历史理论、模式，都必须批判地审视其产生的前提，考量其与中国历史研究的适应度。创新精神则指在发掘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与借鉴国外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从史学实践中提炼出概念、术语、范畴，构建自己的历史解释体系，从而摆脱对西方史学的路径依赖。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涉及历史哲学、研究方法、核心概念、范畴与术语等诸方面，也包括言说话语与表述方式。因此，既需要对既有的史学话语体系所遵循的历史哲学进行批判的反思，也需要对现行的概念、范畴、术语进行重构，还需要就言说方式进行反省。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离不开融会贯通地借鉴、吸收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和西方先进的理论与方法。对学术界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而言，打破教条化或教条主义对学术研究的束缚已成共识。不论是对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西方的观点与思想，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应该抱着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以包容、开放的心态，遵守学术规范与规则，避免生搬硬套、削足适履而重蹈教条主义错误的覆辙。
在新的世纪，如何在全球学术话语中有自己的话语权，如何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系统，成为一个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重回中国历史本体的研究，让中国的历史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推动在史实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时序与内在理路，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执笔：高希中课题组成员：杨艳秋、廉敏、刘琴丽、徐歆毅、高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