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发展报告
在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指导地位面临着严峻挑战的背景下，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得失，总结经验教训，以推进今后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回顾2012年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在历史本体论、历史方法论、历史认识论、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诸方面均有着一定进展，应该肯定。我们对2012年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如下：
一 本体论
（一）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研究
吴晓明、陈立新从思想史和理论逻辑的双重视域，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梳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不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本体论、青年黑格尔运动与马克思的初始立场、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本体论、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与新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等重要内容。该书对把握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宗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现实价值具有重大意义。
杨耕以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观点为研究对象，以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为基础，对“自然历史过程论”、历史决定论和意识反映论等观点进行了新的阐述；对实践是人的生存本体、社会生活的本质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等过去被忽视的观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对社会的自然与自然的社会、“从后思索”、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等一些马克思未能充分展开，但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观点，进行了充分展开和详尽论证。该书建构了一个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三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体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趋向。
田心铭指出，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通过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唯心史观和主观唯心主义方法，捍卫并系统阐发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列宁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这两篇概述唯物史观的重要《序言》结合在一起，论述了马克思从提出唯物史观到通过写作《资本论》验证唯物史观的过程，阐明了“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证明了的原理”。
刘同舫认为，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体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有支撑其理论叙事与论证的结构框架及结构元素，可称之为“叙事结构”。其宏大而精确的叙事结构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多向度的解放形式和共产主义运动三大部分，全面阐述了认识人类社会的根本方法、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路径和社会形态嬗变的根本目的，充分地彰显了这一理论彻底的革命性及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紧密关系。
郝立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本质结构，其理论特性决定其在思想进程与现实进程的交汇点上呈现出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历史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的理解必须从社会历史认识的历程出发，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存在于其理论特有的“历史”之维和“现实”之维当中，它是社会历史本体论、社会历史认识论、社会历史辩证法、社会历史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石云霞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她认为，从宏观层面看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从中观层面看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微观层面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理论，这三个层面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历史发展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应是立足宏观整体、注重中观核心、准确把握微观基础，从总体上全方位考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田心铭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视角探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问题。他认为，理论是源于实践的具有相对完整形态的理性认识，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都是理论主体的一种反思性认识，即主体反诸自身、以自身为对象或客体的认识和评价。真正的理论都是不断生长着的生命机体，因而可以成为有自我认识能力的主体，但它的生命是由人赋予的，也是由人来代表的。
董良杰指出，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在历史演进和逻辑推演上是统一的，这种双重统一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证明。从理论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探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不仅有利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结构的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而且有利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提供理论支撑。
王南湜指出，马克思主义内含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能否认识到这一张力关系并以某种方式妥当处理，是马克思主义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或开端之作所具有的本源性，李大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就在于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张力的存在。这也意味着未来发展须从最本源之处再次开始，即不仅要返回开端所面临的本源性问题，而且还要有开端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所持的开放心态。
田子渝以学界存在的瞿秋白是“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说法为例，说明研究历史必须在历史语境中审视。该说法之所以有悖历史真实，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不是从历史语境中审视瞿秋白1924年出版的《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念》等讲义中阐发的马克思辩证法思想，而是将1938年斯大林确定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硬套在瞿秋白1924年的论述中。这种研究范式容易造成概念之间的冲突，应予匡正。
针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陈学明提出，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理由就是他认为这是一个促使一些人无止境地盘剥自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对抗的制度。现实世界无情地说明，只要资本逻辑占据统治地位，只要是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而生产，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要真正认识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找到从这一危机中走出来的道路，必须深入地研究生态与资本的关系。
（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世界历史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的探讨，是2012年史学界比较关注的理论论题。
隽鸿飞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唯物史观诞生的标志，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源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根据分工的发展阶段提出“五形态”说的同时，还根据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与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的差别区分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形成了“三形态”说的初步表述，形成了“五形态”说与“三形态”说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之原则的体现。
针对近年来对全球化的研究，王南湜指出，当人们援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去说明全球化的进程时，往往停留于马克思早年关于“世界历史”的一般性描述上，而并未深入到其关键的剩余价值理论。即便是有些论著试图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理解全球化，但也未能从剩余价值实现方式的理论原理上来看待全球化对于资本主义的意义。他认为，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具有这样的理论潜能。
董欣洁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分析了全球史的多样性问题。她认为，这实际是基于文化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历史认识与历史判断的多样性。全球史固有的多样性与其标榜的全球性构成一对内在的矛盾，是否能够处理好这种内在矛盾，决定着一本全球史著作的成功与否。这实际指向了西方全球史研究当前面临的根本性挑战，即如何超越目前经验性地描述和考察跨文化互动各种历史现象的阶段，充分认识互动本身的动力和规律问题。
叶险明指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不属于时下人们所说的全球化理论，但可以成为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点。必须基于对“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批判以及对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状态和趋势的科学分析，构建世界历史“双重结构”理论，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否则，就不能全面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对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
张越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史学（指中国大陆地区史学）无论是在历史观、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建制、研究格局上，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尽管包括史学史在内的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政治史的分期不一定完全同步，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显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而形成史学史分期与社会政治史分期的同步。这是回顾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后的新中国史学的关键。
于沛指出，有无自己的理论体系往往是衡量一国世界历史研究水平的标志，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世界历史研究发展的结果。多年来，我国世界史学者的理论素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整体上已经有了显著提高，并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为世界史学科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中国世界史研究始终具有与时代主题同呼吸、共命运的特点，其理论建设定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张顺洪总结了世界史跨学科研究人才应具备六个基本素质，其中首要一点就是较高的理论修养，即世界史跨学科人才要能够比较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要善于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研究世界历史。还要善于从传统史学的宝藏中吸收营养，并善于了解、分析和借鉴国外史学的优长，尤其是当前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西方史学的优长，运用到我们的科研中来。
袁银传和杨乐强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独特批判和反思而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历史理论。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能够及时跟进和反思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但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留下了科学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缺乏的遗憾。文章从横断面、纵向面以及批判类型演进三个方面考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及其特点，得出对我们在当今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启示意义。
徐崇温指出，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其中有些观点由于刻意回避乃至抹杀了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无法准确阐明真相。因为，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今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它包含四个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二 方法论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核心所在，孙正聿的专著立足当代辩证法研究的前沿理论，在深入发掘、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辩证法，如马克思的“批判本质”的辩证法、恩格斯的“理论思维”的辩证法、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遗产、实践基础、批判本性、当代课题等重要内容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凸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魅力，对于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和实质、深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的方法论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杨文圣指出，近些年来关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以零散的形式就社会形态的某一侧面、某一角度、某一问题发表个人的观点，缺少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整体把握，特别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什么”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少有人问津。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发展史和文本的考察，他认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特色可以大体归纳为多维度的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似自然史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和有机的社会形态结构理论三个主要方面。其中，社会形态划分理论是从宏观上考察社会历史分期，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是从动态中探讨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形态结构理论是从静态剖析社会内部构成。因此，应从发展史和文本出发，系统研究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特征，以正本清源，还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本来面目。
张秀琴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探索与重建，认为这些研究包括三个方面的理论努力：第一是理论资源的梳理。他们试图探讨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在文献与语境中的起源与形成，同时也梳理了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身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演化。第二是研究主题转向。他们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中凸显文化主题、扩大文化内涵，分别以“文化审美主义”、“文化内大众主义”、“文化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等形式构建了当代的文化意识形态论，从而延续并融合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所开启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新路径。第三是分析范式转换。他们在构建当代文化意识形态论时，力图摒弃传统机械决定论的分析模式，代之以一种“总体—辩证法”分析范式，并由此力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
梁树发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经验与现状提出五个方面的方法问题：一是正确理解列宁的“三个来源”思想，既要从横的方面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哲学和社会科学来源，又要从纵的方面关注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各种理论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二是承认“一源多流”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状态，只有把主流和支流结合起来，才能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三是要正确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必须把实证方法和总体性方法结合起来。四是在普遍与特殊的结合中，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总体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地位。五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评价，要求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与“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考量结合起来，并把“有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优先性的提问”。
杨耕具体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形成及其特征，并明确指出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理论缺陷。他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形成始自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9年出版的芬格尔特、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1931年出版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程》，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初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引证的列宁、恩格斯的著作多于马克思的著作这一文献格局，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和为现行政策做论证，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这三个基本特征在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有集中体现。因此，1932年、1934年出版的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成；而1938年出版的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模式的最终确立。尽管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深化并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观点，但从总体上看，它忽视了实践的世界观或本体论意义，否定了人的主体地位，颠倒了马克思哲学的总体逻辑。其根本缺陷就在于，向以自然为本体的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
孔慧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路向，作为其代表人物的埃尔斯特通过一种新的分析方式来考察马克思的学说。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主张的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功能的解释和辩证的演绎不同，埃尔斯特主张马克思所持有的是一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即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其结构和变化，原则上可以通过只涉及个体——个体的特性、目标、信念和行为的方式来加以解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把社会集合现象分析到个人层面，从宏观层面还原到微观层面。但令人困惑的是，在埃尔斯特提出的新框架中，似乎个人的归宿仍然是宏观的社会活动，只是在这个微观到宏观的过程中，相对于原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必然性，埃尔斯特则侧重了偶然性而已。不过，埃尔斯特强调因果的解释比功能的解释更优，因果的解释是处在更基本的一阶，的确是有说服力的。
政治哲学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点，其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研究正义、道德等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孙亮研究了所谓的“规范性”方法与“实证性”方法之争，即马克思研究政治哲学的方法到底是“规范性”的还是“实证性”的。他基于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论考察得出结论，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的理论根基是奠定在双重视角之上的，既不能简单地认定其为“规范性的政治哲学”，也不能简单地归结其为“实证性”的纯粹“经验科学”，而应该是两者的“合题”，这才是“历史科学”内在固有的紧张关系。只有基于这样的理论识见，才能够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应该是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固有的“规范性维度”相异质的，又不至于沦为一种抛弃了“规范性”价值指涉的“实证科学”的理解命运。
学者们也关注到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就政治哲学研究方法问题展开的争论。宫维明介绍了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罗德尼·佩弗和艾伦·伍德就“马克思主义是否和道德相容”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伍德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道德概念视作一种意识形态，认为它决定于具体的社会生产方式，是为巩固社会制度和促进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不具备所谓的普世价值，只会产生扰乱无产阶级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因此要坚决地加以拒斥。佩弗却认为，伍德根据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批判正义和权利等概念的语句解读出“马克思主义非道德论”是一种曲解。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文本来看，马克思主义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底蕴，比如说隐含着的对正义和权利的倡导。至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对于道德的批判语句，不应该误读为对整个道德的拒斥。这种批判实际是对阶级社会中的道德的否定，根本目的是想指出只有消灭和超越阶级对立，真正的人的道德才有可能。
三 认识论
欧阳康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的著作立足于科学实践观，在梳理认识论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了认识的本质、特点与功能，认识的系统结构，认识的辩证过程，认识与真理的关系，社会认识活动的基本向度，科学认识社会的方法论原则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对于探讨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之谜、认识论的发展及其革命变革，特别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认识论的本质及其当代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但整体上看，历史认识论研究的问题相对分散，表明这一领域的研究尚未出现关注度较高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依据个人兴趣进行研究。
张云飞归纳了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两个基本趋向，即辩护与创新。辩护的趋向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的历史本体论思想的认识论基础进行说明；创新的趋向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并未系统加以表述的历史认识论观点予以阐发。他认为，我国学者在历史认识论涉及的以下问题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进展，即历史认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生长点、生活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历史认识的性质与特点、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检验。而且，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三十年研究发展历程看，对于历史认识论各领域的研究都有所加强，认识也在逐步加深。他相信将来在这个领域能够开辟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
隽鸿飞认为，马克思通过对宗教的批判确立了批判哲学的双重逻辑，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思辨哲学批判的统一，实现了哲学研究范式的历史转向。哲学的历史转向并不是说哲学成为历史学，而是强调哲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内在关联，即哲学摆脱了纯思辨的性质转向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研究，历史学既是建立在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从而将历史的事实、历史的逻辑和人之存在的历史性三者统一起来，超越了以往全部关于人类历史的学说，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生成论的历史解释模式。
杨显平认为，整体性是马克思学说的根本属性，但目前我国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研究却陷入自身无法克服的认识论困境，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视阈的狭窄，囿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而未能进一步深入到本体论层面。因此，从本体论视阈出发重新阐释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在相对整体与绝对整体的辩证运动中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学说整体；在不断生成着的现实实践活动中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学说整体；在“关系视界”中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学说整体；在自我反思与批判的辩证思维方式中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学说整体。
邓龙奎认为，人类一直在探索认识的发生、起源和方式。从古希腊朴素的认识论到近代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认识的来源、方式等问题。经验论者认为，感觉经验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只有通过感觉才能认识世界，获得知识，只有经验才是可靠的；唯理论者认为，存在着许多“天赋”的观念，它们并不来源于经验，只有理性知识才是可靠的，只有理性才能获得真理。康德为解决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的争论，提出了让对象符合知识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认为先天认识形式是认识活动的先决条件。但康德式的革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无法解释先天认识形式的来源问题。马克思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提出先天认识形式来源于实践，认识对象也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这样，就在认识论上实现了对康德的超越。
张洋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首次集中论述了认识的辩证法问题。通过对杜林鼓吹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批判，恩格斯扼要阐述了辩证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首先，恩格斯批判了杜林从原则出发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论述了从事实出发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其次，恩格斯阐述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即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一方面任何真理都是主观对客观的正确反映，它的内容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且这种正确认识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因而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任何真理又都是人们在特定条件下对事物的一定层次、一定范围、一定过程的正确认识，因而又是相对的。最后，恩格斯阐述了真理与谬误的关系。真理和谬误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二者在一定的条件可以相互转化。真理和谬误的对立只存在于非常有限的范围和领域，超出有限的范围和领域，真理和谬误的对立就变成相对的。
四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
（一）生态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已日益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已使生态环境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早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环境问题已经逐渐暴露出来。虽然马克思没有对生态环境作出过专门的论述，但通过对马克思著作文本进行系统解读，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其中所蕴含的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
邹姗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逻辑。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它的出现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环境危机而引发的生态环保运动和绿党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它的产生，从一个新的视角对资本主义提出批判，从新的理念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用新的模式去实现社会主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既反对强调人类是自然主人的技术中心主义，又反对一切服从自然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引起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因此必须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态社会主义倡导绿色的社会主义模式，认为新型社会主义模式既要赋予它新的社会主义模型，同时也要赋予它生态学的意义，以体现其相对于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优越性。
穆亮红、邓翠华认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蕴含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挖掘分析这些思想，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扬弃劳动异化，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次，克服自然异化，促进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再次，改造工业化生产方式，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实践基础；最后，发挥制度优势，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毛新指出，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以及物质循环再利用的理论观点，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研究中国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物质变换的实现对于生态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需要运用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促进生产领域、消费领域、流通领域的物质变换，促进产业内部、产业之间、地区之间、能源与环境之间的物质循环，进而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王聪聪则强调，马克思是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方面，来揭示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马克思一方面强调自然的优先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人在劳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确立为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的自然观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其生态批判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也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武器。
陈长和卢文璟把现代社会生产抽象为物质、环境这两大部门共同完成的一个封闭系统。他们借助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部类平衡的思想，从理论上去剖析“环境问题”成因；并以中国为例，从实证角度去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他们指出，“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物质—环境两部门再生产过程中的不平等交换与不均衡发展的长期矛盾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使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深入化、理论化和模型化。
生态文明旨在使人与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杜明娥认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相关论述表明，生态文明内含着自然的先在性与历史性、人的对象性与主体性、“对象性活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只有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发展出融自然必然性与自由创造性于一体的主体性，批判、改造和超越工业文明之物质性、个体性、自利性和非生态性，才有望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开创、建构生态文明这一新的社会形态。
国内面对全球生态危机形成的“人类中心论”和“环境伦理学”本质上都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化的解读。李爱华、孙晓艳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对作为“人类中心论”和“环境伦理学”之本质的理性形而上学的清算，在本体论上确认了历史与自然的统一。而在此基础上的生态思想，才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否内在地具有生态学的意蕴，一直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争论的焦点。在生态学视域下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探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生态学的内在联系，是明晰这一问题的关键。石磊、赵宇霞指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态学内容由四个层次构成：第一，对片面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第二，劳动过程的双重性和劳动理论的生态学内涵；第三，对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源稀缺性的论述；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
李旭华认为，马克思生态思想是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统一，应从自然和人文两个维度进行考察。相应地，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包含以下内容：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思想；资本是生态恶化的根源的思想；“以人为本”的思想。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本质是可持续发展。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仅限于自然维度的考察，缺乏全面性。全面考察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在理论上有助于驳斥西方学者攻击马克思忽视生态问题的谬论；在实践上，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运用马克思的批判方法对生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关系予以揭示，进而对各种围绕生态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批判进行反思，可以揭示它们的洞见与缺陷。林孟涛、陈开晟重点反思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理论的捍卫可能存在的误区，指出理论中的矛盾或生态中的现实问题，最终只有通过实践加以解决。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主义挑战的回应，不应只停留于基本立场的辩护与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应在理论的构建与实践方面有更大作为。建构性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其有效性仍有待实践检验。
总之，马克思富有前瞻性的生态环境思想为解决人类环境问题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指导，为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指明了方向。在当代，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诉求，加强对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金融危机与经济发展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实质和特点。近年来的国际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新形势下表现形式的差异，从根本上说，它们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判断和精辟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说仍然是我们今天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指南。
曾友中、钟利琼以马克思货币理论解析当下金融危机为研究主题，试图挖掘出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独特内涵和现实指导意义。该书主要围绕马克思货币理论关于货币职能与本质、货币拜物教与货币伦理、虚拟货币与虚拟经济展开论述。该书深入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丰富内涵、重要思想和价值追求，并结合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实践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深重的灾难，各国学者对经济危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伯娜认为，通过马克思的视角再次对经济危机的特点和原因进行探讨，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这场危机的指南。也就是说，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因此，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在国际范围内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再思考，也引发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秦宣认为，在这种情势下，马克思主义既面临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积极回应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深入剖析金融危机的根源，对危机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抓住金融危机带来的良机，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把握其本质；同时深入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新问题，解答时代变迁对社会主义提出的新课题。中国学者必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不断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通过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的时代内容。
顾习龙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的视角探讨金融危机发生的缘由。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从资本形态的视角，揭示出资本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导致经济的逐步虚拟化。虚拟资本渐渐成为一种支配他人的手段，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就是对虚拟货币财富的追逐和占有。尽管资本形态与特点发生了各种变化，但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以信用为基础的虚拟资本，随着货币支付矛盾的积累、经济的泡沫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
经济结构转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并覆盖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郭玲玲认为，在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具体规划的同时，也要对其哲学基础进行深入思考，以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其理论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能够”与“应当”的关系问题、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以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问题自然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基础。这种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对过去的发展进行反思和批判，对当下的发展进行规范和约束，同时对未来的发展进行规划和引领。
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新的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如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剩余劳动力增多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郑琳佩探讨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中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认为这些理论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类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作者认为，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有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中有益的成分，紧密联系我国的实际，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一生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十分关注科学技术对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对科技创新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作过深入阐释。周琬、刘巍强调，马克思的科技创新思想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在带动生产方式变革、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重温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对于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文化与文明研究
目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日益成为学术思想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尽管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对文化建设的召唤与中国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必须也完全可能在中华民族的深厚文化土壤中不断实现创新和发展。
衣俊卿、胡长栓采取史论结合的研究方式，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文化自觉为基础，从文化存在的多维理论视野出发，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文化研究上的创新，梳理了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依据历史脉络的层层揭示，提炼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点和价值诉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内涵和发展线索，并在比较学视野中凸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特殊价值。
张茂泽认为，马克思的文化观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自然人化和人自然化的统一，是人性的对象化，人学色彩浓郁。马克思发现剩余劳动是文化的“物质基础”，分析了文化产生发展的原因，科学地解释了文化何以有好坏的问题。马克思还揭示出大文化内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以及不同文化发展阶段前后演变的动力、原因、条件和规律，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在马克思看来，理想的、真正的文化是人们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文化。这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改进社会制度，扬弃历史文化，提高人的文化修养，才能实现。马克思的文化观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指南。
苗瑞丹同样认为，“以人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决定了这一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内容和形式上会不断丰富和发展。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深刻分析和批评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从人本的角度揭示了文化的本质、目的和功能，为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进入20世纪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立足于本国的现实国情，中国共产党人又分别对这一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时代化的阐释。
唐忠宝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而不是文化史观。一方面，由于现实的经济基础对文化起决定作用，因此文化批判从属于现实的实践批判；另一方面，文化对现实的经济基础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因而文化建设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的终极关怀意义上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与人学密不可分，其根本落脚点是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孙乐强指出，马克思绝没有忽视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性，而是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批判范式。这主要体现为三种模式：一是早期的异化批判模式；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三是后期的日常意识批判理论。而后两种模式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文化批判是与经济批判和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任何脱离经济批判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批判，都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左派经济学都没有真正地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而是滑向了纯粹的文化批判和历史经验主义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也有着较为丰富的关于文明的论述，这些论述内在地构成了他们的唯物主义文明观的思想体系。戴圣鹏指出，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一词的使用情况以及相关表述看，其中有一个潜在的思想逻辑，即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早期的理解：文明即文化形式；第二，理解上的深刻革命：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第三，理解上的成熟与深化：文明是社会生产力的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理路中，文明并不是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存在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因而，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历史性，在阶级社会中还具有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范畴的深层解读，为我们正确地认识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与界分标准。从二者的本质来看，文化的本质是指精神、意识、观念，而文明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力。
夏建国、夏泽宏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与文化范畴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文明”与“文化”是一对极相近又相异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先后从九种语义上使用了“文明”范畴，又从五种语义上使用了“文化”范畴。这组范畴内涵丰富，语义复杂，并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以至于无法按照寻常的思维来理解它们的语义。为此，以具体的文献语境为基础，以它们在19世纪英、法、德语中的习惯用法为参照，以比较分析为方法，找出两个范畴之间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则可在整体上把握两个范畴的科学内涵。
（四）现代性与现代性批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顺应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寻求现代化新路径的过程。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与方向。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如何建构既克服西方现代性弊端，又适合中国自身特点的现代性模式和现代化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
黄明娣指出，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实际指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代表的现代性。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结合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分析，阐发了他的现代性思想。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作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的现代性，除了表现在理性和主体性精神所代表的社会意识层面之外，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社会存在层面即人的主体性丧失的现实状况，亦即人的“异化”、“物的依赖性”的现实状况，其深层本质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的逻辑。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恰好超越了现代性范畴。
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与民族有不同的实现方式。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有必要认真理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在关联。张琳通过对中国现代性追求的历史溯源，反思了当代中国现代性追求的历史方位，探讨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现代性建构，并力求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寻找新的切入点。
颜华勇力图从过去、现在、未来的视角阐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对于建构中国现代性的意义。首先，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具有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批判性和建构性辩证统一的内在特质。所以，它在揭示“现代性危机”根源的同时，也指出了走出危机的科学之路。其次，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辩证分析，对于当下中国“资本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最后，马克思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旨趣的人类解放理论，为未来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确立了高远的奋斗目标，而科学发展观就是其当下的最新形态。总之，在建构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研究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视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陈兰芝强调，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在三个向度上展开的：一是思维变革——从抽象理性转向实践理性；二是主体关注——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三是制度变迁——从资本现代性转向人类解放的现代性。其实质是通过对传统哲学的澄清，确立科学唯物主义的批判原则；通过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和现代资本主义弊病的揭露，建构人类解放的现代性即共产主义社会。
五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
过去一年，国内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取得不少新成果，在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方面都较上一年度的研究更为深入，范围也更广泛。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
英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是英国共产党为进行唯物主义历史研究而建立的专门小组。该小组的成员大部分都经历过辉煌的“人民阵线”时期，其信仰也是在这一阶段确立的，其中一部分成员后来成为了新左翼运动的核心人物。程祥钰对英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的历史做了梳理。他认为，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在英国左翼政治图谱中明显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所秉持的信念，所遭遇的来自左右两派的批判，以及在回应批判中积蓄的力量，都对后来的英国新左翼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初庆东分析了苏共二十大对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影响。文章认为，1956年苏共二十大在英国共产党内产生强烈反响，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要求英国共产党领导层以苏为鉴，在党内讨论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党内民主改革。但是，英国共产党领导层极力压制党内的讨论，不愿进行改革。英共领导层的立场最终迫使史学家小组中的部分成员退党。在这一事件后，这些历史学家摆脱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做法的束缚，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相结合，形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
《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是英国新左派早期重要的两份政治刊物。它们具有不同的起源、不同的人员结构和不同的办刊理念。张亮提出，《新理性者》的贡献在于提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英国新左派的早期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大学与左派评论》则致力于分析当代英国资本主义的现实，为英国新左派后来在文化研究、政治学等领域的学术繁荣开辟了道路。
张亮的另一篇文章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了总结性的评价。他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是在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形成、发展和终结过程中逐渐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第一代新左派和第二代新左派的代际张力作用下，它经历了从一元统一、二元对峙到多元并存的历史嬗变。通过学术研究实现理论创新是它的主要理论发展路径。一方面，它使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经济决定论的束缚，获得了一种具有英国本土特色的重构形态，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另一方面，它在社会形态理论、阶级理论、国家理论和文化理论这四个方面也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和发展。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霍布斯鲍姆于2012年去世。霍布斯鲍姆是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颇具影响的学者。颜英对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理论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维度进行审视，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理论的高度。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三者均具有现代性，现代性是其本质特征。但民族主义存在现代性悖论，即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强化剂，而全球化则是民族主义的溶解剂。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在方法论上对全球史和新社会史的研究具有示范性意义；在战略对策上对于民族国家的建设和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王文整理了霍布斯鲍姆对中国的一些看法。霍氏始终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看待中国近现代史的演变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他认为，中国虽然长期独立于世界的历史，但中国还是遭受了西方的严重冲击，成为旧有世界秩序变革中的重要力量。在未来，中国崛起必定使国家权力及世界体系发生变化。中国与美国存在冲突的可能性，这主要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判断。但中国没有全球政治的野心，对西方文明不构成威胁。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侯树栋分析了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罗德尼·希尔顿的中世纪：历史主题的探讨》两本著作。他认为，这两本论文集从多个领域和角度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及现状，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验和教训，并对前景进行了展望。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立足新形势、新角度，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目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等问题，显示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王立端认为，加拿大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伦·M．伍德以新颖而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重新界定了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阶级、人的能动作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命题。她以此为指导，研究了现实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起源。她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深信正是马克思有效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她通过批判现实资本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或者“全球化”是一种成功的标志，但也是一种弱点的来源，它的成功也正是它的失败，从而指明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只能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吴英的文章是对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书的评论。他认为，里格比较为准确地概括了由学科分野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的特点，而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也成为里格比教授全书论述的主线。他论证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历史学家所做的理解更具合理性，更适合指导历史研究的需要。相应地，该书的逻辑体系也即：首先较为详尽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主张的持生产力决定论的马克思，然后逐条对生产力决定论的解释做出反驳；并展示出历史学家所主张的持生产关系决定论的马克思，最后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出重新诠释。可以说，里格比的研究涵盖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全部内容，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和意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里格比的观点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他对待原著的认真态度和一些认识值得借鉴。
张秀琴的系列个案研究为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她认为，20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英国的传播与接受，主要是通过以文化为主题的研究开展的，而伯明翰文化学派也因此成名。斯图亚特·霍尔作为该学派的中坚人物，其文化研究一如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即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那样，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解读为切入点，同时又赋予这一概念以独特的理论及实践意义。霍尔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主要包括：其一，将大众文化视为当代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二，认为政治霸权是意识形态的主要社会功能；其三，多元链接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机制。这就是霍尔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文化大众主义”解释。在另一篇文章中，她指出，作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伊格尔顿主要致力于从研究范式转换（从认识论范式到社会学范式）和学术传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缘起与流变）等方面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力图从“文化审美主义”（在文化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框架出发图绘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以上不难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非常灵活，并经常结合实证研究提出有别于传统理解的新见解、新方法。
（董欣洁撰写本体论部分，吴英撰写认识论和方法论部分，张旭鹏撰写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部分，张文涛撰写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部分，吴英负责全文统稿）